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国的新人文主义

18世纪被称为“理性的世纪”。然而，甫入19世纪，一些人文主义者便起而指斥过分依赖理性的种种弊端。例如，卡莱尔在19世纪初就曾指出，如果我们要用一个专有名词来形容我们这个时代，那么，最恰当的不是“英雄时代”、“虔诚时代”，也不是“哲学时代”或“道德时代”，而是“机械时代”。他说：“如今不仅外在与物质方面由机器所操纵，内在与精神方面也是如此。……这种习惯不但规定了我们的行动模式，也规定了我们的思想与感觉模式。人的手固然变成机械，脑和心也是如此。”83所谓的“机械时代”，是指人们对于科学理性的盲目崇拜和大工业生产使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庸，因而思想情感的世界渐趋偏枯。不过，包括卡莱尔在内，其时的人文主义者虽然指斥理性教条主义，但是并不全然反对理性，相反，他们主张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恰恰是在强调思想的向度和以人类精神的客观性制约主观性之必要，讲的还是理性。19世纪系统阐发此一人文主义思想最具影响的代表性人物是阿诺德。

阿诺德（1822—1888），英国著名的诗人和评论家。他所处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新旧冲突激烈。阿诺德反对保守党的复古倒退，主张民主政治，但是也反对自由党的激进主义。他认为民主政治的实现需要智慧和想象力，而其时的英国人恰恰唯科学主义是从，陷于机械主义，缺乏智慧和想象力。他说：“在我们这个现代世界……整个文明是机械和外在的文明，其程度远远超过希腊和罗马文明，而且其机械与外在的趋势与日俱增。”84这表现有二：一是崇拜自由、争吵、示威，人人都想从其所欲。不知自由只是达到善的一种方法，其本身并非是善。自由“是一匹很好骑的马，但要有驰骋的地方”，即要受一定的约束才能到达正确的目的地85。二是偏重实行、效率和物质享乐，而轻内心世界的精神修养。因之，英国的许多人“就精神上言，乃残缺不完，失其常度之人”86。《文化与无政府》一书是阿诺德的代表作，它集中批评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自满、庸俗和拜金主义，社会缺乏准则和方向，陷于无政府状态。他将英国社会分为野蛮人（贵族）、市侩（中产阶级）和平民（一般群众），以为他们各有所短，都缺乏美与智的融合，而欲救治他们，唯赖文化。他写道：“提倡文化能极大地帮助我们摆脱目前出现的困境；文化就是追求我们的整体完美，追求的手段是通过了解世人在与我们最为有关的一切问题上所曾有过的最好思想和言论，并通过这种知识，将源源不断的新鲜自由的思想输入我们固定的概念与陈旧习惯。”“我们推崇的文化最重要的是一种内在的操作……（文化）将人类的完美置于一个内部的条件之中。”87阿诺德强调文化对心灵的陶冶，即通过持续地力求造成、改进和广泛传播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当中最有真实价值的东西，以追求人的“整体完美”，首先是心灵的完美，从而使人摆脱机械主义的束缚和庸俗，变得有教养。在这里，阿诺德不仅提出了著名的心理学的文化概念，而且更重要的是，较比更鲜明和具体地提出了在工业社会发展的条件下，如何避免过分依赖科学理性和追求人类全面发展的时代课题：这就是要求关怀人类的精神家园，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不忘继承人类精美的文化遗产，不偏离追求真善美的人生终极的价值取向。说到底，他是反对机械教条的理性主义，而主张理性的精神追求。阿诺德被认为是19世纪“第一批评家”，美国学者昂纳尔·特里林且称之为：“我们的时代中人文主义传统在英国和美国的伟大继续者和传播者。”88

阿诺德的见解自有其合理性。但他认为在富有智慧、饱有文化之人当政并提高了多数人的程度同进于文化之前，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陈义过高。梅光迪也以为阿诺德是“理想家”，陈义“则太高，非恒人所易行”。同时，他又显然过分夸大了文化的作用，陷于文化决定论。时人嘲笑他是华而不实的“羊皮手套教派之牧师”，其文化论是虚无缥缈的“月光”89，容有过当；高度评价他是“19世纪思想中一位伟大而重要的人物”的《文化与社会》一书作者雷蒙德·威廉斯的批评，就应当说是较为客观的了：“他太多地强调理解的重要而太少地强调行为的重要，因而文化有时显得极像持异议者灵魂的拯救：先促成一件事，然后再做其他事。其中确实有任由文化变成一种神物（fetish）的危险。”90

然而，不管时人与后人如何评说，重要的问题在于，阿诺德的思想毕竟为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的以白璧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作了准备。

美国新人文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是白璧德。

白璧德（Babbit Irving，1865—1933），生于美国俄亥俄州，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和巴黎大学。长期任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是哈佛最受人尊敬的三大教授之一，同时也是20世纪初美国文学批评界的泰斗。学问博大精深，除精通西洋古今文学外，还通晓梵文与巴利文。对佛学的研究也造诣甚深。他饶有著述，1907年出版第一本著作《文学与美国大学教育》，最初确立了自己的人文主义。其后又陆续出版了《新拉奥孔》、《法国现代批评大师》、《卢梭与浪漫主义》等书。

穆尔（Paul E. More，1864—1937），与白璧德齐名，同为哈佛大学文学教授，著有《雪伴集》、《柏拉图主义》、《柏拉图之宗教》等书。1929年《伦敦时报·文学副刊》曾评论说：“近二十年中，由白璧德及穆尔二氏之指导，而美国文学界启一曙光，放一异彩。……白璧德任哈佛大学教授多年，门徒尤众。于是二十年来，其影响尤著，而所谓‘新人文主义’之运动，不但使美国文学日进于光明，且进而解决道德思想之根本问题，将以救人心之危，与群治之乱，使全世界均蒙其福利焉。白璧德等人之影响，最近十年骤为增进广被。”91新人文主义在欧美有广泛的影响，时间长达20年之久。它不是一场单纯的文学评论运动。它继承了19世纪以阿诺德为代表的人文学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实代表一种文化思潮。吴宓说，白璧德、穆尔二人，“生平最重理性，然极反对‘理性主义’”。92白璧德诸人称自己主张的是“新人文主义”、“实证主义的人文主义”、“科学的人文主义”，以区别于古典的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

新人文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人性论或叫“人性二元论”。白璧德等人指出，亚里士多德以为自然物皆存内在的目的，如橡子要长成大橡树，驹之目的要长成马等。但动植物不自觉，而人类却是有意识的。故人类既在自然界（万物）之中，又在自然界（万物）之外，因为人有意志，知选择。据此可知，人性二元：一为自然（同于物）；一为超乎自然（在物之上）。换言之，人之本性中实有高下之二部分，或曰“理”曰“欲”。“人文主义之哲学，承认此事，谓人之所以为人，以其独具意识，有方向之意志。”93简言之，他们是以为人性中存在着善恶永久的冲突，人之所以为人，端在于扬善抑恶，以理制欲：“若人诚欲为人，则不能顺其天性，自由胡乱扩张，必于此天性加以制裁，使有节制之平均发展。”94这在白璧德，又叫作确立“较高之意志”，“为精约之律”；在穆尔，谓“人心中有所谓‘内心制止之精力’，能反抗本能之冲动，与‘冲动之精力’为敌”；在薛尔曼，则说“须承认此种制止之冲动之存在，且尊崇而服从之也。人禽之别，在于此点。此微物，乃能划分宇宙为二”。95

理解此种“人性二元论”，是理解新人文主义的前提，因为后者正是借此反思现代工业社会的弊端。白璧德等人以为西方旧有文明内含两大原素：一为希腊罗马的人文精神；一为希伯来的基督教传统。二者对人性二元恰形成了制衡的机制，有助社会的稳定。现代社会反对封建主义与基督教神学是对的，但它同时复破坏和否定了旧有的二元论，犹如在倒脏水时将盆中的孩子一同倒掉了一样，不能不陷于谬误。所谓新文明也内含两大原素，一为培根为代表的科学主义，一为卢梭为代表的感情的浪漫主义，“二者皆属于物性，或曰自然之范围”，可统称之为自然主义。“故今日者实科学与感情的浪漫主义并立称霸，而物性大张，人欲横流之时代。彼宗教与人文，仅有一线之生机，不绝如缕。”96白璧德等人还进而分析说，卢梭主义性善，颂扬自然状态而反对理性和社会约束，这虽有助于反神权，但从根本上说却是荒谬的。人欲绝对自由，如何与他人相处？“社会之组织，根本即为反抗自然者，如何能自毁其基础？故一切人类之行为，不能以其合于自然状态与否而判定其善恶，当问其合不合于人类组织之基础与目的”。土非自然而欲型为盂，木非自然而欲为器，“逆其性而强为之者，陶人匠人之精神也”；同样，人类欲求社会发展不能不于私欲有所克制，“则人类之精神也”。社会发展非缘自然，乃由人力，“斯即所谓人之内心制止之精力，阻止自然之冲动”97。科学的精确性及其成就值得尊敬，但崇拜科学的绝对权威，视宇宙为一大机器，人不过是一小齿轮的科学主义，却不足为训。因为自然科学研究的是一种“物质之律”，属于客观自然界；而人类的精神世界与社会生活则更加复杂，它有自己的“人事之律”。“所谓‘人事之律’者，即收敛精约之原理，而使人精神上循规蹈矩，中节合度是也。”“物质之律”的进步还必须有高尚的目的方可底于文明，此高尚的目的正有赖于“人事之律”的指导。科学主义无视“人事之律”的存在，陷入了机械主义。所以，在白璧德等人看来，浪漫主义与科学主义虽表面上存在分歧，但都流于自然主义，二者互相发明，破坏了传统的二元论，使人类精神失范，世风日下，尔虞我诈，这正是导致欧战的根本原因。白璧德说，“徇物而不知有人”，“则必生大战，此势之必不可免，而千古莫能易者也”98。缪莱也说：“读近世史者，不难认明此次大战，并非人类可惊之奇变，而实为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之物质欲望愈益繁复，窃夺文化之名，积累而成之结果。”99

所以，毫不奇怪，欧战后人多倡政治经济改革，寻觅亡羊补牢之计，白璧德则独树一帜，以为根本之图，在于结束精神的无政府状态，恢复“精神的纪纲”。具体地说，便是当“重新建立旧二元论”。他说：“先将较高意志，确定为一心理事实，然后再自此鹄的努力。所谓真二元论者，即生命的冲动与生命的约束。”100重新建立旧二元论并非要皈依宗教，也不是要否定个人主义、情感和科学，只是主张人类须常以超乎日常生活上之完善的观念自律，即借全人类文明的精华，确立正当的标准，对于一己的意志和生命的冲动行理性的导引和制裁，以求内心生活的和谐，并不断超拔自己以日趋于真善美的境界。极言之，宗教已失根据，白璧德主张以新人文主义代替它。吴宓对新人文主义曾作如下的概括：

宗教昔尝为道德之根据，然宗教已见弃于今人，故白璧德提倡人文主义以代之。但其异乎昔时（如希腊、罗马）异国（如孔子）之人文主义者，则主经验，重实证，尚批评，以求合于近世精神。易言之，即不假借威权或祖述先圣先贤之言，强迫承认道德之标准，而令各人反而验之于己，求之于心。更证之以历史，辅之以科学，使人于善恶之辩，理欲之争，义利之际，及其远大之祸福因果，自有真知灼见，深信不疑，然后躬行实践，坚毅不易。……白璧德先生不涉宗教，不立规则，不取神话，不务玄理，又与佛教不通同。总之……实兼采释迦、耶稣、孔子、亚里士多德四圣之说，而获集其大成。又可谓之为以释迦、耶稣之心，行孔子、亚里士多德之事。101

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可以概括为这样的理路：“一”、“多”融合的认识论、“善恶二元”的人性论、以理制欲的实践道德论。白璧德说：“柏拉图曰‘世之所谓一，又有所谓多，有能合此二者，吾将追踪而膜拜之’。欲‘一’、‘多’相融洽，其事极难，恐系难之又难者，然其重要固自在。”柏拉图是客观唯心论者，他认为任何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一般”，这就是“理念”。例如，特殊的美的事物之外，有一个“美的理念”。理念是绝对的，是“一”，它是具体事物追求的目的和模仿的摹本；具体的事物是相对的，是“多”。它们分属于两个世界，前者是永恒的、真实的，后者是变幻不定的、非真实的。前者高于后者。柏拉图把人类从具体事物抽象得到的普遍的概念加以绝对化，使之与特殊的东西对立起来，复借助不灭的灵魂，勾连理念世界与经验世界，充满了神秘的色彩。白璧德强调实证与经验，他不相信灵魂说，但他借用了柏拉图“一”、“多”的哲学范畴作为自己新人文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白璧德所谓的“一”、“多”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指至善的理念与多样化的具体事物。如他说：“人心欲保持中和，则于一贯Unity及多端Plurality之间必持精当之平衡。”二是在实践的意义上，指集约、纪纲与博放、自由。如他说：一、多融合最为重要，“国家之不能达此鹄的而遂陷于危亡者比比也。古印度之亡，亡于但知有‘一’，不知有‘多’。而希腊则反是，既不能得一贯之理以约束之，乃流为轻浮柔靡”。正是在上述“一、多”形而上的观照下，新人文主义关于人性二元、以理制欲以及强调标准与中庸等理论架构便显现了自己内在的思想进路。值得重视的是，白璧德等人复将自己的主张概括为同情与选择的统一，以与古典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等相区别。白璧德说，“征之历史，人文主义者常徘徊于同情与训练选择两极端之间，而其合于人文与否，应视其能否执两端之中而得其当”。“有同情而不加以选择，其弊失之滥，缺乏同情之选择，势必使人流于傲。”古典人文主义只重选择而缺乏同情，故流于自傲。文艺复兴是对中世纪神权压抑人性的反动，但其时反对一切选择，强调“官觉解放”、“理性解放”、“良心解放”，矫枉过正，出现了极端个人主义倾向；人道主义则相反，重博爱而不问其他，又往往流于滥。唯新人文主义者主中庸，“视其一身德业之完善，较之改进全人类为尤急。虽亦富于同情，然必加以训练、节制之判断”102。说到底，白璧德诸人所谓的同情与选择的统一，就是强调情感与理性的融合。新人文主义者在自己的大纛上写明的纲领是：“一多融合，持中自律，从我做起。”他们强调自己的主张是实证的经验的“最精确、最详赡、最新颖之人文主义”，不管是否自夸，它在当时众多的思潮中自成系统，独树一帜，却是显而易见的。

以白璧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于20世纪初崛起，无疑是反思欧战的结果，但它同时又是与上述阿诺德的人文主义思想一脉相承。《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新人文主义”条写道：“以英国诗人和评论家M. 阿诺德的文学和社会理论为基础于1910—1930年间在美国开展的一个评论运动。”103这至少可以指出以下几点：其一，批判的对象都是工业社会的机械主义。阿诺德大声疾呼，现代社会的“整个文明是机械和外在的文明”，且程度与日俱增。白璧德也明确指出：“人文学问之在今为物质科学所侵凌，与昔之受神学之侵凌者无殊，故须竭力为之辩护。”104其二，视道德观念高于一切。阿诺德说，重要的问题是唤醒人们心中的“最佳自我”，这是“一种普遍的人性精神以及对人类完美的爱”。所以政局的中心不在下议院，“而在国家这颗骚动的心灵”。105白璧德也强调“政治之根本在于道德……即改善人性，培植道德是也”106。其三，主张人性制裁。阿诺德说，我们不能顺从我们的天性，“我们对于这种天性必定要加以制裁”107。白璧德则谓，“凡人欲其拣择正当，必先有正当标准，欲得正当之标准，必须对于一己之意志冲动，时刻加以限制”108。其四，重视继承人类优秀的文化传统。阿诺德强调要充分借鉴前人“有过的最好思想和言论”，借文化追求完美。白璧德也说，“当效法古希腊人利用前古之成绩，以为创造……表阐人类公性之精华”109。只是20世纪初年的西方，社会弊端愈益显露，尤其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痼疾暴露无遗，故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在阿诺德的思想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了，不仅愈加系统化和理论化，且成就为影响广泛的社会文化思潮，为后者所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梅光迪说“白璧德是当今的阿诺德”，吴宓则说白璧德远过于阿诺德，二者都可以说是正确的。

同时，新人文主义的出现，又是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勃兴的非理性主义的思潮相颉颃的结果。梅光迪在《现今西洋人文主义》一文中说：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自成一家之言，“而于近世各种时尚之偏激主张，多所否认，盖今日思想界之一大反动也”110。新人文主义可以说是对非理性主义的一种反动。在白璧德诸人看来，叔本华、尼采等人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正是卢梭始作俑的浪漫主义或叫自然主义的膨胀发展。因为，理性的教条主义固然不可取，但是，尼采诸人由反对理性教条而走向极端，复盲目倡导唯意志论和颂扬情感冲动，同样为害甚烈。“夫希腊人专信理智，固属偏谬，然若过崇意志，漫无区别，则其害亦甚大（尼采之超人主义，流为德意志之军国主义，遂有欧战）。……盖因过崇绝对意志，而忽略变动相对之一端，与过崇绝对之理智而忽略此端，其害正相同也。”白璧德同样批评柏格森的无意识的生命冲动，“主张任性纵欲，不加制裁，其冲动之精力之说，实为帝国主义之发端”。111此外，詹姆斯和杜威的实验主义也被认为轻忽文化传统，不懂得从柏拉图到孔子，古代许多伟大的学说正包含着前人的道德经验，必导致实用主义，同样遭到了白璧德新人文主义者的反对。

固然，新人文主义以人性论为理论基础，其局限性是明显的。它从先验的人性二元论出发，演绎出以理制欲、扬善抑恶等一系列主张；并将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端，尤其是欧战的原因，全都归结到道德失范和精神的无政府，因而将确定标准，制裁人性作为战后亡羊补牢的根本之图。道德观念，说到底，是社会政治经济的产物。新人文主义既对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动全然不屑一顾，其关于人性、道德、智慧、制裁等的论说，便不能不成为唯心的“道德决定论”——一种脱离社会历史与现实空灵的道德说教。同时，新人文主义者对于非理性主义关于人的非理性研究的合理性，也缺乏应有的重视。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新人文主义者开始被认为是文化上自命不凡的人物”112，影响渐消，就是不足为奇的了。在这方面，新人文主义者与阿诺德同样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尽管如此，新人文主义却能在20世纪初年风行一时，以下两点是必须看到的：

其一，给“破碎的世界”以终极的关怀，楚楚动人。

人类所以不同于动物，要在于它能创造文明，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即在征服自然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能创造精神文明，营造精神家园。可以说人类从走出蒙昧时起，便开始了追求崇高、完美和终极关怀价值理想的历程。古罗马的先贤对人的颂词是：“在人看来，人是最美的。”而在人性先后遭到中世纪神权和近代机械主义的压抑而生异化和病态时，西洋人也先后掀起了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和20世纪初两次大规模的人文主义的运动，这说明人类追求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的理想是多么的执着。我们说道德的观念是历史的产物，但这并不否认因文化具有的传承性，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实已沉淀成了一种超时空的抽象的理想或理念。自称是当代新人文主义者的美国学者乔治·萨顿说：“我认为，就我们可以看到的来说，生命的最高目的是造成一些非物质的东西，例如真善美。对于我们的实际目的来说，并不需要知道这些东西是否绝对地存在。我认为，无论是否有一个最高的顶点，无论这个顶点最终能否达到，我们都必须朝着这些理想奋勇前进。我不能为我的生命找到其它的意义，不能为我的行动找到其它的动因。”113反映的也正是这种体悟。同时，文化所含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二者虽云相辅相成，但并非同步。在许多情况下，物质文明进步了并不意味着精神文明随之进步；而且前者的进步是确定的，包括情志意在内的精神文明的进步又往往具有反复性。马克思说：“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114这就是说，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前提下，历史进步只能由人文精神的质量来体现。那就是，人们都拥有一种非异化的、完整的和创造性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所以，马克思还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应该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精神的最高理论概括，它是以历史唯物论为前提的。但马克思所说的此种“自由王国”，或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都只有在剥削制度已经消灭，文明高度发达的遥远的未来社会才可能出现；而资本主义社会从本质上说正是一种尔虞我诈和追求物欲的社会，物质文明诚然美备，精神家园却时常荒芜。欧战所以令西洋人陷悲观失望，就在于它使人们看到了“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的严酷事实：“第一次世界大战难以与循序渐进的理性文明相协调。20世纪的文明人在野蛮性方面超过了早期所有的野蛮人”。“西方文明似乎是脆弱的，不经久的，而且尽管西方看上去取得了不平凡的成就，但这距离野蛮也不曾超出一步或两步。”115白璧德等人力斥私欲横流、精神失范的社会现实，以为人类在追求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必须在尊重“精神之律”与“物质之律”的分别的基础上，处理好二者的关系。这就是：既要按科学技术理性办事，又要强调人在世界中的生存的自主性；在遵循物质法则的同时，又能使人类的生活充满人情的欢乐。一句话，人类应当注意保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和谐，尤其要注意保持人文信仰、道德意志和温情具有的永恒价值。他们主张恢复精神的纪纲，教人“皆知为人之正道”，道德自律，从我做起，救人救世，建立合理的人生与和谐的社会。以人性论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虽非科学，但它显然已触及了“客观必然性”与“主体自由”的辩证关系及社会发展深层次的文化哲学问题，凸显和刺激了终极关怀这一人类永恒而又久经冷漠的情结，或叫崇高的价值理想，包含着巨大的历史合理性。它对于甫经欧战的腥风血雨，心理脆弱的时人来说，脉脉含情，是批判、抗争，又是安抚、昭示，自然最为楚楚动人。故《伦敦时报》评论说：“新人文主义运动不但使美国文学日进于光明，且进而解决道德思想之根本问题，将以救人心之危与群治之乱，使全世界均蒙其福利焉。”卡静也指出：“新人文主义是现代混乱与民主的粗俗的栅栏。”116

其二，超越民族主义，应乎世界文化对话的潮流。

需要指出的是，论者多以文化保守主义界定新人文主义，这若就后者重视文化传统而言，固然不错；但西方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多具民族主义色彩，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却超越了民族主义。当年阿诺德主张借鉴一切前人最好的思想与言论，就已显示了宽广的胸襟，而在实际上他的努力也为“褊狭的英国文化带来了欧洲大陆的影响”117。新人文主义将这一点发扬光大了。欧战正酣之时，西方各参战国民族主义盛行，英美之人痛斥德人残暴，而自诩为仁义之师。哈佛大学校长伊略脱且联合美国国内名流数十人，致德国学者公开信，斥其以科学为战争利器供政府使用，与之断交。而后者则反唇相讥，指责各国合谋欲尽灭德人，表示不能不忠于政府。白璧德力排众议，以为战争乃西方社会弊病丛生的必然结果，“英美诸国与德国正同，决不可责人而恕己”。结果其言论遭国人大忌，“几于得祸”。118尽管白璧德也未能正确说明欧战的原因，但他能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径斥欧战为不义之战，却是难能可贵的。不仅如此，当年的阿诺德尚未明确指出借鉴东方文化的智慧，而新人文主义者却反复强调这一点。白璧德说：“今试问此东西诸伟大之旧文明，其中所含之智慧，究为何物？苟或失此，则人类将自真正文明，下堕于机械的野蛮。此物究为何耶？文化问题之重要未有甚于今日者。”119他认为欧战充分暴露了西方文化的衰弱，新近德人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风行欧美，也反映了这一点。故西方文化“亟应取亚洲古昔之精神文明，以为药石”120。实际上，白璧德等人曾一再明确表示，新人文主义本身就是综合东西文化的产物。例如，穆尔在谈到包括自己在内的美国新人文主义运动缘起时说，“诸君深憾大多数人之思想不彻底，而又不负责任，于是穷研苦思，深通前古东西之文化学术，而创造一种新颖之人文主义，以为今世之用”121。我们在上一章曾指出，欧战后的世界开始了一个东西文化对话的新时代，它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西方的有识之士开始摆脱“欧洲中心论”，承认文化多元并主张综合东西文化的智慧以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性问题。很显然，新人文主义的出现再次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事例。而反过来又可以说，新人文主义不仅是反思欧战的结果，同时它又是世界文化走向对话的产物。此外，白璧德诸人学识渊博，人格高尚，胸怀博大，其主张综合中西古今，借助全人类的共同智慧共赴时艰，无疑又增添了新人文主义的魅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概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文主义发生了由理性主义向非理性主义的转型，与此同时，美国的新人文主义继承19世纪以阿诺德为代表的人文主义传统而并兴。前者属主流派，后者则属非主流派。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反映了对科学主义、弊端丛生的资本主义，尤其是欧战的反思，因而都具有自己的历史合理性；但囿于唯心主义的历史观，都不免无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救治，而集注于呼唤人性。故从根本上说，又都未能为20世纪历史的发展指示方向。二者的相异在于：非理性主义颂扬情感、意志与欲望，全盘否定理性与文化传统；新人文主义则强调文化传统和依人类精神的客观性对主观的情感世界实行规范与制约的必要性。后者所关怀的人类终极的理想或精神家园，既是先验的、预设的，又是客观的、外在的，这即是追求至善之境的理念；而前者所关怀的终极理想或精神家园，既是个性化的、内在的，又是盲目的、无意识的，这即是追求本色的生命冲动。因是之故，前者表现出了强烈的反传统的现实批判精神，但却趋向于悲观主义；而后者趋向于乐观主义，却又染上了中庸的色彩，钝化了自己的批判精神。然而，二者相反相成，实又构成了时代的合题：必须尊重非理性，以深化人对自身的理解；必须尊重传统与人的精神价值，以增强人对于现代性的自觉。缘是出发，去看待新人文主义的兴起及其得失，尤其是信奉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学衡派的兴起及其得失，将有助于增加历史感，避免简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