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陆王学术著作的刊印

清初，尽管清廷确立朱子学为官方学术，但于文化政策层面上除了几次文字狱外，并没有明令禁止包括陆王学术在内的其他学说的传承与发展，因此，在清初学术界仍有学术大家如孙奇逢、黄宗羲等活跃于学术舞台，坚持陆王学术阵地，不断地修正和发展陆王学术，使得陆王学术在清朝初期，能够继续依自己的内在逻辑向前迈进。陆王学术于清初之所以能够继续向前一步步迈进，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即是陆王学术著作的不断大量刊刻和传布。学术典籍的刊刻布印，其主要目的就是供给学人们用来学习、传播和研究，尤其是当时的书院中，应当说存有大量陆王心学方面的书籍。陆王学术著作的刊刻印行和传播，在整个清初并没有被禁止断绝，反而一度呈现出繁荣景象。

陆王学术典籍的刊印，在顺治时期即已开始。顺治三年（1646），“王应昌著《王阳明先生传习录论》，有自序”125。顺治四年（1647），“孙奇逢，五月始纂《理学宗传》”126。顺治十八年（1661），“秦云爽著《紫阳大旨》8卷成书，有自序”127。2007年2月7日，于江西省永新县沙市镇上埠村，发现明末清初时期的大思想家贺贻孙后裔保存下来的《王阳明先生全集》，计六本三十八卷，每本为三十二开，由黄草纸印刷。据说像类似保存完好、整套皆由清代印制的目前存世不多。由上可知，从顺治初直至顺治末，陆王学术著作一直是在不断地刊刻印行和传布。可以说明，在清朝初期，在统治思想的学术领域内并没有实行学术思想文化禁锢，包括陆王学术在内的理学是可以任意刊刻印行和研习的。

王应昌，字亮之，号雪园，明末清初河南柘城人，明朝天启四年（1624）中举，曾任河北交河令。他为人正直，能够替他人着想，体恤下属；不畏权贵，能够依法办事；亲率兵卒，剿灭盗匪；革除火耗捐、以钱赎罪等弊政，并重建交河驿站等。同时，他又倡建关帝庙，将生徒聚集在庙中，为他们讲授《春秋》大义。崇祯十六年（1643），考核官吏，王应昌考绩第一，在即将调京补缺之时，因天下大乱失去机会。清朝定鼎北京之后，因其为官清正而被启用，封为御史，巡按浙江。于任内，他惩治贪官污吏、铲除黑恶奸猾；解救贫民，除去摊丁入户之差役，罢去卖官鬻爵之弊政。后来巡按上江，除安徽无为州贪官，并用收缴赃银创建王文成公书院。王应昌生平精研理学，著有《定志论》、《书籍志》和《王阳明先生传习录论》等书。他作为明末遗民，又在清朝担任御史、巡按地方的大员，却在清初一片批判王守仁心学之时，敢于撰写关于陆王心学方面的《王阳明先生传习录论》一书，可见当时的学术氛围并非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严峻。

康熙一朝，圣祖尽管对某些近臣倾向陆王学术持否定态度，但于陆王学术则采取不加禁止的政策，而且圣祖自己也曾经接触和了解陆王心学学说。如浙东大儒邵廷采，于康熙初年，从名儒毛奇龄游，后主讲姚江书院达十七年之久，著有《思复堂文集》二十卷，《姚江书院志略》四卷，及《明儒传》、《王门弟子传》、《刘门弟子传》、《和平县重修王文成公祠碑记》等关于陆王心学方面的著述。邵廷采“幼读刘宗周《人谱》，曰：‘吾知王氏所学。’始师事矣”128。可以看得出来，康熙时期，孩童接触和学习陆王心学是不加禁止的。总之，由上可见，邵廷采自小便开始接受陆王学术思想教育，为其后来的学术取向奠定了坚实基础，而其主讲姚江书院十七年，并写作大量陆王学术方面的著作而行世，其影响可想而知，邵廷采也因此成为浙东一代名儒。由此，也同样可以折射出康熙一朝于陆王学术传播之态度。

再如，康熙五年（1666），“孙奇逢自序所著《理学宗传》，汤斌、张沐为序。十月，《理学宗传》26卷刻于内黄”129。康熙十一年（1672），“黄宗羲选编《姚江逸诗》15卷”130。康熙十二年，“俞嶙编《阳明全集》刻于江西九江匡山书院，其中有俞嶙编《王阳明先生年谱》1卷”131；“李绂字巨来，号穆堂，江西临川人。著有《朱子晚年全论》8卷、《陆子学谱》20卷、《阳明学录》等”132。康熙十五年（1676），“黄宗羲著《明儒学案》成书，凡62卷”133。“王阳明五世孙王贻乐，1680年（康熙十九年）编《王阳明先生全集》刊行，有序”134。“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明史馆拟定《修史条议》，徐元文等主张《明史》仿《宋史》体例，设立《道学传》。王守仁拟入《名卿列传》，王学弟子归入《儒林列传》”135。“徐元文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作《王阳明先生全集序》。马士琼1685年作《王阳明先生全集序》”136；“张问达编《阳明文抄》20卷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刊行”137；“邵廷采弟子陶作英1691年（康熙三十年）刻《姚江书院志略》于绍兴，并作《刻姚江书院志略书后》”138；“贾醇庵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刊刻黄宗羲所著《明儒学案》62卷，有自序。仇兆鳌为黄宗羲作《明儒学案序》”139。

康熙二十三年（1684），明史馆拟定《修史条议》，当时对于《王守仁传》的归属及其学术评价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徐元文等主张设立《道学传》。但其最终结果是《明史》不设立《道学传》，把《王守仁传》归入大传，而不入《儒林列传》，把王学弟子皆归入《儒林列传》。当然争论的背后隐含了明史馆内存门户之见及其尊崇程朱理学的官方主流思想。而另一方面也表明，能够给王阳明立传且引起了强烈的讨论和争辩，说明了当时朝廷内部及其最高统治者对于王阳明及陆王心学思想并没有绝对禁止，而是不加干涉地任其发展，只不过当时陆王心学学说不再是主流思想，而是处于一种弱势状态而已。

孙奇逢、黄宗羲和李绂皆为当时著名的王学大家；王贻乐为王守仁五世孙；徐元文则曾任《明史》总裁，后升国子监祭酒，充经筵讲官，后任左都御史，文华殿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马士琼，字书湖，四川西充人，举人出身，曾先后任直隶南皮县和山东滕县知县，清朝著名学者。他赞誉王守仁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式的伟大人物，且曾经刊刻《王阳明先生全集》一书并写有序言。上述所涉及诸位，既有当时著名学者，还有王守仁后世子孙，亦有为官显赫者，还有中下层官僚，可以说涵括了社会各阶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和顺治朝一样，从康熙初至康熙末，陆王学术著作的大量刊刻印行，尤其是关于王学著作的刊刻印行是从未间断过。我们可以想象，随着陆王学术著作的不断刊刻印行，陆王思想学说亦不能不随之而传播开来，被人们了解、学习和探研，只不过是由于受到理学正统派的抵制，而不被众多学人所重视而已。我们从《明史》纂修之时，对于王守仁该入哪一“列传”的激烈争论当中，即可窥见一斑。

除此之外，在一些清人文集及地方志中，亦同样有对陆九渊、王守仁诗文集摘抄收录者。如清顺治《潮州府志》卷十一，《古今文章部·诗部》即载有王守仁《游阴那山》（正德十二年，即1517年）一诗，其中有语曰：“路入丛林境，盘旋五指巅。……风幡自不定，予亦坐忘言。”140当时，王守仁正备兵征讨赣、闽诸地“贼寇”。乾隆《池州府志》和光绪《贵池县志》均载有王守仁《游齐山赋并序》（弘治十五年，即1502年）。康熙《九华山志》卷九，载有王守仁《石庵和尚像赞》（弘治十四、十五年，即1501、1502年。—引者）。清人褚人获《坚瓠首集》卷一《棋落水》，载有王守仁《象棋诗》（成化十五年，即1479年）。《太平府志》卷三十九《艺文五》（康熙十二年刻本，即1673年；光绪二十九年重印，即1903年。—引者），载有王守仁《清风楼》诗（弘治十五年，即1502年），同时还载有王守仁《谪仙楼》诗（正德十五年，即1520年）。我们仅从对王守仁诗文的刊载中亦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也正是由于有了清初统治阶级对陆王学术的不加干涉，以及清初一大批学者致力于陆王学术的努力，还有诸多陆王学术著作的不断刊刻布印及传播，使得陆王学术得以不断地向前发展，经过了清中期艰苦的发展历程，到了晚清之时才得以爆发，最终出现了陆王学术的复苏，并再度演进为高潮。其中体现之一，即是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大量的陆王学术著作得以刊刻和流行。如嘉庆三年（1798），刘永宦刊行一部八卷本的《王文成公集要》。嘉庆十九年（1814），湖南巡抚广厚与汤金钊重订刊刻彭定求的《儒门法语》。道光初年，重修《陆象山先生文集》，于同治十年（1871）重刻出版。道光五年，张恢等人修补刻印了清初学者范镐鼎编辑的《广理学备考》，其中收有《王阳明集》、《王心斋集》、《罗近溪集》、《王龙溪集》、《罗念庵集》等著述。道光六年（1826），萧名哲等将其师陶浔霍、柳廷方所整理而成的《王阳明先生全集》刊刻出版。道光十一年（1831），曹溶等人编辑出版的《学海类编》收录有王阳明的《传习则言》、《阳明先生乡约法》和《阳明先生保甲法》，以及王艮的《心斋约言》。道光二十五年（1845），李祖陶所辑《金元明八大家文选》和《明文选》两书，均收录有《王阳明文选》。道光二十九年（1849），山东巡抚徐泽醇重刊《儒门法语》。咸丰八年（1858），胡泉曾刊刻《王阳明先生疏证》和《王阳明先生经说弟子记》两种。也正是有了清初陆王学术著作的不断刊刻印行，再加之晚清社会现实，才使得陆王学术开始在潜移默化中渐渐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