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哲学在其发展的途程中，大体上经历了四个时期（或阶段）。第一时期是创立期，指先秦哲学。第二时期是扩大期，指汉至唐代的哲学。第三时期是融会期，指宋至清代的哲学。第四时期是潜藏期，指清末民初以来的哲学，我称之为近现代哲学。

这四个阶段的文化背景各不一样。第一时期是中华人文价值理性的奠基期，是黄河、长江流域的文化与周边不同族群的文化大融合的时期，初步形成了中华多民族及其文化的融合体。第二时期是中华多民族及其文化融合体的确立期，中华制度文明的建构已相当成熟的时期，与周边各民族及外域文化扩大交流的时期，也是印度佛教文化及哲学传入中国，与中国文化及哲学不断融合，并形成了中国化的诸种佛教宗派的时期。第三时期是士庶二元社会结构解体，文明在全社会下移、推开的时期，世俗化的时期，也是进一步消化印度佛学并重振中国哲学的主体性的时期。此一时期的理学是整个东亚文明的体现，它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越南等地区和国家都得到深化与发展。第四时期是西方文化作为强势文化冲击中国文化的时期，也是这两种文化及哲学开始碰撞、交融的时期，中国文化及哲学在总体上处于劣势并蛰伏的时期，是消化西方文化及哲学，再建中国文化及哲学之主体性的准备或过渡的时期。

这四个阶段哲学的代表性思潮、流派、人物、成果各不相同。在多样化的哲学成就中，最具根源性、原创性、标志性的典籍、人物、流派：第一阶段是《五经》与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及诸子百家；第二阶段是董仲舒、魏晋玄学、隋唐佛教与道教哲学及《五经正义》；第三阶段是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王船山及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代表的四书学新传统；第四阶段中外诸思潮相互激荡，出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哲学思潮。

这四个阶段的问题意识与哲学中心范畴既有延续性又有差异性，各有其重心与特色。

在第一阶段，孔子与儒家继承三代大传统的天、帝、上帝、天命、天道的终极信仰，以礼乐文明为背景，以“天人性命”问题为枢纽，肯定天道、天命下贯为人之性，创立了凸显人性尊严、人道自觉、人格独立的“仁”学系统，侧重解决天人之际中“人是什么”的问题及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主张通过人文建构、人事活动，特别是道德活动上达天德，把宗教、哲学、政治、道德密切地结合了起来。与之并行的是老子与道家。道家继承上古与春秋思想家有关“天”的叩问以及弥沦无涯的“气”的传统与相对相关的“阴阳”观念，形成连续性、整体性的宇宙观及宇宙生成论。他们创立了凸显天道与超越境界的“道”学系统，侧重解决天人之际中“天是什么”的问题及万物所以为万物的问题，主张人可以通过身心的修养上达天道（天地精神），把自然、社会、人生打成一片。儒家的“仁”与道家的“道”是中国哲学最核心的范畴。儒道两家并非决然对立，而是相互影响、渗透。墨家与儒家同源，墨子与老子、孔子一样，反思文明源头，思考天人性命问题以及文化制度对于人的限制问题。当然，墨子继承的是民间小宗教的传统，其学因自身限制未能成为大统。这不是说墨家没有价值，而是中国社会历史的选择使然，其更需要的是形成互补态势且可大可久的儒道哲学思想。这当然是后话，在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诸子蜂起，百家异说各著精彩。儒家之有思孟学派与荀子，犹道家之有庄子、文子，法家商韩之学从道家转出而成一家之言，名辩思潮与阴阳家等更是自成一格。要之，诸子百家都是环绕天人性命之学这一中心而展开论辩的，当然论辩往往涉及不同层面，甚至辩说本身的技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易传》的天地人三才系统，其宇宙生命、气化流行、继善成性、德业双修论，是儒道思想的大综合。

在第二阶段，“天人性命”之学得以深化和扩大。在儒释道三教碰撞、融合的过程中，在超越的终极归宿与俗世生活的张力下，安身立命的问题更为凸显。各色的人身、人心、人性与修养问题的讨论颇为热烈，尤以中国化的佛教和中国本土的道教为盛。在此一时期，人如何超越现世而又不脱离现世的问题成为中心问题。汉代哲学之“天人感应”中的人的生存、生死神形问题与人性问题；魏晋玄学中的有无、本末、体用、一多、名教与自然、言意之辨；道教中的元气、长生、神仙、养气炼形、内外丹、重玄、凝神收心、性命双修诸说；佛教中的“真心”“妄心”之争，佛性之“本有”“当有”之辨，“一心开二门”之论及“圆融三谛”“一念三千”“转识成智”“理事无碍”“自性即佛”诸论；凡此种种，都是围绕着人的精神超越与现世生存（圣与凡）这一中心问题而展开的。这一时期的哲学，由于佛教的传入，在人的心、性、情、才与认知结构，人与世界的多重关系，个体自我的神圣完满性（佛性），能动的主体与重重无尽的世界的关系，顿悟、直觉、创造思维的爆发力，以及超越意境的追求等方面的体认或研究，都比先秦哲学更为精深。

第三阶段的哲学，真正实现了儒释道三教的融合，特别是以历史实践证明最适合中国社会的儒家思想为主体的融合。宋元明清是“道学”或“理学”作为精神世界的时期（清代亦不例外）。其兴起，正是中国知识人面临政治、民族危机，特别是外来文化思想的严重挑战而产生的一种“文化自觉”。自韩愈开始，至宋初三先生、北宋五子直到南宋朱子，可以说是数代知识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过程，重塑了中国人的终极信念与价值系统，从高的层次与水平上回归中国人的精神源头，即回归“六经”、《论语》、《孟子》、周公、孔子。朱子与同时代的学者（吕祖谦、陆氏兄弟、陈叶功利派等）间的辩论，朱子之后的阳明学及明代的心学、气学诸论，乃至清初大儒的反省等，尽管异彩纷呈，创见迭出，派系繁复，争论不休，然合而观之，其所同大于所异，深论细节千差万别，而总体上或先立乎其大者，却莫不仍旧环绕着一个中心而展开，这个中心就是对佛道二教作内在性的批评、扬弃、消化，重建中国人自己的宇宙论与本体论，解决中国人的精神归宿问题（信念、信仰、终极性等）及超越追求与现实关怀的关系问题。

理学重建了宇宙本体论和心性修养论，重建了道德形上学的体系。这一时期的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最大贡献是抽象程度很高，不仅讨论宇宙自然的发生与发展，而且进一步讨论天地万物的根据、本原和普遍规律等形而上的问题，包括人的终极关怀的问题。“理”“气”范畴是最基本的范畴。这两个范畴及“道”“阴阳”“太极”等范畴在先秦就有了，但只有在这时才形成相互对应、相互联结的范畴体系，成为儒家形而上的宇宙本体论的核心范畴。在宋明理学中，最主要和最有影响的派别是以程颐、朱熹为重要代表的理学学派和以陆九渊、王阳明为重要代表的心学学派。理学在本体工夫论上主“性即理”的理本论以及由此“理”本论所发展出的所谓“格物穷理”“主敬涵养”“变化气质”的工夫论，心学在本体工夫论上主“心即理”的心本论以及由此“心”本论所发展出的“发明本心”的“易简工夫”。

第四阶段的哲学就不同了，近现代哲学的内容与形式与前三阶段的哲学有了很大的区别。它是在回应西方文明的挑战并与之对话中产生出来的。这一阶段当然还在进行之中。为救亡图存而产生的各种思潮都在选择适合中国而又不脱离世界大势的道路。这一阶段的中心课题是普遍与特殊、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各派哲学家都在检讨、反省：什么是现代化的普遍之路及现代性的内涵；什么是东方、中国的特殊性；什么是普世价值，什么是中华人文精神的特质；今天还需不需要形上、本体追求和现代人的安身立命之道？在引进西方价值理性、哲学思想方法的过程中，各派哲学家都有自己的思考。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下，各派哲学家均有自己的回答。

敝人以为中国哲学史中隐然有一以贯之的主线，在此一主线上分为上述四个阶段。敝人以这四期说来架构中国哲学史，故本书分为四编。由于本书是一部小型的中国哲学史，所选择的典籍、哲学家、学派都十分有限，一些社会思想或其他思想丰富而哲学性不强的人物没有列入，在所有哲学学派、思潮中只选择了重大的学派、思潮，在同一哲学学派或思潮中亦只选择了重要人物，次重要的典籍、学派、思潮、人物都只好割爱了。这不是因为他（它）们没有价值或价值不大，而是限于篇幅。关于所谓重要与次重要的分判，主要看是否围绕主线及每一阶段的中心问题。这当然会抹杀某些精彩的内容。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为初学者进入中国哲学的堂奥指出门径，因之只能述说有代表性的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