二、协会的抗战动员

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工作一时陷于停顿。1938年4、5月份起，逐渐恢复，开始正常运作。工作重心由此前推动图书馆事业进步，一变而为支持国民政府的抗战政策。协会提请会员探讨战时工作。《会报》复刊时即希望会员“如有关于图书馆战时之工作，行政之兴革，被难之状况，文物之损失”，不吝惠赐，以便发表。其用意很明显，就是引导会员讨论图书馆与抗战的关系，便于战时图书馆工作的展开。此后《会报》一直将图书馆与抗战关系的论题作为重点内容，刊登在期刊的显要位置，即“论著”一栏。这一宗旨贯穿抗日战争始终，没有改变。

现将《会报》 “论著”一栏刊载的有关图书馆与抗战的文章，列表如表2—1：

表2—1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论著”栏有关抗战篇目

这些与抗战有关的文章透露出来的信息是丰富的：

从数量看，图书馆与抗战的文章占“论著”栏目篇数的一半以上。“论著”一般每期刊研讨文章2～3篇，平均起来，每期至少有1篇，或全部是图书馆与抗战的文章。其他文章或调查报告的数量加起来不及这一类的题材。这表明抗战已经压倒一切，成为协会关注的焦点所在。这与协会在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工作重点的转移完全一致，也表明协会支持国民政府的抗战建国纲领，不只是口头上的，而是有实际讨论，是实实在在地化为会员的内在动力。反过来，其他论著少，又证明抗战期间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进展不大，或者说处于停滞状态。

从内容看，图书馆与抗战的文章既有高屋建瓴式的论述，如《开展社教以普及文化建设运动》 《图书馆的时代使命》，也有具体而微的细致工作，如《战后中国图书馆复兴计划书》 《江西省立图书馆的战时工作》等；既有中国战时图书馆的价值、问题与发展的研究，也有对英国战时书报景色的介绍；既有图书馆学理论的阐述，如《图书馆与政治》《抗战建国期中的图书馆事业》，也有图书馆实践的例证，如《中国国际图书馆与抗战》 《抗战建国时期一个政府机关图书馆的实例——交通部图书馆概述》等；既有战时图书馆的发展，也有战后图书馆的展望。内容丰富多彩，均与战争时期的图书馆紧密联系。

从作者看，24篇论著，只有1人发了2篇，如果加上一篇译文，计有24名作者。作者数量众多，意味着中国图书馆界许多有心人士都在思考战时或战后的图书馆问题。他们身处战争年代，生活、工作、学术无不受到冲击，然而他们并没有忘记图书馆事业，仍然心系之。图书馆人如果没有执著的爱国精神，那是很难做到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战后中国图书馆复兴计划书》的作者萧彩瑜博士，其时身在美国，却挂念大洋彼岸祖国的图书馆事业，东奔西走，为祖国图书馆事业的复兴出谋划策，实属难能可贵。该篇文章刊登在美国图书馆期刊上，引起了美国图书馆协会远东及西南太平洋委员会的注意。该委员会表示：“萧彩瑜博士曾经提出关于中国需要摄影器具和图书阅读器的一个广泛的报告。在战争终结后可能购买与载运摄影设备的时候，这个建议需经过慎重的考虑。”205

从纵向看，图书馆抗战文章呈现阶段性特征。1938～1940年，多讨论战时图书馆的发展，主题宽泛。此时中国在战场上处于守势，协会会员也刚刚适应战时的生活状态，形势发展相当不明朗，因而战时图书馆建设的思考也是全方位的，图书馆界的思考切合了抗战建国纲领的需要。1941～1942年，侧重于图书馆与文化建设，相对明确。此时陈立夫掌教育部，他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念有戒备之心。《会报》刊发的文章也适应了教育部提出的文化建设要求。1942～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扭转了战场上的形势，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取得主动，逐渐朝日本本土进发；英美盟军在北非取得了胜利，驱逐了德国部队；苏联在苏德战场上进行了反攻。欧美大国乐观地看待战争形势的发展。他们的自信也影响了国人的情绪，协会主要领导相信战争结束已经为期不远，讨论战后图书馆复兴已然成为必要。1943～1945年，开始声势浩大地讨论图书馆复兴事业。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是会员通讯交流的机关，其刊载大量有关图书馆与抗战的文章，反映了中国图书馆界在战争年代的思考，也是引导协会会员为战时图书馆的发展建言献策的良好平台。这些文章显示了图书馆人对战争必胜的信心，对图书馆界无疑具有社会动员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