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波列斯瓦夫·普鲁斯（这是他的笔名，现在通用，他的真名是亚历山大·格沃瓦茨基，1847—1912）是我们熟悉的波兰十九世纪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就先后翻译和介绍过他的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前哨》。现在推出的长篇小说《玩偶》是普鲁斯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就像一面时代的大镜，最为广泛和深刻地反映了它所在的那个时代波兰的社会面貌。由于它在思想和艺术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它的影响，自它问世以来，一直被公认为波兰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不仅在波兰文学史上，而且在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这部作品的出现和它的作者人生的经历是以以下的时代为背景的：波兰在一七九五年被沙皇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三国瓜分灭亡之后，长期以来，由于占领者的残酷压迫，波兰人民为恢复民族独立的斗争从未间断，如爱国将领扬·亨·东布罗夫斯基（1775—1818）于一七九六至一七九七年在意大利建立的“波兰志愿军团”，爱国贵族一八三○年十一月在华沙发动和领导的抗俄民族起义，一八四六年二月在克拉科夫爆发的民主革命等虽都遭到失败，但它们不仅在波兰，而且对当时欧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曾产生很大的影响。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又走向了高潮，当时在属于沙俄占领区的波兰王国，出现了主要以青年学生组成的秘密革命小组。一八六一年，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这些小组便合成了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红党”。这个组织在华沙，由波兰革命民主主义者领导，参加的除了青年学生外，还有工人、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市民、农民、军官、中小贵族和中小资产阶级等。其左翼领导认为要发动抗俄民族起义，首先必须动员广大农民，以革命的方式消灭农村的封建制度，同时和俄国革命相结合，才能战胜沙俄专制主义和他们强大的占领军，恢复波兰民族独立。可是与此同时，波兰贵族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因为惧怕革命的到来，也组成了反革命的“白党”。“白党”反对举行民族起义，特别是反对有农民参加的民族起义，他们随时准备向沙俄占领者投降。在一八六○和一八六一年间，华沙大学生和工人不断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沙俄军警发生流血冲突。一八六二年起，“红党”左翼开始在华沙的工人和学生中进行起义的宣传和组织准备，成立了中央民族委员会，争取俄国革命力量的支持。一八六三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央民族委员会宣布自己为临时民族政府，颁布了宣言和土地法令，宣布废除封建农奴制，农民将无偿地获得土地，同时号召波兰和立陶宛人民参加起义，推翻沙皇统治，为建立独立和民主的波兰而战斗。从一月二十二夜到二十三日，由工人、手工业者、学生和农民组成的六千名起义军，响应临时民族政府的号召，向驻扎在波兰王国的十万沙俄占领军发动了攻击。“红党”左翼也在农村执行土地法令，力图将农民发动起来，把民族起义发展为土地革命。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装备简陋的起义军，在波兰王国、立陶宛、白俄罗斯都遭到了失败，一些“红党”左翼的领导人被捕牺牲，起义的领导权因此被乘机而入的“白党”篡夺。“白党”掌握了起义的领导权后，马上停止执行一月二十二日的土地法令，因此在他们控制的地区，地主又强迫农民服封建劳役。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原先参加过起义斗争的农民又退出了起义队伍。一八六三年秋，由于沙皇政府不断增兵，实行残酷的镇压，势孤力单的起义军连遭失败，这时虽然起义军的罗·特劳古特将军接管了民族政府，继续领导革命，但是沙俄军队已经控制了波兰王国的大部分以及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白党”和贵族资产阶级也公开投降了沙皇政府，特劳古特因此无法执行一月二十二日的法令，就在这个时候，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为了收买人心，于一八六四年三月二日，颁布了在波兰王国废除农奴制度的敕令，规定废除农民的一切封建义务，他们将成为自己份地的主人。农民看到能够获得土地，都离开了起义队伍，四月，特劳古特被俘，后英勇就义，坚持了一年多的起义终于被沙俄占领者镇压下去了。
一月起义失败后，沙俄不仅将成千上万波兰的革命者和爱国者关进监狱、杀害或流放到西伯利亚，而且更加残酷地在波兰王国推行俄罗斯化民族压迫政策。这里的自治机构被彻底消灭，原先自上而下所有的行政机关都归属于沙俄帝国的有关部门，在政府、法院和学校里规定使用俄语，禁止使用波兰语。强迫波兰这样一个视天主教为他们传统的宗教信仰的民族改信俄罗斯的东正教。由沙皇任命的总督兼任华沙军区司令，掌握波兰王国最高军政大权，连波兰王国这个名称也被禁止使用，而代之以“维斯瓦边区”。总之，沙俄占领者不仅要将波兰王国和沙俄帝国合并，使之成为帝国的一部分，而且要通过改变波兰人的母语和他们的宗教信仰，消灭他们的民族性，使之和俄罗斯民族融为一体，这是沙皇对外侵略扩张最凶恶的表现。为了防止波兰人的反抗和各种形式的爱国主义活动，沙俄占领者在王国各地布满了军警和特务，把那些他们认为可疑的分子随时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同时建立严厉的书刊检查制度，要消除波兰人的一切爱国言论。
波兰王国虽然存在残酷的民族压迫，但是它的资本主义经济这一时期却发展很快。早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波兰就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沙皇政府为使波兰王国在行政管理上成为沙俄帝国的一部分，就撤除了它和帝国之间的关税壁垒，实行了统一的关税保护政策。这种政策虽然反对波兰国家的独立，却为波兰王国的工业生产开辟了广阔的东方市场。此外，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华沙至维也纳、柏林、圣彼得堡的铁路也相继修成通车。它们将西里西亚工业中心卡托维兹、波兰王国首都华沙和国外的销售市场连在一起，也有利于王国工业的发展。农奴解放后，许多自由的农民流入城市，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由于工业人口的增多和生产工具的革新，各种工业部门的产值便大为增加，例如作为波兰王国工业主要部门的纺织工业在一八六○至一八七九年间增产了四倍，五金工厂的数目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也增加了五倍，煤的产量增加了十五倍。
在政治上，当时依然占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的封建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对沙俄占领者采取妥协投降的态度，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一大批革命者和爱国者被迫流亡国外，波兰王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在政治思想领域中，则出现了华沙的所谓老刊物和新刊物之争，以《华沙图书馆》《华沙报》《华沙信使》和《插图周刊》为代表的老刊物宣扬对占领者妥协投降，维护古老的封建制度和地主对农民宗法制的统治，反对一切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革，表现了波兰王国旧的贵族地主的政治立场。新刊物有《每周评论》和《田地》等，在它们的周围，聚集着一些华沙中央大学的学生。成立于一八六二年的华沙中央大学当时是波兰王国唯一的高等学府，由于沙俄占领者的民族压迫政策，它于一八六九年就改成了一所俄罗斯的大学。一月起义爆发期间，中央大学有许多爱国学生参加过起义战斗或者支援起义的工作，现在他们又在华沙的新刊物上，极力宣扬资产阶级社会改革的思想，提出了称之为实证主义的政纲。他们最有名的代表亚历山大·希文托霍夫斯基（1849—1938）一八六六至一八七○年在中央大学和后来的俄罗斯大学毕业后，就参加了《每周评论》的编辑部，在刊物上发了题为《我们和你们》《社会和文学的霉菌》和《面对进步的传统和历史》等一系列文章，阐述了他的实证主义观点。他揭露了封建愚昧和落后，提倡思想解放，男女平等，各社会阶层平等。在实证主义者看来，所谓实证主义就是肯定一切在社会实践中适用的和行之有效的东西。根据这个原则，他们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政论，要求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但他们反对封建迷信。一八七二年，《田地》杂志又进一步地提出了一个称之为有机劳动的纲领，要求在波兰王国多办工厂和作坊，多开商店，发展科学技术。实证主义者对蒸汽机和火车的制造，发展电力，修建铁路很感兴趣，在他们的文章中，极力颂扬科学家、工程师、企业主、商人和银行家在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做出的巨大贡献。一八七三年，《每周评论》又提出了一个建设农村的纲领：基层工作。这就是在农村办学校，开图书馆，建立医院和防疫站，以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改善农民居住的卫生条件和健康状况，通过村社自治使农民有管理村社的权利。实证主义的宣传在促进波兰王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建立民主制度和在农村普及教育等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并不触及波兰民族独立这一重大的问题，对沙俄占领者也采取了妥协投降的态度，这就很明显地表现了它的局限。在十九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波兰无产阶级的队伍也在不断地扩大，由于遭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他们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更趋激化，面对贵族资产阶级投降沙俄占领者，争取波兰民族独立和社会革命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了波兰王国的无产阶级的肩上。早在七十年代，在华沙和罗兹等地的工人，就组织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一八七七至一八七八年，华沙成立了第一批有工人和学生参加的社会主义小组。一八八二年八月，卢德维克·瓦伦斯基（1856—1889）在这些小组的基础上，建立了波兰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大无产阶级”，它的纲领要使土地从个人所有转为劳动者集体所有和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同沙皇专制制度做坚决的斗争，实现民主、自由、和平等，这个党曾领导工人的罢工。它失败后，一八八八年初，它的党员马尔琴·卡斯普夏克在华沙又成立了“第二无产阶级党”。翌年，在无产阶级革命家尤利扬·马尔赫列夫斯基的领导下，又成立了一个波兰工人联合会。一八九二年，“第二无产阶级党”和工人联合会合并，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波兰社会党。一八九二年，原先侨居国外的社会主义者又在华沙建立了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一八九九年十二月，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的社会民主党人决定将他们的两个党合并，建立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这些无产阶级政党在八十和九十年代，通过领导一系列的工人大罢工和五一游行，同沙俄占领者和投降沙俄的大资产阶级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一月起义后，波兰王国的文学创作正是实证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兴起和走向繁荣的时期，一些著名的作家在他们早期的作品中，依照实证主义的思想观点，热情歌颂了十九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波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社会阶级和民族矛盾的激化，他们对现实有了更加广泛和深入的了解，便把自己的创作迅速转向了揭露社会的黑暗面，或者歌颂波兰过去民族解放斗争的革命传统，希望唤醒在人们中一度沉寂的爱国意识，去为一个独立、自由的祖国和公正、合理的社会做斗争。普鲁斯是这一时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出身于卢布林省赫鲁别索夫县一个小贵族的家庭，年幼时就失去了双亲，后来由他父母的一些亲戚抚养长大，曾在卢布林的一所实科中学学习。一八六一年二月来到凯尔采，受到当时在这里的他的哥哥“红党”成员列昂·格沃瓦茨基的影响，参加了一月起义，在战斗中受了伤，曾在医院治疗，后来又被关进沙俄占领者的监狱。出狱后进了卢布林的一所中学，毕业后于一八六六年考进了华沙中央大学数学物理系，因个人没有经济来源，在那里学了两年就辍学了，后来曾在普瓦维的农林经济研究所进修。来到华沙后，他在利尔波普工厂里当过工人，后来他还当过照相师和统计局的职员，但仍不忘自学自然科学和逻辑学，同时参加了在群众中普及教育的工作。
早在一八六四年，他在《礼拜日信使》上开始发表通讯报道式的文章；一八六六年，在《节日信使》上发表过幽默作品；一八七二年，在《田地》上还发表过普及电的知识的文章。同年在《家庭保护人》上，他首次用波列斯瓦夫·普鲁斯这个笔名发表了一系列以“老阵容的来信”为题的政论。一八七四年，在《苍蝇》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富于哲理性的短篇小说《哲学家和普通人》，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一八七五年，他在《田地》上发表短篇小说《顶楼上的房客》。从这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开始，至一八八七年，除一八八二和一八八三年外，他在《华沙信使》上开辟“每周记事”栏目，连续十年，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与此同时，他在《阿泰内乌姆》和《新闻》上，也发表了大量的随笔和特写，这些文章虽然不长，但内容丰富，涉及华沙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它们的作者也就成了当时最著名的政论家之一。
普鲁斯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创作和发表了大量中短篇小说，其中重要的有《孤儿的命运》（1876）、《米哈乌科》（1880）、《改邪归正的人》（1881）、《手摇风琴》（1881）、《安泰克》（1881）、《一件背心》（1882）、《他》（1882）、《正在静下去的声音》（1883）、《童年的罪恶》（1883）、《在月亮旁》（1885）等。这些作品描写了下层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颂扬了他们舍己为人的高尚品德，揭露了市民阶层的自私、虚伪和贪婪的面貌。中篇小说《回浪》（1880）写了一个工厂主残酷压迫工人，工人被迫奋起反抗，最后取得胜利的故事，说明作家对波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压迫和斗争有深刻的认识。以上作品表现了普鲁斯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和他的民主主义思想立场，在艺术上，作家善于在矛盾和斗争中揭示人物的性格，运用抒情、讽刺、虚构、夸张和平易的叙述等多种艺术手法来表现作品的主题思想，显示了他的艺术才华。一八八六年，普鲁斯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前哨》，通过一个农民由于受到德国殖民者的打击和侵犯而陷入种种灾难的描写，深刻揭示了波兰农村的民族矛盾，穷苦农民在民族和阶级双重压迫下的悲惨命运。小说《玩偶》是普鲁斯的第二部长篇，此后在一八九○至一八九三和一八九五年间，他还先后发表了长篇小说《解放了的女性》和历史小说《法老》。前者描写一个女性热心农村公益事业，由于社会上的尔虞我诈、自私狭隘，她的努力受到阻碍，落得悲惨的结局。后者以古埃及第十九王朝拉美西斯十二世法老统治末期的社会为背景，反映了埃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农民、手工业者、奴隶遭受祭司、贵族和腓尼基大富商压迫的痛苦。普鲁斯晚年对在沙俄统治下的波兰资本主义黑暗现实不满，但又找不到出路，因而陷入悲观，他这时期的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都不如他的前期作品，影响不大。
长篇小说《玩偶》的创作和发表最初是以边写作边发表的方式，先在华沙《每日信使》一八八七年二百六十九期上开始连载，到一八八九年一百四十二期载完，第二年就出了它的单行本，也就是小说的初版。作品主要写一个破落贵族的子弟沃库尔斯基的一生，但它通过他个人曲折的生活经历的描写，在广阔的背景上，真实展现了波兰王国特别是华沙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主人公年少时当过饭店里的堂倌。他和他父亲都不满意他们所处的这种被人瞧不起的低贱的地位，他父亲要用钱去打官司，认为只要打赢了官司，就可以收回祖上失去的产业，恢复过去贵族的地位。但沃库尔斯基却把家里的钱拿去买书，不顾别人对他的嘲笑，发奋自学，终于考上了大学。后来他在一位革命者列昂和他的朋友热茨基的影响下，参加了一月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艰苦的条件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并且取得了成就。可是他一八七○年回到华沙后，却有半年找不到工作，饱受饥饿的煎熬，最后他不得不和一个比他大许多且新寡的明采尔杂货店的老板娘结婚。过了三年，他的妻子死了，沃库尔斯基继承了明采尔两代人经营的杂货店的全部产业。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去戏院看歌剧表演，见到了一位出身名门的漂亮的贵族小姐伊扎贝娜·文茨卡，便对她一见钟情。他知道，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要赢得这样一位地位很高的贵族小姐，“就必须不做商人，要做就得做一个富商。至少出身贵族，和贵族阶级的人有关系，首先是要有很多钱”。他很快就给自己弄到了一个贵族出身的证明文件，并趁当时在保加利亚爆发俄土战争的机会，和一个他在西伯利亚认识的莫斯科富商苏津去那里做军需供应的买卖，很快就挣得了几十万卢布的巨款，因而成了一个暴发户。回到华沙后，他又新建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服饰用品商店，并开始千方百计地想要和伊扎贝娜小姐以及她周围的贵族阶层的人们接近，博得她对他的好感。普鲁斯在小说中，非常真实和生动地描写了按照当时的风俗习惯，一个出身社会下层的人，要进入贵族社会，赢得贵族小姐对他的爱，在社交上所必须做出的努力。
伊扎贝娜的祖辈原是一个有巨额财产的贵族世家，到她父亲托马斯掌管家业的时候，遇到波兰王国的农奴解放，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中，像他这样的旧式贵族，既不善于经营，在生活中又极端地奢侈浪费，就必然走向破产。沃库尔斯基为了和他拉拢关系，便用自己拥有的大量钱财，以各种方式明里暗里来救助他：他在和托马斯打牌时有意输钱给他，他高价收买托马斯的期票和托马斯祖传的银器和餐具。他给伊扎贝娜小姐的姑妈伯爵夫人开办的保育院慷慨捐款，得到了这位贵妇人的赞赏。后来他甚至以比原价高出很多的价钱竞买了托马斯那栋古旧的房子，因此他很快就得以自由地出入于托马斯和伯爵夫人的门庭，跻身贵族社会。这个时候，一位在贵族社会受到尊敬的公爵还特意请他和贵族合办了一家对俄贸易公司，沃库尔斯基因此成了贵族中的风头人物。为了取悦于伊扎贝娜，他极力装出绅士的派头：购置私人马车，出入风驰电掣；他被请在托马斯家里吃饭的时候，在伊扎贝娜面前炫耀他见过英国的爵士如何吃羊肉，还大谈用刀子吃鱼的道理。他本来对赛马毫无兴趣，但因为打听到了伊扎贝娜和她的姑妈要去看一场赛马，就马上抢买了一匹赛马，在比赛获胜后，又立即把马卖掉，把卖马的钱亲手交给了在场的伊扎贝娜小姐，请她作为对伯爵夫人的保育院的捐资转交给她。为了克热索夫斯基男爵对伊扎贝娜的“冒犯”，他还和他进行了决斗。伊扎贝娜所崇拜的意大利演员罗西来华沙表演，他又特意买通许多人去为罗西捧场和献礼。此后，他无论在什么地方，都通过各种关系，尽力想要和伊扎贝娜接近，向她表述他的心意；凡是伊扎贝娜的要求，他无不满足；甚至她的一个举动、一个眼色、一声笑都能使他的情绪产生很大的波动。这个贵族小姐虽不拒绝和他接近，但她始终瞧不起他这个商人，而只是想利用他为自己办事。在作者笔下，伊扎贝娜不仅高傲、自私，而且在作风上十分庸俗和卑鄙，她虽然和沃库尔斯基交往频繁，也不拒绝沃库尔斯基对她的示爱，甚至到最后还接受了他的求婚，但她背地里却和别的男人卖弄风骚，对沃库尔斯基进行无耻的攻击和恶毒的咒骂。沃库尔斯基对这当然不是没有察觉，而且他对她的诚信和爱慕也曾有过几次动摇，但是每次动摇之后，他都反过来进行自责，因此当他终于认清了这个贵族小姐的本来面目后，他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悲观失望，他的结局是他抛下他的全部财产，背着他的朋友和熟人的突然出走，有的说他到莫斯科他的朋友苏津那里去了，有的说“他到敖德萨去了，打算从那里去印度，再从印度去中国和日本，然后横渡太平洋，到美国去”。有的说“他和奥霍茨基两个人也许会在巴黎那个古怪的盖斯特那里会面”，有的说在波兰的一些地方又遇见过他，有的还说他留下了如何分配他的财产的遗嘱，但是根据他的思想性格的发展和他一生的经历和末了的遭遇来看，我以为，他一定是立下遗嘱后自杀了。
在主人公沃库尔斯基的身上，可以看到十九世纪下半叶波兰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些突出的特点：一、他对资本主义市场行情的变化，有敏锐的洞察力，善于抓住时机，大胆进取，迎难而上，获得成功。在资产主义的商业经营上，他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和魄力，都远远胜过那些旧的贵族。如他在保加利亚挣了巨款后回来，对热茨基说：“我一个人仅半年挣的钱就比明采尔家两代人半个世纪挣的钱多了十倍。这些钱我是冒着子弹、匕首和伤寒的危险而挣来的，要得到它就得有一千个明采尔在他们的店里戴着帽子出大汗。”沃库尔斯基在买卖经营上与众不同的是，他有远大的眼光，他根据沙皇在经济上将波兰王国和沙俄帝国视为一体的这个实际情况，在宣布创建那家对俄贸易公司和它的职能的一次会上，向股东们提出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计划：“华沙是西欧和东欧之间的贸易转运站。一部分法国和德国的货物在这里集中，由我们经手销往俄国，这样我们从中便可获得可靠的利润。”由于他的经济实力雄厚，在那家对俄贸易公司中，他一个人投入的资本就占公司总资产的六分之五。他也经常订购来自巴黎或莫斯科的货物，给俄国商人贷款，他自己的那家服饰用品商店还在莫斯科开了个分店，这更增进了他和俄国广大市场的接触和联系，为他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广阔天地，因而他只经过一年的努力，就使那家对俄贸易公司的营业总额超过了资本的十倍；当公司的董事会在公司举行的最后一次会上向股东们宣布这个情况时，大家都激动不已地站了起来，向当时没有到会的他表示感谢。二、普鲁斯是把他的主人公作为一个做买卖诚实、守信，关心穷人的疾苦，为社会谋福利的资产者来描写的。如作者写他在保加利亚的战场上虽然到处冒险，但是就连那位贵族阶级的头面人物公爵也说：“我可以给沃库尔斯基担保，伯爵夫人跟我说过，我也问过一些上过战场的军官，其中还有我的外甥，他们对沃库尔斯基只有一个看法：他做军需粮秣的买卖是很正派的。士兵们每吃到好的面包都说，这是用沃库尔斯基的面粉烤出来的。”公爵还说他的诚信“已经引起地位最高的人们的注意”。他做买卖首先想到的是“给消费者供给便宜一点的货色，要打破那些剥削我们的消费者和工人的厂主们的垄断”。这种诚信和关心消费者利益的经营方式，也使他在资本主义市场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但给那些不善经营的厂主们，却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作为一个竞争的参与者，当然不会顾及他的对手。在增进社会福利方面，他在维斯瓦河边散步，曾想到在这里修建林荫道，铺设自来水管，使华沙的居民能够喝到清洁卫生的饮水。他看到那许多无衣无食、身患重病的穷苦人，便想到“就是我这笔并不宽裕的财产，也能解救几千个家庭”。他说他为几十个人安排了工作，为几百个人创造了就业的机会，“还有数以千计的人，由于买了他的价廉物美的商品，他们穷困的处境也有了改变”，这并没有夸大，因为他确实救助过一些社会下层的穷苦人和善良的人，为他们安排工作、住处，给他们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甚至让失足的女青年得到了改造，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就是在他自杀身亡之前立下的遗嘱中，他也表示了要把他的全部钱财分送给那些和他有过交往的穷苦人以及他认为对他的祖国波兰的复兴能够做出巨大的贡献的人们，这也充分地表现了他那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操。在沃库尔斯基这个人物的塑造上，充分表现了普鲁斯受华沙实证主义者的思想影响。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作者极力推崇的人却陷入了对一个贵族小姐的爱的追求中，而且他把这看成是他生活的主要目的，任何事情都不能使他放弃这种“幸福”，可是他的这种追求却是毫无希望的，这个庸俗可耻的贵族小姐也不值得他爱。普鲁斯认为，他的主人公误入了歧途，他本来是为爱而挣得了财产，当他发现自己受骗上当，失去了这种爱后，他那巨额的财产也就不需要了；同样，他既然失去了生活的目的，那么对他来说，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必要了。作者为他这样耗费了他那有才华和社会责任感的一生感到十分惋惜，他认为，像沃库尔斯基这样的人如果把他的全部智慧和精力奉献给社会，波兰就会得到复兴，只可惜他的主人公所在的这个社会充满了自私和欺骗，到处都是腐化堕落的病象，而主人公的身上也有缺陷，他的这种愿望不能实现。此外，从沃库尔斯基的社会关系和他跟俄国巨商联手经营的情况来看，也反映了一月起义后的波兰资产阶级联合封建贵族，在政治上向沙俄妥协投降的态度。沃库尔斯基年轻时参加过波兰民族解放斗争，但是他从西伯利亚回到华沙后，在一月起义后的社会环境中，就把这件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大事置诸脑后了。普鲁斯在这方面，并没有对他的主人公进行批评和谴责，大概是因为沙俄书刊检查机关的干涉，他不可能在小说中更多地反映这些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或者在当时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处于低潮时期，每个人都一心为自己谋利，对民族的命运毫不关心，就像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普鲁斯反映了真实情况。
在沃库尔斯基这个人物的塑造中，普鲁斯主要通过他和别的人物的对话和他的心理描写，来反映他的思想和个性。沃库尔斯基生性好强，而且十分执拗，他决定要做的事，或者他坚持的观点，不管谁的劝阻或请求，都改变不了，因此他跟别的人说话，简单明了，斩钉截铁，有时甚至表现出十分粗暴的态度。但是他在追求伊扎贝娜的时候，对这位贵族小姐就不一样了，他对她几乎是百依百顺，说起话来低声下气、小心谨慎、彬彬有礼，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对那些无所事事、饱食终日、奢侈浪费的贵族的批判，依然是很坚决的。沃库尔斯基遇到下面两种情况，在思想上也曾有过动摇：一是当他发现他所爱的伊扎贝娜小姐在他看来有庸俗、欺骗和使他感到不满的行为的时候，他对她产生过怀疑；二是面对追求个人幸福和全心全意为社会谋福利之间如何进行选择，他也有过动摇，普鲁斯把他的这些动摇看成是他的思想性格最重要也是最真实的表现，因为他在这些方面的动摇和选择就是他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决定了他的未来。小说在这方面以较大的篇幅对他做了深入细致的心理描写，有的地方写得引人入胜，激动人心，是普鲁斯的神来之笔。他的主人公沃库尔斯基不仅在波兰十九世纪文学，而且在整个波兰文学史中，都是塑造得最出色、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形象，也是古往今来波兰文学的创作中，最突出和最具有经典性的人物之一。
一直是沃库尔斯基店里的老掌柜的热茨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出身于一个有波兰民族解放斗争传统的家庭，父亲在扬·亨·东布罗夫斯基在意大利组织领导的“波兰自愿军团”里当过兵，后来在波兰王国内务部当过差。就像当时波兰许多爱国者和革命者一样，他也是个拿破仑的崇拜者，在热茨基小的时候，他就教导他：“上帝派波拿巴一家来，是要在这个世界上建立秩序”，“要时刻准备，响应他们的第一个号召！”他还亲自对他的儿子进行军事训练，要他“准备战斗！”热茨基因此很快就锻炼成了一个和他一样，对拿破仑无限崇拜的革命战士，他参加过匈牙利一八四八年的民主革命，在战场上表现了高度的乐观主义的精神，和战友们一起英勇战斗，曾给奥地利占领者以沉重的打击。匈牙利革命失败后，他曾陷入悲观：“匈牙利已经不存在了。平等……从来就没有过平等……公平……永远也不会有。”后来他曾长期流亡在外，到过欧洲许多国家，但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他的祖国波兰和故乡华沙，“我曾不止一次地打算豁出命来也要去看看那松树林子和用麦秸盖的茅屋。我常常像个孩子似的在梦中喊着我要回家！……醒来之后我泪流满面，又穿上衣服，跑到了街上，因为我觉得那一定是老城街和围墙街。要不是不断传来路易·拿破仑已当上总统，还要建立一个帝国的消息，我或许会在绝望中自杀。”回到华沙后，他在霍普费尔的饭店里认识了沃库尔斯基，还引导他参加了一月起义。可在一月起义后的新的社会环境中，他那自由、平等的理想和他对拿破仑的崇拜却被人耻笑，就连他的模样也被说成“像害胆石症时的拿破仑”。但这时候，他也曾受到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且他自己也有一定的经商才能，他不论在明采尔的杂货店还是在沃库尔斯基的服饰用品商店里当掌柜的时候，也不管店老板在不在店里，或者管不管他的店铺，他都尽心尽力地工作，使伙计们精诚团结，和睦相处，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赢得了很大的利润。例如沃库尔斯基那一次去巴黎，服饰用品商店由他经营了一段时间，老板回来后，了解到“铺子的交易额每天、每个礼拜都在上升，有几十个新来的商人跟他建立了关系”，“由于铺子里的货物销路大增，伊格纳齐先生自己做主，租了一间新的库房，还雇了第八个伙计和两个进货的工人”。这里也可看到波兰王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繁荣的景象。热茨基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富于自我牺牲精神，他尤其关心比他年轻、和他关系十分亲密的朋友沃库尔斯基，他不仅关心他的事业，而且关心他的生活。作为和沃库尔斯基有几十年深交的老朋友，他对他的思想、性格和才能都深有了解，但他自己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他那从来关心祖国命运的思想和他的善良品德，却使他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他过去一直认为沃库尔斯基只关心政治，别的什么都不管。所以当沃库尔斯基爱上了伊扎贝娜，一直在追求这位贵族小姐后，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发现。他不理解沃库尔斯基为什么有时候毫不关心店里的买卖，却一心一意地去做那些在他看来十分怪异而实际上是为了讨得伊扎贝娜欢心的事情，他更不满意俄国富商苏津邀沃库尔斯基去巴黎做大买卖，可以赚很多钱他却不愿意去。他有时感叹他的斯塔赫要不是遇到各种阻碍，不知道“会替国家做出多少好的事情”来。当他了解到沃库尔斯基在“闹恋爱”后，他理所当然地极力反对他对这个庸俗的贵族小姐的痴迷，而希望他能和纯朴善良的斯塔夫斯卡太太结婚。他本来自己也爱上了斯塔夫斯卡，但他宁愿牺牲自己对她的爱，也一定要把沃库尔斯基和斯塔夫斯卡撮合在一起，他认为只有这样，他的斯塔赫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死也不甘心，这是多么伟大的爱。可是他不仅没有做到这一点，而且令他失望的是，沃库尔斯基在失恋之后，不顾他的苦心劝阻，把他的服饰商店卖给了犹太人，还退出了那家大家寄予厚望的对俄贸易公司。在主人公快要了结自己一生的时候，他终于明白了：“他为匈牙利的利益战斗过，也曾等待拿破仑的子孙来改造世界，可事实是怎样的呢？不仅世界没有变好，而且拿破仑的子孙都死光了，什兰格巴乌姆倒成了商店的老板。”热茨基的一生是有过革命经历的一生，他热爱他的祖国波兰，心系祖国和人民的命运，但他到最后也没有看到他所期盼的一个平等和公正的世界的出现。普鲁斯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以极大的热情和爱充分反映他的许多高贵的品德，但他也指出，像热茨基这样参加过民族解放斗争的爱国者和拿破仑的崇拜者是他那个时代的人，他不可能适应一月起义后的新的社会环境，他对这个环境格格不入，作者以富于幽默感的笔调，通过他的一言一行和心理描写，生动地反映出了他的这种状况。有时候，他对某些事情的发生很不理解或者很不满意，甚至更加突出地表现了他那过于善良的品德，使他变得愚钝了，例如沃库尔斯基要他在罗西演出的时候向这个意大利人献礼，也不说明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使热茨基非常恼火，但因为是他亲爱的斯塔赫的要求，他还是勉强地去了。来到戏院里后，他的表现是那么紧张和不自在，他那“华沙人不习惯的礼貌”，“甚至他的那副拿破仑第三的面相，都很令人疑惑不解”。“虽然大家都不认识他，但还是一眼就看出了他的那顶大礼帽是十年前的，那条领带是五年前的，那件深绿色的礼服和那条方格子紧身裤的年代甚至更加久远，人们都把他看成是外国人，因此当他问一个服务员去正厅怎么走的时候，在他们中便爆发出一阵笑声。”作者这些带幽默的描写不仅没有讽刺的意味，反而使得读者觉得这个人物十分可爱。
在小说中，普鲁斯把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封建贵族，在他的笔下，这个阶级的人们不事劳动，生活中挥霍无度、奢侈浪费，作风上庸俗、堕落，充分地反映了一个没落阶级的特征。他们的代表人物也都具有鲜明的思想和个性，他们的言行、举止中所表现出来的个性，正是作者讽刺的对象，但是作者在塑造这些人物时，也没有对他们作简单化的描写。伊扎贝娜的父亲托马斯既自私又贪婪，他极力要把他那少得可怜的本金放在沃库尔斯基那里，利用沃库尔斯基要和他拉关系，便向他大肆敲诈勒索，因为他已经破产到非得靠这种敲诈勒索所得来的利息，来维持他一家人奢侈浪费的生活了。这个贵族虽然在生活上和经济来源上都要依靠沃库尔斯基，但他又瞧不起他眼中的这个商人，他要他的女儿伊扎贝娜常请沃库尔斯基吃饭，尽心地款待他，只是想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好处，因为他深信他的女儿是不会嫁给沃库尔斯基的，可是他自己最后却因为女儿的欺骗和卖弄风骚不成功而气死了，作者通过他和沃库尔斯基的交往，对他那卑鄙、可耻而又可怜的面貌，做了入木三分的刻画，而他那最后的结局，也突出地表现了作者对这个人物的厌恶感。他的妹妹伯爵夫人表面上比他冠冕堂皇，她甚至请沃库尔斯基来到了她的大客厅里，让他结识了众多的贵族，使他受到了他们的称颂。她作为一个贵族的代表人物办保育院也不能不说是为了社会公益，这是当时的风俗，因此她同样要利用沃库尔斯基，让他给她的保育院以更多的利益。其实，她骨子里比托马斯更瞧不起这个暴发户，她宁愿让伊扎贝娜跟斯塔尔斯基这个贵族出身的流氓结婚，也不愿把她的侄女嫁给沃库尔斯基。公爵在贵族阶级中地位很高，他成天高喊为了“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有时候甚至表现得十分动情，据说“他的感受和思考都是和千百万人联系在一起的，他的期求和受苦都是为了千百万人，但他从来没有做过一件有益的事情”。他自己也承认，他所属的那个贵族阶级的人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魄力使这个国家得到复兴。
除了以上作者批判的那些贵族之外，小说中却还有一个这个阶级的代表人物是值得称颂的，这就是议长夫人。这个老妇人有自己的庄园财产，但她平等地对待自己的长工，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后代，奥霍茨基来到扎斯瓦维克后，对沃库尔斯基说：“您看见那些很大的房子吗？那都是长工们住的房子。那边还有一栋是他们子女的保育院，那里有三十来个孩子在玩耍，穿得整齐又干净，像贵公子一样。那边还有一幢别墅是养老院，现在有四个老人住在那里，他们在给客房里的床垫清洁马鬃，从中寻找他们在这里度假的乐趣。我到过这个国家各种各样的地方，看见长工们都像猪一样住在圈里，他们的孩子也和小猪一样在泥潭里嬉戏。可是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后，我擦亮眼睛一看，便以为自己到了一个乌托邦岛上。”早在十八世纪下半叶的波兰启蒙运动作家克拉西茨基所刻画的开明地主的典型形象[1]在这里又出现了。议长夫人不仅对待长工十分友善，而且她和沃库尔斯基的叔父那次感人而又不幸的恋爱，也说明了她反对等级制度对爱情的扼杀，她对爱情是忠贞不贰的。议长夫人虽然有巨额的财产，但她却不像别的贵族那样挥霍无度，她生活上非常简朴，死后把她的大部分财产都无私地捐献给了慈善事业：医院、育婴堂、补习学校和养老院等，而没有给她的孙子斯塔尔斯基。她认为，与其把它拿到摩纳哥赌场里去，还不如用来救济孤儿。作者在刻画这个人物时，将她理想化了，因而也使她和那些腐朽没落的贵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映了普鲁斯的人道主义思想观点。
伊扎贝娜小姐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普鲁斯在她的身上虽然费了不少的笔墨，但她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并不复杂：娇生惯养，高傲自私，玩弄男性，她和许多男人卖弄风骚，但她没有爱过任何一个男人。她瞧不起沃库尔斯基，当然也不爱他，但她却处处利用沃库尔斯基对她的爱去为她效劳，最可耻的是，有一次，她虚假地表示同意沃库尔斯基对她的求婚，骗得了沃库尔斯基对她的信赖，可是过了不久，她便和她的父亲托马斯要去克拉科夫，让沃库尔斯基给他们买了一个车厢房间的票，还让她的流氓表哥斯塔尔斯基和她同往，她在途中竟用英语和斯塔尔斯基对沃库尔斯基肆意诽谤和攻击，还以为他听不懂，这不仅给沃库尔斯基精神上以致命的打击，也充分暴露了这位贵族小姐的卑鄙和无耻，作者最后让她进了修道院，但舒曼却意味深长地问道：“她是想跟上帝卖弄风情，还是要在过分的冲动之后休息一下，以便以后好好地出嫁呢？”说明了普鲁斯对像她这样腐朽没落的封建贵族的代表人物的深恶痛绝，他对这个人物的刻画，是和小说名称《玩偶》有关系的。实证主义政论家亚历山大·希文托霍夫斯基在小说《玩偶》出版后，认为这个“玩偶”就是指伊扎贝娜。但普鲁斯当时对希文托霍夫斯基的回答很明确：小说的“名称是偶然定下来的”。他还着重地指出：“伊扎贝娜小姐不是玩偶，玩偶是斯塔夫斯卡家的洋娃娃。”后来在一八九七年，普鲁斯写给《华沙信使》的主编的一封信中还说，他原想用《三代人》作为小说的名称，即过去的理想主义者热茨基，过渡的人物沃库尔斯基和新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奥霍茨基。但他这一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个盗窃小孩的洋娃娃的真实案件的记载，“这个事实引发了我对整个小说的构思，借此用‘玩偶’一词做了它的名称”。所以“玩偶”这个名称是后来才用的。但是在一九三四年，波兰文学理论家和文学史家亨利克·日琴斯基（1890—1941）又说这个“玩偶”就是伊扎贝娜。这又使一些人想起了沃库尔斯基把他那家服饰用品商店卖给什兰格巴乌姆后，热茨基最后一次把商店里原有的“那些玩具全都拿了出来，摆满了柜台，还上紧了它们的发条。在他的一生中，这已经是第一千次听到那能奏乐的鼻烟壶的旋律，看见那只熊如何爬上了杆子，从玻璃器皿中流出的水推动着磨坊里的水轮车，一只雄猫追着一只老鼠，克拉科夫的青年男女跳舞，一个骑师骑在一匹拉紧了缰绳的马上奔驰。他瞧着那些没有生命的玩具的活动，在他的一生中，也是第一千次重复地说：‘玩偶呀！全都是玩偶！我原以为，它们的行动是按照自己的意愿，但它们却是由发条来驱使的，那些发条也和它们一样，是盲目的。’”由此引发的思考，也不是没有道理，例如小说中的奥霍茨基在批判那些腐朽没落的贵族时，对热茨基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您想想看，那些整天山珍海味，但没有什么事可干的富翁，或者说那些有钱的人吧，一个人总得用什么办法去消耗他的精力，如果他不干活，就一定会去寻欢作乐，或者至少去刺激一下神经。要寻欢作乐和刺激神经，就少不了漂亮、穿着豪华、风趣、受过良好教育，并且为了他的这种需要还受过特殊训练的女人，这本来就是她们飞黄腾达唯一要做的事情。”像斯塔尔斯基、伊扎贝娜、埃韦莉娜以及“她那个阶层里千百个其他的女人”，他们在生活中只知道寻欢作乐，玩弄异性，那么把他们比成是没有灵魂的玩偶也没有错。其实，作者当初在确定小说的名称时，即使有这样的想法，他也没有必要明白地说出来，正像波兰当代著名的现象学美学家罗曼·英加尔登（1893—1970）所说的那样，作家在创作一部作品的时候，在他的作品中会留下一些“空白点”或者“不确定的领域”，只有通过读者的具体化得到解释、填充或“重建”，才能使作品中的这些“潜在状态的种种要素”得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部作品也可以说是作家和读者共同完成的。因此，读者对小说《玩偶》的题目这个“不确定的领域”，根据小说情节的铺写和人物的塑造，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或解释。
和普鲁斯憎恶的那些贵族相反的是，小说中那些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正是他所热情歌颂的对象：我们看到，就在沃库尔斯基跟伊扎贝娜和斯塔尔斯基去克拉科夫的途中，听到这两个人对他进行诽谤和攻击而处于绝望境地的时候，他在一个叫斯凯尔涅维采的小站下了车，想卧轨自杀，这时他曾帮助在该地找到巡道工职务的韦索茨基却救了他。作者通过这件事的对比，意味深长地指出：“他也明白，在他最不幸的一瞬间，当一切都背叛了他以后，这块土地，这个朴实的人和上帝，总还是忠于他的。”另一处，石匠文盖维克在扎斯瓦夫附近那个城堡的废墟上，给伊扎贝娜和沃库尔斯基讲的那个公主和铁匠的故事是那么美妙和生动，连伊扎贝娜也不由得连声赞叹：“我真没想到，在乡下有这样的传说，而且一个普通人会把它讲得那么好听。”普鲁斯这些描写，表现了他对下层劳动人民是多么尊敬和爱戴。除了以上主要人物，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都个个性格突出，栩栩如生，形成了一道绚丽多姿的人物画廊，读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同样会有更多的体会。
小说的结尾反映了浓郁的悲观情绪：首先，像沃库尔斯基在巴黎所见到的盖斯特那些据说“能够改善世界的面貌”的物质：比白金还重的金属，比绒毛、比水，甚至比空气还轻的金属，像玻璃那么透明的金属只不过是这位化学家的“痴心妄想”，舒曼最后对热茨基说他“完全疯了，全科学院的人都在笑话他的痴心妄想”。而沃库尔斯基这样本来可以寄希望于他复兴波兰的人也死了，那个贵族中最开明和慈善的议长夫人死了，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者热茨基也死了，理想主义者奥霍茨基要到国外去，原来服饰用品商店的老伙计克莱因因为参加宣传社会主义的活动被抓走了，在店里忠于职守的李谢茨基也走了。只留下了大家都不喜欢的犹太人什兰格巴乌姆和骗子马鲁谢维奇。作者通过沃库尔斯基的这家服饰用品商品和他创办的对俄贸易公司从兴旺发达走向衰败的描写，表现了对社会的不满。而且他还将波兰和当时文明高度发展的西方国家如法国和英国加以对比，如沃库尔斯基在巴黎所看到的，是“所有的方面都在为幸福而工作”，“在那里，劳动就像太阳一样光辉灿烂”，“每一代人都会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创造，使前人的辉煌业绩变得更加完美”。“在英国，有多少商人的家族被授予了爵士的头衔？在英国……社会正处于创造的时代。那里的一切都在走向自我完善，已经到了较高的阶段。”可是在波兰，这里的“一切都在走向堕落腐化和蜕变。一些人死于贫困，另一些人死于寻欢作乐，荒淫无耻。为了喂饱那些无能之辈，大家废寝忘食地干活，怜悯养育了一批厚颜无耻的懒虫。而那些连最简单的家具什物都不具有的穷人，身边只有永远饥饿的孩子，他们最大的利益就是早死”。在普鲁斯看来，像沃库尔斯基这样的能人离去之后，小说中描写的那些虚无主义者，也就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者的力量是那么微小，他们的行动是那么幼稚，而且作者在有的地方还对他们进行了讽刺，因而对他们也不能寄予希望，在波兰，这个等级森严、贫富悬殊的社会状况是改变不了的。此外，一月起义后，人们，几乎是普鲁斯见到的所有的人，都对恢复波兰民族的独立那么漠不关心，也使他感到失望，由于沙俄书刊检查制度的干涉，他不可能以很大的篇幅，直接描写波兰十九世纪抗俄民族解放斗争，但是他通过热茨基、卡茨参加一八四八年匈牙利革命的描写和以象征和暗示表现革命者列昂引导包括沃库尔斯基在内的一些爱国青年参加一月起义的经过，表现他对波兰民族解放斗争的怀念，特别是像热茨基这样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老兵死后，他似乎再也看不到恢复国家独立的希望了。他认为，虽然在一月起义后，波兰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发展，但在沙俄占领者统治下的波兰社会的面貌并没有改变，面对他所不满的现实，他找不到出路，因此陷入了悲观失望。小说深刻揭示和剖析了当时有关波兰民族和人民的命运的许多重大的问题，充分表现了作家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精神。此外它还通过热茨基的回忆，在更大的背景上，真实展现了当时一些欧洲大国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和各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反映了作者的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广度。
《玩偶》也是一部再现十九世纪下半叶华沙社会生活全景的作品，它除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华沙各社会阶层的生活状况之外，对华沙的城市面貌：街道、学校、教堂、工厂、商店、住宅、剧院、公园、法院、赛马场甚至墓地的地理位置和人们在这些地方的活动的情况，也都做了相当详尽的描写，而且在今天看来，它们依然准确无误、生动有趣。但是普鲁斯这里描写的主要是维斯瓦河西岸的城区，他没有或者很少提到维斯瓦河东岸的普拉加城区，因为华沙的西岸是华沙也是波兰的政治、经济（主要是金融和商业）和文化中心，东岸则主要是工业区。作者通过华沙西岸城区的历史再现，可以看到整个波兰王国的社会缩影和人们的生活习惯。例如小说中沃库尔斯基应邀参加华沙各界名流在伊扎贝娜的姑妈伯爵夫人沙龙里的大聚会、伊扎贝娜和她参加赛马以及华沙法院里审案的场面都写得十分真实生动。伯爵夫人邀请沃库尔斯基出席她的沙龙是华沙贵族的一次盛大聚会，他因为是华沙商界最著名的资产者，在这里成了众人注目的中心人物，那个贵族中地位最高的公爵对他赞扬有加，甚至要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兄弟”。那位最受尊敬的议长夫人十分动情地讲述她和沃库尔斯基的叔父有过的那段不幸的恋情。这一切都说明，作者在这里不是单纯地描写高雅豪华的沙龙生活，而是要通过这种描写，突出主人公在当时波兰社会中的巨大声望，由于这种声望，连贵族阶层中一些头面人物也不能不对他表示尊重。此外在这些华沙大贵族的聚会中，一个沙俄占领军的将军也是伯爵夫人邀请的客人之一。波兰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尤泽夫·巴胡日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意味着伯爵夫人要和沙俄占领者当局搞好关系，这在当时的贵族中是常见的，从而充分说明了波兰贵族对沙俄占领者妥协投降的态度。
剧院场面的描写生动地表现了伊扎贝娜对罗西的崇拜和沃库尔斯基对这位他所爱恋的贵族小姐的逢迎，他能够利用自己的巨额钱财和在华沙的声望，按照伊扎贝娜的要求，随意调动许多人去为罗西捧场。小说中描写的法院审讯男爵夫人起诉斯塔夫斯卡偷洋娃娃的案件，结果由沃库尔斯基叫人把那个“被偷”的洋娃娃拆开，里面露出了他的服饰用品商品的商标，这证明被告斯塔夫斯卡的这个洋娃娃是在他的商店里买的，而不是偷的。这看起来非常可笑，可是根据普鲁斯本人的说法，这个案件的审讯当时确有其事，只不过作者在小说中把它写得更加幽默风趣了。有的社会生活的真实场景普鲁斯虽然没有直接写出来，但也对它们做了许多暗示，这在波兰的文学作品中也是独一无二的，因此这部小说也就成了研究十九世纪华沙的一部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由于这个原因，自它发表以来，就引起了波兰许多文学、历史、地理和民俗学家的兴趣，于是形成了一股考证热，这种考证甚至延续到了今天。就像中国的红学界过去和现在存在的“索隐派”一样，但是“索隐派”对《红楼梦》的人物考证大都是一些人的猜想，而波兰学界对《玩偶》的考证则有事实根据，因此大都是可信的，例如根据尤泽夫·巴胡日的考证，普鲁斯在描写他的主人公关心华沙的公益事业时，甚至把自己曾极力支持过的一些公益事业，如上面提到在华沙维斯瓦河边修一条林荫道并铺设自来水管，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他也纳入了他的主人公的想象中，这种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描写也是他创作《玩偶》的重要手法之一。
华沙不断地发展，正在向维斯瓦河扩展，如果沿着河岸铺设一条林荫道，那里便可建起一个最漂亮的街区，有高楼大厦、商店和大街……
……
沃库尔斯基来到了维斯瓦河的岸边，他惊奇地发现，在一片面积有好几莫尔格的广阔的平地上，有一大堆令人恶心的垃圾，臭气熏天，在阳光照耀下，它几乎晃动起来了。可是华沙的饮用水，就蓄在距离它只有几十步远的地方。
“这里是所有传染病的滋生地，”他想，“今天，如果有人从自己家里倒出了什么东西，那么明天，他又会喝到这些东西，然后，他就会被抬到波翁茨基墓地里去，而这反过来又将他的病传染给他依然活着的亲人。
“这里该修一条林荫道，铺设自来水管，山上有洁净的泉水可以饮用，每年可以防止好几千人死亡，好几万人生病……不是什么大工程，但受益却不可估量，大自然是知道如何回报的。”
后来果然有一位英国工程师威廉·林德利做了一个安装输水设备的设计，并得以实施，从此以后，华沙死于流行病的人就明显地少了，一八九七年四月二日的《华沙信使报》还报道了成立一个波兰法国协会的消息，这个协会准备用两千五百万卢布的资金来修建这条林荫道，可是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波兰政府还制订了一个修建方案，工程开始后，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被迫停止，这条林荫道战后才建成。以上事实证明普鲁斯的预见是正确的。
小说在描写华沙的城市面貌时，其中有许多街道、学校、住宅、剧院、法院、公园等，都是按照普鲁斯生活和创作《玩偶》的那个年代它们所在的地方和面貌反映出来的，普鲁斯对它们中有的没有说出名称，而只是在人物的对话和场景的描写中暗示一下，这当然是他创作的需要，但是由于他的这种暗示准确无误，所以华沙人或熟悉华沙的人一看便知道他所指的是什么。例如普鲁斯在小说中写道：“在一些光秃秃的树木的后面，可以看见大学一片黄颜色的大楼。”这里说的是当时华沙的中央大学，普鲁斯年轻时在这里学习过，他在小说中提到它，是颇有感慨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获得了国家独立，这所大学也改名为今天的华沙大学。小说主人公沃库尔斯基来到华沙耶路撒冷大街，想起了童年时住在新世界大街，听到一个工厂里传来的汽笛声使他感到高兴。巴胡日认为，这就是当时的利尔波普、劳乌和勒文斯坦股份公司的工厂，它是波兰王国最大的工厂。普鲁斯年轻时，在这里干过活。根据小说的主要人物沃库尔斯基和热茨基在华沙的生活状况和活动的范围，波兰的普鲁斯研究家们还认定了这两个人物住在什么地方。在他们看来，前者应当住在今天的克拉科夫城郊街四号，因此根据一位研究家的建议，一九三七年在这幢住宅墙上挂了一块纪念牌，上面写的是：“斯坦尼斯瓦夫·沃库尔斯基在名为《玩偶》的长篇小说中赋予了生命的人物，一八六三年起义的参加者，西伯利亚的流放者、商人、首都华沙城的公民、慈善事业家、学者，生于一八三二年，一八七八至一八七九年在这栋房子里住过。”热茨基则住在这条街的七号，一九三七年在这所住宅的一间厢房里，也挂过一块长圆形的纪念牌，牌上写道：“伊格纳齐·热茨基，波列斯瓦夫·普鲁斯的长篇小说《玩偶》中赋予了生命的一个人物在这里住过。他原是一个匈牙利步兵的军官，参加过一八四八年战争。他还是个商人、著名的回忆录作者。”
普鲁斯对小说中这么多的事物和场景按照它们在现实中的原貌或隐或显地去进行描写并不是自然主义单纯的描摹，也不是对现实生活纯客观的写照。他对华沙社会面貌和自然环境这些细节的真实描写，是让每一个波兰的读者在他们的祖国沦亡的时候，不要忘记波兰的解放事业，不要忘记他们的首都和故乡华沙的一草一木和这里发生的一切。因此，波兰人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读到《玩偶》，就一定会引起他们对祖国和故乡的思念以及对童年生活的回忆，而备感亲切。
小说的结构形式和一般现实主义小说情节按时间的先后次序推进，最后形成一个整体的结构不同，它在描写它的主要情节发展的同时，在一些章节中，插进了主人公热茨基的回忆，通过这种回忆，一方面叙说了他所知道的他最亲密的朋友沃库尔斯基的青年时代的经历，而这一切又和小说主要情节的发展，在时空上是颠倒的；另一方面，他又很详细地描述了他参加一八四八年匈牙利革命的经过。有的波兰文学研究家认为，这种结构形式显得凌乱，其实它在波兰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已经有过，波兰某些浪漫主义的叙事长诗情节的发展不仅颠倒了时空，而且往往插进一些和主要情节毫无关系的作者对时事的议论。在我看来，《玩偶》采取这种结构形式也有许多好处：它在故事情节的描写上颠倒时空，可以增加悬念，起到引人入胜的效果。而热茨基的回忆更是扩大了小说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因为他过去参加一八四八年匈牙利革命和他后来生活在一月起义前后的波兰王国的那个时代是有密切联系的。《玩偶》作为十九世纪波兰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和一部关于华沙的小说，是波兰和世界文学中的一部不朽的杰作，它不仅对它以后的波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它将流传千古而不失其高度的认识价值和艺术魅力。二十世纪初，波兰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政论家和文学评论家路德维克·克日维茨基（1859—1941）曾正确地指出：“正像英国的狄更斯和法国的巴尔扎克一样，普鲁斯在我们这里乃是历史自然的见证，这个见证可以告诉千秋万代。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波兰，人们普遍是怎么生活的。他的小说中的人物是虚构的，但是他们每天所处的环境、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思想过程却是形象的现实。”我的这个译本是根据弗罗茨瓦夫奥索林斯基民族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波兰文原著翻译过来的。这个版本的《玩偶》分两卷，每一卷的每一章都有许多脚注，这些脚注对小说的创作和发表的经过，以及它的文本的含义做了非常详细的考证和说明，因此它们对于读者阅读和研究这部作品会有帮助。正因为这些脚注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我将它们在做了一些文字上的压缩后，也都翻译过来，这样不仅丰富了这个译本的内容，而且也为喜爱或者想要进一步地研究和了解普鲁斯和他这部杰作的读者提供了方便。
张振辉
[1] 伊格纳齐·克拉西茨基（1735—1801），波兰启蒙运动时期诗人和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波德斯托利先生》刻画了一个开明地主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