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天志”“明鬼”与“非命”“节葬”

前面述及“非攻”“尚同”时，都涉及墨子“利天”“同天”之说。墨子肯定意志之天的存在，认为天是自然、社会和人民的主宰，能赏善罚恶。墨子亦肯定鬼神的存在，认为鬼神能在冥冥之中监视人们的行为，能赏贤罚暴。墨子“尊天事鬼”的主张，源于夏殷周的文化。他说：“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欲以天之为政于天子，明说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牛羊，豢犬彘，洁为粢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于天。”（《天志上》）

墨子的宗教观与前代的宗教观相近之处，是把宗教政治化与道德化。他指出：“顺天意者，义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天志上》）符合天意的“义政”就是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不劫弱，贵不傲贱，诈不欺愚；违逆天意的“力政”则是相反。前者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谓之圣王；后者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谓之暴王。墨子说：“今天下之君子之欲为仁义者，则不可不察义之所从出。”（《天志中》）他指出，“义不从愚且贱者出，必从贵且知者出”。因为“义者，善政也”。“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是以知义之为善政也。”（《天志中》）“义”就是“善政”，它从哪里来的呢?它来自贵且知者——天!墨子在这里把高贵而全知的“天”作为“义政”或“善政”的根源。“天为贵、天为知而已矣。然则义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实将欲遵道利民，本察仁义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吾所以知天之贵且知于天子者有矣。曰：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天志中》）

就“天”作为“仁义”“善政”之终极源头，“天”是良好的政治和良好的道德行为的终极根据而言，就“天”能主宰天子，“天”的意志即是“民”的意志，以“天”能赏善罚恶来警告、控制为政者而言，就仁义道德包括“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弟兄慈孝”，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臣之事君，天下仁祥等内涵而言，墨子思想和早期儒家思想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区别在于，第一，墨子的“天志”主要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是平民意志的外化；第二，墨子的论证方式，是以“利”为枢纽的。“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法仪》）“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有矣；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罚者亦有矣。”（《天志中》）前者如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后者如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

墨子以“天”为宇宙和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以“天志”为最高准则和尺度，用以衡量天子、王公大人、卿、大夫、士的刑政和言论。在“天志”面前，人人平等。“子墨子置立天志以为仪法，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也。今轮人以规，匠人以矩，以此知方圆之别矣。”（《天志下》）他试图借助于“天志”迫使为政者心存敬畏，随时警戒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为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恶”（《天志下》），给予天下百姓以生存的可能和起码的利益。

他的“明鬼”论的目的也是如此。他论证鬼神实有，认为鬼神有除暴安良、主持正义、威慑警戒的功能。

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洁廉，男女之为无别者，鬼神见之；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以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见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洁廉，见善不敢不赏，见暴不敢不罪。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以兵刃毒药水火退无罪人乎道路，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间，拟乎鬼神之明显，明有一人畏上诛罚，是以天下治。（《明鬼下》）

墨子以鬼神之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赏贤罚暴，使百官和小民都心存畏惧，不敢胡作非为。他肯定祭祀活动“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欢聚众，取亲乎乡里”（《明鬼下》）。总之，“天志”“明鬼”之说，是借用超越的神秘的力量来治理现实社会的病态，以“兴利除弊”，并塑造、规范一个合理化的、理想化的社会。

墨子相信早期传统宗教观里的意志之天说，又主张“尚力”“非命”。他说：

执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夭。命，虽强劲何益哉?”以上说王公大人，下以驵（阻）百姓之从事，故执有命者不仁。（《非命上》）

他认为，命定论是帮助暴君来欺骗百姓的，使百姓安于接受现实，无所作为；决定社会治乱和人们命运的，不是“命”，而是“力”。“世不渝而民不易，上变政而民改俗”。“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若以此观之，夫安危治乱，存乎上之为政也，则夫岂可谓有命哉?”（《非命下》）从王公大人的听狱治政到农夫农妇的稼穑织纴，都靠各尽其力，因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饱，不强必饥”（《非命下》）。人必“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非乐上》）。在这里，他又肯定了人有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

墨子一方面相信鬼神，祭祀鬼神，肯定人鬼同利，但另一方面又主张“薄葬”。他认为，厚葬久丧并不能富贫众寡，定危治乱，不是什么“仁也、义也、孝子之事”，而是辍民之事，靡民之财，足以使国家由富变贫，人民由众变寡，刑政由治变乱。他从百姓的利益出发，反对厚葬。他又重视祭祀上帝鬼神，认为：“若苟贫，是粢盛酒醴不净洁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乱，是祭祀不时度也。”（《节葬下》）祭祀当然也要浪费财力、物力、人力，但墨子为什么不反对祭祀呢?这与他的“天志”“明鬼”学说有关。他必须保留上帝和鬼神作为超越的力量，控制人事。另一方面，从《墨子》一书中可以看出，当时厚葬的奢靡之风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相形之下，祭祀的浪费要小得多。按墨子的设想和当时的习俗，祭品一般都给家人、亲族、乡里的人共享（详见《明鬼下》），而祭祀对安定社会人心起的作用较大。由此可见，墨子考虑问题，是从国家人民的实利出发的。因此墨子也强调“节用”，主张“凡其为此物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鸟兽犬马，以益衣裳、宫室、甲盾、五兵、舟车之数于数倍乎!”（《节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