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本书研究的问题与目的

本书的主要任务是以净影寺慧远（下文简称慧远）113思想中最核心的“真识心缘起”为主轴，揭示出潜在于慧远著作中的思想系统，其目的有二：（一）证明慧远以及他所宗本的如来藏思想并非韩镜清等人所贬斥的伪佛教；（二）尽力显明慧远思想的来龙去脉及在中国佛学中的价值。这样的任务与目的，既是笔者自己的佛学观和方法论的结果，也是学术研究的需要。

前文说过，运用经学方法研究佛学可以达成“重经验”型与“重知识”型两种佛学。在阅读中国古代高人们的著作的过程中，笔者渐渐形成了一个迄今未变的看法：古代哲人们的思想大多不是通过翻箱倒柜、挖空心思“学”和“问”出来的，而是在法界融通、天人交感与人际交流过程中“修”和“行”出来的；而且，他们往往是经过了长年累月的修行，才得到那么一点依数字化社会的度量标准看来微不足道的成果。作为一个成日忙于生计乃至名利的现代人，即便是“自”以为找到了比较合适的通达古人精神世界的路子，又怎么能够在短短的几年间彻透他们长期生命的结晶呢？更不用说出乎其类而拔乎其萃了。因此，“重经验”型的佛学目前无论如何是不敢妄求的，只要能够真正通达古代得道高人的思想世界，并从中得到一点“重知识”型的佛学，笔者就心满意足了。

正因为中国古代智者们的思想大都是其生活方式的直接呈现，因此，即便他们都属于同样的信仰话语系统，其思想仍然具有强烈的个性。基于此，要切实地理解这些充满个性的思想家，并将其特出之处显明出来，深入到他们每个个体的精神深处，并以其生命体验的内在轨迹为主轴加以研究，就不失为一种很好的视角，这就是为什么笔者要从慧远的“真识心缘起”这样一个概念来总摄慧远的思想了。

笔者决定研究慧远的思想，最初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动机：慧远是与天台宗创立者智顗和三论宗开宗者吉藏齐名且较后两人更早取得成就的佛学家，被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称为南北朝时期佛学界最博学的佛学大师114，但对这样一位重要的佛教思想家，我国学术界却长期乏人问津（那时尚未见到廖明活先生的《净影慧远思想述要》115一书，刘元琪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净影慧远〈大乘义章〉佛学思想研究》 116也才刚刚写完），这与他的佛学成就及其在中国佛教史中的地位甚不相称，因此笔者觉得应当将他表彰出来。由是，笔者就开始阅读有关慧远的研究成果。

在阅读有关研究的过程中，笔者读到韩镜清先生民国期间撰写的《净影八识义述》一文，发现韩先生几乎全部否定了慧远的思想，甚至说“慧远最擅长的本领，即为误解经论之文句”117，斥之为伪佛教。这既令笔者吃惊，也令笔者疑惑：韩先生基于什么标准判定慧远的思想是伪佛教？他作出这种判决的依据成立吗？遍读研究慧远思想的著作，没有一篇对韩镜清先生的立论加以反省和回应。通过仔细研读慧远著作，笔者发现虽然韩先生对慧远的某些具体观点的批判颇有道理，但整体上说来是难以成立的。理由在于他是以玄奘传唯识学的心识理论为唯一正解来判决慧远的思想，凡与之不相合者就被他判为非佛教，如他批判了慧远的真识心的如实不空义后就这么说：“不空如来藏照窥基说，乃是具足无漏熏习之种体，若以真如作如来藏，则非种体，亦不可说有无功德。”118韩先生的说法，与欧阳竟无、吕澂、印顺法师以及日本的松本史朗、袴谷宪昭等人对如来藏学的批判一样，都陷入了宗派主义的窠臼之中，因此是有问题的。因为佛经明明昭告我们，判定一种理论是不是真佛教，根本的标准不是某个宗派或某个人的见解，而是佛陀开示的三法印或实相印119，凡与三法印或实相印相契合者，即使非佛陀所说也是佛学；反之，与三法印或实相印不相契者，即便是佛陀所说也不是佛学。笔者依照这一判准阅读慧远乃至整个如来藏系统的著作，发现它们表达思想的方法虽然独特，但所表达的思想与此判准完全相应，是地地道道的佛学思想，于是决定对相关批判给予力所能及的回应。

此外，笔者发现韩先生如此激烈地否定慧远的思想，根本原因在于他未能切实地理解慧远的思想系统。慧远论述佛学思想的方法是总别圆融观，其特点是讨论任何具体思想和概念时都要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加以论说，令人目不暇接。因此，尽管他最主要的著作《大乘义章》依众所周知的增一数法排列佛学概念，全书具有的教、理、行、果的系统也极为明朗，但其思想的宗趣和具体思想的要义有时却晦暗不明；同时，他使用某些重要概念时经常用不同的称谓，这也增加了人们理解其思想的难度。尽管如此，只要我们细心，还是能够发现，在这圆融灵活的方法和曲尽其致的解说包裹中，存在着一个以真识心为所依体开展出的比较谨严和一贯的系统—这就是慧远的真识心缘起思想系统。本书希望根据笔者对慧远的理解，将这个潜藏的系统彰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