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编译本序

据说真正可读的书往往并不需要序跋之类，因为它的内容将会或已经说明一切。本书大概还不是不可读的书，读者读完了，方萦怀于正文之不暇，非正文的跋或后记固不必照顾体例非写不可；但作者既是一百多年前一位西方哲学家，如果开卷之初，对其身世、著述、生前坎坷、身后争议有所了解，读起来不是会少一点疑讶么？何况本书在他的全集中题材繁博而平易，文笔坦率而凝练，具有特异的风格——风格即人，风格的所以然就是人的性格的所以然：这就要一篇序文先来测试一下才好。对于它的译本的读者，这篇序文更是不得不写的，而且不得不比一般序文写得更长一点，也更杂一点。

中国有句谚语，“时势造英雄”，只说了事实的一半。眼界宽一点，时势还造就了哲学家，甚至还造就了他的读者。这里所说的“时势”，是指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历史，也就是本书作者、这位西方现代悲观主义哲学先驱的生活环境。那时，一七八九年燃起来的革命火焰已经衰微，“革命的儿子”拿破仑变成了“反革命的女婿”，贝多芬把自己原来献给他的《英雄交响乐》撕得粉碎；接着，从滑铁卢之役经过圣赫伦娜岛到达“神圣同盟”：欧洲的封建专制政治进一步巩固了，虽然革命的灰烬还在暗中燃烧，直到一八四八年才似乎一闪而灭。这几次革命，其起因是很复杂的，一般说来，并非由被压迫在底层的饥饿的贫民所发动，站在前列和后台的倒是接近封建压迫者而要求民主的中产阶级代表人物。革命失败，战争频仍，希望和信仰遭到背弃，整个时代弥漫着悲观气氛。在文学方面出现了拜伦、缪塞、海涅、莱奥帕迪等大诗人；在哲学方面则是本书的作者阿图尔·叔本华，他把关于支配一切发展与运动的宇宙力量的思想改造成为彻底的悲观主义。尽管叔本华自己说，唯一使他感兴趣的是关系到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的每个人的事物，只要他有从事研究的机会和条件，能够精制他的思想并把它们传播给世界，他就心满意足了，不论他的时代和国家的外在环境如何（见一八一九年向柏林大学求职信），他的悲观主义哲学客观上反映了欧洲革命失败后消极绝望的中产阶级的沮丧情绪。

叔本华的双亲是荷兰后裔，父亲是个热衷于英国政治制度的充满进取精神的富商，母亲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后来成为一个相当丰产的小说家。这是一个传统意识淡薄、欢喜东奔西走的德国中产阶级家庭。一七八八年二月二十二日，阿图尔·叔本华生于古老的但泽自由市，由父亲起了一个带英国味的名字；一七九三年，但泽为普鲁士占领，阿图尔刚五岁，随全家迁居汉堡；一七九七年，父亲带他去巴黎见世面，两年后返回汉堡；一八〇三年，全家又离汉堡去伦敦；一八〇四年离英经法国外省到瑞士，又到维也纳；一八〇五年重返汉堡。在国外旅游的若干年间，一再发生反法联盟战争，战火在德国境内燃烧，但并没有十分影响阿图尔的正常成长。父亲说过，“我的儿子要读世界之书”，这句话算是应验了；但是，他却要求儿子从商，儿子偏爱好文学，虽然勉强进入一家商号学习；不幸同年父亲去世（自杀？），对阿图尔打击至重，虽然父子在就业问题上有矛盾，儿子一直十分敬爱父亲。母亲约翰娜·叔本华为人放达，对丈夫并无深厚感情，次年即把尚未成年的阿图尔留在汉堡，自己迁居魏玛，正式开始作家生涯，成为以歌德为核心的文艺圈子里的一员。随着年龄的增长，阿图尔和母亲之间多方面的分歧日益明显：首先是不满她轻易淡忘他所敬爱的亡父，其次是对她的文学声誉产生嫉妒（他极不愿被人称作“小说家约翰娜·叔本华的儿子”），最后是对魏玛沙龙的繁文缛节、亦即一般文坛的虚浮气氛的不适应以至反感。这时，他已不再遵照父亲的遗愿走从商的道路，而是按部就班地报考文科中学和大学，逐步完成他的哲学家使命所必需的修养和造诣。这期间他几次回到魏玛他母亲的家里，很快发现两人不能同居在一个屋顶下面，于是在魏玛也分居两处，只是偶尔作为客人拜访一下母亲而已。小说家约翰娜·叔本华虽然在文学史上不过昙花一现，她的全集竟达二十四卷之多，她在自命不凡的主观意识支配下，觉得儿子乖张成性，和她格格不入，也就采取针锋相对的态度。母子的恶劣关系可以通过一件轶事来说明：他的第一部著作《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发表以后，母亲对儿子嘲笑道，“可怜的孩子，你怎么会写出这样的东西呢，连这个题目怕也只有药剂师感兴趣？”儿子当即反唇相讥，“你所有的小说被人忘光了，我这本书肯定还有人读！”在魏玛期间，约翰娜·叔本华颇见爱于歌德，因为她在社交场合，并不忌讳他随身带着他的未正式结婚的夫人克里斯蒂安娜；一次，歌德对她说，她的儿子会成为名人，母亲听了很诧异，也很不高兴，因为她不相信，一个家里会出两个天才。一八一四年，母子发生了激烈的口角，她把他推下了楼，从此彻底决裂，彼此再也没有相见。他临走时对她说：“你在历史上将因我而被人记住。”

一八〇九年，叔本华进戈廷根大学学习，研究柏拉图和康德的哲学。一八一一年，又进柏林大学，研究费希特的哲学。这时，费希特号召德国青年参加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叔本华一度为这股民族主义热情所动，但终于还是留在魏玛乡下撰写他的博士论文，即《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所谓“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就是因果律的四种形式：一，逻辑上以前提决定结论；二，物理上以前因决定后果；三，数学上以数学和机械原理决定结构；四，伦理上以性格决定行为。在兵荒马乱的形势下，哲学新星的处女作不止是受到母亲的嘲笑，是不足为怪的。在魏玛期间，叔本华拜访过歌德，两人谈得很投缘，还专门讨论过歌德的《颜色论》；后来，他撰写过一篇《论视觉与颜色》（一八一五年），就是为了支援歌德反驳批评歌德的《颜色论》的牛顿主义者。离开魏玛后，在德累斯顿待了四年，叔本华埋头致力于他的“主要著作”，他一贯这样称呼《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

一八一八年，叔本华的“主要著作”问世了，包括四部分，附录是对康德哲学的批判。第一部分在经验现实的意义上谈作为表象的世界，即科学的对象；第二部分谈作为意志（=生存意志）的世界；第三部分按第二种意义谈作为表象（作为柏拉图理念）的世界，即艺术的对象；第四部分按第二种意义谈意志，即从生活欲望净化出来、仿佛转而反对自身的意志。《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并未按照逻辑发展的模式，提供一个综合的哲学体系，它只是一幅以康德哲学一部分为基础、受到佛教经典的深刻影响、并由个人种种挫折经验加以映衬的人生图解。他把世界分为表象和意志两极，开宗明义地宣称：“世界是我的表象。”这就是说，现实是主体的表象，而表象就是感官的知觉；叔本华并不讳言这个命题来自巴克莱所谓的“存在即感知”，还认为康德的首要缺点就是对这个命题的忽略。另方面，表象是由意志产生的，意志乃是一切表象的根源，接着叔本华又宣布“另一真理”：“世界是我的意志。”意志作为康德的“物自体”的具体化，独立于时间与空间之外，超然于一切有机和无机现象，与因果性和目的性无关，只在可认识的客体范围内作为生存意志发生作用。意志是盲目的，以跛足的智能为仆役，使人不断屈服于天性、情绪和性冲动。意志永远致力于完成，而完成始终不可能实现，因此人生永远没有满足，永远沉溺于痛苦之中。幸亏克制人生痛苦还有办法，即在于艺术的审美观照——这时，主体暂且摆脱日常的欲望和冲动，忧虑和利害，上升到意识的较高潜能：不再意识到个别事物，而意识到它们的永恒的形式。意志作为纯粹主体向一般表象作为纯粹客体即柏拉图理念的客观化，就是叔本华的艺术理论的基础。艺术的不同部门代表着意志客观化的不同阶段，其中音乐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它是意志客观化的最直接、最纯粹的体现。然而，对于人生的痛苦，艺术也只能提供暂时的慰藉；真正的解脱只有按照佛教的消极原则，通过禁欲达到对个人意志的绝对否定，从而在内心注入一种完全宁静的幸福感，是谓之“涅槃”。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的概要大致如此。话说回来，这部“主要著作”的初版像《四重根》一样失败了：出版商后来通知作者，本版大部分存书只好作为废纸处理掉。聊可告慰的是，听说歌德虽然一贯厌弃纯思辨，却浏览了一遍他的巨著，对其中关于艺术的见解颇为欣赏，还特别称赞他的文笔明净而流畅。

《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杀青后，叔本华再度出国，这次游历意大利；在从那不勒斯到罗马途中，欣悉他的“主要著作于一八一八年十一月出版”，不禁豪兴大发，写了一首《大言不惭的诗》（原文如此，一八一九年），坚信“后代自会将丰碑为我而筑”。一年后返回德累斯顿，他着手向柏林大学申请哲学讲座的主讲职务；经过呈送著作，在大学评议会上作一次报告，并通过一次口试，他被授予不拿薪金的“编外讲师”头衔。一八二〇年，叔本华正式在大学里讲授哲学，题目是《整个哲学就是关于世界的本质和人的精神的学说》；可惜精心准备的讲稿像他的著作一样，又一次证明事与愿违，他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不过，这次也许要怪他自己：他存心要与红极一时的哲学巨子黑格尔一决雌雄，便孟浪地挑选黑格尔上课的时间开讲；他满以为学生们会像他所期望的“后代”一样，能够在他和黑格尔之间分辨是非和真假，可叹那些学生仍不过是令他失望的同代人——结果到学期终了，他的听众减少到成为零，他实实在在地被黑格尔的威望压倒了。于是，他愤而辞职，再也不进大学的讲堂，并从此产生了他对黑格尔的恶感，这种恶感从本书所收的一些文章中不难看出，已经发展到可笑而又可悲的程度：也许他果真始终认为，他的失败出自他的“死敌”的阴谋，而事实上，黑格尔当时可能还不知道这个无名的“编外讲师”及其著作呢。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叔本华既然坚持他的哲学是以康德的批判主义为基础，同时又和同样师承康德的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水火不相容，除了他本人性格上的原因，究竟有没有学术思想的分歧为依据呢？原来，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部分把他的体系分为先验美学、先验分析法和先验辩证法；这里所用的“美学”一词，不能按照一般用法来理解，只能取其字源学上的本义，即表示“感觉”“知觉”等，而所谓“先验美学”实系对于思想发展过程的初期阶段的研究。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师承康德，主要立足于先验分析法和先验辩证法，从意识的综合统一推演出直接思维活动的诸元素，把思维或智能假定为全部现实的最后原则，认为思维（范畴或概念）的形式活动是哲学的起点。相反，叔本华却认为思维不是最后的，而是来源于更深刻的非逻辑的意志原则；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艺术比科学更接近哲学，因为艺术不像科学那样只和推理力发生关系，而是和人的最内在性质发生关系——足见叔本华立足于其上的康德哲学基础乃是“先验美学”，他正是以知识（经验和现实）中的非逻辑因素排斥和反对了黑格尔及学院派的泛逻辑主义，但同时他坚持自己偏爱的英国经验派的归纳法，从而也拒绝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精华——辩证法。

一八二一年，叔本华又陷入了一场无谓的纠纷，继而酿成几次失败的诉讼。对头不再来自学院或文学界，而是他的房东太太的一个朋友，一个女裁缝。由于她经常在他的窗前喋喋不休，引起他的愤恨，他曾向房东太太抱怨过，虽然后者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但诺言并没有兑现，于是他忍无可忍，动手把女裁缝推倒在地，并把她所做的针线活连同工具一并扔到了门外。女裁缝向法院提出控诉，他亲自出庭为自己辩护，先争取到有利于被告的判决；原告不服而上诉，他因要动身去瑞士，未能留下来听讼，于是被判决一笔三百塔勒的罚款。三年后，叔本华又被传到了柏林，那个女裁缝重新控告了他，理由是她那次被殴打，使她永远丧失谋生的能力，因此要求被告今后每季付她十五塔勒津贴作为赔偿金，而他反驳无效，不得不接受这第二次不利的判决。这位女原告已经五十多岁，除了其他疾病，后来还染上当时北德流行的霍乱症，她周围同样被传染、但病情比她的轻一些的壮汉一个个死掉了，她却活了下来，而且活得很久，一直享受着叔本华被判付给她的赔偿金。二十年后她才死去，法院把这个消息通知他，他当即在通知书上写下四个押韵的拉丁字，意思是“老妇死，重负释”。不言而喻，这件旷日持久的官司及其后果，加上母亲当年对他的态度，在颇大程度上帮助培养了他对于妇女的偏见，并为他提供了在《论妇女》一文中展示女性的生存意志之显现力量的动机和素材。

一八三一年夏天，柏林流行霍乱，黑格尔罹难，叔本华唯恐被传染，匆匆逃往法兰克福，一住三十年，直到去世。在法兰克福，他靠一点祖产的利息住公寓，过着十分规则的孤寂生活。可以说，他没有一个亲人：没有母亲，没有妻子，没有孩子，没有家庭，也没有国家，除了一只被邻儿称作“小叔本华”的卷毛狗。尼采这样说过他的私淑老师，“他绝对地孤立，没有一个朋友；在一与无之间隔着一个无限。”就在这个“无限”当中，叔本华孤傲而坚忍地期待着人类对他的承认；他深信，无论怎么迟缓，承认一定会到来。一八三六年，他出版了《论自然界中的意志》，其中汇集了各种最新发现的物理科学事实来支持他的哲学见解；似乎命运存心捉弄人，这部新著仍然没有引起、更别说抓住公众的注意力。一八三八年挪威某学术团体征文，讨论意志自由能否以意识为证据加以检验，叔本华立即撰文（《论人的意志的自由》）应征，次年收到通知，他的论文获奖了，这是他平生历经挫折后的第一次成功；他喜出望外，无限兴奋，马上着手撰文（《论道德的基础》）参加第二次征文活动，信心十足地期待好事成双的佳音，结果丧气地获悉他的论文落选了，理由是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关系缺乏足够的论证，“同情作为道德之基础”（这个后来为现代自然主义美学家们一再借用的命题）的说服力也不充分，尤为难堪的是对著名哲学家（可想而知是指哪几位）缺乏应有的尊重。这些评语无疑加剧了叔本华对于同代哲学教授们的嫉恨情绪，他不得不认为，这正是已故“元凶”黑格尔的流毒，因此他必须继续孤军奋战，坚持和扩大自己的阵地。这两篇应征论文后来（一八四一年）被合并成一册，在法兰克福出版，换题为《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一八四四年，《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第二版发行，该版增加了对初版四部分正文的补充，分量超过了正文的篇幅，几乎又是一部新著：叔本华的“主要著作”今后便以这个占全集三分之一规模的宏伟结构传世了。

一八四八年的欧洲革命扰乱了叔本华的象牙之塔的平静生活，他从窗口皱眉望着美因河上设起的路障，他把自己的房屋让给奥军作碉堡，向街头起义群众开火；他对革命又恐惧又憎恨，他担心在一次普遍颠覆中会丧失自己的一切。但是，这场革命如马克思所说，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叔本华所惧怕的前景并没有发生。相反，革命的失败从另一方面预示了日耳曼民族主义统一的实现和一个新的时代变迁的来临——政治上，普鲁士皇帝变成了德意志皇帝；文学上，强调政治性的“青年德意志”运动让位于谨小慎微的“诗意现实主义”——客观上就为叔本华学说的普及准备了适宜的土壤。真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叔本华的信任者和崇拜者终于逐渐出现了，如最早宣传“叔本华及其真理”（也是一本小册子的题目）的马格德堡老“议员”多尔古特，后来主编《叔本华全集》的、《关于叔本华哲学的书信集》的作者弗饶恩施台特，叔本华的热情通信者亚当·封·朵斯，积极捍卫叔本华身后令名、驳斥各种诽谤的《孚斯报》助编林特纳，《叔本华传》作者威廉·格温纳等人。还应提到英国评论家约翰·奥克斯福德，他在《威斯敏斯特评论》发表了著名的文章《德国哲学中的偶像破坏》（一八五三年），第一次让叔本华作为哲学家在国外亮了相。真正使作者为广大公众所认识、所承认、所接受的，却是一八五一年出版的Parerga und Paralipomena；这是两个希腊字，意即《附录与补遗》，似乎比以往任何一本著作的题目更不易引起兴味，难怪该稿曾经为三家出版商所拒绝，后来虽被一家接受，也只收到十几册样书代替稿酬；但是，正是这些关于一般事物的七拼八凑的浅显文章，终于成为叔本华时来运转的关键：不仅本书逐渐深入人心，原先一再遭受冷遇的著作纷纷开始重印，如《论自然界中的意志》再版，《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印第三版。崇拜者们也并非对整个悲观主义学说有所参悟，大都不过为其个别章节所吸引而转向了这门新哲学：有的为了音乐理论（这是叔本华的艺术理论的精华），有的为了关于性爱的形而上学（叔本华认为性行为是生存意志的典型显现，自称是从哲学上处理性欲冲动的现代第一人），有的甚至为了关于催眠术的见解。虽然各个高等学府仍然对他饷以闭门羹（在大学里受过高级思维训练的人士，很少会为新悲观主义及其鼓吹者所动），叔本华却在普通文化阶层找到越来越多的崇拜者、追随者和感兴趣的读者；而他们则在他身上发现了他们所需要的哲学家，因为他给他们讲的不是矫揉造作的、他们听不懂的形而上学术语，而是可以由生活经验印证的、他们听得懂的人生常识。此外，科学对神学的攻击，社会主义对贫困和战争的控诉，生物学对生存竞争的强调，这些客观因素同样有助于向普通读者推广叔本华的哲学。一句话，对一八四八年革命理想感到幻灭的欧洲中小资产阶级，欢呼这个代言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新哲学，终于使它的作者得到他苦苦期待一辈子的荣誉。叔本华晚年的乐趣就是阅读对于自己著作的好评，他贪婪地阅读着，并为“肯定还有许多没读到”而遗憾。一八五七年，波恩大学开始讲授叔本华哲学；一八五八年，柏林皇家科学院授予叔本华“院士”称号被推辞。一八六〇年九月二十一日早晨，他被发现倒在沙发上，去世的具体时间不详；二十六日葬于法兰克福公墓，墓碑按照遗愿只刻了“阿图尔·叔本华”两个字，看来他对自己的身后名已无所谓了。

叔本华逝世至今一百多年，世界经过更其凶悍的“意志”的冲突，更其繁芜的“表象”的幻现，他的悲观主义哲学体系，如果也算得上一个体系的话，并没有得到后人完整的继承和传播。但是，他在思维后面发现了欲望和本能，打破了两百年来唯理论的独断局面，在哲学史上毕竟是不可抹煞的。他的一些具体见解特别在文学艺术和心理学等方面，产生过强烈的影响，并被后人陆续开辟出一些曲径通幽的新领域，如尼采、赫贝尔、弗洛伊德、瓦格纳、托马斯·曼、黑塞等人在这方面有着各不相同的成就。本书只是叔本华的《附录与补遗》这部名著的一个选本，其中一些基本观点在他的“主要著作”中已有更周密的阐述，这里不过管中窥豹，仅见一斑而已。译者首先认为，今天的中国读者对于悲观主义哲学一般不会有很大兴味，对它的批判也未必有多少现实意义，因此纯哲学的专题论文这里一篇也没有收入；如目次所示，选择的只是关于治学、写作、为人处世的一些充满经验和智慧的文章。在所有德语哲学家中间，据说叔本华的文字最平易，最流畅，最优美，他关于写作的种种见解，（译者特别推荐《论写作与风格》这一篇）例如对简单、明了、朴素的推崇，对“矫揉造作、夸大其词的杂技式文风”的批评，以及对为写而写或为金钱而写的一再告诫，都是很有启发性的。他发于自我思考（即一般所谓的独立思考）的强调，对所谓“博学”的透视，以及经验与实践对于阅读的先决意义，更是值得重视的。他对于人情世故的分析，尤其是对文坛上一些消极现象的抉摘，虽然从时间上和空间上说都已是明日黄花，仍常不免引起我们会心的微笑。叔本华一再引导我们认识艺术的价值，要求把创造美和保存美视作人生最大的和最终的乐趣；这里因此选译一篇他的关于美学的专论，观点简明扼要，文字通俗易懂，如以蜡像不产生美感，不算艺术品为例，阐释了美学上的一个重大问题，颇值得一读；当然，也有些段落近乎主观臆断，缺乏说服力，如对《神曲》的批评，举例说它的盛誉“被夸大了”，弗朗茨·梅林就认为“并没有说明但丁，倒充分说明了叔本华自己”。《论妇女》这一篇可以说声名狼藉，其偏颇、乖戾、荒谬显而易见，更反证了作者本人性格上的不近情理；其实，叔本华对于妇女的偏见和反感，与其说来自先天的反常性格，不如说是他为了维护他的哲学结构，不得不否定妇女、婚姻、儿童这种不近情理的“意志”使然；不过，对于知人论世的学者，这篇文章仍有其研究价值。《论自杀》也是一篇名作，作者反对把自杀认作“罪行”，可能还与他的父亲自杀（？）有关，须知他也并不主张自杀，由此可以深刻理解他的基本观点。最后一些比方，譬喻和寓言，文辞隽永，耐人寻味，如豪猪取暖的故事，我们早就熟悉，我们并不熟悉的，将更可能引人入胜。由作者自己选辑、准备传给“后世的同情者们”的几首诗，就诗论诗，难称上乘，却从侧面反映了作者怀才不遇、愤世嫉俗、桀骜不驯、我行我素的一生，反过来也有助于理解他的文章及其风格。叔本华的这些非哲学性文论，坊间已有若干译本，似乎都是从英译本转译的；英译本为了照顾本国读者的口味和忌讳，常把原作的锋芒消磨殆尽，有时成段加以删削或颠倒[1]，力图让叔本华仿佛成为一个英国的“绅士”。本集译者不想也不能把这位有棱有角的哲学家变成一个他本人所厌恶的谦谦君子，便只好照原文把他译了出来。得当与否，有待指正，连同这篇不得不写的序文。

绿原

一九九五年七月大暑

北京东郊八里庄

[1] 作者在《论写作与风格》第二节中说过，“这种行为我总觉得鲁莽无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