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敢忘却的记忆

萧焜焘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也许，“萧焜焘”对当今不少年轻学者甚至哲学界部分学者来说是一个有点陌生的背影；然而，对任何一个熟悉当代中国学术史尤其是哲学发展史的学者来说，这却是一个不能不令人献上心灵鞠躬的名字。在学术的集体记忆中，有的人被记忆，或是因为他们曾经有过的活跃，或是因为他们曾经占据的那个学术制高点，当然更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提出的某些思想和命题曾经激起的涟漪。岁月无痕，过往学者大多如时光映射的五色彩，伴着物转星移不久便成为“曾经”，然而每个时代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沉着而不光鲜，沉潜而不夺目，从不图谋占领人们的记忆，但却如一坛老酒，深锁岁月冷宫愈久，愈发清冽醉人。萧焜焘先生的道德文章便是如此。

中国文化中诞生的“记忆”一词，已经隐含着世界的伦理真谛，也向世人提出了一个伦理问题。无论学人还是学术，有些可能被“记”，但却难以被“忆”，或者经不住“忆”。被“记”只需要对神经系统产生足够的生物冲击，被“忆”却需要对主体有足够的价值，因为“记”是一种时光烙印，“忆”却是一种伦理反刍。以色列哲学家阿维夏伊·玛格利特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记忆的伦理”。它对记忆提出伦理追问：在被称为“灵魂蜡烛”的记忆共同体中，我们是否有义务记忆某些历史，同时也有义务忘却某些历史？这个命题提醒我们：记忆不只是一个生理事件，也是一个伦理事件；某些事件之所以被存储于记忆的海马区，本质上是因为它们的伦理意义。记忆，是一种伦理情怀或伦理义务；被记忆，是因其伦理贡献和伦理意义。面对由智慧和心血结晶而成的学术史，我们不仅有记忆的伦理义务，而且也有唤醒集体学术记忆的伦理义务。

我对萧先生的“记”是因着本科和研究生两茬的师生关系，而对先生那挥之不去的“忆”却是超越师生关系的那种出于学术良知的伦理回味。四十年的师生关系，被1999年元宵节先生的猝然去世横隔为前后两个二十年。前二十年汲取先生的学术智慧，领略先生的人生风采；后二十年在“忆”中复活先生的精神，承续先生未竟的事业。值此先生书稿再版之际，深感自己没有资格和能力说什么。但经过一年的彷徨，又感到有义务说点什么，否则便缺了点什么。犹豫纠结之中，写下这些文字，姑且作为赘语吧。

萧先生对于学术史的贡献留待时间去写就。当下不少学者太急于将自己和对自己“有意义的他人”写进历史，这不仅是一种不智慧，也是一种不自信。我记住了一位历史学家的告诫：历史从来不是当代人写的。学术史尤其如此。我们今天说“孔孟之道”，其实孟子是在死后一千多年才被韩愈发现的，由此才进入人类学术史的集体记忆；要不是被尘封的时间太久，也不至于今日世人竟不知这位“亚圣”的老师是谁——这个问题如此重要，以至于引起了“不知孟子从哪里来”的现代性的困惑。朱熹、王阳明同样如此，甚至更具悲剧色彩，因为他们的思想生前都被视为“伪学”，百年之后方得昭雪，步入学术史的族谱。我不敢妄断先生在未来学术记忆中的位置，因为学术史上的集体记忆最终并不以任何人的个体记忆为转移，它既考量学者对学术的伦理贡献，也考量学术记忆的伦理，这篇前言性的文章只是想对先生的学术人生或道德文章做一个精神现象学的还原：萧焜焘是一个“赤子”，他所有的学术秉持和学术成就，他所有的人生成功和人生挫折，都在于一个“真”字；不仅在于人生的真、学术的真，而且在于学术和人生完全合而为一的真。然而正如金岳霖先生所说，“真际”并非“实际”，学术和人生毕竟是两个世界，是存在深刻差异的两个世界，否则便不会有“学术人生”这一知识分子的觉悟了。先生年轻时追随现代新儒学大师牟宗三学习数理逻辑，后来专攻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浸润于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是国内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几位重要的代表性前辈之一。先生治学，真实而特立，当年毛泽东论断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先生却坚持否定之否定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这就注定了他在“文革”中的命运。但是1978年我们进校师从先生学哲学时，他在课堂上还是大讲“否定之否定”的“第一规律”。当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复刊，约他写稿，先生挥笔写就了他的扛鼎之作《关于辩证法科学形态的探索》，此时先生依然初心不改，坚持当初的观点。萧先生是最早创立自然辩证法（即今天的科技哲学）学科的先驱者之一，但他首先攻克的却是“自然哲学”，建立起自然哲学的形上体系。直至今日，捧着这本当代中国学术史上最早的《自然哲学》，我们依然不能不对他的抱负和贡献满怀敬意。他试图建立“自然哲学—精神哲学—科学认识史”的庞大哲学体系，并且在生前完成了前后两部。遗憾的是，“精神哲学”虽然已经形成写作大纲，并且组建了研究团队，甚至已经分配好了学术任务，先生却突然去世，终使“精神哲学”成为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维纳斯之臂”。

萧先生对东南大学百年文脉延传的贡献可谓有“继绝中兴”之功，这一点所有东大人不敢也不该忘记。自郭秉文创建东南大学起，“文”或“秉文”便成为东大的脉统。然而1952年院系调整，南京大学从原校址迁出，当年的中国第一大学便只留下一座名为“南京工学院”的“工科帝国”。1977年恢复高考，萧先生便在南京工学院恢复文科招生，第一届规模较小，第二届招了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自然辩证法四个专业。我是七八级的。我们那一年高考之后，招生的批文还没有下发，萧先生竟然做通工作，将我们46位高分考生的档案预留，结果在其他新生已经入校一个多月后，我们的录取通知才姗姗来迟，真是让我们经受“烤验”啊。然而，正是这一执着，才使东大的百年文脉得以薪火相传。此后，一个个文科系所、文科学位点相继诞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萧先生是改革开放以后东大百年文脉延传中最为关键的人物，如果没有先生当年的执着，很难想象有今日东大文科的景象。此后，先生亲自给我们讲西方哲学，讲黑格尔哲学，讲自然辩证法，创造了一个个令学界从心底敬重的成果和贡献。

1988年以后，我先后担任先生创立的哲学与科学系的副系主任、主任；先生去世后，担任人文学院院长。在随后的学术成长和继续创业的历程中，我愈益感受到先生精神和学术的崇高。2011年，我们在人文学院临湖的大院竖立了先生的铜像，这是3700多亩东大新校区中的第一尊铜像。坦率地说，冒着有违校纪的危险竖立这尊铜像，并不只是出于我们的师生之情。那时，东大已经有六大文科学院，而且其中四个学院是我做院长期间孵化出来的。东大长大了，东大文科长大了，我强烈地感到，我们还有该做的事情没有做，我们还有伦理上的债务没有还，趁着自己还处于有记忆能力的年龄，我们有义务去唤起一种集体记忆。这是一种伦理上的绝对义务，也是一种伦理上的绝对命令，虽然它对我们可能意味着某些困难甚至风险。在东大哲学学科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曾陆续再版过先生的几本著作，包括《自然哲学》，但完整的整理和再版工作还没有做过。由于先生的去世有点突然，许多事情并没有来得及开展。先生生前曾经在中国人民大学宋希仁教授的建议和帮助下准备出版文集，但后来出版商几经更换，最后居然将先生的手稿和文稿丢失殆尽，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不仅是先生的损失、东大的损失，也是中国学术的损失。最近，在推进东大哲学发展、延续东大百年文脉的进程中，我们再次启动完整再版先生著作的计划。坦率地说，所谓“完整”也只是一个愿景，因为有些书稿手稿，譬如先生的“西方哲学史讲演录”，我们未能找到，因而这个对我们的哲学成长起过最为重要的滋养作用的稿子还不能与学界分享。

这次出版的先生著作共六本。其中，《自然哲学》、《科学认识史论》是先生组织大团队完成的，也是先生承担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的成果。《精神世界掠影——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体系与方法》（原名《精神世界掠影——纪念〈精神现象学〉出版180周年》）、《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是先生在给我们讲课的讲稿的基础上完成的。《辩证法史话》在相当程度上是先生讲授的历时两学期共120课时的西方哲学史课程的精华，其内容都是先生逐字推敲的精品。《自然辩证法概论新编》是先生组织学术团队完成的一本早期的教材，其中很多作者都与先生一样早已回归“自然”。依现在的标准，它可能存在不少浅显之处，但在当时，它已经是一种探索甚至是某种开拓了。在这六本先生的著作之外，还有一本怀念先生的文集《碧海苍穹——哲人萧焜焘》，选自一套纪念当代江苏学术名家的回忆体和纪念体丛书。现在，我们将它们一并呈献出来，列入“东大哲学典藏”，这样做不只是为了完成一次伦理记忆之旅，也不只是向萧先生献上一掬心灵的鞠躬致意，而且也是为了延传东大的百年文脉。想当年，我们听先生讲一学期黑格尔，如腾云驾雾，如今我居然给学生讲授两学期120课时的《精神现象学》与《法哲学原理》，并且一讲就是十五年；想当年，先生任东大哲学系主任兼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如今我也鬼使神差般在江苏社会科学院以“双栖”身份担任副院长，并且分管的主要工作也与先生当年相同。坦率地说，在自我意识中完全没有着意东施效颦的念头，这也许是命运使然，也许是使命驱动，最可能的还是源自所谓“绝对精神”的魅力。

“文脉”之“脉”，其精髓并不在于一脉相承，它是文化，是学术存续的生命形态。今天已经和昨天不一样，明天和今天必定更不一样，世界日新又新，唯一不变、唯一永恒、唯一奔腾不息的是那个“脉”。“脉”就是生命，就是那个作为生命实体的、只能被精神地把握的“伦”，就是“绝对精神”。“脉”在，“伦”在，生命在，学术、思想和精神在，直至永远……

樊 浩

2018年7月4日于东大舌在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