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突破与重建

总的来看，为克服20世纪清学史范式之局限，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三方面努力：首先，在视野方面，要打破清学等于考据学的视野，重估清学各派总体规模、流变，深入探讨清学变化动力，从而对清学整体规模及流变有一个总体把握 46；其次，在话语建构方面，重构清学史话语体系，关键在于对乾嘉学派、汉学、宋学等基本话语的解构；最后，在方法论上，反考据学中心论、反西欧中心论、反中西比附，从而重建清学史。

首先看第一点。经济结构的差异、皇权专制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程度的差异，地域民众结构素质的差异，再加上思想体系本身在建构形形色色之道统的差异，一言以蔽之，由于不同地域差异的深刻铸就，清学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学术体系。从地域学派的观点来说，有以关中为基地的关学，有流行于河南河北的北学，有江南考据学及桐城古文派等；从学术趋向上讲，有理学、考据学等，如果更加细化，清代理学又可分为坚守程朱的理学派、坚守陆王的心学派及在兼容并包基础上调和二者的会通派。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帝制中国的深刻复杂性。就清学来说，这种复杂性一旦在社会危机加剧之时就会强力显示。比如嘉道之际，面临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除今文经学外，其他学术流派，包括考据学、浙东史学、桐城派古文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以及诸子学，甚至佛学与道教都不断勃兴。47

另外，在清学史中，除差异性构成的不同外，在像关学、北学这样的地域学派内部，由于形形色色力量所形成之合力在长时间内恰好处于一个平衡点上，从而在思想学术与地域传统之间保持着相当惊人的认同。比如夏峰北学，虽然经过多层次多方位流变，但内部相互争论还是很有限度的，而在中州夏峰北学内部，这种认同性更是惊人，它不但通过各种网络保持本派生机勃勃，而且成功了抵御了其他学派的渗透，成为清代河南学术之主导。

所以，根本不存在铁板一块的清学，完整的清学根本不可能是考据学或其独霸，而是理学、考据学、西学等的杂糅融合。正因为理学、考据学各有各的局限，所以，清儒更多的是主其一端，理学、考据学、辞章、经世等多种儒学知识资源并用。

在对完整的清学规模认知基础上，对清学各个时期流变的深入探讨也成为可能。而要弄清清学在各个时期的流变，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在清学史叙述中对“考据学中心论”的清算。可以说，近代以来的清学史叙述基本上就是“以惠（栋）、戴（震）为‘清学/清儒’中心的做法，而将‘清代学术史’的史述主线形成了惠戴之学或吴皖二派为其高峰的学术史观，并且自此以降形塑了后代学人对清学的认知” 48。换句话说，近代以来的清学史叙述是以考据学为中心、围绕考据与反考据（即汉宋之争）为叙事视野建构起来的，在此基础上，它把整个清学史切割为三个论述的组合：（1）清代考据学是怎么来的；（2）在清代中期，也就是考据学在江南进入全盛的乾嘉时代，考据学派是怎样展开的；（3）走过全盛后，进入近代，考据学是怎样实现现代性转换而成为现代中国学术一部分的。也就是在这个叙述中，那些非考据学的学术思想被极度过滤，完整的清学各派流变无法得以重建。要完成这种重建，近代以来以“考据学中心论”建构的清学史叙述就必须被清算。

除了要重估清学各派总体规模、清算“考据学中心论”外，也必须深入探究清学变化动力，只有如此，才能对清学整体规模及流变有一个总体把握。

综观清学变化的动力，无疑是多元的，但主导却是唯一的。经学的本质在于“以经术润饰吏事” 49，清学作为经学一代之发展形态，其主导力量就在于皇权意识形态下权力的参与。自秦汉以来，由于皇权主义的不断完善，思想学术都是在皇权建构的体制内被建构的 50。概言之，就是专制皇权透过各种制度建构，来操纵儒生集团，而儒生集团的群体属性又使得他们倾向于借重皇权，正是如此，出现了两者一拍即合的天作之合。帝制时代的中国皆是如此，更不用说“君道合一”的清代 51，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各个学派时刻都面临着意识形态建构的巨大压力。一般的学派或者学者要么入其彀中，要么被其剔除，就是规模相当庞大的地域学派也在其笼罩之下分流。如在清初分别流行于江浙地区、以刘宗周为宗师的蕺山南学与流行于北方、以孙奇逢为宗师的夏峰北学，这两大学派在清代学术史上都是举足轻重的。但在清初皇权意识形态建构的巨大压力下，蕺山南学分化为黄宗羲派、狂禅派、修正派、由王反朱派、根本反对派等五派。52夏峰北学，虽然在顺康之际的北方独大，并且在朝有魏裔介、魏象枢、曹本荣等高官支持者，在野则有大批儒生为后盾，且以书院为阵地建立起了一呼百应的网络，但即使如此，该派干将崔蔚林还是因为与康熙帝辩论而被贬斥为“直省极恶之人”丢职罢官 53，就是与清廷时刻保持一致、被誉为“理学名臣”的汤斌最终也被康熙贬斥“当其任巡抚时，未尝能行一事，止奏毁五圣祠乃彼风采耳，此外竟不能践其书中之言也” 54，甚至孙奇逢于81岁之际也不免遭受文字狱迫害，差点被押进京入狱。也就是在这种压力中，夏峰北学不断分流。 55所以，就是在清朝统治不稳危机四伏的顺康之际，统治者对学界的态度根本不可能是如《清史稿·儒林传》所描绘的“顺、康间，海内大师宿儒，以名节相高。或廷臣交章论荐，疆吏备礼敦促，坚卧不起。如孙奇逢、李颙、黄宗羲辈，天子知不可致，为叹息不置，仅命督、抚抄录著书送京师”那样温情脉脉。试想，统治稳固的清代中期，皇权意识形态建构对各派形成的压力与控制将达到何等程度！权力形塑思想，绝对的权力更是宰制思想！所以，正是这种压力使得清代始终无法形成统一的经学体系 56，这其中除学术本身的因素外，根本原因却是清代皇权专制主义的多层次运作 57使得各学派分流不断加剧。而对此讨论的缺失，则无疑会导致清学流变的不可理解并导致神秘化，最终，清学的变化就像变戏法，这正是“每转益进说”及“内在理路说”的局限之处。

再看第二点。在很大程度上，话语的局限就是思考的局限，在清学史中亦是如此。清学史中长期流行的一些话语已经成为我们思考的盲点，比如“乾嘉学派”、“汉学”、“宋学”。也正是这些盲点的存在，导致误判不时发生。

正如上面所论，近代以来的清学史是以考据学为中心展开叙述的，也就是在这种叙述中，因为清代考据学盛行于乾隆、嘉庆两朝，所以又被冠以“乾嘉学派”。但常识告诉我们，综观中国学术史，任何一个时代，根本不可能在某时代只存在一个学派。考据学在清乾嘉时代最为兴盛，但问题是其他学派实力也并不逊色，它能在此时代学术界获得独占？难道此时代就只存在一个考据学派？恐怕事实远非如此。别的尚且勿论，就是在清代河南，学术的主导力量是夏峰北学，不仅是在乾嘉时代考据学对河南没有多大影响，就是整个清代，考据学对其的影响也微乎其微。所以，乾嘉时代不可能只有一个学派，把考据学派定位为“乾嘉学派”，无疑就屏蔽了此时代大大小小、甚至不少实力强劲的其他学派。

其实，不光乾嘉学派，以汉宋学二分来建构清学史也会引起我们的误判。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因为汉朝儒学与清代标榜的汉学不同，宋代儒学与清代理学也不相同，它们之间更多是貌合神离。刘师培说：

古无汉学之名，汉学之名始于近代。或以笃信好古，该汉学之范围。然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训故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条例，以治群书耳。 58

宋学之名也是如此。如果用此法解释清学史，其流弊也相当明显：

甘泉江藩作《汉学师承记》，又作《宋学渊源记》，以详近儒之学派。然近儒之学，或析同为异，或合异为同，江氏均为备言，则以未明近儒学术统系也。 59

二是清学中有很多非汉学非宋学的其他学术范型。“本朝别有绝特之士，涵咏白文，获于经，非汉非宋，以为其是。”60

最后看第三点。正是由于对清学总体规模探讨的缺失及以汉宋学之争为骨架来阐释清学，使得清学中有很多非汉学宋学的其他学术范型难以处理，所以，近代以来的清学史难免穿凿。所有穿凿一旦集中，就必然导致清学史研究中方法论运用的错位。概言之，就是力图用文艺复兴模式或启蒙运动来建构清学史。关于启蒙运动模式之局限，前文已有详论，兹不赘述。此处重点讨论文艺复兴模式。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是要摆脱宗教“神本主义”的桎梏部分，回到以人为本的传统中去，它关注最多的是普通人的人性发展。对于清学史来说，它根本就不可能是文艺复兴。首先，从宏观来看，中世纪西方面临的是一家独大的天主教会和破碎的王权，帝制中国时代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教权统治时代，而面临的是笼罩一切的皇权专制主义，何来与教会对抗的“文艺复兴”？其次，不管是面对一家独大的天主教会，还是笼罩一切的皇权专制主义，文艺复兴就必然意味着对压抑普通人性的传统的反对，不管是温和的还是激烈的，反观作为皇权专制制度捍卫者的清儒，哪里有这种状况？像布鲁诺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伽利略因为支持太阳中心说而被终身监禁就不必说了，就是以温和方式反对的清儒又有几个？充其量也就是黄宗羲写了《明夷待访录》束之高阁，然后晚年称颂清朝“皇上仁风笃烈，救现在之兵灾，除当来之苦集，学士大夫皆以琴瑟起讲堂之上，此时之最难得者也”61，王夫之严守“华夷之辩”而老死江湖。所以，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显然都不是研究清学史适合的参照系，在比附参照的背后，无疑是西欧中心论的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