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叔本华作为哲学家，向有悲观主义者的称号。其实，他对人世并没有从个人出发的叹老嗟贫之类的悲音，自然也没有天真、幼稚的乐观主义论调；他不过惯于冷静地阐述对于人生逻辑之大小前提的见解，精辟地言人之所未言的有关哲理。识者云：作为叔本华的认真的读者，毕竟以摆脱那个“称号”的牵制、直接阅读他的原著为宜。

叔本华的哲学来源于康德的批判唯心主义，兼收费希特、谢林等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虽然同时又在自己独特的唯意志论的基础上，对后者表示了轻蔑。他的主要著作的题目是《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其中“表象”（Vorstellung）在这里还可译作“观念”，是指经过感知的客观事物在脑中再现的形象；用他自己的说法，也可叫做“意志的客观化”。那么，世界是什么？在他看来，不过就是意志及其客观化的幻象。进一步认识的关键在于首先弄清楚他笔下的“意志”。意志，类似康德的“物自体”，是一种盲目的、无理性的力量，凌驾在人的智力之上，使人屈从于本性、情绪、性冲动等；因此有“意志是主子，智力是仆人”的说法，而叔氏更把意志比作一个肩头扛着一个跛足智力的盲人。康德把世界分为现象的和本体的；叔本华则把自我也分为现象的和本体的。从现象上说，人作为感知的对象，也是一种物自体；从本体上说，人只能是意志的显现。但是，在反二元论的原则立场上，为了理解人的整体性，他不得不悲观主义地强调意志的贪婪的主宰力量。在他看来，意志独立于时间与空间，超越各种无机和有机现象，包括世界万物的本性和各种现象的内核——它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至和无所不为，注定人生多苦恼，幸福不过是幻想。人生苦恼的唯一稀释剂是艺术，只有从事艺术，才能使人在自由的审美沉思中，找到避免屈从于意志的唯一场所；可惜的是，艺术虽然比有涯的人生要长久，但在人类的盲目意志的客观化气焰面前，毕竟只能提供暂时的慰藉。因此叔氏求救于佛教，视佛教和否定人世的神秘主义高于当代流行的基督教神学。他不是首先向德国哲学介绍印度宗教的人，但他却最坚决拥护佛教通过冥想达到否定人世的原则，即通过自我否定和逆来顺受等苦行实践，化解并根除个人意志，进而输入一种万念皆空、死后寂灭的涅槃意识，以便在现实的今世苦难和想象的死后磨难中，为自己的哲学理念建立一个似可与实际生活相呼应的立足点。

由于对当时一般学院派、特别是如日中天的黑格尔学派，抱着严厉的不妥协的对抗态度，叔本华受尽了同代人的冷遇。他一生不得志，但坚信真理的最后胜利（如他所说，“真理终会到来，因为它永久存在。”）；直到晚年，一八五三年（他卒于一八六〇年），他的哲学思想才开始为思想界所重视。叔本华的思想遗产对后世的哲学，如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哲学以及人类学等，起过积极的促进的作用。他的文字优雅，少有哲学家惯用的术语及其晦涩风格，因此直到后世，他的格言、警句往往比他的玄学体系拥有更多的读者，这恐怕是他始料不及而又无可奈何的。据说奠定他的散文家地位的，是他的散文集《附录与补遗》（Parerga und Paralipomena， 一八五一年）， 被激赏于文坛大家如托尔斯泰、康拉德、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弗洛伊德等人。

叔本华充分利用德语特有的框型结构，把他的奇思妙想分布在这个结构的各个部位，往往令读者在一而再、再而三的眼花缭乱之后，才勉强接近他的全部思维的轮廓。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因此难免有如下两种顾虑：一是如何照顾作者的风格，一是如何照顾汉语读者的习惯。前例是：原文如为一个包孕句（Verwickelter Satz），犹如一株枝叶繁茂的树干，一般资深译者出于某种考虑，往往动手把那些枝叶即修饰性从句，从树干即主句上，一一撕扯下来即单独译出来，然后把它们和主句并列在一起，以为这样会帮助读者细致了解原文。窃以为：如此忽视构件的主从与表述的轻重，可能在一般文字中不大引起注意，也就容易导向大而化之，殊不知这种译法与作者的严谨风格、与干枝分明的原文相去甚远，是不值得提倡的。

后例是：原文如为由一个连接词将条件从句和主句连在一起的复合句（Zusammengesetzter Satz），大都是把主句放在前面，把以“因为”“只要”“既然”等连接词开头的条件从句放在后面。这种句型在汉语中已逐渐流行，译者一般不加考虑地采用这种造句结构，是可以理解的。不过，窃以为：在合理从俗的前提下，如果条件从句过长，把主句放在前面，便会离它越来越远，以致为读者掌握全句意义造成困难，因此似有必要按照实际情况，尊重汉语习惯，把主句移到从句后面来。

这里想重复一下旧编“译本序”中的一句话，“本集译者不想也不能把这位有棱有角的哲学家变成一个他本人所厌恶的谦谦君子，便只好照原文把他译了出来。”这个态度在本书增订过程中也没有改变，是否有当，尚须候教于高明。

绿原

二〇〇七年五月

北京东郊八里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