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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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尘

我久久地踯躅在临汾车站附近,孤独、焦烦,不时把行李卷从一只手转到另一只手。我刚下火车,要到城里去找八路军总部,可是天还不亮,不能进城,想先找地方歇歇。敲过几家店门,房间全满了,不是旅客,而是队伍,这儿的栈房差不多临时完全变成军营。现在是什么时候呢?我的表偏偏不走了。我望望星空,觉得自己装模作样怪可笑的,因为我根本不是老于夜行的人,能够从星斗的位置辨出夜色的深浅。没有一丝儿风,然而冷得出奇,远近的鸡叫也似乎掺进一点荒寒的意味。多谢鸡的报告,我知道黎明是离我不远了。

当我第二次转来,车站更加冷静。十来个候车的旅客坐在各人的行李上,抄着手 ,缩着头颈,疲倦地打着呵欠。电灯,因着电力的不足而散射着黄橙橙的光线,很像在无叶的树梢僵卧着的月亮。其实月亮已经残缺,它的本身更像一颗虫蚀而腐烂的枇杷。

原始的蠢笨的牛车聚集在站外。车夫们围着一架卖甜酒的担子,蹲着,抽着旱烟。他们是在趋就炉眼的蓝色的火苗,没有人肯花两枚铜板喝这么一碗。

我还在踌躇是不是应该立刻进城,一个车夫走近我,双手抱着鞭子说:

“上哪去呀,先生?我送你去吧?”

“进城。现在城门能不能开?”

“还得一歇哪。你不如先到栈房歇歇脚,等天亮了我再送你去。”他看我有点迟疑,指一指前边的苍灰的夜色说:“那儿就有小店,我带你去。”

这样善良的农民在北方的旅途上时常可以遇见。他们总是那样率真,质朴,存着点古代游侠的豪爽的味儿。

我们来到一所简陋的土房前,伸一伸手,我准可以摸到屋檐。车夫拍着板门喊道:

“赵大哥,赵大哥,有客人来啦。”

火光一闪,小小的纸窗映上层浅黄的灯影。一个带痰的嗓音在里面含糊地答应着,过后,有人趿着鞋走来打开门。

穿过一间漆黑的小屋,我踏进另外一间,壁上挂的油灯袅着青烟,两张跛脚的八仙桌子摆在地上。这其实是家小饭馆,外间是炉灶,这儿卖座,还有个里间,黑得像洞,从内里飘出一个人的咳嗽、吐痰、摸索着穿衣服的声音。

开门的堂倌掩着怀,揉着眵眼,把外间的灯火也点上。

车夫同赵大哥招呼几句,钻出黑洞对我说:

“一会就生火啦。你先烤烤火,暖和暖和,爱吃东西就吃点馍啦、面啦,爱睡觉里边有铺,天亮我来接你。”

我倒真想睡觉。一夜火车,仅仅打了几个盹,眼皮沉重得撑不开。我伏在桌上,昏昏沉沉睡去,又昏昏沉沉醒来。短短的间隔,外边忽然变天了。北风打着呼哨,像是大伙的马队,飞快地驰过原野。尘土被卷到半空,又洒到窗上,沙,沙,一阵松,一阵紧。

不知几时,屋里来了两位新客,占据着另外一张右桌,每人眼前放着一只酒盅,一双木筷。他们木然地静默着,如同堆在墙根的皮箱和网篮(他们的行李)一样的静默。我移动板凳,坐到炭盆前,两脚踩着盆边,木炭的火苗小蛇似的飞舞着。

“好冷呀,快下雪了。”

一团肥大的影子摆动在墙壁上。影子的主人似乎努力想打破沉闷的空气,开始同我攀谈。但是在继续说话之前,他擤了一把鼻涕,又用青呢马褂的袖口擦一擦他的滚圆的鼻头。坐在他对面的客人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商人,湖色线春棉袍,尖顶瓜皮帽,胡须许久不曾修剃,脸色很灰败,然而这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呵:冰冷、僵直,只有宰杀后的死羊眼才这样可怕。那肥胖的商人觉察到我在注意他的同伴,就说:“他是个痴子,不要理他——你不是山西人吧?从哪儿来的呀?……噢,西安。西安真是个好地方。我在汉口做买卖……别客气啦,这个年月,混口饭吃就知足了,哪有财发?”

铁勺子敲在锅沿上乱响。堂倌从外间端进两盘菜——葱爆羊肉和炒肉丝——连同一壶汾酒,一起摆在肥胖的商人前。

“吃点吧,不要客气,”胖子谦让着。但我自己叫了一碗烩馍,这是种含有十足的西北风味的饭食。

堂倌打来一盆热水,白毛巾早变成深灰色。我拧一把手巾,轻轻擦着脸,几点水珠溅到炭盆里,木炭咝咝地叫起来。

“火,火!”痴子的眼睛充满恐怖,从炭盆移到我的脸上。我是怎样惊扰了他呢!

“老实点!”其实不用胖子威吓,痴子也会自动地平静下来。他的神情又是那么冰冷,宛如泥塑似的。他的盅里斟满酒,眼前放着菜,可是他不吃不喝,眼珠直瞪着前方,并不理会胖子的一再诱劝:“吃吧,到家啦。喝完酒,吃点饭,我们就雇脚回家。你妈妈和老婆都等着你呢。”

不耐烦的表情挂在胖家伙的厚脸上。他摇摇头,啧啧了两声,意思是说毫无办法。

“他是怎么痴的?”我猜想其间一定藏着一个谜。

“唉,这个人心眼儿太窄,遇事想不开。”胖子一刻都不停止吃喝,菜屑伴随着唾沫星子从他的嘴里喷吐出来,又飞进菜盘里。“他原先在上海做买卖,后来打仗,统统烧光了!这件事落到我们明白人身上,也不会怎么样。可是他太看不开,整天坐着发愁,日子多了,就变成这个痴样子!嗳,我们是乡亲,还沾着点亲戚,旁人把他带到汉口交给我,我哪好意思不管呢?没办法,只有送他回家,这一道可真累死我了。”

我问道:“你府上是哪里?”

胖子说:“好说,小地方浮山,还得从临汾起早走,天一亮我们就得找大车。”

堂倌吹熄壁上的油灯,屋里人的眉目已经可以清楚地分辨出来。天阴着。北风吹来远处士兵上早操的“一、二、三、四”的呼喊声。

胖子忽然不安地说:“你看日本鬼子能不能打到浮山?”

这个脑满肠肥的市侩忽然引起我极大的憎恶,我是在故意同他捣乱:

“谁知道呢?前线又开火了,你怎么敢回来?”

“我特意回来搬家眷,”他忘记方才说是送痴子了。“就是房子和地没有办法。他们说日本怕地震,房子都能推来推去,早知道打仗,我们盖房子真应该安上车轮。”他为自己的高明的诙谐而裂开肥厚的嘴唇,他是在替自己喝彩。

门口走进一个穿短棉袄的中年汉子,粗眉大眼,我似乎认识他:

“是你送我来的吧?”

“对,对,城门开了,可以走啦。”

我推开剩余的半碗烩馍。大概因为过分的陈旧,馍里散发着一股霉味。赵大哥——饭馆掌柜的兼厨师,抢先提着我的行李,把我送上牛车。

屋外的世界完全被风占领着。

天上是黄云,地下是黄土,风把黄土卷到半空,于是天地搅成一片愁惨的黄色。我坐在粗糙的牛车上,翻起大衣的领子,俯着身,依旧不能抵御风沙的侵袭。我的眼眶、鼻孔,埋葬着多量的细尘。我闭紧嘴,风却像是一只有力的手,窒息着我的呼吸,逼迫我不时地张一张嘴。就在这一刹那,它也会往我的口腔里扬一把土,类似一个恶作剧的坏孩子。

“Ja!Ja!”车夫用一方蓝布包着嘴脸,齐到眼下。不管他怎样挥动皮鞭,车子仍然蜗牛似的向前爬行。

尘头回旋着、滚转着,十步以外便是模糊一片了。我疑心这是战场,弥漫着枪炮的硝烟;我几乎相信我的猜疑是对的,那儿不正有大队的行军战士么?他们从我相对的方向走来,背着军毯、步枪、手榴弹……挣扎在吼叫的北风里。

车夫暂时把牛车停在路旁,侧着头,对我大声喊道:

“这又是往北开的,都是八路军。”

队伍通过我们身旁,长长的一列,最后是辎重队。两辆满载军火的大车后跟随着一小队辎重兵,每人挑着一担子弹,那么重,扁担被压得微微弯曲着,战士的脚步也显得摇晃不定,似乎随时都有被大风吹倒的可能。

这儿离临汾车站足有一里多路,那里停着北上的兵车。距离虽然很短,然而这是多么艰苦的行军啊。

车夫跳下车沿,出乎意料地朝我高声说:

“我不拉你啦,先生。”

“为什么?”

“我得帮他们送送东西,”他用鞭梢指一指步履蹒跚的辎重队。“你爱给钱就给几个,不给就算了。”

只是一秒钟的犹豫,我便立在黄土松厚的地面上。我掏出两角钱递给他,不知应该说什么。假如习惯允许的话,我真想拥抱他。我到底记起自己的事了:

“可是我还不认识进城的路呢。”

“沿着大道走,没有多远啦。”说着,车夫拉着牛车追上军队的尾巴。一阵风,一阵土,等我再勉强睁开眼,前面是一片滚滚的黄尘,我似乎跌进上古的洪荒时代。

我又孤独了,然而并不焦烦。我的心是活泼而轻快的,虽然我是那样吃力地踯躅在风暴里。

一九三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