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图景，归元致和

——世界文明新时代下的景德镇学与未来

姚若晗1

引子

在人类文明史上，有一个绝无仅有的奇特现象，即中国传统文化在数千年文明演进过程中，从未出现断层。从信史可考的周公制礼，到孔孟传统、老庄精神，以及后来的佛学思想，彼此促进融通，常演常新，生生不息，一脉相传了3000 多年。

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化早已湮灭在历史的烟尘中。即便是后起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其文化传统同样在致命的冲击下断裂过，在中世纪的几百年，欧洲人甚至都看不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流遍了，郊原血。

寥寥数语，道尽从人类诞生至今纵贯几百万年的历史。

这些湮灭与断裂的文明，似乎也揭示着文明迭代、国家兴亡、民族荣枯、文化盛衰的某种必然。

那么，渡尽劫波而硕果仅存的中国文明，究竟是必然中的偶然，还是偶然中的必然？

答案，也许就潜藏在中华民族具有独特性的文化基因中。

在历史上，中华文明的辉煌，乃至民族文化的融合以及国家版图的形成与巩固，固然是以强大的国力为前提，但最终依托的还是文化软实力的潜移默化。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反思，乃至自我否定与全面革命，直至伴随国力增长而逐步恢复文化自信，也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与教训。

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国需要逐渐担负起引领世界文明新时代的责任，这是中国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国的文化使命。

一年树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那么千年呢？唯有树文！

文化乃千年大计，亦为国家与民族立世之本、绵延之因。文化的范畴极其博大，世所公认的是，在非物质文化层面，核心载体应为文字与语言；在物质文化层面，核心载体则是建筑与器物。

在中国器物文化当中，瓷器是毫无争议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的代名词。在中国文化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瓷器所承载的瓷文化必然不可缺席，瓷文化辉煌的象征就是世界瓷都景德镇，故而，以景德镇学为代表的瓷文化学术体系的全新构建，更是题中应有之义。

洞察历史，方可洞见未来。景德镇学之兴，其来亦必有自。

一、景德镇学的立学背景与宗旨

为什么要有景德镇学？这是一个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

亘古以来，陶瓷是第一种人造材料，更以其广泛深远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瓷器，则是古代中国与世界对话的语言。

随着考古学的蓬勃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地早期陶器的不断发现，陶器起源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许多历史的谜团相继解开。

从世界范围来看，发明陶器的时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最早的陶器出现在距今约1.5万年前；美洲的陶器最早距今只有5000多年；西亚地区最早的陶器不早于距今9000年前。但并无证据表明彼此之间存在关联性。因此，陶器的起源应该是多元化的。

而世界瓷器的发展历史，是从中国开始的。

从距今3000多年前商代早期青瓷器在中原及长江下游出现，到公元2世纪左右东汉时期成熟的瓷器在浙江首先烧成，甚至到隋唐时代“南青北白”的局面出现，世界上除中国以外尚无人知晓瓷器烧造的秘密。

中国的制瓷工艺，大约在五代时期传至毗邻的朝鲜，并催生出富有朝鲜民族特色的“高丽瓷”；南宋时期又东传扶桑，日本人左卫门景正、加藤四郎在中国福建学习烧瓷五年后，归国烧制出日本最早的瓷器——“濑户物”；而直到18世纪，西欧诸国师法景德镇，才相继烧制出真正的高温瓷器。

因此，世所公认中国是发明瓷器的唯一源头，这一点与世界范围内陶器的发明与发展截然不同。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用泥土制陶是全球人类的远古创造，而发明瓷器却是中国人独享的荣光，也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杰出贡献。

瓷的出现不仅赋予陶器以惊艳世人的光洁晶莹，更为之融入了文化与艺术的精魂，由此倾倒众生、风靡世界。瓷器与人类的生存环境、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社会制度、宗教信仰、审美情趣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而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瓷器也蕴涵着不同的历史与人文内容，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瓷文化。

瓷器不仅是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历代财富的重要来源。在中国历史上，瓷器以其特质，一统天下财物，汇为巨大产业，并成为中华文明的图腾性器物；在文化情感上，瓷器又是中国人的无间纽带，以其美轮美奂，上达宫廷、下遍黎庶，跨越千年、横贯东西，直面中华文明中最世界文明的部分。

曾几何时，来自中华的瓷器在欧洲曾有“白色金子”之誉：欧洲人甚至用金银器做底座以陈列来自中国的瓷器；用皇帝的卫队来换中国的瓷器；在欧洲各国的皇宫竞相建造瓷宫来收藏来自中国的瓷器（图1）。远隔重洋的东西方文化，由此找到了互鉴共通的器物载体与审美语言。

世界由此认识了中国，“china”（瓷器）也由此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在世界器物文明领域，中国的瓷器、丝绸与茶叶举世闻名，深刻影响并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

中国瓷器输出到世界各国的主要途径有三个：

一是作为国际交往礼物，赠送外国首脑或使节（图2、3）。

二是通过宗教的纽带传播到世界各国（图4—6）。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这三大宗教的信徒们频繁往来，充当向外传播中国瓷器的载体，在文化意义上影响尤其深远。

三是通过丝绸之路（瓷茶之路）的贸易，以景德镇为代表的中国瓷器“行于九域、施及外洋”，这也是最主要的输出途径；仅在18世纪的100年中，中国瓷器输入欧洲的数量，据最保守的估计，也在6000万件以上。中国也是茶叶的原产国，所以茶叶贸易额长期高居世界第一。瓷茶两项形成了巨大的贸易顺差，在当时，世界上近一半的白银流入了中国。

陆、海丝绸之路曾经是中华文明在世界传播的核心途径。丝绸之路横跨千年的繁荣，也将中国的文化输出到陆、海丝绸之路沿线地带，并在东亚、东南亚一带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圈，成为文化的宗主国。

历史的辉煌渐行渐远，丝绸之路空余绝响，但其在中国历史上开始的中西文明的接触碰撞与相互激发、学习、滋润与融合，无疑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向前发展，中国瓷器与瓷文化也正是沿着陆、海丝绸之路远播世界。

近代以来，中华国力式微，神州百年陆沉，西方文明强势主导世界，中华文明的文化软实力严重削弱，曾经是文化软实力重要载体的中国瓷器也黯然失色，失去了世界高端市场的领地。

进入21世纪以来，尽管局部战乱频仍，但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世界的主题，全球经济与文化大融合的大趋势日益明显。在世界文明发展的新阶段，国家地位的提升不仅要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而且要以深远的文化影响力为先导。

作为瓷文化的发祥地，中国不仅拥有数千年绵延不绝的陶瓷文化传统，也在世界范围内具备无与伦比的瓷文化影响力。然而，曾经在欧洲被称为“白色金子”并被顶礼膜拜的中国瓷器至今却屈居人后，甚至成为廉价产品的代名词，中国瓷器产业的国际地位更是令国人汗颜，这与中国瓷文化的辉煌历史以及正在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华新貌无疑极不相称。

目前梅森、塞夫勒、柏图、道尔顿、雅致等欧洲品牌，几乎垄断了国际高端瓷器市场。缺乏世界级品牌，是中国瓷业现状的折射，而艺术与市场的脱轨、文化与产业的断裂、工艺技术水平的落后、设计与创意价值的缺失，以及管理机制、营销手段与全球化市场的脱节，才是中国瓷业难以再现辉煌的深层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瓷文化的没落与支离。中国瓷文化的没落，又是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严重弱化的一个缩影。

一个产业乃至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强大，必然伴随着文化的深远影响力。作为中国器物文化的代表，中国瓷业一旦失去了瓷文化的引领，也就失掉了产业的灵魂和器物的核心价值。

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文化重塑的至高目标就是重建文化自信。当今之中国，经济快速腾飞，国力大幅增长，但在文化重塑方面依然任重道远，尤其需要在一些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文化学术方面率先突破，这当中无疑就包括了以景德镇为代表的中国瓷器文化。

鉴于此，文化重塑不仅是景德镇学的核心宗旨，更是一项重要使命。

景德镇具有伟大的历史空间，拥有金字塔般的陶瓷文化品牌，但并未建立起真正的塔尖文化，甚至遭受“有历史，没文化”之讥。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古往今来，一代代能工巧匠创造了景德镇博大精深的瓷文化，但这些创造者受制于文化地位，虽有名器传世，却难著书立说。而由于中国“重道轻器”的儒家传统，文人士大夫普遍将瓷艺视为“君子不器”的工匠之作，鲜有将其提升到文化层面来审视。虽然也有南宋蒋祈《陶记》，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清代唐英《陶冶图说》、蓝浦《景德镇陶录》等古代文献传世，但数量之少、篇幅之短、范围之窄、角度之狭，不过渺如沧海一粟，即便加上目前的陶瓷文化研究成果，也是寥寥可数，无尽的陶瓷文化宝藏尚待挖掘，这与景德镇在历史、在世界与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十分不相称，也难以从文化体系的角度支撑景德镇乃至中国瓷文化的复兴大业。

景德镇至今保存着完整的古瓷业文明体系，这座有着两千年历史积淀的古代瓷都，其研究领域应该涵盖社会、政治、经济、艺术、历史、考古、文学、民俗、地理、哲学等诸多方面，涉及社会发展史、艺术史、思想史、科技史、陶瓷文化传播史、社会经济史等众多学科领域。景德镇世界瓷都地位的重塑，乃至中国瓷文化自信的恢复，无疑需要有真知灼见的学术导引，而从文化寻根到当代塔尖文化的设计，也都需要构建起一套能够代表景德镇历史与文化价值的理论研究体系。但目前，学术几乎缺席。

景德镇学的诞生与学科体系的建立，正可谓天降大任于斯“学”。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景德镇学创立之宗旨，首先是从关注和研究景德镇辉煌的历史入手，从对历史的深刻研究中提炼出“景德镇陶瓷之精神”和“景德镇之魂”，与此同时，从家庭到社交，从产业到意识形态领域，颠覆与创新无处不在，解构与重构势在必行，瓷文化也必须和当代生活方式共同转移，并以与时俱进的呈现形态，汇入世界文明新时代的巨大潮流。

正是基于以上历史与人文背景，中国瓷文化亟须构建起兼收并蓄、推陈出新的思想内核与理论体系。如何系统构建？如何与时俱进？而又如何切入？这些都是景德镇学需要回应的时代关切，也是催生景德镇学的文化原动力。

二、景德镇学的研究对象与立学根基

景德镇学究竟应研究什么？

关于景德镇学的研究对象，很容易望文生义，误以为就是研究景德镇陶瓷或是景德镇地域文化的学术体系。而实际上，与其他显学相较，景德镇学既不同于以地域文化研究为主的徽学，也不同于以文物研究为主的敦煌学。景德镇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涵盖景德镇陶瓷器物与地域人文的系统研究，而且以哲学、艺术、历史、政治、经济、科技思想为深刻背景与依托，运用综合的研究，包括现代的科技手段与方法，研究景德镇陶瓷生产、销售与消费的各个环节所呈现和反映的材质文化、工艺文化、装饰文化、器物文化、制度文化、传播文化、历史文化等，以及所积淀和反映的哲学思想、器物思想、科技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艺术思想，进而拓展至研究人类不同时期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规律、文明演进等内容，并由此上升到研究以景德镇陶瓷为核心载体的瓷道文化在人类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作用、意义与趋势，最终揭示出人类未来的文化生活方式与美学范式。

总体来看，景德镇学远不止是景德镇瓷学或景德镇市学，也不仅是两者的深度融合，更应大大超越这一层面的研究。

首先，景德镇学不仅仅是景德镇瓷学。毫无疑问，景德镇学跟景德镇陶瓷有关，它当然要研究陶瓷，而且是以景德镇陶瓷为主要研究对象，不仅要研究景德镇陶瓷的材质文化、工艺文化、器物文化、消费文化、习俗文化、制度文化等，还要由此拓展和延伸至这些文化所积淀和体现出的哲学思想、器物思想、技艺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等，并进而研究景德镇陶瓷对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生活方式、审美价值、审美情趣以及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影响。凡此种种，绝非是单一的瓷学所能概括的。瓷学主要是研究瓷本身，是有关瓷的一种专门性学科，其研究内容主要是陶瓷的材质及其组成、工艺过程等，偏重于技术层面的研究。概括而言，景德镇学是包括而远不限于研究瓷学，在研究内容上就应体现出全新的学术理念和学术思想。

其次，景德镇学也不仅仅是景德镇市学。景德镇市学是以景德镇为对象，研究景德镇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等内容的学科，其研究区域主要是景德镇。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区域比较研究，也会包括景德镇学的相关内容。但是，景德镇学远不止于景德镇区域的研究，而是以富有创新内涵的学术思想为指导，以景德镇陶瓷为缘起和主要线索，对景德镇和景德镇陶瓷文化进行全方位的拓展与延伸研究。简而言之，景德镇地域学的研究是景德镇学不可或缺的一环。同时，景德镇学还应把目光投向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更要把景德镇学研究从文化本身的研究拓展到文化史、文明史、科技史、经济史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研究，进而研究人类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与样式，其内容涵盖极广，其叙事极为宏大，但其研究之根基，则必立于瓷文化底蕴极为深厚、形式极为多样的世界瓷都景德镇。

脱离景德镇，就没有景德镇学。

景德镇瓷业肇始于汉世，崛起于宋初，鼎盛于明清，绵延至当代，“集天下名窑之大成，汇各地良工之精华”，以一业独撑一城，历千年而不衰，引举世之瞩目，成瓷器之圣地，并独享“世界瓷都”之盛誉。

景德镇虽非中国瓷器发祥地，却是无可争辩的集大成者。尽管在北宋初期，景德镇已经异军突起，博采“南青北白”瓷系之长，创烧出晶莹雅丽的影青瓷，但在那个令人神往的时代，仍然是“汝哥官定钧”五大名窑交相辉映，景瓷尚未树立中心地位。宋室南迁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转折点，大量文人雅士、能工巧匠随之移居江南，景德镇由此融汇吸纳天下名窑之良工绝技，博采异地乃至异国文化之精华，兼收并蓄，锐意创新，与时俱进地“开创一代未有之奇”。

成就景德镇瓷都伟业的因素有很多，譬如水土宜陶，譬如战乱较少……而其首要原因，却毫无疑问是官窑。

在瓷器发展史上，中国古代官窑（明清以后一般特指御窑）无疑是一座永恒的丰碑，官窑瓷器不仅代表着所处时代制瓷技术与工艺的最高水平，而且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素质、文化水准与时代风貌，有着深刻而又广博的人文与美学内涵，对世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变革、进步与发展产生了极为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

景德镇之所以成为景德镇，官窑是独一无二的影响因素，这也是景德镇学体系的构建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景德镇曾经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对话的代表性城市，虽然与鼎盛期不可同日而语，但景德镇仍然保持着其他城市无法企及的一些特色资源与发展优势：

首先，是在瓷业范畴。景德镇目前仍保持优势的，一是传统制瓷的技艺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传承与发展，仿古瓷领域至今独步天下，甚至可以在古玩市场通行无阻。二是手工陶瓷的生产体系得到了最完整的保留，在一些文化性、差异性需求特征较为明显的生活用瓷类别上富有特色。三是在艺术陶瓷领域的影响力首屈一指。尽管艺术创新力量大多来自外力驱动，但景德镇一直是开放包容与因循守旧的矛盾共同体，因而依托外来的艺术创新力量，一直保持着在艺术瓷领域的领先地位。而在大众化的生活用瓷如餐具领域，景德镇则已全面弃守，充斥全市摊店的餐具几乎都来自异地，但大都打着景德镇的旗号，可见景德镇这一跨越千年的金字招牌尽管已日渐褪色，却依然有着不可低估的号召力，并由此自然形成了庞大而芜杂的瓷业集散地。

其次，是在陶瓷历史文化领域。景德镇号称“地上一个瓷都，地下一个瓷都”，地面历史遗存与地下文物遗存都极为丰富，陶瓷文化景观更是比比皆是。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特色资源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千年瓷都的形象景观。千年制瓷史形成景德镇特色文化之地与传统工业之所的独有风貌带──依昌江蜿蜒、傍丘陵起伏的“村村窑口，户户陶山”的窑城形象。绵延至今，镇内依然遍布由弄堂、牌坊、祠堂、闾门、民居、店铺等构成的古朴幽雅的明清建筑群落，在一些区域还残留着陶瓷古镇的痕迹，近年来富有文化气息的仿古景观也在增多，但是总体来看现状比较凌乱，尤其欠缺系统有序的成片规划与打造。二是极其丰富的陶瓷文化生态。景德镇不仅汇集了来自八方的陶瓷能工巧匠，而且吸引了全世界最多的陶瓷文化艺术群体来到这里体验、创作乃至候鸟式定居，从传统手工学徒、陶瓷专业学生到各路民间高手、国内外顶尖艺术家等，这些群体各具特色，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陶瓷文化生态，“景漂”更是成为独一无二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最后，是在自然生态环境与地域文化方面。景德镇属于江南山区与丘陵地带，山明水秀，气候宜人，自古盛产名茶与原生态农林特产。景德镇地处赣浙徽三省交界之地，同时也是三省文化交融之地，受徽文化影响尤甚。这里四方名胜聚合，物产丰饶、风情各异，自然与文化旅游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庐山、黄山、龙虎山、三清山、鄱阳湖、婺源等旅游热点皆在左近，大有新风云之象，不仅可无缝对接周边观光游的总路线，更可针对高端社群发展独一无二的陶瓷文化与休闲生态深度游。

毋庸讳言，作为一个内陆小城市，景德镇在很多方面并不具备优势，譬如观念、人才、资金、基础设施等，而在前面提及的几点特色与优势基础之上，景德镇最有可能也最需要打造的核心优势就是文化优势，有不少外来的高端群体对景德镇的整体评价是“有历史，没文化”，这个“没文化”实质上是指景德镇没有建立起文化话语权和影响力。

景德镇正因为有历史，才能举世闻名，吸引八方来客，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优势；但又因为没文化，掌握不了文化话语权，也就掌握不了文化产品的定价权，未能创造更大的文化附加值。在瓷器领域，景德镇被压低成一个手工制作基地；在文化旅游领域，景德镇坐拥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称号等优势资源，文化旅游产业目前的发展甚至还不及邻近的婺源。

名瓷成景，厚德立镇。景德镇的城市发展定位已经确定为中华文明与世界对话的代表性城市之一，这个对话的要旨，无疑就是在新的世界文明生态中能够为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代言一二。

景德镇对中华文明的最大贡献，正在于引领中国瓷业技术与美学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歇，从而展现先进文化代表者的价值形象，并使景德镇屹立中国陶瓷文化塔尖千年而不倾。这项使命，理所当然应由景德镇学体系来担当重任。而如何代表当下中国乃至世界的先进文化，就是景德镇学系统研究必须突破的一大瓶颈，也是景德镇学之学术根基必须深植于景德镇的一大缘由。

洞察景德镇历史盛衰之表象，深究瓷道兴废之因由，审度文明进步之趋势，然后可窥瓷文化复兴之堂奥。

景德镇学必以景德镇为立学根基，而景德镇的重塑，亦应以景德镇学为文化支点，深入挖掘其文化价值与内涵，在经济层面上，将景德镇文化价值与当代中国瓷业发展全面融合，并以此推动中国瓷业从传统制造业向具有高附加值的文化创意产业转型，走出既有中华民族文化特征的传承，又能彰显当代文明风尚的产业强盛之路；而在文化层面上，就是致力于使瓷器再度成为向世界输出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三、景德镇学的学术思想与体系构建

盛世兴学，启文明道。

启文，旨在化人，以陶瓷文化开启当代雅致生活方式；明道，旨在兴业，以景德镇学指明中国瓷业复兴之道。在这个高屋建瓴的格局下，以景德镇学为代表的陶瓷文化体系的创立与发展，不仅可助力景德镇重塑世界瓷都形象与地位，更可使陶瓷文化血脉相连，重新擦亮中国文化的这张名片。

景德镇学要担当起瓷文化重塑的使命，其体系的构建首先应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要着眼于未来，体现特色化人文发展与科学发展。景德镇学不是给中国瓷文化修史，更不是为景德镇陶瓷修史，而应更多关注与研究对现状的深入剖析和对未来的指导性。二是要拓宽研究视野，不可过多局限于器物文化与地域文化的研究，而应广泛深入研究景德镇陶瓷在人类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并由此揭示人类文化生活方式和美的样式。

简而言之，景德镇学研究的重心是陶瓷文化与当代生活方式的内涵与外延。 景德镇学的研究范围是既要研究景德镇与陶瓷，又不把研究范围局限于景德镇与陶瓷。正因如此，景德镇学的研究群体更不可局限于景德镇，而应在世界范围内集众合力。世界各地、社会各界精英人士的广泛参与，不仅有利于提升“景德镇学”的学术研究水平，也有利于景德镇学学术思想的广泛交流与传播。2017年5月，陶瓷文化领域的首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席“陶瓷文化：保护与创新”申报成功并落户景德镇，这对于促进景德镇学学术体系的国际化研究与传播，具有深远意义。

景德镇学最具价值也是最具挑战性的部分，是能否提出一种全新的学术思想，并建构一套全新的理论体系。

概括而言，与以往对景德镇的所有学术研究相较，景德镇学的学术思想应更多体现出系统性、广泛性、文化性、当代性以及与产业的融合性，不可一味钻进故纸堆皓首穷经，也不可徘徊在器物层面不及于道，更不可局限在地域层面以偏概全。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景德镇学是一种多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其研究内容和范畴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景德镇学的核心内容，主要应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一）景德镇学总论

系统总结景德镇文化领域的现状，有三大不足：

一是城市文化形象的高度不够，缺乏富有时代性的有广泛号召力的文化学术体系，文化学术研究领域零散破碎，抱残守缺，真正有影响力的文化创新研究成果寥寥，真正有文化学术高度的学者和艺术家群体在本地稀缺，与国内外顶级学术群体又缺乏深度交流与密切合作，以至于景德镇在文化学术领域几乎没有话语权和号召力。绝大多数城市可以没有这个，但是对于以文化立市的景德镇而言，却是不可或缺的。

二是城市文化形象传播的广度不够，景德镇缺乏有广泛受众的权威媒体（包括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城市文化形象的对外传播力度小而散，更多是个人与民间小机构的自发性与商业性传播行为，难以达到重塑世界瓷都形象所需要的高度、强度与广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政府更有力的组织与引导。

三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景德镇的城市文化缺乏深度开发与整合，有广泛影响力的核心看点不够，有广泛知名度的瓷器品牌稀缺，有广泛号召力的文化艺术群体松散。形象地说，景德镇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像是一片杂草丛生的野地，乍一看凌乱不堪，需要蹲下来拨开杂草才能看到很多颗错杂散落的珍珠，圆润璀璨，惹人喜爱。所以景德镇首先需要的是“修剪草地”，才能触目可及诸多亮点，也就是整体规划、综合治理城市形象。其次是把这些凌乱散落的珠子串成很多条精美的项链，也就是系统设计、精心打造成系列的核心看点。以文化旅游为例，大理、丽江等主打文化特色的旅游热点都得益于大体量的核心景区打造，尤其是古城区保护完整、规模宏大，能够吸引文化游客群体流连多日。与之相比，景德镇尚无整体规划打造的大手笔大体量核心景区，几乎都是零散的单一看点，缺乏看点集中、配套完善因而能够吸引游客留居多日的大体量核心景区。尽管近年来零星开发的重点景区如建国瓷厂、御窑厂、名坊园、陶溪川、三宝村等，文化景区数量并不少，但从单个景区的体量与配套的完善性来看仍有明显不足，仍然过于分散，不足以形成标志性核心景区，更不足以形成世界性的陶瓷文化中心。

景德镇陶瓷欲回归历史正位，再度成为中国与世界的陶瓷文明引领者，必先进行文化功能顶层设计，以景德镇学体系为学术基石，构建起新的陶瓷文化价值体系，并由政府倾力统筹协调，整合文化生产力主体独有资源，以重振陶瓷产业、重塑城市形象，集政商学界之合力，启文明道、归元致和，建树价值新旗帜，重铸瓷都新辉煌。

改革开放已三十余年，国人开始餍足物欲驱动型消费，市场与文化逐渐趋同，文化消费需求上升，而陶瓷正可主导高端消费的精神气质，更有“一带一路”风云际会、气象一新，此可谓得天时；景德镇拥有辉煌千载的制瓷历史，有博大精深的陶瓷文化，更有全世界唯一保存完整的陶瓷文化产业资源体系，此可谓拥地利；景德镇还有极高的城市知名度，拥有十几亿中国人对陶瓷文化的特殊情感，有全球粉丝团的雅好需求，以及遍布世界的文、商、艺、媒同道者，此可谓具人和。

天时地利人和皆具，重塑景德镇乃至中国陶瓷文化的复兴，核心点就在于政商学界合力，并以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为先导。

为文化立心，不可无学府；为产业立命，不可无智库。景德镇拥有全球最完善的陶瓷产业配套能力，并高度集中了全国的陶瓷科研与文化机构，三所三院声名远播，业界精英人物多出于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唯一的陶瓷教席亦于近期花落景德镇学院，并由景德镇学学科创建人陈雨前教授领衔。倘能在政府主导下，以专业高校为核心依托，联合各界精英，构筑长效智库，则可长期固守瓷业精神文化领地，并为景德镇瓷业发展持续注入文化、艺术、技术、管理、创意等活性因子，鼎助景德镇保持丰沛后劲。

在“一带一路”的发展背景下，景德镇的城市重塑必然是以文化重塑为核心，这也是景德镇学学以致用的一个切入点，更是景德镇学学科体系不可或缺的时代内涵。

该部分为景德镇学的学术总纲，主要阐述景德镇学提出的背景、目的、意义及研究对象、范畴与方法等方面内容，阐明景德镇学的学术概念及其内涵与外延，并揭示其创新思想、架构体系与价值体系。

关于这部分内容，在2004年景德镇置镇千年之际，陈雨前教授撰写并出版的《景德镇之魂》一书中已经构建了基本的轮廓，自此之后的十余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格局又经历了极为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在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旷世大命题下，景德镇学应承载更重大的文化使命、具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并可赋予其更丰富的内涵与更宏大的外延。

（二）景德镇学与瓷道文化研究

“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中国文化中的生活哲学，强调器以载道。

瓷器，承载的是生活之道、人文之道，融会的则是富有不同时代精神内涵的文化生活方式。自瓷器诞生以来，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无分贵胄黎庶，瓷器都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器物，也正因如此，以景德镇为代表的中国瓷器才誉满天下，并在世代相续中逐渐成为中国器物文化的最典型代表。

在器的层面，要系统研判中国各地名窑与名品，从材质、装饰、造型及烧成等诸多方面，研究景德镇陶瓷的技艺与文化演进史，并探讨各阶段所呈现的技术与文化特征。主要包括从坯釉材质与成型烧制技术、装饰手段与风格、文化题材与艺术创新等多个角度，研究景德镇陶瓷材质的特性及其表现力，并运用现代产业经济理论和管理理论，从中、微观层面对景德镇陶瓷技术经济与文化史进行系统研究。

瓷道文化是景德镇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对器物文化的升华，主要从景德镇陶瓷的材质、工艺、装饰、造型、风格和样式、器型、功用等器物语言中，研究和诠释人们的社会生活、审美意识及时代变迁的轨迹，从陶瓷物质文化的研究中阐释陶瓷器物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器物思想和审美情趣等，并从中探寻景德镇陶瓷与宗教、礼制、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文学、哲学、饮食、养生、民俗及建筑等文化形态的关系，合理定位景德镇陶瓷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景德镇陶瓷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千年瓷都的辉煌历史，为景德镇遗留了极为丰富的陶瓷文物与文献，现当代的产业实践与广泛的国际学术研究交流，又为陶瓷领域创造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现实的研究需要从历史的研究中获得有益的借鉴，以不断创新研究方式与方法，因此，从这些陶瓷文物与古今陶瓷文献入手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对陶瓷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意义。

（三）景德镇学与瓷都文化研究

景德镇是历史文化名城，更是无可争议的世界瓷都，甚至在欧洲的一些古地图上，仅仅标注了西安、北京与景德镇三个最具知名度的中国城市，可见景德镇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之深远。对于瓷都文化的研究无疑也是景德镇学体系的一项核心内容，其历史沿革、地理环境与民俗文化等只是景德镇地域文化研究的表层，深层的研究则是景德镇独特的文化精神及其成因。

在文化精神层面，创新与包容是景德镇地域文化最本质的特征，也是其内核与灵魂。景德镇是有“草鞋码头”之称的移民城市，类似于上海、深圳，包容性是移民城市非常突出的文化特质，包容意味着较少排斥与压制，也就为创新提供了更为宽松的环境。

景德镇的创新力量大多来自外力驱动。在古代，官窑是景德镇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量，文化、艺术、技术等多个方面的创新带动了景德镇瓷业的全面繁荣与发展；而在当代，来自国内外各地的文化艺术群体则是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量，依托外来的文化艺术创新力量，景德镇一直保持着在艺术瓷领域的领先地位。但景德镇同时也是开放包容与因循守旧的矛盾共同体，改革开放以来，景德镇的产业发展观念未能与时俱进，在技术创新与商业创新领域乏善可陈。

该部分研究的重点是景德镇学与瓷都文化之间的关系，并揭示景德镇学对重塑“世界瓷都”这一地域品牌形象的重要意义。

（四）景德镇学与景德镇陶瓷产业文化发展研究

景德镇以瓷业独撑一城逾千年，形成了极其丰富的产业文化体系，包括极富特色的码头文化、工匠文化、商贾文化、作坊文化、里弄文化、行帮文化等。这些文化特性与历史遗存形成了景德镇独特的城市风貌与习俗，深入研究景德镇陶瓷产业文化及其成因，不仅可挖掘其文化价值，亦有助于合理规划未来发展。

中国人与陶瓷的特殊情感是在千万年的生活接触中沉淀下来的，融入生活才能深入人心。设计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新模式，其要旨在于让陶瓷文化创意融入当代生活方式，并创造当代人文价值。大而言之，文化创意产业提供给顾客的不再是产品，而是生活方式，是注入了当代文化内涵的生活方式。从被动迎合到无间融入，再到主动倡导某种生活方式，正是陶瓷文化创意产品题中应有之义。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雅生活方式与文化群体正成为陶瓷的高端化发展依托，构建景德镇陶瓷文化与当代雅生活的关系是景德镇学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可探索引进一流陶瓷艺术家、一流生活方式并以此对接主流文化城市经典场所的发展模式，同时借助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播手段制造景德镇脉冲，推波助澜，建立陶瓷文化新的生活思考。

景德镇陶瓷文化产业的重振，要旨在于如何将文化与产业从断裂到血脉相连的重新融合，构建起陶瓷文化与产业的新型关系，这需要依托国家文化品牌塑造、文化消费市场满足与文化市场利益分享三个支点，将景德镇升华为当代陶瓷文化的载体，建立市场、文化、社会一体的产业化机制，按产业化规律，做文化的大事，以文化为先导，带动产业升级。

具体而言，应在各级政府扶持下，借助国家文化品牌的传播力，以兴建陶瓷创意产业园为龙头，进行合理规划与布局，重点建设陶瓷创意设计工作基地、陶艺家创新文化交流中心、陶瓷创意培训基地和国家陶瓷创意展示中心，深度整合国内外陶瓷文化资源，建立以景德镇为根基的一批文化产业品牌，聚焦当代陶瓷文化消费市场，在景德镇修复精英审美，在文化地域的再造中传播品牌，在当代生活和陶瓷技术间发现时代需求，在市场竞争之中创造新的价值空间。

该部分研究的重点是景德镇学与产业文化之间的关系，并揭示景德镇学对景德镇城市发展尤其是产业文化发展指导的重要意义。

（五）景德镇学与官窑文化研究

无官窑，则无景德镇。景德镇瓷业的历史巅峰，无疑立足于官窑。

景德镇是元明清皇家瓷厂所在地（图8），中国的官窑制度在此延续了632年，景德镇由此拥有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精湛的官办瓷厂。

官窑对景德镇之绝大助力，源于其制度、生产与审美的特殊范式。从最高统治者的参与、国家级人才的主导，到官窑制度的执行力与生产要素保障、荟萃天下良工殚精竭虑的劳作，再辅以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与物质条件如优质高岭土等，天时地利人和兼具，景德镇正是由此确立了无与伦比的制瓷优势，并富集了取之不尽的文化沉淀。

官窑范式之要，一曰专，二曰精，三曰美。

1.专——官窑之制度特征

官窑制度是皇权体制的缩影，涵盖专享、专营与专样三个层面。

专享是封建等级制度的集中体现。官窑产品，特别是所谓“正色”产品，一般不能用于市场交换。而且，由于官窑瓷器的使用范围局限于宫廷，非奉旨或赏赐，虽皇亲国戚重臣亦不得擅自使用或仿烧，否则将治以重罪。如清代规定，御瓷上的龙纹必须画五爪龙，只有皇帝可以任意使用，而皇室其他成员则要按规定使用，皇太后、皇后的餐具可用全黄釉装饰，贵妃用里白外黄的，一般妃子则用黄地绿龙，嫔用蓝地黄龙，贵人用绿地紫龙。更有官窑瓷器列入庙堂重器，以为祭祀天地、鬼神、祖宗之礼器，如《大明会典》载，明嘉靖九年起定“方丘黄色”，即黄釉器为祭祀地神之物，瓷器形制，规范森严，不可僭越。凡此种种，皆为专享，以彰显特权。

官窑由官方营造并主持烧造，官窑的烧造场所甚至部署专门的军队把守，即使是当地官员也难以接近，是为专营。皇宫内还派出内官对官窑进行直接管理，如清代就有四位著名的督陶官郎廷极、臧应选、年希尧、唐英。其中郎廷极贵为总督，亦兼管窑务，其创烧的郎红釉等名品至今仍为瓷中极品。而最杰出的督陶官无疑是唐英，唐英于雍乾盛世时任职督陶官长达27年，其人惊才绝艳，诗文书画无所不能，精研瓷艺匠心独运，掌管窑务恪尽职守，“唐窑”名品冠绝一时，迄今仍被国内外藏家热捧，堪称中国制瓷史上的标志性人物。唐英修撰的《陶务叙略》、《陶冶图说》、《陶成纪事》、《瓷务事宜谕稿》等著作，更是有别于历代文人墨客对陶瓷的感性描述与零散记载，而是极具系统性、专业性，为中国陶瓷文化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史料。

关于专样，如《大明会典》记载，“明承元制，凡朝廷烧制瓷器，必由内府定夺样制”，其所谓“样制”除了要求官窑瓷器在器形、规格、釉色、纹饰等方面纯正、规整以外，风格也要求统一。有些皇帝如雍正、乾隆等甚至亲自设计瓷画纸样，史载乾隆帝即曾亲自在御瓷上镌留“乾隆御览之宝”，慈禧太后亦曾亲自设计其“大雅斋”专用瓷器图样。上有所重下不敢慢，官窑瓷器具有钦命督办的性质，用心之专、出品之精、检校之严也就是应有之义。

2.精——官窑之生产特征

简而言之，即精良原料、精湛技艺、精英荟萃与精制苛选。

在皇权至高无上的年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此，官窑能够强制占有或垄断优质的瓷土和原料（如名贵青料苏麻离青、优质原料麻仓土等皆为官窑所垄断），劳役天下的能工巧匠（如始于元代的“匠籍”制度，明代御器厂更为实行严格的衙门式管理），控制釉料和制瓷工艺（如色釉珍品茶叶末釉即称为厂官釉，民间不得仿制）。同时还可不计生产成本，精制苛选，号称百里挑一。从考古发掘成果和拍卖行历年来的拍品来看，官窑器不能有一点瑕疵，在烧成后即使发现有芝麻大的缩釉点，也会被打碎并就地掩埋。这种对于工艺和原材料的极致追求，对于能工巧匠的强力支配，正是官窑瓷器制作精良之因由。如康熙年间养心殿造办处集聚国内最优秀的工匠，甚至荟萃众多西洋艺术家（如郎世宁），他们在皇帝授意并关注的氛围中参与瓷器研发制作。如传世工艺的巅峰之作珐琅彩，即是由景德镇御窑厂精制白胎解送京师，由宫廷画师在养心殿完成后续彩绘装饰。当瓷与一时一国的艺术核心人才群落紧密相连，精品新品源源不绝也就顺理成章。

3.美——官窑之审美特征

官窑审美之要旨，是以成色纯正、质感细腻、格调高雅、寓意吉祥为价值准则，可概括为美尚正色、美尚细腻、美尚高雅、美尚瑞意。

美尚正色：官窑瓷器崇尚纯然正色，并因此创制了许多美轮美奂的色釉装饰技艺，正色之器，方为尊贵之选。

美尚细腻：历代官窑对于细腻华贵风格的推崇是一以贯之的，几乎所有的官窑瓷器都装饰有极尽细致的形象。

美尚高雅：中国的统治阶级往往是文人士大夫的代表，因此，官窑瓷器表述的必然是中国古代宫廷文化与雅文化的美学理念。

美尚瑞意：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官窑瓷器崇尚寓意，为了迎合统治阶级的审美趣味，装饰题材多集中于具有吉祥含义的内容上。

官窑器完全服从和服务于皇帝的喜好和兴趣，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以皇帝为代表的贵族审美取向即为举国圭臬，以传承至今的官窑瓷器为据，即可窥见当时的政治与文化取向。如元代大量生产的青花和卵白釉产品可以说明史书中记载蒙古族“青白相尚”的民族审美特征，而青花装饰中大量的汉族历史故事与精湛灵动的文人画技也反映出汉族文人群体从事瓷业的历史现象；明代永乐年间官窑瓷器中多见阿拉伯银器造型的特点反映出此时皇帝随着郑和下西洋的成功对异域文化风情的推崇，而宣德一朝的官窑瓷器多见书画装饰纹样则映衬了此时皇帝对于文人书画的热爱，之后“成化无大器”的特征则表现出皇帝细腻秀雅阴柔的审美取向；清代康熙官窑整体表现出的硬朗之气反映了皇帝本人的气质及其对于阳刚之美的推崇，雍正粉彩在官窑的迅速发展则反映了皇帝对于精细柔美之感的偏好，乾隆一朝的官窑瓷器极尽繁缛堆砌之能事，并且融合了众多的西洋装饰风格，也折射出乾隆皇帝对于西方文化和“以繁为美”的宫廷文化的热衷。

对中国古代官窑历史规律进行总结，可概括为“盛世官窑兴，乱世官窑衰”。

宋代是官窑的形成期，北宋五大名窑和南宋官窑都取得了较高成就；元代是官窑的过渡期，浮梁磁局的设立奠定了景德镇作为瓷业中心和官窑标杆的地位，同时元代瓷器开始大量出口，扩大了中国瓷器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明代是官窑的成熟期，御器厂的设立促使景德镇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瓷都，同时明代瓷器也统治了世界；清代是官窑由盛转衰的时期，康雍乾三朝的官窑成就达到了瓷业的顶峰，但晚清国力的衰落不仅使景德镇这一世界瓷都和官窑标杆的辉煌逐渐褪色，也使整个中国瓷业失去了统治世界的地位。

如此大费笔墨对官窑文化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是因为官窑的特殊性以及对景德镇发展的决定性影响，更因为官窑也是民窑的标杆与产业的龙头，是瓷业发展的核心推动力之一，同时也是丰富多彩的瓷文化体系中最绚丽的篇章。中国历代官窑的鼎盛时期，均开创了同期民窑的黄金时代。而以景德镇为代表的中国瓷业在近代的衰落，正是始于官窑的没落导致的标杆缺失。

传统意义上的官窑早已随着皇权专制时代的远去而不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红色官窑也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变革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官窑的本质内涵必然发生深刻的变化。

对于当代官窑的定义，首先应当摒弃“唯形式论”而直陈本质，而在本质上应当强调的是古代官窑瓷器足堪传承的精神属性与价值考量，同时还要具有扬弃意识，尤其要结合当代社会文化背景改变其创制宗旨，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从器物文化的角度真正体现出新的文化自信。

景德镇之历史辉煌，立足于以官窑为标杆而拉动的瓷业全面繁荣之上，欲重振景德镇瓷业，亦必先发扬新官窑精神、扶持当代国瓷，并以当代国瓷引领景德镇陶瓷文化产业的升级。

古代官窑虽是皇权体制的产物，但官窑瓷器的核心价值并非依附于皇权，而是在官窑制度的推动下使官窑瓷器自身具有当时最高的艺术和生活价值，从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瑰宝之一。官窑制度的优势，在于可借助皇权集聚举国之力，发挥体制内最大动力，而官窑的核心精神，在于追求极致，以极精、极美、极新为要务。当今所谓新官窑精神，乃去芜存菁、与时俱进，创造更精、更美、更新的当代国瓷以提升这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品质。

创立当代国瓷，要旨不在于选择何种制度形式，而在于选择合理可行的文化路线与市场路线。

就文化路线而言，当代国瓷旨在弘扬新时代下的官窑文化精髓，去芜存菁地传承官窑的制瓷理念，并以陈设瓷、日用瓷为突破口，锐意于官窑文化价值的创新：一是以体现当下时代精神为目标，依据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运用现代艺术语汇开展陶瓷艺术创新，同时探索陶瓷材料新的艺术表现语言；二是在传承传统官窑文化精髓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传统陶瓷生产、制作方法和技艺，以发展和提升传统陶瓷工艺为目标，体现我国陶瓷技艺发展脉络和走向，提出创新性的艺术构想，创作出富有民族文化特色与时代特征的当代国瓷产品；三是深入研究官窑瓷器的本质特征与价值规律，构建当代国瓷的价值体系，并从理论角度提出当代国瓷产品价值衡量的方法与标准。

就市场路线而言，在当代社会文化与制度背景下，深入研究当代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及其变化，洞察当代人的使用需求与审美取向，采取工业化大生产与个性化艺术创作相结合的方式，努力协调功能、审美、物质技术条件等因素的相互关系，同时研究具有时代先进性的制度安排，探讨与企业、市场紧密结合的当代国瓷产业化运作机制，将文化创意的价值转化为产品与品牌的市场附加价值，并借以扩大中国陶瓷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该部分是景德镇学体系的核心部分之一，主要对官窑的形成和特征与管理模式及其历史地位进行研究，揭示官窑文化对景德镇形成瓷都地位的主要作用和深远影响，对当代国瓷以及景德镇地域品牌打造、陶瓷创作和管理的启示。与此同时，也对景德镇不同历史时期的民窑和民窑文化进行系统研究，揭示民窑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与景德镇官窑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探寻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各自对形成景德镇瓷都地位的作用，尤其是如何建立当代官窑的理论体系，并以此指导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陶瓷文化创意产业的良性发展。

（六）景德镇学与国际经济文化发展格局研究

瓷器曾经是中国的代名词，也是中国文化传播最为深远的物质载体。不仅要以“行于九域，施及外洋”为主线，研究在历史上景德镇陶瓷的传播路线、方式以及景德镇陶瓷对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展示景德镇所以称都的魅力所在，揭示“景德镇”这一世界级品牌的成因，更要注重文化传播的当代性，将景德镇陶瓷文化置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中去研究其价值传承与伟大复兴之道。

尤其值得研究的是，国际经济文化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讲话时又明确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面向历史上与中国经济文化长期互通融合的广大区域，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文化产业在这一发展愿景中承载着重要使命。

景德镇作为后期丝路（宋代以后主要为瓷路）的重要起点与影响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也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复兴契机。

“一带一路”的宏大构想无疑与中国迅速提升的国力背景以及在国际博弈中的整体布局密切相关，同时也有促进国内消化产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深化改革的综合考量。

“一带一路”横贯全球最具经济实力与活力的欧亚大陆，这也是历史上中国的经济与文化曾经产生过广泛影响力的区域（图9），在当今之世再度承载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并非历史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

过去的二十年，欧美的制造业空心化给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巨大空间，中国借此发挥优势积蓄力量，而有今日之蓬勃气象。

然而，大国崛起不仅要以经济为基础，还要以政治军事为保障，并以文化输出为标杆。纵观世界近现代史的发展变迁，国际竞争的主旋律一直是东西方文化的博弈，无论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皆不外乎文化博弈之因果，而铁律之一就是主流文化主导价值标准，产业强盛与文化强势互为表里，文化创意产业就承载了国家这一发展战略的重要使命，对于“一带一路”沿途的具有文化产业资源优势的城市，更是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潜力与发展机会。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能够给景德镇带来的最大机会就是市场，尤其是文化产品消费市场，而丝路聚变的共振经济将不断激活并放大这一市场。

“一带一路”给景德镇带来的另外一个重要机会是丝路城市之间广泛的交流、学习、合作、共振与分享。学习能力与学习机会对任何个人、组织包括城市都至关重要，尤其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方面相对闭塞因而整体发展滞后的景德镇而言，意义尤其重大，有利于开拓城市的发展视野，借鉴更多的发展模式，并借助深度参与“一带一路”的机会，扩大城市的影响力和提升城市的竞争力，与世界深度对话并重塑世界瓷都之机，庶几在此。

关于这一部分的研究，应成为“景德镇学”体系中极富时代性、国际性与发展指导性的学术创新点。

结语

西方主导世界的两个世纪以来，尤其是苏联解体，美国“一超独霸”之后，世界文明的格局失去了制衡的力量，以所谓普世价值为内核的西方文化依托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力量以图主导世界，却给世界带来了诸多不安定因素。

自古以来，中国的哲学观就是崇尚自然之道，强调阴阳平衡，相生相克，无论儒释道乃至中医理论，其文化根性都是信奉和而不同，更擅包容融合，这是中华文明永不断代的根由，也决定了中国必将在世界文明重归平衡乃至实现大同中承担起最重要的使命。

多难兴邦，实干兴邦。中国近代以来遭受的深重苦难，驱使中国以积极、谦卑、开放的心态不懈努力，从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中汲取养分，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合创新，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形成了建立在强大国力根基上、内涵不断深化、形态不断创新的当代中国文化价值观新体系。

中国的文化自信，正源于此。中国文化的输出，也需要在国际社会发出自己的文化强音，树立当代中国的文化形象，讲好中国的故事，而瓷器就是源于中国的世界语言，是与世界对话最悠久、交流最广泛的中国文化标识，瓷器的故事就是全世界听得懂又有亲和力的中国故事。

今日景德镇，瓷文化之魂犹在。千年窑火铸就了景德镇深厚的文化底蕴，陶瓷文化气息与精神不仅反映在其生产的瓷器本身，也同样弥漫在这座古城的每个角落，构成了瓷都独特、珍贵而完整的文化产业资源体系。

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瓷道不孤，盛世图景。

穿越人文之畛域，承载复兴之使命，必根植于文化自信。中华民族正在开创新的历史纪元，曾经代表中华文明一脉的景德镇之重塑，亟待景德镇学体系夯实文化思想理论根基，这对于建设文化堡垒城市、推动中国瓷业的发展与促进中国陶瓷文化的伟大复兴，乃至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均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深远的意义，也将在世界文明史上续写新的光辉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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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姚若晗，文化学者，陶瓷专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陶瓷文化：保护与创新”教席特聘专家，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特聘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