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274）

一本书无非是作者的思想痕迹。这种思想的价值或在于素材，也就是他想过些什么；或在于形式，即对素材的加工，也就是他为素材想过些什么。

素材是多种多样的，它给予书本的优点也是多种多样的。所有经验的素材，也就是所有历史的，或者物理的事实，就其本身而言并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属于这一类。这一类的特点在于对象；所以，不论作者是谁，书可能是重要的。

至于形式，其特点在于主体。所写的素材可能为一切人所理解并且熟知；但是，处理素材的方式，为素材所想到的一切，都给书本以价值，这种价值来自主体即作者。所以，一本书从这方面来看是卓越无匹的，那么其作者也会是这样。由此可见，一个值得阅读的作者的成绩越大，归功于素材之处则越小，甚至可以说，这个素材越是为人所熟知和滥用。例如，希腊三位伟大的悲剧家都写过同一个题材。

因此，一本书出了名，应当认真区别，是由于素材，还是由于形式。

非常普通而又平庸的人由于素材的原故，可能提供很重要的书，因为这种素材只有他们才掌握到：例如，描述遥远的国土，罕见的自然现象，进行过的试验，历史事件，他们或者是以上素材的见证人，或者花费精力和时间发现过并专门研究过它们的原始资料。

另方面，素材如为人人可得，甚或众所周知，则一切取决于形式；只有为素材想过些什么，才能给成果以价值；因为只有卓越的头脑才能提供值得一读的东西。其余的头脑永远只能思考人人都能思考的东西。他们提供了他们心灵的复本，殊不知每人自己已拥有它的原件。

然而，读书界关注素材，远甚于关注形式，正因如此，便谈不上什么较高的文化修养。最可笑的是，他们对待诗人的作品也暴露了这个偏向，因为他们细心搜寻真实情况，或者诗人的个人境遇，这些曾经充当作品的动机：是的，这些材料对于他们终于比作品本身更有趣，他们宁愿读有关歌德的书，而不去读歌德的作品，孜孜不倦地研究浮士德传说，而不去读《浮士德》。比格尔曾经说过，“人们会提出博学的研究论文，来说明莱诺蕾究竟是谁，”[6]我们发现这句话一字不差地应验在歌德身上，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许多博学的论文研究浮士德和浮士德传说。这些论文都是而且永远是专谈素材的。这种重素材而不重形式的偏好，好比一个人拿到一只美丽的伊特鲁里亚古瓶[7]，不去欣赏它的形状和绘画，只对它的色调和颜料进行化学分析一样。

沉湎于这种恶劣偏向，试图通过素材产生效果，在任何成就断然在于形式、即诗意形式的各门专业中，是绝对应当摒弃的。然而，我们经常见到，坏的剧作家努力利用素材来填充舞台：例如，他们把任何一个名人搬上舞台，尽管他的生平缺乏任何戏剧情节，有时他们甚至等不到与此人一同出世的人们死去。

这里说到的素材与形式的区别，甚至也适用于谈话方面。就是说，一个人谈话要谈得好，首先得靠智力，判断，机智与活泼，这些给谈话以形式。然后，谈话的素材很快引起了注意，这就是可以与人谈一谈的内容，即他的知识。如果知识非常少，那么上述形式上的素质要有非常高的水平，才能使他的谈话有价值，因为这时谈话的素材只限于众所周知的人事和自然情况。如果一个人缺乏这些形式上的素质，却有任何一门知识给他的谈话以价值，那么情况就相反了。这时，其价值全然有赖于它的素材，正如西班牙的谚语所说：“傻子在自己家里要比聪明人在别人家里更熟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