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于一八○九年四月一日诞生在乌克兰波尔塔瓦省密尔格拉得县的大索罗庆采镇。他的父亲是一个不太富有的中等地主，颇有文才，曾用俄文写过诗，还用乌克兰文写过几部喜剧。

果戈理在一八一九年进了波尔塔瓦的县立小学读书，然后在一八二一年转入涅仁中学。这时候，俄国刚经历一八一二年的卫国战争，人民的民族自觉心大大地提高了；紧接着，又掀起了贵族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十二月党人运动。涅仁虽然较为偏僻，但是也不能不受到这一蓬勃的革命运动的影响。果戈理和许多同学一起争读十二月党人的刊物《北极星》，热情地背诵雷列耶夫和普希金的诗。他特别爱读普希金的诗，把普希金当作崇拜的对象。

果戈理从学生时代起，就显露了卓越的艺术才能。他和同学们一起编辑手抄的刊物，有《文学彗星》等四五种之多。他把民间的警句、俗谚、歌谣以及历史文献等材料抄录在一本练习簿上，把它叫作“日用百科全书”。他写过诗、讽刺作品以及剧本《强盗》等。他又是戏剧活动的积极分子，从写剧本、画布景……到演戏，什么事都要干。他在这些演出中主要是扮演老头子和老太婆一类的喜剧角色。他在冯维辛的《纨绔少年》里出色地扮演了普罗斯塔科娃太太。据当时目击的人回忆说：“没有任何一个演员曾经把普罗斯塔科娃的角色演得像十六岁的果戈理这样成功过。”

果戈理对陈腐的课程完全不感兴趣，但是对教自然法的别洛乌索夫以及其他几位进步的老师却怀着极大的尊敬。这些老师经常介绍学生们阅读法国资产阶级启蒙学者伏尔泰、卢梭等人的著作。果戈理对别洛乌索夫大为倾倒，把他称为“稀有人物”。

一八二七年，新任校长奉派到涅仁中学来“整顿学风”。当时有人控告别洛乌索夫等人在学生中间宣传“自由思想”，这样，就制造出了所谓“别洛乌索夫案件”。这案件拖延了很久，牵累了许多人，果戈理也是被传讯的学生之一。校长把别人交出的果戈理的笔记本作为物证，要他证明别洛乌索夫在上课时宣传“政治方面犯罪的议论”。果戈理承认笔记本是他的，但是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上面抄的是一些法国启蒙学者的意见，这和别洛乌索夫没有关系，别洛乌索夫在上课时是按照规定的课本授课的。”但是，尽管别洛乌索夫等几位进步教师的行为是无可指摘的，在果戈理离开学校一年以后，他们还是成了倾轧、陷害的牺牲者，被驱逐出学校。

果戈理在这时候已经严肃地思考人生的意义和目标的问题。他对周围腐败的环境感到十分憎恶，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里，他把涅仁的人们称作“俗物”，这些俗物“用世俗和猥琐自满的外壳扑灭了人的崇高使命”，而他所感到痛苦的是必须在这些人中间苟安偷生。在另外一封信里他又诉说自己沉痛、苦闷的心情，说他“好像是一个孤零零的人，漂泊在异乡”。

他决心要摆脱这种灰暗的奄奄无生气的生活，希望为祖国效劳。但是，他为祖国效劳的方法，他所设想的“人的崇高使命”，是非常模糊的。他只想到在司法界服务，以为这样就可以造福人类，推动社会前进。

一八二八年夏天，果戈理从涅仁中学毕业。同年年底，一个初出茅庐的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就怀着对未来生活的美丽幻想，出发到彼得堡去了。到彼得堡以后不久，他不切实际的幻想就在现实的礁石上撞得粉碎。他带来的几封介绍信都没有能用上。他自费出版了一部题名为《汉斯·古谢加顿》的叙事诗，但结果遭到严厉的批评，他从书店里收回全部存书，把它们焚毁了。他甚至也尝试过投考演员，但是剧团的负责人是个伪古典派，要求演员必须装腔作势，果戈理的演剧才能当然不能被他所赏识。

一八二九年末，他终于谋到了一个小公务员的职位。官俸微薄得可怜，他经常过着受冻、挨饿的生活。他在给母亲的一封信里写道：“恐怕没有人在彼得堡生活得比我更俭朴了，……幸亏我已经有点习惯于寒冷，因此，能够穿着夏季薄外套挨过整整一冬。”

果戈理原来是为了追求理想才到彼得堡来的，哪知道在彼得堡接触到的仍旧是卑污的现实。但是，如果说他幼稚的幻想完全破灭，那么他梦寐以求的为祖国和人民谋福利的理想，却在现实环境中进一步受到了磨炼。在这一时期，他一边在美术学院的夜校学习绘画，一边更加被文学所吸引，开始从事小说写作。一八三一年二月，他辞去了小公务员的职务，开始完全把文学写作作为终生的事业。就在这时候，他又认识和接近了大诗人普希金，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巨大的影响。

一八三○年到一八四二年，是果戈理写作活动最为旺盛的时期。他在这短短的十多年中，几乎写出了他全部重要的作品，计有：《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一卷，1831年；第二卷，1932年）、《密尔格拉得》（1835年）、《彼得堡故事》（1835年）、《钦差大臣》（1836年）以及《死魂灵》的第一部（1835—1842年）等。

果戈理的作品以揭露封建农奴制度的腐朽、丑恶为内容，因而自然地引起封建农奴制度的热心维护者的攻击。另一方面，进步舆论界支持他，赞扬他，也是很自然的。特别是革命民主主义的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他首先发现了果戈理作品所包含的革新意义，写了无数篇富有战斗性的文章，保卫果戈理的倾向，阐述并发扬现实主义的文艺原则，摧枯拉朽地驳斥了反动文人们的种种邪论谬说。

果戈理在自己的作品中揭露封建农奴制度及其必然崩溃的过程，是完全符合当时人民的斗争要求的，但是他的思想又非常复杂矛盾。他对旧社会深恶痛绝，但是，对社会发展的前途却茫无所知，更不知道只有用革命的手段变革社会制度才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出路。他对自己作品中得出来的革命结论也感到害怕。他揭露了地主阶级和沙皇官吏的丑恶，但是他又把宗法制度的某些方面加以美化，主张倒退到已经消逝的古老宗法制度中去寻求出路。

果戈理思想上的这种矛盾，最初只是表露在他的某些作品当中（例如《肖像》《罗马》等），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随着俄国解放运动的继续深化，消极的因素增加，先前作品中所表现的批判、揭露的力量就显著地削弱了。

他的一些斯拉夫派及其他保守、反动阵营的朋友，当他后期长时间居留国外时，利用他思想上的弱点，拼命包围他，隔绝他和俄国国内进步思想界的联系，挑拨离间。这更促进了他思想上的消极因素的发展，引起了他思想上的危机。

果戈理动手写作《死魂灵》第二部时，正是他的思想危机开始逐渐发展的时期。他在第二部里描绘了一些地主阶级寄生虫的形象，如懒汉坚捷特尼科夫等，讽刺的力量还是非常巨大的，大体上仍旧保持着第一部中的批判、揭露的倾向。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要在地主阶级寄生虫的世界中寻找积极因素，把他们塑造成理想人物，这些人物没有现实根据，破坏了艺术的真实，因而招致了他的创作上无可挽回的失败。

一八四七年一月，他出版了充满伪善说教的《与友人书信选》。在这本书里，他公开宣传斯拉夫派的反动主张，认为封建农奴制度是不可废除的，认为只要在道德上进行自我教育就可以弥补社会制度的缺陷。这本书出版以后，立刻博得了反动文人们的喝彩。他们高兴地看到，果戈理的灵魂“得救”了。他们包围果戈理使他脱离革命影响的罪恶计划终于收到了成效。连充当沙皇宪兵第三厅的特务、过去曾经大肆攻击果戈理的布尔加林，也假惺惺地引咎自责，说什么以前对果戈理的“批评”未免失之“过苛”了。

但是，当时俄国进步的舆论界对这本书是一致予以愤怒谴责的。别林斯基在一篇批评《与友人书信选》的文章里，指出果戈理落入反动文人们的陷阱，表示了万分的惋惜。一八四七年七月，别林斯基在德国萨尔茨堡养病时，又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了那封著名的《给果戈理的信》，这就是后来伟大革命导师列宁所说的“没有遭受审查的民主主义出版物中最好的作品之一”。别林斯基在这封信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沙皇俄国的病根所在。他认为，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废除封建农奴制度，摆脱专制政体、正教、国粹主义，而不是像果戈理所说的那样，要到神秘主义、禁欲主义里面去寻求出路。

果戈理的思想“危机”，充分反映了一个具有正义感的作家在旧社会中找不到明确的出路，因而陷入的彷徨、苦闷的心情。他对《死魂灵》的第二部进行过长时期的反复修改，焦思苦虑地企图表现客观的真实，但是因为摆脱不掉世界观中消极因素的影响，终于还是写不出他自己所满意的作品。一八四五年他曾经把原稿焚毁，重新从头写起。一八五二年一月，完成了第二稿，在病逝前十天又把它焚毁了。这个第二部现在幸存的只有最初的几章。

一八四八年春天，果戈理到耶路撒冷去作了一次身心交疲的宗教朝拜。同年五月，回到了俄国。此后，他的健康日益恶化，一八五二年三月四日病逝于莫斯科。

果戈理在文学方面的成就非常卓越，他的小说和戏剧对于俄国文学的发展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别林斯基曾经说过，果戈理“在俄国创造了新的艺术，新的文学”；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曾说果戈理是“俄国作家中最伟大的一个”，他认为“世界上久已没有这样的作家，对于自己的人民，像果戈理对于俄国这样重要”。

普希金和果戈理是俄国文学中的双璧。普希金在诗歌方面所完成的任务，果戈理在散文方面把它完成了。普希金也写过许多篇小说，但他主要的成就是在诗歌方面。由于果戈理的创造性的劳动，小说才开始在俄国文学中取得了支配的地位。正像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创始人一样，果戈理可以说是俄罗斯的散文之父。

果戈理从最初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开始，就大胆地把普通人民写进作品里，这在当时的俄国实在是破天荒的。出现在他的作品里的人物，都是些教堂差役、农村的小伙子和大姑娘们。作品里充满着纯朴的语言，丰富的幽默，给人以清新的感觉。果戈理的作品，一开始就和主张铺张堆砌、喜好陈腔滥调的贵族文学形成鲜明的对照。

《狄康卡近乡夜话》虽然也注意现实的描绘，但它更多偏重于浪漫主义的渲染。这以后，果戈理的观察、分析现实的力量更加成熟了；同时，他所接触到的现实也迫使他更加把注意力集中到生活粗野平庸的方面来。他在后来的作品中，继承普希金的优良传统，发展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从而加强了文学中的批判倾向。他不仅如普希金说的善于揭露“庸俗人的庸俗”，更重要的是，剖开封建农奴制现实的表皮，毫无顾惜地揭露它的庸俗、空虚、丑恶，赋予“缠住人生的可怕的、惊人的琐事的淤泥”以普遍意义，使人对不合理的社会秩序产生怀疑，从而充分发挥了文学的战斗作用。

沙皇鹰犬们一向痛恨果戈理作品的批判倾向，自果戈理最早发表作品以来，就一直对之不遗余力地攻击。布尔加林就曾经提出“自然派”这个称号，企图用来恶意地诋毁果戈理的作品。他认为，“自然派”主张毫不掩饰地描写现实生活，就是贬低了文学的崇高意义。他气势汹汹地责问说：“尽管写得多么巧妙，为什么要显示给我们看这些破烂，这些肮脏的褴褛呢？为什么要毫无目的地描绘人类生活后院的令人不愉快的图画呢？”别林斯基对这种把果戈理污蔑为“自然派”的说法给予了有力的驳斥。他认为果戈理是“现实生活的诗人”，果戈理作品的特点是把生活表现得“赤裸裸到令人害羞的程度”，“把全部可怕的丑恶和全部庄严的美一起揭发出来，好像用解剖刀切开一样”。他主张文学应该反映并批判现实，这种见解和布尔加林之流主张文学应该粉饰现实的反动看法正好针锋相对。反动文人拼命要掩护黑暗统治，所以认为果戈理描写低微卑污的现实是罪大恶极，伤风败俗，但是在别林斯基看来，反动文人认为大逆不道的地方却正说明了果戈理作品划时代的革新意义。结果，“自然派”的名称仍旧保留了下来。然而，它不再是恶谥，反而变成了当时持有批判倾向的进步作家的旗帜，而果戈理则被公认为这一流派的创始者。

“自然派”，实质上就是后来所谓的批判现实主义，它和冷淡、旁观的自然主义绝对是两回事。果戈理的作品含有高贵的愤怒，他的爱憎态度在作品中表现得十分鲜明。他不抄袭自然，却强调“必须有异常的灵魂深度，才能够照亮取材于卑贱生活的图景，把它提升为创造的珍珠”。这里所说的“照亮”，所说的“提升”，正说明果戈理不是一个态度冷淡的自然主义作家，恰恰相反，他要求文艺成为反对封建农奴制度的锐利的武器，用理想去“照亮”丑恶的现实，对丑恶的现实进行批判，使“生活的散文”提升为“生活的诗”。

果戈理的批判现实主义是以带有无情的讽刺为特点的。他是俄罗斯文学中最杰出的讽刺作家之一。他善于发现日常生活中庸俗可笑之处，用来作为讽刺的对象。不过，在他的早期作品中，他的笑还只表现为幽默和滑稽，在当时，他常常嘲笑普通人身上的一些缺点，他认为这些缺点只不过是生活中次要的因素。随着他深入观察封建农奴制度下的现实，他逐渐感到丑恶现象在社会里占主导地位，开始以地主、贵族和官僚为描写对象并采取批判态度，于是，他的笑就成为充满嘲弄、鄙视和愤怒的讽刺；与此同时，对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小人物，他的笑却永远是含着同情的，这就是所谓“含泪的笑”。

果戈理作品的特点还表现在他所创造的形象的真实性和典型力量中。他反对把抽象恶习加以拟人化，或者用主观色彩去涂染人物。正像别林斯基所说，他的作品“击败了俄国文学中两种错误的倾向：矫揉造作的、浮夸的、抡着硬纸做的宝剑的、像涂脂抹粉的演员一样的理想主义，讽刺的教诲主义”。他对封建农奴制度的批判总是通过塑造典型人物来达到的。他在许多篇作品中，创造出了无限丰富的人物群像，这些人物是整个阶层的表现，同时又是某一个具体的、有个性的、活生生的人。正因为这样，他作品的批判和揭露的力量才格外深刻、强烈，他笔下的许多人物传诵于广大读者之口，他的每一个人物的名字几乎都变成了尽人皆知的普通名词。

这本选集一共收了果戈理的四篇小说和一个剧本。我们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创作中对封建农奴制度的批评和揭露，以及他的现实主义手法等特点。

《塔拉斯·布尔巴》描写聚居在查波罗什的哥萨克起来反抗外族侵略者的故事。作品以起义农民为主人公，直接描写到民族解放斗争，这在过去的俄国文学史中是绝无仅有的。

这是一篇历史题材的小说，但它不拘泥于严格的历史年代，也不是枯燥地罗列史实。它的目的是要写出生龙活虎般的查波罗什哥萨克们，写出他们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和热爱。

塔拉斯·布尔巴尤其是这群人里面一个最为鲜明、突出的人物。他是一个热爱祖国的人。对敌人来说，他是凶猛的复仇者；但是对伙伴来说，他是既严峻又慈祥的领袖。他的身上有那个严酷时代的烙印，他豪迈、奔放、爽朗的性格完全是在战火的包围中，在动乱的环境中形成的，是“灾难的火镰从人民的胸膛里敲击出来的”。

两个儿子刚从基辅的神学校毕业回到家，他就同他们挥拳动起武来，鼓励儿子要像打老子那样去打敌人；他不让儿子在家里多停留片刻，第二天立刻就从妻子身边把他们夺走，他说，他们需要的不是母亲的爱抚，而是广阔自由的田野和凶悍的骏马。

老布尔巴的粗犷性格中带有些妩媚，他的举止、行为是粗野的，但他的心灵又能承受细腻、深刻的感情。当伙伴被敌人俘虏的时候，他不忍丢开他们不管，一定要单独留下，率领一部分武装去搭救他们脱险。当安德烈投了敌人，虽然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他却毫不犹豫地亲手把他打死。但是，当另一个忠于祖国的儿子奥斯达普在战斗中被擒时，他又悲伤得失声痛哭。他冒了不可设想的艰险、阻碍，一定要深入到敌后去重见奧斯达普一面。奧斯达普受刑时，显示出崇高、勇敢的气概，这使老布尔巴深深地感动了，他从人丛中喊出那一声震撼魂魄的“我听着呢！”来回答奧斯达普临终时的呼吁。最后，他不惜用自己的生命为祖国举行了壮烈的血祭……作者通过这些细节，热情地歌颂以老布尔巴为代表的人民的爱国主义、自我牺牲等高贵品质。

小说中出现的人物达几十人之多。作者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描绘了这群热情、豪爽、狮子般活跃，“向乌克兰全境泛滥出哥萨克的意态和气度”的人们。小说还用史诗式的笔法描绘了杜勃诺城下的战役，精雕细琢地刻画了敌人方面的天主教的文化和风俗等等。

这篇小说具有生动的描绘和抒情的气息，鲜明的历史特点和时代精神；作者善于把现实主义的描写和浪漫主义的笔调融合在一起，在人物身上寄托他的爱、希望和理想。作者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里说过：“借古喻今，你的言语就会增加三倍的力量。”可见他不是随便选取这个历史题材，而是企图通过歌颂英雄人物来抒写他对现实中封建农奴制的愤懑和憎恶。

《涅瓦大街》在内容的精练、凝缩方面，可以说是短篇小说中的一篇代表作。

小说开头对涅瓦大街的几段描写，实际上就是对整个沙皇俄国官僚社会的揭露。在这熙熙攘攘的触目尽是花领结、络腮胡子的绅士淑女的大街上，一切都是虚伪的，可以收买的，连人类感情也变成市场上卖出买进的对象。

这是一个虚伪的、冷酷无情的社会，青年画家庇斯卡辽夫的悲剧就在这里展开。庇斯卡辽夫是一个真诚、坦率的人，他献身于艺术，追求善和美，但是他的理想在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的社会里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他的追求只换得了痛苦的绝望，这个“安静的、胆怯的、谦恭的、孩子般天真的人”，终于只能伤心绝望地死去。

与他相对照的是一个反动军官庇罗果夫。他厚颜无耻，玩世不恭，把人生看作逢场作戏；在他看来，追逐金发女郎和娶有陪嫁的商人女儿做老婆这两件事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和青年画家庇斯卡辽夫的悲剧命运相反，这个庸俗透顶的庇罗果夫，在彼得堡的官僚社会里倒是一帆风顺，过着非常美满、幸福的日子。就这样，作者以辛辣的笔锋向摧残美和理想的腐朽社会，表示了他的愤愤不平的心情。

《涅瓦大街》的篇幅并不长，作者能够在短小的篇幅里，通过两个主人公在同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写出两种人物的不同的命运，其艺术概括力之强，是值得注意的。

《肖像》是一篇比较复杂的作品，在这里充分显露了作者世界观的矛盾性和双重性。

在拜金主义的社会里，艺术变成了出卖的对象。小说的主人公，画家恰尔特柯夫被发财欲所支配，竭力迁就上流社会的趣味，终于毁坏了自己的才能，变成了一个时髦的画匠。在这里，作者对腐朽社会的抗议，对毁灭艺术家才能的金钱权力的揭发，是相当有力的。

但是，当作者在这篇小说的第二部里企图解决腐朽社会和艺术家之间的矛盾时，破绽就暴露出来了。在这里，揭露腐朽社会的那种抗议的调子隐而不见了，荒诞不经的神秘气氛增强了，道德的说教代替了生动的人物形象。他歌颂贤明君主对艺术的“保护”，主张艺术家必须保持“灵魂的平静”，不要被“骚乱和怨言”所玷污，等等。他被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吓坏了，却又看不到解决矛盾的出路，结果只能用宗法制度的“理想”来对抗他所憎恶的现实。他批判腐朽社会的结果，不是引导人向前看，却是号召人倒退到古老的、早已消逝的宗法制度去。

他在这篇小说里还发挥了对文学和艺术的看法。他反对自然主义的抄袭现实；他认为艺术必须被创造者的心灵所渗透；不通过思想而仅仅盲目地模拟自然，是对艺术的亵渎。这些意见不无可取之处。但是，作者进一步发挥下去，说那个描绘魔鬼的画家犯了错误，正是因为他把魔鬼画得太像真的了，他必须赎偿自己的罪过，必须抛弃世俗的情欲，遁迹到深山中去斋戒、祷告、苦行修炼，这却又陷入宗教赎罪和神秘主义的泥淖里去了。他公开宣称描绘上帝、充满着圣洁感情的图画高于世间的一切艺术。他在第二部里所发挥的这种艺术见解，和他在第一部里对腐朽社会的揭露是自相矛盾的。

在描写被侮辱的小人物方面，《外套》可以说是一篇典范之作。这篇小说刻画了一个贫穷的小官吏巴施马奇金的形象。这是一个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的人，他对生活没有什么奢望，甚至在机械的抄写工作中也得到乐趣。他整天伏案抄写公文，抄得背也驼了，眼睛也有点迷糊了。他挨饿，受冻，节省蜡烛……只想攒些钱，做一件新外套。作者让巴施马奇金忍受了种种折磨之后，还要使他受到外套被劫的打击，使他沉到绝望的深渊。最后，还要使他去求见那位声势煊赫的某要人，受到他的申斥而痛苦地死去。对于他，作者表示了深厚的同情。

另一方面，作者又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彼得堡官僚社会那种冷冰冰的、窒息人的环境。办公室里的人侮弄他，把纸片撒在他头上；某要人声色俱厉地呵责他，当场就把他吓昏了过去……特别令人悲愤的是，他在这社会里竟像一只苍蝇一样，无声无臭地就从地面上消失了。人们直到他死后过了几天才知道他的死讯，大家对他的突然消失一点也不觉得惊奇，第二天，他的座位上已经换了另一个抄写员，仿佛世上从来就不曾有过他这个人一样。

这篇小说虽然没有写出正面抗争的形象，但是作者对腐朽社会制度毁灭人、扼杀人表示了有力的抗议。当时的俄国文学界崇尚华美文体、贵族气派，一般都不屑把贫穷的小人物写进小说里。继普希金的《驿站长》之后，果戈理在《外套》中以富有同情的笔调描写了默默忍受侮辱和压榨的小人物的悲剧，在当时是很有进步意义的。它对以后俄国文学的发展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许多作家如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都受过它那种同情弱小、反对强暴的人道主义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过：“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从果戈理的《外套》中孕育出来的。”

果戈理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同时还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戏剧的奠基人之一。

在果戈理写作剧本的当时，俄国戏剧界充斥着从法国移植过来的闹剧，插科打诨，无理取闹，结局总是千篇一律的大团圆场面。果戈理反对这种浅薄无聊的东西。他主张写作含有深刻社会内容的喜剧，对丑恶的社会现象加以无情的揭露。

果戈理所写的戏剧作品虽然为数不多，但他的《钦差大臣》却是世界文学中杰出的喜剧之一。剧情是这样的：在沙皇时代某一个外省小城里，钦差大臣微服私访的消息引起了一场慌乱，市长惊悸之余，把一个耽搁在小旅馆里没有盘缠上路的浪荡子赫列斯塔科夫错认作钦差大臣，为了掩盖他平时贪赃枉法起见，拼命阿谀、奉承这位来自京城的“贵客”，因此闹出了种种笑话。作者以一连串喜剧性场面的安排，充分揭露了官场中的贪污、腐化等丑态。他通过生动、鲜明的刻画，把市长和赫列斯塔科夫作为官僚社会的两个侧面（一个代表官僚阶层的昏庸、卑鄙；另外一个代表寄生阶级精神世界的猥琐、空虚）来加以揭露，这样，就使剧本具有了讽刺的威力和深度。用他自己的说法：“我决定在《钦差大臣》中，将我……所知道的……俄罗斯全部丑恶集成一堆，来同时嘲笑这一切。”

市长是沙皇反动统治下一个最常见的人物。他从小学会了中饱私囊和消踪灭迹这一套本领。他知道贪赃枉法是有罪的，但是大家都这样做，他自然也不能例外，也就难免有一点他所谓的“小过失”。

赫列斯塔科夫也是一个普通人物。他靠祖上的产业过活，“头脑里没有主宰”，是一个空虚透顶的人，“连无聊的人也都称他为最无聊的家伙”。他轻浮，浅薄，天花乱坠地瞎吹牛，看到有人听他，他撒谎就更加带劲，自己都管不住自己的舌头，一发而不可抑止。

这两个人碰在一起，就引起了喜剧性的冲突，造成了层出不穷的笑料。果戈理剧本中的人物不是漫画，不是凭空捏造的，虚构的，而是特定社会制度下的产物。剧本中的喜剧性不是从外部硬加上去的，而是从当时的社会制度，从这些灵魂肮脏、空虚的人物性格的逻辑发展中很自然地引发出来的。

有人认为，市长是一个老狐狸，他竟然把一个毫不起眼的家伙错认作钦差大臣，似乎是不近情理的。其实，这是皮相之见。市长和浪荡子赫列斯塔科夫之间产生的喜剧性冲突，是完全有现实根据，建立在可信的基础上的。市长唯恐因为贪污被揭发而受到惩罚，于是就把一个浪荡子错认作钦差大臣，盲目的官衔崇拜使他无论如何也不敢猜疑眼前这个钦差大臣的真伪。赫列斯塔科夫是一个轻浮、浅薄的人，当他意外地受到人们的尊敬、礼遇、奉承的时候，他就得意忘形起来，撒谎就撒得更加带劲了。更应该指出的是，在当时俄国的官僚社会里，赫列斯塔科夫这个浪荡子越是信口开河，前言不对后语，市长和官员们就越是敬畏和恐惧他，把他无意的疏忽当作是有意的风趣。官吏的贪污、谄上骄下，人们精神世界的空虚、浅薄……这些在沙皇俄国都是非常真实的，作家只不过在现实的基础上更加以艺术的夸张罢了。通过这些看来似乎不可能的细节，更加暴露了整个官僚社会的腐朽、空虚、丑恶，把容易忽视过去的丑恶现象更加显著地突现在大家眼前。有些喜剧用巧合的情节或噱头吸引观众，只能博取浅薄观众的一笑，笑过也就完了。但是，果戈理的喜剧却让人笑过之后不得不深思，对现实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产生强烈的憎恶，兴起要同它斗争的愿望。《钦差大臣》又一次说明果戈理创作所包含的进步意义。

果戈理是一位具有鲜明的爱憎态度、充满着爱国主义精神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对俄国封建农奴制度的种种不合理现象怀着憎恨，以充满讽刺的艺术作品为武器，对它进行了有力的抨击；他的作品具有社会概括和典型化的力量，善于通过典型人物来批判整个腐朽、反动的社会制度，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的愤怒和愿望。正因为如此，他得以成为俄国文学中“果戈理时期”的奠基人。

果戈理曾经写过：“我的思想，我的名字，我的著作，将永远属于俄罗斯。”他的这个预言可以说是早已实现了。

满 涛

一九六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