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海岱地区史前文明化进程
二十世纪海岱地区史前文明化进程研究的历史回顾
一、前言
以今山东省域为中心的东方地区，在地理上以渤海、黄海、泰山（岱）和淮河下游（故道）为显著标志，主要包括胶东低山丘陵区、鲁中南山地丘陵及其周旁的山前平原，考古界称为海岱文化区1、泰沂文化区2、东夷文化区3、齐鲁文化区或黄河下游文化区。不难看出，这些术语名称是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历史文化区的表述，但源于夏商周王朝的话语霸权按方位和族群分类提出的“东夷”集团（族），其与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对应关系显然是一个争论颇大的复杂问题；而齐、鲁两国只是西周王朝分封在东方的两个大国，并不能完全代表东方早期政治与文化的发展格局；另外，在先秦大部分时间里，黄河主要是从天津、河北或淮河地区入海的。因此，把这一地区称为海岱文化区似乎更恰当些。整个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初期，海岱区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是中国六大文化区之一。几十年来的考古和研究表明，海岱文化区作为中国文明起源多元中的一元以及凭借其对华夏文明形成和发展所做出的独特贡献，其重要性正日益突出，已是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地区。
总体来看，考古学上探索海岱区文明起源主要有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墓葬规模悬殊、随葬品丰富的大汶口墓地资料的公布，以及陵阳河图像文字的释读为契机，学术界对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和族属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其中尤以唐兰先生提出大汶口文化进入文明社会和中国已有五六千年文明史的观点最为著名。4但由于海岱区史前文化发展谱系和编年在当时还没有建立起来，讨论文明起源问题在资料与理论方法上还没有足够积累和必要铺垫，所以这次热潮在两三年后很快降温。第二个高潮是90年代以后。早在80年代前期，在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理论的指导下，海岱地区就已基本建立起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从新时期时代中期到青铜时代初期的文化发展序列和谱系。5所以在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寿光边线王、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和临淄桐林等龙山文化时期城址（壕沟）的发现，以及丁公陶文的出土，自然而然地引起考古界对这些与文明化进程密切相关的考古资料的思索。尤其是90年代初，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国考古学要转向复原史前史研究和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以来6，在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掀起热潮、各种文明起源理论层出不穷的新形势下，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也随之进入了新一轮高潮。
本文计划对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历程做一历史回顾，分析评判的焦点侧重于学者们的研究取向，主要包括研究所涉及的内容、角度、思路以及理论（历史）依据等。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海岱地区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发展的独特性，其文明化进程涉及了发生、发展、中断以及最后融入以中原为中心的商周文明的全部过程，时间上实际涵盖了整个先秦时期（包括史前、原史和历史时期）。为讨论重点起见，本文将研究时间范围只限定于青铜器时代初期以前。
二、海岱地区文化发展框架
20世纪初，历史学界普遍认为商族起源于东方，主要是山东地区。7为探讨殷墟文化的来源问题，30年代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掘了济南龙山城子崖遗址，确定了以黑陶为特色的龙山文化，并认为龙山文化与殷墟文化关系密切。8为了进一步了解龙山文化的分布区域和特征，考古工作者在海岱等地区做了大量考古调查工作，还发掘了日照两城镇等遗址。那时以及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学界在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小屯文化的关系以及族属对应问题上花费了相当大的研究精力和时间。直到1959年，在泰安大汶口（宁阳堡头）清理了133座史前墓葬，出土遗存既不同于龙山文化也有别于仰韶文化，如墓葬以单人葬为主、随葬品丰富、墓葬等级又分明，这与多人二次合葬墓为主、少见随葬品的仰韶文化迥然有别，震惊了考古界，遂确立了大汶口文化，并认识到其早于龙山文化。9在对大汶口文化社会性质争论不休的同时，学界对大汶口文化的内容和分期及其来源、龙山文化的走向等问题也做了积极思索，并促使各地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包括大规模考古发掘和编年研究，如兖州王因、邹城野店、泰安大汶口遗址、滕州北辛、莒县陵阳河与大朱村、牟平照格庄等许多重要遗址，都是在70年代发现或发掘的。到80年代前期，考古界就基本构建了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从公元前5300年到前1500年的文化发展序列，90年代前后又发现了早于北辛文化的后李遗存，把海岱地区新石器文化提早了上千年。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学者就开始意识到山东、苏北应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区，并且是中国早期文化发展的三大中心之一。在苏秉琦先生根据区系类型学理论所划分的史前“六大文化圈”中，海岱区就是其中之一。至此，以山东省为中心的海岱地区是一个独立文化区的观点，在考古界很快得到普遍认可。而此前历史界通过对古文献的梳理和历史传说的考订，曾提出过海岱民族或东夷集团是中国上古的三大族系或部落集团之一10，就已预示着该地区有独特的文化，现在通过考古资料得到证实，这算是一种“耦合”吧。
以上所述可知，70年代到90年代初，考古界主要把精力放在各个文化编年、地区类型、文化面貌以及与周围文化关系等基础性研究上，基本廓清了海岱地区作为一个文化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11这些基础性研究成果为以后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的探索搭建了一个稳实的平台。
在进行这项工作的同时，也发现了与社会分化有关的大量遗存，主要是大汶口、龙山文化墓葬和聚落方面的。其中大汶口文化的墓葬，如在大汶口遗址又发现了大汶口文化较早阶段的大型墓，显示出在这个时期社会已开始分化；野店遗址发现一批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大型墓；新沂花厅墓地则发现了独立成区的10座大型墓，内有8座殉人，最多的殉葬达5人之多，随葬品最多者达159件，还出土了丰富的良渚文化玉石器；莒县陵阳河、大朱村、杭头等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内，上层贵族墓葬单独埋葬一区，墓室规模巨大，不仅随葬包括薄胎、厚胎高柄杯，大型陶瓮与滤器在内的几十件甚至上百件的陶器，还有数量惊人的猪下颌骨、精美的玉石器，以及刻有图像文字（符号）的陶臼等（至今已在该地区出土的20余件陶臼上发现了10余个字体）。聚落方面，滕州西康留遗址发现了与建筑有关的夯土台基；五莲丹土遗址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壕沟和夯土墙，丹土还出土过数量惊人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大型玉钺、璇玑、琮等；安徽蒙城尉迟寺也发现壕沟，还出土一些刻有图像文字的陶臼，其中多数图像文字与莒县的基本相同，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现象。
龙山文化墓葬资料中，高等级墓主要出自泗水尹家城、临朐西朱封等遗址，均有棺椁葬具，后者还有器物箱；西朱封、昌乐袁家墓地出土了精美的玉钺、大型玉刀、冠形饰等，丹土、两城镇遗址的超大型玉刀、璇玑和刻有兽面的玉锛也可能出自墓葬；临淄桐林遗址出土的大型陶甗、“列鼎”与“列盆”等特殊器类，也引起了广泛重视，邹平丁公遗址的刻有11个单体字组成的陶文书更是首次大发现。另在一些遗址还出土了铜器小件。聚落方面，超大型聚落，如两城镇、尧王城、桐林遗址的面积竟达数十万平方米以上，防御型的壕沟已经普遍，在城子崖、丁公、桐林、阳谷景阳冈等还发现了城墙。岳石文化也有一些重要发现，如尹家城遗址出土了青铜刀、镞、环等，桓台史家发现了用木构架的大型水井和刻字卜骨，城子崖则清理出了夯土城墙。这些重要发现构成了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基础。
三、早期的探索
早在城子崖遗址发掘和龙山文化确认之初，李济、梁思永等学者就从陶器、卜骨、夯土、墓葬等方面论证出龙山文化是殷墟文明的主要来源。12后来，尹达先生做了进一步阐述。13之后，在河南陆续发现并辨认了比殷墟（小屯）文化早的二里岗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这样，由于龙山文化与小屯文化之间还有近千年的时间距离，大陆考古界一般不再谈论龙山文化与殷墟文化的关系，但台湾的考古学家仍为论证二者关系撰写了大量论文14，认为殷商文化的基础是山东龙山文化。甚至在七八十年代，邹衡先生的考古学研究实际已基本上解决了夏商文化的来源问题15，但旅美学者张光直先生仍坚持商王朝上层来源于东方的观点，认为殷商文化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共享一些重要因素，包括厚葬制度、木椁葬具、二层台设置、随葬龟甲习俗，以及若干陶器形制、白陶、骨匕、骨雕、绿松石镶嵌及装饰艺术中的纹样等，因而，它们之间应存在渊源关系。16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豫东的一支岳石文化应发展为先商文化和早商文化，并在那里试图通过田野考古工作证明之。17可以看出，这种观点的历史依据是夷夏东西说、商人源于东夷说；从某种角度而言，这实际上是把海岱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捆绑在中原华夏文明发展的框架内，视海岱地区为华夏文明进程的一部分。这种观点一直影响着欧美考古界，致使他们在探讨史前墓葬、聚落、城址乃至考古学文化时，往往把黄河中下游地区放到同一层面上阐述。这种忽视海岱和中原地区已有的基础性考古研究成果的做法，实际上也就忽视了海岱地区文明进程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
当然，由于地理位置上相互毗邻，海岱地区和中原地区历史文化联系一直比较密切，人群来往也比较频繁，导致二者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邹衡先生就认为夏文化的陶礼器如觚、爵、封口盉、鬶（鸡彝）、瓦足器等应来自东方或与东方有着密切关系，并据此推测其上层建筑的礼制可能来自东方。18李伯谦先生进一步论证二里头文化的觚、盉、鬶、豆、单耳杯、三足盘等来自山东龙山文化，并以此认为二里头文化应是后羿（来自东方）代夏之后的夏文化。19此后，又有学者从制陶、治玉、镶嵌、夯筑、占卜龟灵、犬牲、原始文字等诸方面论述了海岱文明对中原文明的影响，认为后者的一些文明因素构成了后者的直接来源，并在思想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上为夏商文明的诞生做好了准备。20由此可以看出，海岱文化区对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这应是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的一个显著特色，也是其他文明区所无法比拟的。关于中原地区对海岱地区文化的影响，目前看来，主要是在庙底沟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和龙山文化末期，尤其在龙山文化末期，来自中原地区的影响可能已改变了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的方向。到商代中期之后，来自中原及西部的商周文明则主导了海岱地区文明的发展格局。
四、七八十年代的探索
把海岱地区作为一个单独区域考察其文明起源，应始于70年代末唐兰先生引发的那场关于大汶口文化性质的大讨论。他根据大汶口等墓地随葬陶器、猪下颌骨以及木椁、棺葬具的差异，认为私有制早已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和阶级也已产生，女性为男性殉葬现象则表示女性社会地位的降低，加之图像文字已经出现，大汶口文化分布范围又相当于一个很大邦国的面积，因此，他大胆提出，大汶口文化已出现国家，进入了文明阶段。他还认为黄河下游的河淮之间应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并进而认为中国奴隶制社会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包括大汶口文化时期，晚期为夏商周三代。21尽管当时已有学者指出他把大汶口文化不同时期的遗存混为一体了22，并且现在看来，他所使用的具有时代特色的术语似乎也与时下有些隔阂，但唐兰先生一方面继承摩尔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文明起源理论，另一方面又有一定的理论创新，这比同时期学者多简单套用贫富分化、私有制、对偶家庭、一夫一妻制家庭、母系制、父系制等理论术语要进步许多。所以，他的预见能够被后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或补充，其理论依据、分析方法也以不同形式体现在后来学者的论述中。
从全国角度而言，当时考古学界已普遍意识到，仰韶文化墓葬以同性多人二次合葬墓为主，有的以女性为中心或厚葬女性，从墓坑、葬具和随葬品看不出贫富分化来，这反映的应是典型的母系氏族社会，而反映父系氏族社会、军事民主制的墓葬资料并不充足。而海岱地区通过这次大讨论，加上属于大汶口文化早期的王因遗址也发现大量同性多人二次合葬，于是大家普遍认为，大汶口文化早期为发达的母系氏族社会，中期出现贫富分化，由母系向父系过渡，晚期为父系（权）制，原始社会开始解体；又根据社会发展理论，推测龙山文化应属于军事民主制阶段，并开始迈向文明的门槛。这就从考古学上建构了一部完整而又典型的社会进化史，“诠释和验证”了摩尔根、恩格斯的原始社会理论，所以这在当时的国内考古界影响颇大。与之相关，这种理论思维模式与叙述范式作为海岱地区（乃至全国）考古界的主流，一直延续到90年代前期，也就自然而然成为海岱地区（包括其他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的主要话语之一。当然，具体到什么时候进入（属于）母系、父系、军事民主制，因研究的深入和新资料的发现与公布（如大汶口文化大墩子、野店、陵阳河、大朱村、三里河与龙山文化呈子、尹家城、三里河墓地以及龙山时期城址等资料），不断对上述认识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如提出后李文化时期是母系氏族社会，北辛文化时期属于过渡或父系氏族社会，大汶口文化早期为父权制，晚期为军事民主制等，龙山文化则出现国家23，等等，不一而足。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在反思母系、父系、父权、军事民主制等术语与考古资料的切合问题，并对古代社会是否一定存在这些社会制度并整齐划一地进化表示怀疑。24可见，学者们开始谨慎地使用这些术语了。
五、九十年代以来的探索
随着各地区考古学文化基本框架体系的初步建立，尤其是包括海岱地区在内的全国各地不断涌现了众多重要考古新发现，如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与寿光边线王的龙山文化城址，襄汾陶寺超大型龙山文化遗址（城址）和贵族大墓，红山文化的积石冢群、坛与庙，以及良渚文化随葬大量玉琮和玉璧的超大型、大型墓葬，促使学术界重新思考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大约从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苏秉琦先生在区系类型基础上，陆续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漫天星斗说”“三种形式”“三部曲”以及发展模式的“三类型”理论25；严文明先生则提出，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走过了一条由大体上是平等的多元一体，到以中原为核心的多元一体，再发展到多元一统的道路。26与此同时，从国外借鉴的一些理论术语也应用到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如文明要素、酋邦理论、世界体系等，加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和各区域文明化进程研究的推动，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在90年代以来也汇入了这股洪流中了。
在这种文明起源研究热潮的大背景下，海岱地区文化谱系类型基础研究和文物普查等考古资料收集工作的基本完成，尤其90年代以来像城子崖、丁公、桐林、景阳冈等龙山文化城址的确认、陶文的发现、铜器制品的出土，无论从文明要素的积累和出现，还是从城址的普遍化及其与五帝时万国林立的文献记载对应（契合），以及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属于军事民主制的单线进化论进一步推测，考古界都不约而同地认为龙山文化时期已出现了国家，并进入了文明阶段27，只是这种文明与夏商周文明有所区别罢了。
在这种新的学术背景下研究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论述中，尤以张学海先生的研究最为系统。他根据恩格斯对国家的定义，提出国家出现是文明诞生的根本标志，所以要论证文明的诞生，就必须找到一些国家实体，具体就是要从聚落群（结构）的存在形式中去寻找。在这里，其根本理论出发点是：聚落群是指五六处以上同期聚落集中于一个地理小区，其中心聚落具有较大规模，文化内涵也丰富，能集中反映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对群内聚落具有支配作用；当典型聚落群出现了“都、邑、聚”金字塔形等级结构和原始城市出现、城乡发生分离时，就出现了国家。为此，他还提出了具体的研究和田野考古操作方法，并建议将此理念应用于其他地区的研究实践。他自己则从这一角度构建了海岱地区的文明发展历程，即在距今6500—6200年前，半岛地区最早出现了白石村文化时期的聚落群，并存在中心聚落，其发展水平高于北辛文化；此后当内陆地区统一于北辛文化时，就意味着海岱文化区的形成，社会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汶口文化遍及整个海岱地区，出现了大批聚落群和中心聚落，群内等级分层，并出现了城和原始城市；龙山文化在聚落、聚落群、中心聚落、城、原始城市和聚落分化诸方面，都得到急速发展，达到了史前阶段的顶峰；进入岳石文化时期，聚落骤减，未见大规模的聚落群，大型聚落和城都很少见。在此基础上，他为这个存在明显阶段性的完整发展过程做出了进一步的定性判断，即在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的距今5700年左右，海岱地区社会开始分化，出现中心聚落，发展到大汶口文化晚期（即距今5000年前后）进入古国时代，出现文明，龙山文化则已进入方国文明时代。28
栾丰实先生也从聚落群角度，通过对聚落、区域聚落群、墓地结构和布局、墓葬等级分化等多个个案的剖析，深入探讨了大汶口文化的社会经济、社会组织结构与社会阶级分化，也得出了大体相近的结论。他认为在大汶口文化早期后段，就出现了以家族为中心的“宗族—家族—父系大家庭”三级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开始分化；并认为此时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即出现了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新型关系——父权家族，这应是大汶口文化迅速崛起的原因；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已形成了大、中、小三级聚落的分层结构，贫富分化的加剧和社会分层的发展，导致了统治和被统治阶级的出现，并形成大宗和小宗的统属关系。像大汶口、陵阳河、野店、薛河流域等小区已进入了早期国家，步入了文明时代。29
何德亮先生从生产力的发展、墓葬中社会分化和阶级的产生和对立，并以文明起源标志如金属、文字和城市出现为标准，详细论证了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社会文明发展进程，认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已接近文明时代门槛，龙山文化时期则出现国家，进入了文明时代。30
至于岳石文化的社会性质，探讨相对较少，一般认为这个时期发生了巨变，海岱地区文化的发展方向发生了转折，如常见的传统炊器陶鼎减少，酒器（如杯、高柄杯、盉或鬶）和玉钺、玉刀消失，而这些在中原等地区却流行开来。此时的聚落也发生大变化，堆积普遍单薄，文化内涵不丰富，聚落和聚落群减少，给人一种衰落的感觉。但也有学者从城址的夯筑技术、青铜器的出土、岳石文化向外扩张，及其对二里头文化的影响来分析，认为此时的社会较前段应有明显进步，大致出现了凌驾于多个古国之上独霸一方的“方国”。31
从这些论述中不难看出，许多学者在论述城墙、礼制、社会分化（包括聚落、墓葬分化）的出现与国家和文明诞生问题上，似乎缺乏理论预设。在这方面，杜正胜先生曾经提出一个新的视角，他认为古代中国人对“大同”和“小康”两个异质阶段（《礼记·礼运》）的认识和划分标准值得重视，即“小康”社会阶段出现的“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仪以为纪”这四个特征，可作为考察“国家”出现的标准，这些标准在考古资料上的反映主要是城墙、宫室建筑、礼器、墓葬分化等，因而应能得到考古学的证实。32这种看法也颇具新意。
六、国外学者的探索
在大陆学者探讨大汶口、龙山文化墓葬制度所反映社会分化的同时，国外（海外）学者也从不同视角对大汶口、龙山文化墓葬所反映的社会性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如皮尔逊（Richard Person）、文德安（Anne Underhill）分析了大汶口文化墓地、墓圹的形状与大小、葬式、墓葬空间分布、随葬品数量与质量的差异，认为当时社会分化程度较高。33冯衍宗（Christopher Fung）用后过程学派丧葬理论，探讨生存者在丧葬礼仪中的活动和作用，并讨论盛食器、饮器、饮酒器、储酒器、猪头、猪下颌骨等随葬品在墓葬中出现的背景及其象征意义和用途，分析了不同时期墓葬随葬品的变化过程34，像酒器是在丧葬活动时生者举办宴会的用具，死者亲属利用葬礼的宴会机会重新组合、沟通、联络、协调社会关系等。这些多是大陆学者未曾注意的问题。另外，金（Kim）还探讨了墓葬内随葬猪骨和下颌骨的社会象征意义。35
刘莉则认为，龙山文化是史前社会从相对平等向阶级社会发展的时期。她运用过程和后过程学派丧葬理论，通过对海岱地区龙山文化墓葬等级分类、墓地以及墓葬的空间分布规律与时代变化（其中包括不同等级墓葬在墓地中的分布位置）、墓葬和其他遗迹（如房屋、灰坑等）的布局关系，以及这些遗迹现象与宗教礼仪活动之间关系的研究，认为龙山文化时期社会阶层已明显分化，社会地位世袭化，贵族用品交换网在权力分配中起着积极作用，宗教仪式活动（祖先崇拜和萨满教）在这一社会转变时期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这一系列变化都是在社会集团仍牢固地束缚于血缘纽带的情况下进行的。36
最近，文德安撰文详细论述了中国北方地区（黄河中下游）史前与青铜器时代早期工艺制品的生产与社会变化过程。37作者着墨最多的是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分析也最为透彻。她利用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和历史文献，探讨了随葬品中饮食器、酒器在葬礼中的含义与功用，认为这些饮食器和酒器应是葬礼宴会的用具和给死者的随葬品。作者对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社会分化产生、发展过程及原因的分析最为精彩，运用考古资料娴熟严谨，新见迭出并颇具说服力。她认为，是人们为获得或控制贵重物品的生产、消费和分配而发生的竞争导致了社会分化。具体来讲，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出现的墓葬差异应与年龄有关，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阶段，人们的社会地位是变动的；到龙山文化中期发生变化，社会地位和身份才基本稳定下来，只有少数家庭有能力积聚财富，获得表示威望的产品，能举办大型公共宴会获得政治支持；而为举办宴会而特制的大型陶器（桐林大陶甗）的首次出现，则表示拥有更大权力家庭的产生，等等。
另外，他（她）们在探讨社会复杂化进程时，还运用了酋邦理论来考察龙山文化时代的社会性质。例如刘莉就根据塞维斯的酋邦理论，认为聚落考古学中社会组织内部决策机构的等级数与地区内聚落等级数应有一定对应关系，如简单酋邦社会拥有一级决策机构，相当于两级聚落等级；复杂酋邦社会拥有两级决策机构，即三级聚落等级；而早期国家应有三级以上的决策机构，即四级以上的聚落等级。她以遗址面积大小作为划分等级的标准，把山东龙山文化聚落划分为三个等级，认为山东龙山文化聚落群可分为日照、临沂、鲁南、鲁北和鲁西五个组，鲁北又分为五个亚组，鲁西分为两个亚组，其中前者如日照组、临沂组为单中心聚落模式，代表的是统一型酋邦组织，后者如鲁北、鲁西组为多中心聚落模式，代表的是抗争型酋邦组织。如是，山东地区就有两种类型的酋邦。在此基础上她进一步认为，原来所认识的早期国家系由抗争型酋邦发展来的理论并不适合中国，因为像鲁西、鲁北的抗争型酋邦并未发展为国家，这是中国的特色之一。她还特别指出蛋壳陶这种礼器在稳定政治局面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因为它是交换于贵族间的社会身份象征物，以及用于建立和巩固地方贵族间联盟或隶属关系网的中介物。38
文德安虽然也认为可用“酋邦”一词来概括龙山时代政权组织形式的特征，但又认为海岱地区与其他地区史前酋邦制产生和发展的机制不完全相同。她认为蛋壳陶杯不适于远程交换，其使用也不限于贵族阶层。她还论证龙山文化时代特权阶层控制的主要是精致陶器，尚未取得对青铜器生产的有效控制39，铜器对龙山文化时代社会复杂化变化过程并无实际意义。她分析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城址，通过城址规模、建筑类型、手工业遗存、人工制品的质量和多样化的比较研究，认为相对较大的夯筑城应是各个区域内等级聚落的权力中心，所以视作城镇要比城市更为恰当些。40她还建议对龙山文化时期城址进行区域系统调查，以证实聚落等级的存在及区域性社会政治组织在不同时段的变化。
当然，中国也有学者认同酋邦理论，但具体认识有所不同，如张学海先生就怀疑酋邦是否适合于山东地区，认为即使存在也出现在大汶口文化早、中期，而不是龙山文化时期；陈淳先生则认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属于酋邦社会。41国外也有学者怀疑酋邦理论是否适合于中国，认为要考虑中国的历史实际，并举例认为龙山文化时代的城实际应代表着古文献中的“国”。42
七、问题与展望
以上对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历程作了简要回顾，经过几十年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研究探讨，可以把学术界已经达成的共识总结成如下几点，这也可视为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几个特点：
（1）与其他地区相比，海岱地区的社会分化起步并不早，但与中原地区大起大落的发展情况不同，海岱地区基本是连续和稳定发展的，人口逐渐增多和集中，聚落内社会成员的分化和聚落之间的分化也是逐步积累的；
（2）文明化进程发生转折和衰落的时间较晚，当东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分别在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前后出现衰落（中断、转折）时，海岱地区发生转折的时间要晚到岳石文化时才出现43；
（3）聚落遗址和城址的使用时间较长，城墙多数在使用期间扩建乃至数次扩建，表明社会内部矛盾是以比较温和的方式加以控制的；
（4）城址的方形平面布局出现较晚，与中原相比落后半步44，筑城方式主要是堆筑法，城墙与壕沟间距太小，易倾斜塌陷，所以虽有特色但略为原始；
（5）墓地规模由大变小，反映了社会集团逐渐分化（离）、社会基本单位渐渐变小的过程，这似乎是包括江浙整个大东方地区社会发展的特点；
（6）大汶口、龙山文化墓葬往往随葬大量物品，但主要是陶炊器、盛食器与酒器，而酒器的比重随时代的发展愈来愈重，表明是以精致的陶器等世俗产品象征社会地位，这也是海岱文化区的特色；
（7）海岱地区史前社会所呈现的富裕性也最具特征，位于社会最上层和最下层的人群数量都不是太多，社会分层结构呈橄榄状；
（8）海岱地区文化对中原地区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发挥过独特作用。
但是客观来讲，作为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中的“一元”，海岱地区文明的形成过程很多细节和特征实际并不太清楚，目前来看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海岱地区的基础性研究并未充分反映到文明化进程研究中，海岱地区内各地环境、文化传统和发展过程并不一致，在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中曾划分过许多地域类型，不同时期还有各自的文化中心，这表明各地方的文化发展态势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各地的文明化进程也应存在差异。但这个问题并未充分反映到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中来。
另一方面，与现有考古资料并不丰富有关，如后李、北辛与岳石文化时期墓葬资料还比较缺乏，使得海岱地区史前墓葬习俗或制度的演变过程并不完整；有些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址是否有城墙还存在问题；有些设想只有骨架，没有血肉，仍需要大量扎实的考古资料做支撑；一些中心聚落，目前只知道线索，还不能够肯定下来，对重要中心聚落的布局以及各个聚落的主要功能，中心聚落如何在经济、技术、社会组织、宗教、管理上同一般聚落发生关系等，都还不很了解，还需做大量的田野和研究工作；
再一方面，在具体考古材料的使用与分析上，由于缺乏科学论证，致使分析的准确性打了折扣。如在判定聚落规模等级时，随意性比较强，多依据并不可靠的聚落面积做一个简单的等级分类。这种依据地面遗物分布决定聚落规模，由聚落规模决定聚落等级结构的设想是否属实，不仅需要理论上的论证，也需要大量考古田野工作来证实。最近，日照两城镇地区龙山文化遗址的系统考古调查结果45和桐林聚落群布局的最近勘查46，就推翻了原来假定的聚落模式（结构）。
此外，海岱地区文明进程的研究中还存在偏重于用文明的标准、要素或概念来考察文明进程的现象，忽视区域经济、社群组织、聚落功能等社会分化具体内容的研究。这就造成有些论述缺乏理论预设，有些研究重罗列材料而轻分析，重定性而轻过程研究。如在墓葬制度研究时，多利用墓葬规模、随葬品多寡简单对应社会阶层，在分析墓葬结构、布局与等级分化时，多不考虑下葬顺序、埋葬过程、器物功能以及随葬品的来源、形成过程等。另外，对海岱地区文明产生、发展演变的动力，尤其是在岳石文化时期发生巨变的背景和原因，也无实质性的探讨。这些都限制了学界对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的整体把握，影响了对海岱地区在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角色和地位的准确判断。
严文明先生曾提出，要以考古学为基础，全方位研究古代文明，要对每“一元”（地区）、每个文化区的文明化过程，包括各自的兴衰起落、各自形成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的传播与消长情况进行个案研究。47赵辉先生则从考古学史角度反思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现状，对已有的理论取向和所用方法表示不满48，提出应在区系类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取历史主义的研究立场，对中国文明起源进行历史过程的研究。他强调指出，探讨中国文明的形成，不仅要把这个过程看成一个普遍的进化过程，还应当特别强调它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历史过程，不仅要对这个过程进行描述，还要针对各个文化的具体情况做具体解释。尽管目前已有某个地区文明化进程的个案研究，也有诸如城址这类文明标志物在各地起源具体原因的研究，还有某个区域聚落研究和区域经济与社会分化关系的研究，但还远远不够。这些观点无疑适用于海岱地区，应是学界下一步努力的方向和需要借鉴的经验。
综上所述，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只是初步的。需要在区系类型研究的基础上，在文明起源理论的指导下，经过长期的大量田野考古和系统研究工作，才会对海岱地区的文明化过程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原文刊于《东方考古》第1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
1 高广仁、邵望平：《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海岱历史文化区》，《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2 郑笑梅：《论泰沂文化区》，《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
3 严文明：《东夷文化探索》，《文物》1989年第9期；栾丰实：《东夷考古》，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张学海：《论东夷文明的诞生与发展》，《古代文明》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
4 关于那场论战，可参见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编：《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年。
5 伍人：《山东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及相关问题》，《文物》1982年第10期。
6 苏秉琦：《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3期；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1年第12期；苏秉琦：《重建中的“中国史前史”》，《百科知识》1992年第5期；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
7 如王国维：《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第3期，1931年；傅斯年提出的“夷夏东西说”（见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集刊外编第一种，1935年）文章发表稍晚，但主要看法在30年代前后已形成。
8 傅斯年、李济、董作宾、吴金鼎等：《城子崖——山东历城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
9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
10 蒙文通：《古史甄微》，商务印书馆，1933年；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年初版，科学出版社1961年增订。
11 如栾丰实：《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张学海：《张学海考古论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高广仁：《海岱地区先秦考古概论》，科学出版社，2000年。
12 李济：《城子崖发掘报告序》，《城子崖——山东历城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梁思永：《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英文），1939年，译文见《考古学报》第七册。
13 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
14 如李济：《黑陶文化在中国上古史中所占的地位》，《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第二十一、二十二期合刊，1963年；《中国文明的开始》（英文），1957年，汉译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李济：《踏入文明的过程——中国史前文化的鸟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上古史编辑委员会：《中国上古史（待定稿）》第一本史前部分，1972年。
15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16 张光直：《殷商文明起源研究上的一个关键问题》，《沈刚伯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1976年）；《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屈万里先生七秩荣庆论文集》（1981年）；《商城与商王朝的起源及早期文化》（1933年），均参见《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17 张长寿、张光直：《河南商丘地区殷商文明调查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97年第4期；张长寿：《张光直和中美在商丘的合作发掘》，《四海为家——追念考古学家张光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18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19 李伯谦：《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文物》1986年第6期。
20 高广仁、邵望平分撰或合撰：《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海岱历史文化区》，《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中国史前时代的龟灵与犬牲》，《中国考古学研究》编委会编：《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文集》（上），文物出版社，1986年；《海岱文化对中华古代文明形成的贡献》，《山东龙山文化研究论文集》，齐鲁书社，1992年；《海岱系古玉略说》，《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40周年纪念》，科学出版社，1993年；《岳石文化的社会成就与历史地位》，见《海岱区先秦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
21 唐兰：《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光明日报》1977年7月14日；《再论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和大汶口陶器文字——兼答彭邦炯同志》，《光明日报》1978年2月23日；《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论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文集》，1978年；《中国奴隶制社会的上限远在五六千年前——论新发现的大汶口文化与其陶器文字，批判孔丘的反动历史观》。参见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编《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年。
22 高广仁：《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与时代——兼与唐兰先生商榷》，《光明日报》1978年4月27日。
23 如张忠培：《大汶口文化刘林期遗存试析》，《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中国父系氏族制发展阶段的考古学观察——对含男性居本位的合葬墓的墓地的若干分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7年第1、2期，又见《中国北方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王树明：《陵阳河墓地刍议》，《史前研究》1987年第3期。郑笑梅：《东方文明的历史进程》，《纪念城子崖发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张学海：《海岱地区史前考古若干问题思考的提纲》，《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1993年），文物出版社，1997年。
24 汪宁生：《仰韶文化葬俗和社会组织的研究——对仰韶文化母系社会说及其方法论的商榷》，《文物》1987年第4期；杜正胜：《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考古》1992年第4期。
25 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文物》1986年第8期，及总结性著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
26 严文明：《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
27 张学海：《城子崖与中国文明》，郑少梅：《东方文明的历史进程》，见《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张学海：《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城》，《文物》1996年第12期；张学海：《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专家笔谈丁公遗址出土陶文》，《考古》1993年第4期；栾丰实：《丁公龙山城址和龙山文字的发现及其意义》，《文史哲》1994年第3期。
28 相关文章见张学海：《张学海考古论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中国史前聚落时空关系宏观研究——苏秉琦学术思想在山东考古的再实践》，《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论东夷文明的诞生与发展》，《古代文明》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
29 栾丰实：《大汶口文化的社会发展进程研究》，《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日照地区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聚落形态之研究》，《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1999年西陵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
30 何德亮：《山东龙山文化与古代文明形成研究》，《文物春秋》2002年第1期；《大汶口文化的文明化过程》，《济南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31 高广仁：《岳石文化的社会成就与历史地位》，《海岱区先秦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苏秉琦学术理论体系对山东及邻境地区考古的导向》，《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
32 杜正胜：《中原国家的起源及早期的发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8本1分，1987年；《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考古》1992年第4期。
33 Pearson, Richard, “Social Complexity in Chinese Coastal Neolithic Site.” Science 213：1078-1086, 1981; Anne P. Underhill, “A Mortuary Analysis of the Dawenkou Cemetery Site, Shandong, China”, Unpublished M. A. Thesis,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1983.
34 Christopher Fung, “Deer-tusk Knives, Serving, Stands and Goblets: A Contextual Analysis of Burial Goods from Selected Dwenkou Burial，North China” （Unpublished Paper）,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1992； Christopher Fung, “The Drinks Are on Us: Ritual, Social Status, and Practice in Dawenkou Burial, North China,” Journal of East Archaeology 2, 1-2: 67-92. 2000.
35 Kim, Seung-Og, “Burial, Pigs, and Political Prestige in Neolithic China.,” Current Anthropology 35（2）: 119-141. 1994.
36 刘莉：《山东龙山文化墓葬形态研究——龙山时期社会分化、礼仪活动及交换关系的考古学分析》，《文物季刊》1999年第2期。
37 Anne P. Underhill, Craft Produc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ern China, Ki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2002.
38 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黄河中下游酋邦社会的发展——龙山文化聚落形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龙山文化的酋邦与聚落形态》，《华夏考古》1998年第1期；Social Hierarchy, “Ancestor Worship, and Long-distance Exchange in Prehistoric China: Mortuary Analysis of the Longshan Culture.” Early China Vol.20, 1996。
39 Anne P. Underhill, Craft Production and Social Evolution during the Longshan Period of Northern China, Craft Specialization and Social Evolution: In Memory of V. Gron Childe. ed. Bernard Wailes, Universit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phia, 1996.
40 文德安：《中国北方地区龙山时代聚落的变迁》（陈淑卿译），《华夏考古》2000年第1期。
41 陈淳：《史前复杂社会的考古学探索》《酋邦的考古学观察》，《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学林出版社，2003年。
42 Paola Demattè, “Longshan-Era Urbanism: The Role of Cities in Predynastic China,” Asian Perspectives, 38（2）, 1999.
43 石家河考古队（赵辉、张弛）：《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结语部分，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1992年。
44 赵辉、魏俊：《中国新时期时代城址的发现与研究》，《古代文明》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
45 中美两城地区联合考古队：《山东日照两城地区的考古调查》，《考古》1997年第4期；《山东日照地区系统区域调查的新收获》，《考古》2002年第5期。
46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2003年度山东临淄桐林遗址的调查发掘》，《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20期，2004年。
47 严文明：《以考古学为基础，全方位研究古代文明》，《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1期，1999年。
48 赵辉：《研究史中所见中国考古学的现状》（日文），《考古学研究》第47卷第1号，2000年；《考古学与中国历史的重构——为纪念北京大学成立考古专业五十周年而作》，《文物》2002年第7期；《关于古代文明研究中的一点思考》，《古代文明研究通讯》1999年第1期；《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年；《考古学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