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法国哲学是整个欧洲哲学的一部分，它具有欧洲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共同特征。然而，法国哲学作为一个特殊国别的哲学，又有法兰西文化独特的发展轨迹、独有的思维特点和特殊的民族风格。
在中世纪，法国出现过像洛色林（Roscelin，约1050—1123）、阿伯拉尔（Pierre Abélard或Abailard，1079—1142）这样一些经院哲学家，但由于当时哲学只是神学的附庸，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因此更不可能有独立的法国哲学。文艺复兴时期在法国出现了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1494—1553）和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1533—1592，又译作蒙台涅）这样一些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以及德布律埃（Guy de Bruès，1554—1562）、桑奇（Francisco Sanches，1551—1623）和夏隆（Pierre Charron，1541—1603）等怀疑论者，但他们的著作和思想主要是对中世纪教会和封建神学的揭露及对经院哲学（philosophie scolastique）的怀疑，富有批判精神，缺乏理论建设，没有建立起独立的法国哲学。因而，直到近代法国才有独立意义上的哲学。
一
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是法国近代哲学的奠基人。他创立的理性主义在法国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笛卡尔哲学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他提出了以“我思”及“自我意识”为基础，崇尚理性和逻辑思维的理性主义的新认识论和方法论，使哲学的视线重新回到自然和人这个哲学的伟大主题上来，使人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因而他开启了欧洲近代哲学。笛卡尔是一个彻底的二元论哲学家，在他那里，一方面物质自然界是遵循着机械运动规律的必然世界，另一方面是有“我思”、自由意志的精神世界。他在将世界二元化的同时，也向人们揭示了精神和物质、必然和自由的关系。
17世纪的法国哲学是围绕着笛卡尔展开的。笛卡尔的第一哲学和自然哲学对后世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也招致了两方面的批评。科德莫瓦（Géraud de Cordemoy，1628—1684）、雷吉斯（Henricus Regius，或名Le Roy，1598—1679）等人继承了笛卡尔的自然哲学思想，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1638—1715）重点继承和改造了笛卡尔的第一哲学。伽森狄（Pierre Gassendi，1592—1655）对笛卡尔二元论批判的出发点是唯物主义的原子论，而阿尔诺（Antoine Arnauld，1612—1694）和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1623—1662）对笛卡尔批判的出发点是非理性主义和冉森派（Jansénisme）的宗教哲学。至于富歇（Simon Foucher，1644—1696）和于埃（Pierre Daniel Huet，1630—1721），他们只是运用古代怀疑论的方法对笛卡尔主义的认识论进行批判。
笛卡尔、帕斯卡尔和马勒伯朗士三人的哲学，确立起了法国近代哲学的基调。帕斯卡尔将“几何学精神”（l’esprit de géométrie）和“敏感性精神”（l’esprit de finesse）做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几何学精神”尽管能够构造出公理体系，但不能证明“第一原理”，宗教和道德的“第一原理”只有通过“敏感性精神”才能获得。马勒伯朗士也认为我们不能直接认识世界，人是在上帝之中看一切。这些都意味着在笛卡尔理性主义建立的同时，非理性主义和宗教哲学就相伴而生。
400多年来，中法哲学的交流一直在延续和发展。17世纪法国耶稣会士来华传教，随后来华的巴黎外方传教会士给中国带来法国哲学，同时又把当时中国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宋明理学带回法国，这就产生了中法哲学的相互交流和理解问题。当时在中国发生了著名的关于中国文化的“礼俗之争”，在法国著名的宗教哲学家马勒伯朗士也写出了《一个基督教哲学家和一个中国哲学家的对话——论上帝的存在和本性》（Entretien d’un philosophe chrétien et d’un philosophe chinois sur l’existence et la nature de Dieu, 1708）。
二
18世纪是启蒙的时代（Age of Enlightenment），17世纪的理性主义原则变成了一种强大的现实力量，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宗教神学是这一时期哲学的两大主要任务。崇尚理性、研究自然、鼓吹进步，成为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动力，哲学和整个时代的革命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
1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反对形而上学，这是启蒙在哲学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在17世纪，无论理性主义哲学还是非理性主义、宗教哲学，都是以形而上学即本体论的形式出现的，而启蒙哲学就是从反对形而上学、反对抽象的绝对开始的。这不仅表现在贝尔（Pierre Bayle，1647—1706）、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拉美特里（Julien Offroy de La Mettrie，1709—1751）和孔狄亚克（É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1714—1780）等人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乃至一切形而上学体系的批判，而且还突出地表现在百科全书派（Encyclopédie）用战斗的无神论对神学唯心论做出的无情抨击。贝尔的怀疑论和梅利叶（Jean Meslier，1664—1729）的哲学是启蒙运动的先声，丰特奈尔（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1657—1757）和伏尔泰等人虽然不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但他们也对教会的罪恶行径做了无情的揭露，驳斥了宗教上关于神的启示、奇迹等迷信，反对信仰，弘扬了理性。特别是百科全书派抛弃了神学对自然界所做出的一切解释，依据“从自然本身来说明自然”的原则，提出了一整套“自然哲学”的思想，这是对当时各门自然科学水平的最高总结和理论概括。
法国的启蒙学者们要揭开宗教神学给社会和历史罩上的神秘面纱，力图理解人的本性、人的社会政治生活。他们从人性论、自然法理论出发，对历史和社会做出新的解释，所以社会政治哲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应运而生。孟德斯鸠（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是社会政治哲学的重要奠基人，他们反对封建专制，提倡自由平等，主张通过社会契约建立民主国家；“三权分立”的思想不仅成为法国大革命的理论武器，而且成为后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国纲领。
在欧洲近代先于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对人类历史做哲学反思的哲学家是法国的波舒哀（Jacques Bénigne Bossuet，1627—1704），这位法国的太傅想复兴中世纪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354—430）主义，将历史看作一个朝着最终目标进步发展的过程，尽管他的学说仍带有浓厚的神学色彩，但不失为一次有价值的探索。虽然伏尔泰的历史观念与波舒哀的大相径庭，但他把自己的《论世界历史和论民族的风俗与精神》（Essai sur l’histoire générale et sur les mœ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 1756，简称《风俗论》）一书看作波舒哀《世界史讲话》（Discours sur l’histoire universelle, 1681）的直接继续。我们可以挑剔伏尔泰历史观点的深刻性以及他的历史虚无主义，但是伏尔泰作为法国哲学史上系统地阐发历史哲学的第一人是无可挑剔的。除《风俗论》外，他的《历史哲学》（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1765）、《历史新思考》（Nouvelles considérations sur l’histoire, 1744）、《历史评论》（Remarques sur l’histoire, 1742）都是对后世很有启发的历史哲学论著。伏尔泰的好友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 Baron de l’Aulne，1727—1781），虽然是一位重农学派（physiocratie）的经济学家，但他同时也是一位历史哲学家。他认为人类历史是进步的，这种进步大体上分三个阶段，即宗教阶段、哲学或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段。他关于历史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e）解释成为下一个世纪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历史观的先导。把人类历史看作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差不多是18世纪法国哲学的共同特征（卢梭除外）；孔多塞（Marie Jean Antoine Nicolas de Caritat, Marquis de Condorcet，1743—1794）在他的《人类精神进步的历史景观概览》（Esquisse d’un tableau des progrès de l’esprit human, 1794）中，同样将人类的历史看作从黑暗走向光明、从野蛮走向文明、未来充满无限进步的渐进过程，并且将科学文化的发展看作这一进步的标志。
伏尔泰对“风俗与精神”的探讨，可以说是开了当代文化人类学之先河，各族的文化差异表现在习惯、风俗、家庭生活与共同生活、工艺与技巧、科学、宗教和艺术的差异上。伏尔泰和沃文纳哥（Luc de Clapiers, Marquis de Vauvenargues，1715—1747）是最先使用“文化”（culture）一词的人。在他们那里，“文化”是指训练和修炼心智（思想或趣味）的结果和状态、某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实际成就、良好的风度和社会风范、文学艺术和科学。“文化”是能通过教育所获得的东西。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1750）、《社会契约论》（Le Contrat social, 1762）、《爱弥儿，或论教育》（Émile ou De l’éducation, 1762），以及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1715—1771）的《论精神》（De l’esprit, 1758）和《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De l’homme, de ses facultés intellectuelles et de son éducation, 1773），同样是文化哲学的最早经典。
卢梭是现代性最早的批判者。他通过把自然和文明对立起来，对资本主义的文化、社会政治制度和教育方式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卢梭意识到，科学艺术的进步和发展是与人民的幸福相矛盾的，文化和文明的发展与人的道德水准未必成正比。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假如被以奢侈、金钱和低级趣味为主体的时尚所左右，就会完全变成一种“金钱文化”和低格调的“俗文化”。
卢梭认为，从自然状态进入到社会状态，就使人类从平等进入到不平等。人类社会每前进一步，不平等就加深一步。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在《反杜林论》中评价卢梭这一学说时写道：“因此，卢梭把不平等的产生看作一种进步。但是这种进步是对抗性的，它同时又是一种退步。……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1“这样，不平等又重新转变为平等，但不是转变为没有语言的原始人的旧的自发的平等，而是转变为更高级的社会契约的平等。压迫者被压迫。这是否定的否定。”2 如恩格斯所说，卢梭的这部著作可说是精彩地显示了自己的辩证的起源。它不但是对人类只是在上帝面前才是平等的那种基督教封建学说进行思想斗争的武器，同时，它也包括了法国资产阶级的革命口号“平等、自由、博爱”。法国革命爆发以前35年，卢梭就不但已经认识到革命的必然性，而且在哲学上、在法理上证明了革命的正当性。
当然，卢梭并不是认为，在社会状态中，人就注定是不自由和不平等的。恰恰相反，卢梭把不自由、不平等的社会状态看作不合理的社会状态。卢梭想要实现的“否定之否定”，是使人在一种全新的社会状态中达到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的自由和平等。后来，卢梭的这一思想深深地影响了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思想的形成。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以前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高成就，其中孔狄亚克、爱尔维修、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等人的经验论就是直接从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出发的。同时，他们在总结当时自然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将唯物主义的观点推广到科学的各个门类和社会领域中。从其理论特色来看，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分为两派。一派是“机械论的唯物主义”，它继承了笛卡尔物理学中的机械论思想，并将机械论极端化。例如，拉美特里将笛卡尔“动物是机器”的思想贯彻到底，提出了“人是机器”的极端机械论。霍尔巴赫（Paul-Henri Dietrich, Baron d’Holbach，1723—1789）将整个世界看作完全由机械因果性决定，一切都是必然，否认偶然性的存在，最终导致了宿命论。这一派哲学虽然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原则，但是思维方式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另一派“进化论的唯物主义”，它主要是以进化论作为它的科学基础，力图揭示世界的整体联系，把世界看作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该派的主要代表是毕丰（Georges Louis Leclerc, Comte de Buffon，1707—1788）、狄德罗以及后来的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Marquis de Laplace，1749—1827）。该派虽然没有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水平，但是它阐发的辩证法思想，成为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的主要思想来源。
三
19世纪法国哲学的问题是启蒙时代哲学理论的继续和延伸，它主要是围绕着是继承发扬启蒙时代的哲学精神，还是反对、扼杀启蒙时代的哲学精神而展开的。这一时期出现了观念学学派（idéologues）、实证主义、新批判主义、精神论（spiritualisme）运动等许多新哲学流派，产生了梅纳·德·比朗（Maine de Biran，1766—1824）、库赞（Victor Cousin，1792—1867）、孔德、勒努维埃（Charles Renouvier，1815—1903）、拉韦松（Félix Ravaisson，1813—1900）等一大批著名的哲学家。正是在这个时期，法国哲学才显示出它的丰富色彩和民族特质，它是法国哲学从近代走向现代的桥梁。
这个时期哲学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社会历史观问题。在启蒙思想家来看，法国大革命的胜利，同时也是人类历史的进步，它不仅使法兰西民族获得了解放、再生和自由，同时也给世界上其他民族带来了解放、生机和自由。它是自宗教改革以来资本主义精神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内的胜利，是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胜利。然而也有人把法国大革命的胜利看成一场灾难，它破坏了社会的基础和稳定，扼杀了法国的民族传统，抛掉了道德和社会统一的宗教基础。从哲学上来否定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哲学派别是传统主义。传统主义的特点是坚持法国的政治传统和宗教传统，反对革命精神，攻击启蒙哲学，反对理性主义，其思想先驱是圣马丁（Louis Claude de Saint-Martin，1743—1803）。正当启蒙运动轰轰烈烈之时，他就极力反对启蒙运动的哲学，以恢复旧的形而上学和宗教唯心主义的神秘学说来与之对抗。传统主义的第一个代表人物德·梅斯特（Joseph de Maistre，1753—1821）就继承了圣马丁的思想，认为在人类历史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历史是神圣天意的作用，而个人不过是被天意所利用的工具。他仇视革命，企望恢复帝制，将大革命提出的人民主权说成没有根基的，将民主的成果说成社会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德·波纳尔（Louis de Bonald，1754—1840）也认为，在政治社会中主权应该属于君主而不是属于人民。在他看来，革命不过是已往社会弊端的“登峰造极”，必将有一个人能使社会摆脱这种无政府状态而恢复其自然的秩序，这个人就是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可见传统主义就是在哲学上为拿破仑恢复帝制做理论说明。
折中主义（éclectisme）是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官方哲学，它是以库赞等人为主要代表的。这种折中主义不仅表现在哲学理论上，将感觉主义、常识哲学、观念论和神秘主义调和在一起，同时还非常突出地表现在政治态度上，提出可以建立一种综合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中各种有价值因素于其中的社会制度。传统主义梦想恢复绝对的君主制，而折中主义企图找到一条中间路线，要求君主立宪，这反映了他们资产阶级的调和精神。
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孔德在社会历史观上继承了杜尔哥、孔多塞、圣西门（Claude Henri de Rouvroy, Comte de Saint-Simon，1760—1825）和进化论的思想，认为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上升、前进的过程，它有自己的发展规律。社会历史像生物界一样是一个连续进化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不是孤立的，都是处在社会发展的总体链条之中。与人类理智发展的三个阶段相对应，人类历史也经历了“神学的军事时代”“形而上学的法学时代”“科学的工业时代”三个阶段。在这里，孔德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发展最高、最完善的社会。
社会历史观争论的各种学说的出现分别与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拿破仑恢复帝制、法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确立和稳定这一历史进程相一致，以代表18世纪启蒙运动精神的历史理论的胜利而告终。
重建形而上学和拒斥形而上学是这个时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方面，由于启蒙哲学对已往形而上学的批判，这个时期有些哲学家企图重建新的形而上学。从梅纳·德·比朗至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建立起一长串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他们分别以心理学、道德和宗教作为自己形而上学体系的基础。梅纳·德·比朗最初属于德斯蒂·德·特雷西（Antoine Louis Claude, Comte de Destutt de Tracy，1754—1836）创立的观念学学派，继承的是启蒙运动的精神，特别是孔狄亚克和卡巴尼斯（Pierre Jean Georges Cabanis，1757—1808）等人的哲学思想。“l’idéologie”在这里不是指“意识形态”，而是指“观念学”。从字面上看，它要研究的是观念的来源、观念在语言中的表现和在推理中的结合，而实际上在它的创始人那里，“观念学”一词是关于人的机能及其活动的研究，观念学所要建立的是一门关于人的本性的科学。梅纳·德·比朗就是遵循观念学的这一思路，要建立一门关于人的科学。他把人看作一个能动的、自由的主体，自我的存在是在对意志的努力的直观中发现的，自我直观到自己就是一切意志现象的原因，所以梅纳·德·比朗套用笛卡尔的公式：“我意欲，所以我存在。”（Volo, ergo sum）他的形而上学的基础是反省心理学，形而上学是“关于内在现象的科学”或者说是意识现象学。
“spiritualisme”在19世纪法国哲学中当然不是指“唯灵论”，因为它与认为一切物体皆有灵魂的学说毫无关系，此处应译作“精神论”。它是指从拉韦松开始，经拉舍利埃（Jules Lachelier，1832—1918）和富耶（Alfred Fouillée，1838—1912），到柏格森而完成的一场哲学运动。
与重建形而上学这一特征并存的另一突出特征是拒斥形而上学。这一特征在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中集中地体现出来。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认为，人类精神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在神学阶段，人类精神探索的主要目标是万物的内在本性、现象的根本原因或最后原因，追求一种绝对，用超自然的主体的作用来说明一切现象。而形而上学阶段不过是神学阶段的改头换面，只不过是把超自然的人格神换成了一些形而上学的抽象的实体和无所不包的自然。实证阶段是人类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实证知识才是真正的科学知识，在这里人类精神不再企求绝对的概念，不再探求宇宙的起源和目的，不再求知各种事物的内在本质，它只关心现象和可观察的事实，把推理和观察结合起来，发现现象间的实际规律。所以孔德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他不仅要反对“希腊学派关于本体论的议论”、希腊本体论在中世纪哲学中的变体、近代的思辨形而上学体系，同时还要直接反对他同时代以梅纳·德·比朗等人为代表的观念论者的形而上学。
马克思主义从产生到发展，与法国是密不可分的。不仅圣西门、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的空想社会主义（utopian socialism）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而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恩格斯本人直接参与和指导了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并为法国写下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Contribution à la critique de la philosophie du droit de Hegel, 1843）、《哲学的贫困》（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1847）、《共产党宣言》（Le Manifeste du parti communiste, 1848）、《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Les Luttes de classes en France, 1848-1850, 1850）、《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Le 18 Brumaire de Louis Bonaparte, 1852）、《资本论》第一卷（Le Capital, I,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production capitaliste, 1867）、《法兰西内战》（La Guerre civile en France, 1871）、《反杜林论》（L’Anti-Dühring, 1877）、《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Socialisme utopique et socialisme scientifique, 1880）、《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L’Origine de la famille, de la propriété privée et de l’Etat, 1884）等篇章，在法国大量出版和印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法国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综观法国近代哲学史，可以说法国近代哲学是围绕着三条线索展开的。第一条是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这条线从笛卡尔开始，经百科全书派、孔德的实证主义，到彭加勒（Jules Henri Poincaré，1854—1912）、迪昂（Pierre Maurice Marie Duhem，1861—1916）的科学哲学结束。第二条线是非理性主义和宗教哲学，从帕斯卡尔和马勒伯朗士开始，经梅纳·德·比朗，到柏格森和布隆代尔（Maurice Blondel，1861—1949）的宗教哲学结束。第三条线是无神论和社会政治学说，贝尔、梅利叶等人的无神论和百科全书派的战斗的无神论都是反对宗教神学的典范，实质上这仍然是理性主义精神的体现；而对社会政治学说的探讨，18世纪的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19世纪的圣西门、傅立叶、孔德等人都是突出的代表。在这三条发展线索中，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是一条主线，因而它是法国近代占主导地位的哲学；而非理性主义从一条隐线逐渐地变成了一条显线，从一条副线开始变成一条主线，将理性主义的地位取而代之。非理性主义哲学取得了主导地位，就标志着法国近代哲学的结束和法国现代哲学的开始。
四
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哲学相比，法国近代哲学似乎有以下几个特点：
法国哲学贯穿着怀疑精神和崇尚理性的精神。敢向传统和权威挑战的怀疑精神在法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中世纪的唯名论者（nominalist）阿伯拉尔就认为，在学问上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坚持经常性的怀疑，在阅读教父的著作时应该有充分进行批判的自由，而无不加怀疑地接受的义务，否则就是剥夺了人的智慧、堵塞一切研究的道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蒙田也是用怀疑主义来批判经院哲学和独断论。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创始人笛卡尔认为，要获得确实可靠的真理，就要进行一次普遍的怀疑，在理性的基础上重建科学的大厦。贝尔的怀疑论、伏尔泰的怀疑论是要把理性和信仰对立起来，以怀疑论为武器来批判为宗教做论证的形而上学和一切思辨哲学，从而使人类的理性不去研究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而转向对现实的人和自然的研究。
怀疑精神和崇尚理性的精神是同一种精神，可以说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怀疑是否定的、批判的一面，崇尚理性则是肯定的、有所建树的一面。怀疑的目的就是要崇尚理性，或者说怀疑只是理性的一种手段，怀疑就是要把一切放在理性面前重新审视。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将上一个世纪哲学家确立的理性主义变成一种现实的政治原则，理性主义成为他们反对封建意识形态、勾画新社会蓝图的标尺，理性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已往的一切都要在理性的法庭面前接受审判。
法国哲学更加注重对人和社会的研究。从笛卡尔开始，他的二元论哲学其实就是人的二元，心身二元；18世纪的拉美特里提出“人是机器”，把人仅还原为一个复杂的物质对象，一架比动物更为复杂的机器；而爱尔维修则更注重人的灵性，强调人的精神性，把人看作教育的产物；梅纳·德·比朗等精神论者，把人作为一个文化的对象，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层次丰富了对人的认识。对于由人所组成的社会的研究，不仅孟德斯鸠、卢梭的功绩在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史上是不可磨灭的，而且孔德直接就是近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他的“社会动力学”（le dynamisme social）、“社会静力学”（la statique sociale）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秩序”的探讨，尽管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但揭示了人类社会运动的某些共同规律。这些都应该看作法国哲学对人类社会认识的贡献。
法国哲学具有开放性。法国近代哲学有着由笛卡尔、帕斯卡尔和马勒伯朗士建立起来的民族哲学传统，然而，它并不是自我封闭的。法国哲学特别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哲学精华，最具开放性。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极大地吸收了英国唯物主义哲学，特别是洛克的经验论。从启蒙思想家到百科全书派几乎没有哪一位哲学家不受洛克哲学的影响，并且狄德罗还极大地吸收了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哲学中的辩证法因素。19世纪，不仅勒努维埃的新批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哲学的继承，而且阿默兰（Octave Hamelin，1856—1907）的唯心主义和黑格尔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
法国哲学具有很强的现实参与性和文学性。法国近代哲学不是书斋里的哲学，而是与现实斗争紧密相连的哲学。哲学家不喜欢身居斗室去进行玄学的思辨，而更加关注社会的变革和政治的斗争。他们有一种使命感和时代感，如18世纪的启蒙哲学和唯物主义就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先导和战斗旗帜，赋有现实性和战斗性。即使是传统主义或孔德的实证主义，也分别是为拿破仑称帝或加强资产阶级的统治、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做论证的。另一方面，法国哲学家最富激情，他们不是只沉湎于理智王国而缺乏情感的冷酷哲学家，他们是哲学家同时又是诗人、文学家、艺术家。在法国，哲学和文学似乎有着不解之缘，它们虽然都是以自然、社会和人生为对象，但是各自考察问题的方式方法不同，而法国哲学家最擅于将这种不同的形式和方法结合起来。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人是名垂史册的文学家、戏剧家、文艺批评家，他们擅长用文学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其后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和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获得文学领域的桂冠——诺贝尔文学奖——就是法国近代哲学传统影响的结果。因为文学形式活泼，语言通俗，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所理解，用它来表述哲学最容易使哲学成为老百姓的哲学，使抽象的理论变成现实的力量。
五
法国近代哲学史涵盖的内容主要是17、18、19世纪三个世纪的法国哲学，因为19世纪在法国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内容，本书没有专门论述。从柏格森开始的20世纪法国哲学通常被看作现代西方哲学的发端，应该放在法国现代哲学中来讲，因此，本书也没有专门论述。
法国人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为人类的认识史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由中国人写出来的法国近代哲学史，以中国人特有的思维视角去审视法国哲学，也必将获得法国人自己无法得到的精神收获。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巴黎出席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在演讲中说道：“我青年时代就对法国文化抱有浓厚兴趣，法国的历史、哲学、文学、艺术深深吸引着我。读法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史的书籍，让我丰富了对人类社会政治演进规律的思考。读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圣西门、傅立叶、萨特等人的著作，让我加深了对思想进步对人类社会进步作用的认识。”这充分说明了法国文化特别是法国哲学对于中国人精神世界和社会变革的影响，这也是促使中国人去研究和编写法国哲学史的动因。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力求尊重哲学史的本来面目，真实地反映哲学史的发展线索、哲学家本人的哲学体系或基本观点。写作是以广泛阅读哲学家本人的主要著作和有关专家的研究专著为基础的，但并不是哲学家本人观点的简单罗列，或记历史的流水账，而是对于哲学家思想的内在联系和哲学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的一种把握。从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上来把握法国近代哲学的发展，章节顺序的排列基本上反映了哲学家在历史上出现的早晚，同时又按他们的思想内容、理论特征以及与社会思潮的联系归并成章，因而既反映了法国近代哲学发展的历史线索，又反映了他们的理论内容和逻辑联系。
本书力求反映出我国对于法国哲学研究的新观点、新成果，体现出中国特色。因而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吸收和参考了中国学者们许多专著和论文中的材料和思想，他们的成果为本书增色不少，在此向他们一并表示感谢。不过，我也注意避免人云亦云，虽然本书所写的哲学家大多为国人所熟悉，许多哲学家在通行的哲学史教材和专著中都已写过，但本书还是力图写出新的角度和新的内容。
本书的主要部分是我20多年前写成的，19世纪法国哲学一章也是由我10余年前的几篇文章组成的。由于自己的学术积累和当时学术条件的限制，在学术资源运用和学术表达方面本书还存在许多缺陷和不令人满意的地方，疏漏和错误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1 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特辑），第148页。
2 同上书，第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