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杨朔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卓有成就的散文家，以其散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为中国当代散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追溯起来，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杨朔就已经开始他的散文创作，主要描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火热的战斗生活，描绘动荡时代的社会面影和人们的精神风貌，例如《木棉花》《昨日的临汾》《铁骑兵》等篇，多为现实描摹、人物素描和故事速写，影响虽然不大，但能够看出作者在观察、叙事、描写、修辞等方面的创作积淀和功力。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则是杨朔散文创作成名期和鼎盛期。从题材内容上来看，主要有以下三类：一，反映抗美援朝伟大斗争的通讯特写，例如《鸭绿江南北》《春在朝鲜》《万古青春》等，这些散文多为抗美援朝期间作者在朝鲜见闻的“实录”和报道，讴歌朝鲜人民不屈的斗争意志、志愿军战士可敬的英雄壮举和中朝人民珍贵的战斗友谊，宣传性和鼓动性较强。二，描绘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美好生活的散文，例如《滇池边上的报春花》《泰山极顶》《画山绣水》等，通过新旧对比和借景抒情的方式来写新中国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从而歌颂新时代、新生活和普通的劳动者。三，关注亚非国家和人民命运的一些国际题材的散文，这是他负责外事工作时出国访问写的叙事兼记游的散文，例如《樱花雨》《生命泉》《印度情思》等，除了浓郁的异域风情外，也反映作者对弱小民族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他们追求独立、自由、解放精神的礼赞。
以上可见，杨朔散文内容是很丰富多元的，不是有些批评者所谓的简单乏味。他的不少散文创作带有新闻和小说的特点，作品时代性强，即如他自己所言：“从生活的激流里抓取一个人物，一种思想，一个有意义的生活片段，迅速反映出这个时代的侧影”。他还喜欢采用小说的笔法写场面和对话，设置悬念，插入故事，情节多变，叙述多样，如《蓬莱仙境》中叙述了表姐婀娜在旧社会凄惨的命运悲剧，《海市》中讲述了老宋回忆船主告密、险遭厄运的传奇故事等，这就难怪曹禺曾误认《雪浪花》为短篇小说，刘锡庆的《中国散文通史》（当代卷下）则称杨朔散文是“‘三体复合’的兼容散文”（“三体”指散文体、新闻体和小说体），其散文或偏重新闻速写，或偏重情节叙事，或偏重写景抒情，更多的是融绘景、记事、写人和抒情为一体，内蕴生动，自成一格，并不是有些批评者所指责的单调散文。学界所批评的“杨朔模式”主要指他创作的一部分抒情散文的写作模式，并不能涵盖他创作的全部。
当然，在这些散文中，真正引起文坛瞩目的是他的一批立足审美的“诗化”散文的出现，以1956年《香山红叶》的发表为标志，接着有《海市》《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樱花雨》等名篇问世。其总体艺术特点是：一，寻求诗意的构思。往往不直接表现自己的情感，而是借助意象或情感的对应物，通过设喻、比兴或象征的方式营造诗意形象，情景交融，感物言志，于诗的意境创造中含蓄表达自己的作品主旨。如《海市》以美丽的海市仙境比拟社会主义新渔村，《茶花赋》以含露乍开的童子面茶花，比拟祖国欣欣向荣的面貌。二，情感表达富有层次。作者的情感表达很少直言无隐、一览无余，反而故意遮掩，引领读者去寻觅。例如《荔枝蜜》以“我”对蜜蜂的感情变化为线索，写得极富层次感。“我”对蜜蜂由讨厌到喜欢，又由喜欢到赞叹，再由赞叹到“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写得含蓄隽永、层层深入。三，结构精巧多变。他的散文如小巧玲珑的江南园林，讲究谋篇布局，时而云遮雾障，时而曲径通幽，时而别有洞天，行文注意起承转合，尤重“转弯”艺术，喜欢在结尾处生发、升华，“卒章显其志”。四，语言蕴藉生动。杨朔散文注重语言的锤炼，富于节奏性和音乐感。写景简洁优美，写人生动活泼，写事自然流畅。一些对话暗含潜台词，给读者以弦外之音，他还喜欢在散文中安插进一些富有哲理性的语句，耐人寻味，其语言风格清新俊朗、形象蕴藉。这跟他本人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有意识地向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美文”学习和借鉴有关。在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杨朔还提出了散文“诗化”的理论主张（参见1961年《东风第一枝》“小跋”），他指出“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拿着当诗一样写”[1]，这在“十七年”重政治轻审美、重内容轻形式的文学时代，可谓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在他的引领下，形成了“十七年”诗化散文思潮，带动了一批追随者，包括曹靖华、刘白羽、秦牧、碧野、菡子、袁鹰、郭风、吴伯箫等一大批散文家，极大地提高了散文美学价值。
杨朔“诗化”散文的出现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著名作家周立波曾给出这样的解释：“在斗争里，工作间，人是需要休息的；人的精神也必须有一些调剂。读者固然爱看剑拔弩张的战斗的佳作，也都想望轻松、愉快和优美的东西。”[2]同时，杨朔的散文和风格也得到当时文坛的高度肯定，冰心、曹禺、川岛、周立波、徐迟、洁泯、林志浩、吴调公、王庆生、黄政枢、马铁丁、高歌今等纷纷撰文评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公报》《文汇报》《文艺报》以及《文学评论》等报刊则不惜篇幅给予刊登和支持。老一辈散文家冰心评杨朔的散文“称得上一清如水，朴素简洁，清新俊逸，遂使人低徊吟诵，不能去怀”[3]。评论家洁泯说：“文章散发着新的光彩，他的笔，仿佛渐渐地从先前的直叙通向一条幽美的曲径，其中蕴藏着一丝含蓄的艺术力。”[4]曹禺看了《雪浪花》后，这样描述他的读后感：“最近在《红旗》杂志第二十期上看到杨朔的短篇小说《雪浪花》，读了真使人心花怒放，愉快极了。这是一篇好文章，恰恰说明了一篇文章如果写得不直、不露、不多、不粗，会给你多么大的艺术享受，多么委婉而深刻的思想教育。”[5]
总之，杨朔是“十七年”散文创作首数的名家，其散文理论和创作在当时就深受好评、备受推崇，并形成了综合的文化效应，产生了所谓的“杨朔现象”。所以讲“十七年”散文史，杨朔是一个绕不开的存在，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从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学术界开始反思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涌动着一股“去政治化”的研究热潮，杨朔散文逐渐受到质疑，否定声音不绝于耳，一些研究者认为他的散文有粉饰现实的嫌疑，感情表达虚假，其散文创作失之“太做”，有模式化倾向，产生了所谓“杨朔模式”，应该说，这些见解不无道理，杨朔的散文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特定时代的局限，它提醒我们更加客观辩证地看待杨朔散文，但不必讳言，这里面也存在矫枉过正、以偏概全和过于偏激的情绪反应，例如从宽泛性和包容性的角度来说，模式化也是风格化的体现，几乎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套路或模式，所以不宜全盘否定，否则会犯“把洗澡水连同小孩一起倒掉”的过错。杨朔的“诗化”散文理论和他建构的“诗性体”散文范型作为一种创作追求和实践探索至今仍未过时，他的一些非“诗化”的散文对我们认识已经逝去的社会历史和生活，对我们了解国际社会和异域景观仍有帮助，至今仍有收藏阅读之价值，这是毋庸置疑的。
陈军
2021年12月，上海戏剧学院
[1] 《杨朔文集》（上），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642、646页。
[2] 周立波：《战斗和建设的赞歌——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三年散文特写选集序言》，《文艺报》1962年第11期。
[3] 冰心：《〈海市〉打动了我的心》，《文艺报》1961年第6期。
[4] 洁泯：《谈杨朔的几篇散文》，《文学评论》1962年第2期。
[5] 曹禺：《雪浪花》，《文艺报》196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