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启蒙民族主义的侵略性

尽管“三导向说”敏锐地注意到，不能把维护国家主权的正当性纳入侵略性的范畴，但吉登斯等人还是把民族主义的侵略性看作民族主义导向国家主权的结果，似乎与公民身份毫无关系。这种归纳方法尽管看到了民族主义侵略性所产生的真实的一面，但也造成了两种不利的结果：一是把公民身份置于国家主权的对立面，认为公民身份催生民族主义的启蒙性，国家主权则只会催生侵略性；二是忽视了实际政治中许多公民身份导向的民族主义也具有侵略性的事实。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公民身份与国家主权之间并不是彼此对立的关系。国家主权、公民身份和民族主义本质上都是现代的现象，它们之间相互关联，而不是彼此对立。现代公民身份以国家主权的出现作为前提。主权的出现意味着清晰领土边界的确立，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能谈得上个体在国家中的明确的成员资格，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个体对于国家所具有的权利和义务。反过来，国家主权也以公民身份理念作为基础，现代国家都建立在公民身份所蕴含的“人民主权”观念的基础上。从民族主义的维度来看，如吉登斯所言，如果不存在“人民主权”这一产生于近代欧洲的自由主义理念，民族主义也就不会出现（Giddens，1995：192）。这一点可以从民族主义和人民主权观念同时诞生于法国大革命这一事实中得到印证。从本质上说，民族主义是人民主权观念的文化表达，它为国家主权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心理动力。吉登斯等人之所以会潜在地把国家主权与公民身份对立起来，是因为他们在分析民族主义与国家主权或者公民身份的联系时，割裂了后两者之间的联系。当然，强调主权与公民身份之间的关联并不意味着必须持一种僵化的观点，认为它们对民族主义具有同样大的影响，而是要表明，如果把它们潜在地对立起来，将会扭曲我们对于民族主义的认识。

前文已经分析了公民身份导向下的民族主义的启蒙性，强调了公民身份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联而不是对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对民族主义的侵略性视而不见。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代，侵略性民族主义都是大量存在的现象。那么，由此引申出来的一个问题是：这种侵略性又是如何产生的？对于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吉登斯的观点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特定条件下，领袖人物所倡导的学说对于侵略性民族主义的生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吉登斯，1998）。这里，不能把领袖人物等同于一般的政治领导人物。前者的特征在于：他们具有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获得了人们广泛的心理认同。在国家主权受到外在威胁——不论这种威胁是实际存在的还是想象出来的——的条件下，领袖所倡导的价值对于民族性的生成意义重大。如果领袖所倡导的是一种良性的、启蒙的学说，民族主义也将相应变得具有启蒙性，反之，则可能形成侵略性民族主义。“回归对领袖的形象以及他/她所代表的象征和主义的认同，这是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无论是良性的抑或好战的，它都表现为对‘群体内’的强烈心理依附和对‘群体外’的区别对待”（Giddens，1987：179）。这一观点至少说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民族主义侵略性与以前封建君主等的侵略性存在区别；二是侵略性民族主义与公民身份存在关联。从前者而言，侵略性民族主义是一种有着广泛群众基础和得到人们心理认同的侵略性，前现代时期的各种侵略性则主要表现为个人的侵略性以及对部下或者臣民的胁迫。从后者而言，现代历史上出现的侵略性民族主义大多与民主政治联系在一起。民主政治、魅力型领袖和具有煽动力的学说结合在一起，成为侵略性民族主义生成的基本要素。如果法西斯主义是侵略民族主义的典型的话，吉登斯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它与公民身份之间的关联：“法西斯主义国家是下列两个方面的成功结合：首先是侵略或者排外性的民族主义，其次是对作为共同体利益最终仲裁者的国家的普遍忠诚。”（Giddens，1987：178）

除了由于领袖人物的导引而形成侵略民族主义的情形之外，即使在代议制民主正常运作的条件下，民族主义也很有可能表现出侵略性，这种情形或许代表了侵略性民族主义生成的另一种方式。侵略主要针对其他的民族或者国家，民族主义对外的侵略性与对内的启蒙性可以实现完美的结合，这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时代都不是什么罕见的现象。在英国的历史上，议会的职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止各种渎职和不法行为，保持公共生活的和谐；二是围绕对外战争问题进行辩论和做出决定。这种运作方式给英国带来的结果是多方面的：战争的决策机制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战争的持续动员和胜利凝聚了民族的成员，激发了民族的自豪感；源源不断的战争收入则推动英国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在那里，民主国家就像一个股东享有充分权益的大型有限股份公司，议会是董事会，国家的成员则是股东。如果战争能够获益（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意识形态上的），那么，这笔生意就可以做，如果赔本或收益甚微，那么，这笔生意就不要做，因为它有损大部分股东的利益，股东们就有权否认国家的战争行为（陈晓律，2008）。通过这种方式，对内民主与对外侵略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的机制。“民族主义”一词似乎并不适合于美国，因为它没有悠远的民族记忆和民族文化，也没有可以引起民族悲情的历史创痛。但是，美国特殊的历史却孕育出其独特的民族性：一种以移民文化为基础、以成就为导向、面向未来而不是过去的民族主义。安纳托尔·列文认为，美国民族主义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公民民族主义，体现在“美国信条”上，即对于自由、立宪、法律、民主、个人主义以及政教分离等的信念；一是奉行“大棒”和扩张政策的超级民族主义。同时，他还提出，前者是美国力量的支柱，是美国影响世界的支柱，它对人类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Lieven，2004）。但是，过去十余年的世界形势似乎表明，美国的公民民族主义与对其他民族和文化的侵略是相容的，这从美国对伊拉克、前南联盟、阿富汗等国的入侵，从当今美国与伊朗等国的紧张关系中可以得到印证。

综合以上所有的分析，可以看出，也许，公民身份导向的民族主义并不像吉登斯等人所认为的那么简单，仅仅用“启蒙性”就可以概括其所有的性质。本文没有否认这种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启蒙性质，但要求对启蒙的条件作更深的分析、对启蒙的内容持更广的视野。同时指出，在强调这种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启蒙性的时候，还必须看到它对于其他民族、族群或者群体所具有的排斥性和侵略性，并且从全球化发展、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动态的角度来看待这种启蒙性，国际移民、恐怖主义等外生变量可以影响甚至改变民族主义的启蒙性，使之走向封闭、排斥甚至是侵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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