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281）

对于我们时代那些丧尽天良的涂鸦之作，对于因此不断泛滥如洪水的无益有害的书籍，文学报刊应当是堤防，它应当廉洁、公正而严格地评判一个不速之客的每件粗劣制品，空虚头脑借以援助空虚口袋的每件胡编乱造，因此无情地鞭打几乎十分之九的全部书籍，以便聊尽本分地抵制写作欲望和欺骗行为，而不是以其可耻的宽容同作者与出版者联盟，来剥夺读者的时间和金钱，从而提倡它们。作家通常是教授和文人，他们薪水低下，稿酬菲薄，为缺钱而写作：这时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他们有共同利害，于是同心协力，轮番相互支持，彼此奉承：由此产生对于坏书的一切表扬报道，这些构成了文学报刊的内容，其格言就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而公众竟是那样单纯，宁愿读新的，不愿读好的。）这些文学报刊中间可有一份，或者曾经有一份，敢于自诩，从没有表扬过不值一文的胡编乱写，从没有非难并贬斥优秀之作，或者为了转移视线，狡狯地对后者等闲视之？可有一份，始终按照书籍的重要性，而不是按照亲朋好友的推荐，同行的照顾，甚或出版者的贿赂，认真挑选新书广告？稍有点经验的人，一发现某本书被大褒或大贬，难道不会几乎机械地回顾到出版公司吗？与此相反，如果存在一种如上文所期望的文学报刊，那么每个坏作家，每个无聊的汇编者，每个外国书籍抄袭者，每个空洞、无能、渴求名位的浅薄哲学家，每个吹起来的虚荣的小诗人，他们都有希望让他们的粗劣制品迅速而准确地站在耻辱柱上，发痒的写作手指都将麻痹下来，从而真正造福于文学，因为在文学中劣品不仅无益，而且肯定有害。但是，如果绝大多数书籍是坏的，本来就不应写出来，那么表扬就会稀少得像现在的谴责一样，而现在的谴责之所以稀少，则是由于个人照顾和如下格言的影响：“拉帮结派吧，吹捧吧，以便别人再来吹捧你。”社会上到处挤满了麻木不仁、没有头脑的人，人们对他们必须要有宽容，但是把这种宽容转移到文学上来，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在这里他们是无耻的入侵者，在这里贬黜劣品是对佳作应尽的义务：因为谁觉得无所谓坏，也就无所谓好了。总而言之，在文学中，从社会产生的客气是一种古怪的、常常十分有害的成分；因为它要求人们把坏叫做好，从而恰巧违背了学术以及艺术的目的。当然，如果一个文学报刊如我所希望的，只是由这样一些人来撰稿，在他们身上廉洁的正派作风同罕见的知识与更其罕见的判断力结合在一起，那么全德国充其量只能产生、甚或找不到一份这样的文学报刊，但它这时是作为一个公正的最高法院而存在，它的每个成员必须完全从另一些人挑选，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大学公会或者文学小集团的文学报刊也许由书商，为了书业的利益，悄悄地经营着，而且在一般情况下，还包括几个为了不让佳作出现而结成的恶劣头脑的联盟。没有什么地方比文学界有着更多的诡诈：歌德已经说过这一点，我在《论自然界中的意志》第二十二页（二版十七页）中也曾详述过。

因此，首先必须废止文学上一切无耻行径的那块盾牌，即匿名。在文学报刊上为了采用匿名手法，有过这样的托词，即它可能保护正直评论、告诫性的读者来信免受作者及其靠山的怨恨。然而，这不过是百例挑一而已，大多数情况只是为了使匿名者不负任何责任，甚或掩盖那些家伙的耻辱，他们是如此贪利而卑劣，为了从出版商手中领一点赏钱，竟然向公众吹捧一本坏书。这种手法还常常用来掩盖评论者的微贱，无能和渺不足道。难以想象，这些家伙是怎样地肆无忌惮，文学上什么样的招摇撞骗他们干不出来，只要他们在匿名的阴影下面觉得安全的话。——正如有一种药品叫万应锭，下面是一种万应的反批评，可以对付一切匿名的评论，不管它是赞扬劣品还是贬斥佳作：“流氓，报上名来！把脸蒙起来，乔装打扮，偷袭露脸行走的人，正派人决不干：恶棍、无赖才干得出来。——那么，流氓，报上名来！”这一着真可说屡试不爽。

卢梭在《新爱洛绮斯》序言中说过：“每个诚实的人都应在他写的文章下面签名”，而普遍肯定的原理按照换质换位法，是可以反过来说的。这一点多么适用于论战文字啊，大多数书评也正是这样！所以，里默尔[10]有理由在他的《关于歌德的资料》序言第二十九页这样说：“公开的、让人看得见的对手是一个诚实的温和的对手，是一个可以相互谅解、共处并言归于好的人；反之，一个隐藏起来的对手，则是一个卑劣的、懦怯的无赖，他没有勇气公开承认他所评断的一切，甚至不敢承认接近他的意见的一切，他只是觉得自己发脾气，没有被识破，不会受惩罚而暗中高兴。”这也曾经是歌德的意见，因为它通常是由里默尔口中讲出来的。总之，卢梭的原则适用于即将付印的每一行。如果一个戴假面的人向众人夸夸其谈，或者在一个集会上演说，试问人们受得了吗？甚至如果他公开抨击另一个人，铺天盖地地斥骂他呢？如果他出门的脚步并未由于别人踢他一脚而加快呢？

在德国终于被获得、从而以最无耻的方式被滥用过的出版自由，至少应当用一道对于一切匿名和假名的禁令加以制约，以便每个人对于他通过出版物的深远喉舌公开发表的一切，至少可以用他的名誉（如果他有的话）来负责；如果他没有名誉可言，那就让他的名字来抵消他的言论。一个匿名评论者是这样一个家伙，他不想维护他对别人的大量作品所评述、或者不如说所隐瞒的一切，所以便不公开他的姓名。所有匿名的书评都以欺骗为目的。所以，正如警察不允许人戴着假面在街上转悠一样，他们也不应容忍有人匿名写作。匿名的文学报刊正是这样一个地方，那里无知可以不受惩罚地审判博学，愚蠢可以不受惩罚地审判理智，那里可以不受惩罚地对公众说谎，甚至通过表扬劣品从公众骗走金钱和时间。试问是可忍孰不可忍？匿名手法岂不是文学上、特别是报刊评论方面所有流氓行为的坚强堡垒吗？由此可见，这种手法必须彻底予以撕毁，也就是说，让每篇报刊稿件到处署上作者的名字，其签名的正确性由编者严肃负责。这样一来，因为连最渺不足道的人在他的住处也有人认识，三分之二的报刊谎言便会被揭穿，许多毒舌的放肆言论便会得到制止。在法国，甚至现在还这样办。

但是，在文学界，只要那个禁令一天不实行，所有正直的作家便应当联合起来，公开地不倦地天天表示极端的蔑视，通过这种烙印来放逐匿名行为，并用一切办法来传播这种认识，即匿名的评论是一种不值一文的，寡廉鲜耻的货色。匿名地攻击写作不匿名的人们，显然是无耻的。谁要是匿名写作并参加笔战，正是在这一点上会使人对他有这样的推断，即此人想欺骗读者，或者想没有危险地侵犯别人的名誉。所以，对于一个匿名的评论者，可能出现任何提法，即使只是用这类诨号完全顺便地、此外也不带谴责口吻地提一下，如“某某地方胆怯的匿名瘪三”，或者“那个杂志上化了装的匿名骗子”等等。要提到这些伙计，这才是体面的、合适的腔调，好使他们的手艺兴味索然。因为显然人人有权要求任何一种人身尊重，只要他让人看见他是谁，以便人们知道自己面对着谁；但是，这样的人是没有这个权利的，如果他把脸蒙着，乔装打扮，溜来溜去，形同废物：或者不如说，是一个事实上不受法律保护者。他是“无名氏”，人人可以随便说，“无名氏”就是无赖。所以，特别是在反批评中，应当把每个匿名评论者立即按照流氓无赖加以处置，而不应像某些被无赖玷污的作者由于胆怯所做的那样，以什么“尊敬的评论员先生”称之。“一个不肯自报姓名的无赖”，必须是所有正派作家的口号。如果随后有人立下了这样的功劳，为一个应受夹道鞭笞的家伙揭下了隐身帽，把他耳朵揪着拖了出来，那么夜猫子在白昼也会欢欣鼓舞。——人们每逢听见口头的诽谤，初发的愤怒照例表现为“是谁说的？”这句问话——可是匿名行为相应不答。

这类匿名评论者一个特别可笑的不知羞耻处，是他们像国王一样用“我们”的口吻讲话；其实，他们讲话不仅应当用单数，而且应当用小词，甚至用谦词，例如“小得可怜的鄙人，我胆怯的狡狯，我伪装的僭越，我渺小的无赖行为”等等。所以，对于伪装的流氓，这些从某个“文学小报”的阴暗洞穴响出咝咝声来的无聊蜥蜴，最好是告诉他们，他们的恶劣伎俩最终必须停歇下来。文学中的匿名行为，恰如市民团体中的物质欺骗。口号必须是“自报姓名，瘪三，否则闭嘴！”到这时，还可以给不署名的批评立刻找补一句：小偷！——这个行当可以带来金钱，但不会带来名誉。因为打起笔战来，无名氏毫无疑问就是无赖；完全可以肯定，谁不自报姓名，谁就打算欺骗读者。不过，对于匿名的书籍，人们却有权利匿名进行评论。总之，百分之九十九的文学流氓行径将随着匿名手法一起被废除掉。直到这个行当被放逐为止，人们应当相机求助于那个开小店的人（匿名评论研究所的董事和老板），让他为他的雇工犯下的罪过直接负责，并且是以他的职业使我们有权采用的口吻。没有什么谎言会无耻到一个匿名评论者不可以讲的：他根本用不着负责任。——就我这方面来说，我倒乐于主管一家赌场或者一家妓院，这跟主管一个匿名评论洞窟[11]相差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