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恐怖主义犯罪的心理学解释
在对恐怖主义行为的长期研究中，研究者们进行了大量涉及心理学的研究，提出了不少观点，其中的一些论述值得关注。
（一） 社会心理背景
恐怖主义的社会心理背景（psychosocial context of terrorism）是指鼓励恐怖主义行为发展和扩张的社会心理环境。社会心理背景通过与每种文化相联系的社会化过程，来维持个人的认知建构。因此，社会中存在的文化和亚文化，是社会心理背景的重要内容，对于个人的社会认知发挥着重要作用。
欧文·斯托布（Ervin Staub，2004）认为，某些文化特征有利于恐怖主义组织的出现。这类文化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所谓的“文化贬值”（cultural devaluation），即一个群体或者文化被另一个群体或者文化选择为替罪羊或者意识形态敌人的过程与现象。“文化贬值可能包含着这样的一些信念，即其他人是懒惰的，或者智力较低，或者易受操纵，或者道德败坏，或者是危险的敌人，他们要摧毁社会或者自己所属的群体。”注186在美国，与种族、民族或者宗教团体有关的人们经常认为，美国社会的“主导”价值与自己所属的亚群体的价值观不一致。绝大多数这样的人都接受这种差异，或者通过在制度内的工作来改变主导观点。然而，有些人可能会采取恐怖主义的做法试图改变主导观点。由此可见，文化贬值过程和现象有可能催生恐怖主义。
欧文·斯托布指出的第二个特征涉及对不平等（inequality）、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和不公正（injustice）的看法。弱势群众、无能为力者和被社会排斥的人有时更有可能加入暴力或恐怖主义集团，他们不仅想通过这种途径满足一些基本需要，还想获得对恐怖主义集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欧文·斯托布将上述人员所具有的这类情况称为“艰难生活条件”（difficult life conditions），其特征是饥饿、疾病、没有归属感，缺乏对自己和家庭的保护。那些没有什么物质资料，几乎不会失去什么的人，是加入极端组织的首要人选；这些极端组织承诺，只要解除富人的权力，就能够获得较好的生活条件。加入极端组织不仅有希望改善物质生活条件，还有希望获得归属感、集体认同感、公平感等方面的心理满足。恐怖组织之所以特别有吸引力，是因为它们能够给被招募者提供一种清晰的集体认同，使那些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们能够产生公平感。因此，那些能够使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员获得物质利益和心理满足的文化，是滋生恐怖分子的重要土壤。
欧文·斯托布指出的第三个特征是，许多恐怖组织可能有很强的等级制度，有时候将其领导人描述为无所不能的、有说服力的、有个人魅力的人员。欧文·斯托布将这种社会心理特征称为对权威的强烈尊重（strong respect for authority）。一些人之所以加入恐怖组织，是为了放弃未曾实现的自我，服从强大的领导人和拥有指挥链的组织（chain-of-command organizations）。他们觉得，加入一个为了实现挑战性、刺激性的使命而组织起来的社会等级结构中，是最为舒适的。因此，这些真实的或者预期的生活条件有可能改善自己的生活时，很容易吸引人们成为恐怖组织的成员。
由此可见，恐怖主义是一种习得的政治行动方式，它受到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推动，受到内在奖励（intrinsic rewards）、群体影响（group influences）和灌输过程（indoctrination processes）的维护。
（二） 环境行为科学解释
斯蒂文·海斯（Steven C.Hayes，2012）等人提出了一种环境行为科学（contextual behavioral science，CBS）的观点，用来解释恐怖主义行为的产生。这种观点有意识地将有关行为和象征发展（symbolic development）的知识与人类继承和发展的其他方面联系起来，例如，与遗传和表观遗传因素（epigenetic factor）、生物发育可塑性和行为发展可塑性以及行为和象征发展的文化延伸联系起来，以便创造一种更适合解释人类面临的挑战（包括恐怖主义）的行为科学。
环境行为科学观点以功能语境论（functional contextualism）这种科学哲学为基础。功能语境论的基本观点认为，行为是个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既可以从情境方面来解释，也可以从历史方面来解释。功能语境论之所以选择用这种方式来看待社会，是为了解释行为发生的原因和行为的目的。特定行为的目的和功能并不是由行为本身来确定的，而是由行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来确定的。因此，功能语境论认为，不能脱离行为发生的情境来理解行为。
马克斯·泰勒（Max Taylor，2006，2015）运用环境行为科学观点解释恐怖主义行为，分析恐怖主义行为产生的心理过程，提出了下列见解：注187
（1） 可以把那些与恐怖主义有关的行为，例如，恐怖主义事件和恐怖主义参与，理解为个人的一个持续进行和不断变化的心理过程。这种心理过程是个人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特定的恐怖行为是以前的相互作用历史的产物，并且会成为未来恐怖主义行为相互作用历史的组成部分。
（2） 卷入恐怖主义的路径或者途径有多种，个人选择的路径或者活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变化。
（3） 个人在恐怖组织中发挥的作用可能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例如，有些人可以同时担任多个角色来维持组织，而另一些人可能会成为恐怖组织的高级成员并扮演不同的角色。
（4） 无论是在个人的环境中，还是在政治环境中，恐怖主义都会受到口头的和象征性的调节，那些与意识形态相一致的行为会受到强化，而那些与意识形态不一致的行为会受到劝阻或者惩罚。
（5） 在恐怖主义的背景下，意识形态与强烈的情绪反应（例如，对外部成员的愤怒）相联系，并且往往成为恐怖主义行为的强烈动机因素。
（6） 恐怖主义行为涉及以人际互动为核心的心理过程，其中的一个方面是社会分类（social categorization），另一个方面是心理距离（psychological distancing）。
（三） 参与过程
法萨利·蒙格哈达姆（Fathali M.Moghaddam，2005）论述了个人参与恐怖组织的过程的观点，被称为“通向恐怖主义行为的台阶”（staircase to terrorist act）观点。注188这种心理学解释认为，人们参与恐怖组织和进行恐怖主义行为，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通常需要经历六层楼（six floors）或者六个阶段：
（1） 第一层楼是对物质条件的心理学解释（ground floor: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s of material conditions）。注189在这个阶段，个人认识到自己的处境是不公平、不公正的。绝大多数人都处在基础的第一层楼，对他们来讲，最重要的是对公正和公平待遇的看法。在这些人中，很多人感受到了深刻的不平等，体验到强烈的挫折感和耻辱感，这种心理感受是他们变为恐怖分子的重要因素。如果仅仅用贫困和缺乏教育等物质因素解释恐怖主义行为，是有问题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已察觉剥夺（perceived deprivation）在恐怖分子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物质条件与主观体验之间并不是一种完全对应的同构关系（isomorphic relationship），个人对物质条件的主观认识往往对恐怖分子的形成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朗西曼（W.G.Runciman，1966）区分了两类剥夺感：第一，自我相对剥夺感（egoistical deprivation），这是指个人由于在其群体中的地位而感受到的相对剥夺感。当个人感到自己在所属群体中的地位低于其他成员时，就会产生这种相对剥夺感。第二，群体相对剥夺感（fraternal deprivation），这是指人们将其所属群体的地位与其他群体的地位进行比较时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当一个群体的人们认为自己所属群体的地位低于其他群体的地位时，就会产生这种相对剥夺感。研究表明，在一些情况下，群体相对剥夺比自我相对剥夺更有可能引起一些人的沮丧、不满、怨恨、愤怒等情感，并且有可能转化为侵害其他群体的集体行动。一些针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恐怖主义行为就是由这种群体相对剥夺感而引发的。
（2） 第二层楼是对消除不公平待遇的认知选择（first floor:perceived options to fight unfair treatment）。在这个阶段，人们会考虑如何用不同的方法消除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进入这个楼层的人们会寻求消除不公平待遇的各种解决方法。在这个阶段，有两种心理因素对人们的行为选择有重要影响。第一，个人对改善其处境的个人流动（personal mobility）可能性的认识。第二，个人对程序正义（procedural justice）的看法。当个人认识到有可能通过个人流动而改善其处境，并且在社会中有实现个人流动的公正制度与过程时，问题就能够得到妥善解决。相反，如果个人感到不可能通过个人流动而改善其处境，在社会中也没有实现个人流动的制度与过程时，就有可能促使人们用非法的方法改善其处境，其中的一些人就有可能选择恐怖主义的行为和方法。
（3） 第三层楼是对攻击行为的替代（second floor:displacement of aggression）。在这个阶段，个人会寻求替代攻击行为的出路，探索行动的不同机会。一些恐怖主义行为涉及的替代攻击（displaced aggression），是恐怖分子进行替代攻击的结果。当一些人产生严重的挫折感时，他们会将愤怒等情绪指向与挫折的产生无关的群体等，对他们进行替代攻击。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已经准备好进行替代攻击的人们，会积极寻求进行替代攻击的机会，他们会最终离开二层楼并登上更高楼层，以便对所认识到的敌人采取行动。随着他们爬上更高楼层，他们在道德上更加深刻地宽容恐怖主义。
（4） 第四层楼是道德信奉（third floor:moral engagement）。在这个阶段，个人会在道德上赞同并且积极参与恐怖组织。恐怖组织是一类具有独特道德的社会群体，它们将任何有可能实现其理想社会的斗争和手段都看成是合理的，并且将这种道德观念灌输给其成员，使其成员获得道德解脱，可以在道德上无所顾忌地对平民进行暴力袭击。从恐怖组织内部存在的道德观点来看，恐怖分子的行为是符合道德的，不符合道德的是那些敌对的政府和其代理人。恐怖组织会有效地利用各种方式对其新招募的成员进行道德解脱活动，使其不相信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所倡导的道德观念，转而信奉恐怖组织主张的道德观念。因此，恐怖分子在恐怖组织主张的道德观念的支配下进行恐怖活动，把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眼中的恐怖主义行为当作是殉道行为。恐怖组织会通过一系列方法让新招募者信奉它们所主张的道德观念，例如，隔离（isolation）、归属（affiliation）、保密（secrecy）、恐惧（fear）等。恐怖组织会将潜在的恐怖分子与正常社会生活隔离，使他们归属到恐怖组织，过一种与正常社会生活极不相同的生活；对他们的妻子儿女、父母和亲密朋友保密，不让他们知道这种生活；用一些措施让恐怖分子产生恐惧感，使其服从恐怖组织的安排。
（5） 第五层楼是固化类别思维并感知恐怖组织的正当性（fourth floor:solidification of categorical thinking and the perceived legitimacy of the terrorist organization）。在这个阶段，个人对恐怖组织的深度卷入，会促使个人对恐怖组织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会促使他们产生强烈的“我们—他们”思维（“us-them” thinking），这种思维会促使个人将恐怖主义行为正当化。当个人进入恐怖组织的秘密社会时，他们几乎没有机会活着离开这个组织。在大多数情况下，恐怖组织内有两类新招募成员：第一类新招募成员是那些较为长期的成员，他们变成小型组织（small cell） 的成员，每个小型组织通常有四五个人，他们仅仅掌握本组内其他成员的信息。第二类新招募成员是被招募来实施暴力袭击的人，他们会变成自杀型爆炸者。在一些情况下，对这类成员的招募、训练以及他们进行恐怖袭击的过程，不超过24小时。在这24小时内，招募者和有魅力的小型组织领导人往往高度关注被招募人员，将他们看成是名人，一直陪伴在他们周围，将新招募成员变成受到恐怖组织严密控制的人员，让他们执行恐怖组织的任务，完成恐怖组织的使命。
（6） 第六层楼是恐怖主义行为和回避抑制机制（fifth floor:the terrorist act and sidestepping inhibitory mechanism）。在这个阶段，个人已经准备好进行恐怖主义行为，恐怖组织通过将一些类型的目标看作“敌人”的方式，让恐怖分子很容易地进行恐怖袭击。被恐怖组织看作“敌人”的目标，往往是平民。
法萨利·蒙格哈达姆的模式为了解个人如何参与恐怖主义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根据他的论述，个人参与恐怖组织往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被灌输给恐怖主义的极端思想，接受相关的训练等，从心理上和行为上做好进行恐怖袭击的准备，然后进行恐怖主义行为。
（四） 恐怖事件的近因
贾森·罗奇（Jason Roach，2005）等人分析了恐怖事件的近因（proximal causes of terrorist events），其论述中有大量的心理学内容，值得关注。注190根据他们的论述，恐怖事件的发生，是“恐怖机会结合”（conjunction of terrorist opportunity，CTO）的结果，这些相互结合的恐怖机会包括恐怖分子的相关特征与当时情境的相关特征，这些特征构成了恐怖事件的近因。
1. 恐怖分子的相关特征
构成恐怖主义犯罪近因的恐怖分子（terrorist）的相关特征包括下列五个方面：
（1） 心理倾向（predisposition）。这是指人们具有的有利于发生恐怖事件的心理倾向。人类可能具有形成同盟和群体的倾向，具有拥有某个群体或者某些群体身份的倾向，具有感知和指定其他人的群体成员资格的倾向，具有评价其他群体威胁自己所属群体的利益（领地、资源、生育机会等）的倾向，具有采取行动影响、伤害或者破坏被视为威胁的那些群体的倾向。这些心理倾向是恐怖事件发生的重要心理基础。
（2） 缺乏避免恐怖主义行为的资源。这是指人们缺乏避免进行恐怖主义行为以及更加普遍的犯罪行为发生的资源的情况。例如，共情能力（empathic ability）、洞察力（perspicacity）或者处理与其他群体相关的敏感问题和利益的技巧。同时，这种特征也包括其他的能力，例如，抵抗有魅力的领导人的能力，抗拒群体压力和群体许可（group pressures and permissions）的能力。 （3） 行为准备（readiness to act）。这是指人们所具有的在受到激发、增强或者减弱时能够对其他群体的成员或者资产采取行动的情绪状态或者动机状态。当个人具备这种状态时，如果在情境中受到刺激，例如，受到其他群体的一系列挑衅、侮辱，使个人感受到羞辱、威胁、怨恨、敌意等，就会发生强烈的情绪唤醒，自发地进行恐怖袭击。
（4） 进行恐怖主义行为的资源。这是指人们所具有的有利于进行恐怖主义行为的各种资源的情况。这类资源包括心理资源（psychological resources）和生态资源（ecological resources）。心理资源包括一系列能力和技能，例如，在群体中进行恐怖活动的能力；动员其他群体成员的技能；根据语言、种族或者宗教符号识别敌对群体成员的能力；不对外群体成员产生共情的能力；自我辩解能力（ability to self-justify），包括在进行辩解时获得群体支持的能力；与他人合作和协作的能力；使用武器等工具的能力。生态资源是指在环境中存在的可以利用的资源，例如，武器等。
（5） 行为决定（the decision to act）。这是指恐怖分子在综合考虑相关因素的基础上做出的进行恐怖行为的决定。对于恐怖分子而言，进行恐怖行为的客观机会，是三类因素的结合：第一，情境中存在的一些目标；第二，有利的情境条件（situational conditions）；第三，恐怖分子能够利用这些情境条件，及应对这些条件产生的危害的资源。
2. 情境的相关特征
构成恐怖主义犯罪近因的情境的相关特征包括下列六个方面：
（1） 情境中存在恐怖分子。这是指在特定情境中存在一名或者多名恐怖分子的情况。情境中存在的恐怖分子，能够对各类情境都产生影响；无论是实际存在的恐怖分子，还是通过网络呈现的恐怖分子，都会对情境产生影响。恐怖分子的存在，会带来可以识别的危险性。
（2） 攻击目标（targets）。这是指遭受恐怖分子袭击和影响的对象。这类目标分为两小类：第一类是目标对象（target vectors），这是指恐怖主义行为袭击的直接对象。犯罪科学研究中已经识别出来一系列影响恐怖分子选择目标对象的情境危险因素，这类情境危险因素包括是否存在对象，对象是否重要，是否具有标志意义，在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看来是否具有正当性，是否能够被破坏，是否已经被占用（即是否包含目标人员），是否距离较近，是否容易被攻击等。
第二类是目标受众（target audience）。这是指恐怖分子希望通过其恐怖袭击而给予影响的人员。这类人员往往是某种群体，例如，某个社区、某个国家、某个公司等。恐怖分子希望通过威胁或者袭击目标对象去影响目标受众，希望通过制造某种“恐惧气氛”（climate of fear）而对目标受众施加压力。目标对象与目标受众之间的互动是很重要的，这种互动有可能通过一些政治过程而变得更加复杂。
（3） 目标围墙（target enclosure）。这是指恐怖分子利用人质等构成的围墙进行恐怖活动的现象。恐怖分子不仅为了恐怖组织的利益而利用巢穴、洞穴、大院、武器藏匿处等进行恐怖活动，并且通过群体过程进行管理，而且还利用人质、路障等构筑自己的“攻击空间”（offensible space）。基于同样的战术原因，他们也可能用类似的围墙把恐怖主义的目标围起来，使建筑物往往对恐怖组织具有情感方面的意义。
（4） 更广泛的环境。这是指恐怖分子可能利用更大的环境进行恐怖活动的现象。更大的环境对于恐怖行为可能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第一，战术和后勤方面的影响。地形、建筑环境等可能有利于恐怖分子，也可能不利于恐怖分子；如果不利于恐怖分子，就会产生“脚本冲突”（script clashes），例如，使恐怖分子在隐藏与暴露、追求与逃避、使用武力与不使用武力等之间难以取舍。第二，动机和情绪方面的影响。有吸引力的目标对象、群体成员资格或者在群体中的地位的象征意义等，都有利于调动恐怖分子进行恐怖袭击。
（5） 缺乏恐怖主义防范者或者防范者无能力（absence/incapacity of terrorism preventers）。恐怖主义防范者（preventer）是指能够降低犯罪事件或者恐怖事件发生风险（可能性与其危害性）的人员、组织或者群体。缺乏恐怖主义防范者或者这类防范者缺乏能力，都会增加恐怖分子进行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也会加剧恐怖活动造成的危害性。
（6） 存在恐怖主义促进者或者促进者有能力（presence/capacity of terrorism promoters）。恐怖主义促进者是指能够增加犯罪事件或者恐怖事件发生风险（可能性与其危害性）的人员、组织或者群体。恐怖主义促进者能够给恐怖分子提供道德支持、压力、后勤方面的帮助等，因而会增加恐怖分子进行恐怖活动的可能性，也会加剧恐怖活动造成的危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