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萧军先生

萧军先生在我辈心目中，是一个传奇式人物。尚没见他的时候，脑海里总是印着两帧情景：一是在一个北方的大雨滂沱的天气里，他撑了一柄不知为什么被我想象成非常巨大的雨伞，卷起裤脚管，粗壮的小腿蹚着齐膝的大水，去一个小小的被困的旅店里，将我热爱的女作家萧红拯救了出来。二是在鲁迅先生的灵堂，忽然闯进雄狮般的一条关东大汉，嗵地在先生遗体前跪下，扶灵放声大哭。那情景于我们像是遥远的故事，那是一个令人醉心的时代：上海的石库门内深深的天井和新式里弄房子狭小的亭子间里，常常有一个激情满怀却身无分文的年轻人，写作着意味深长却平白如话的檄文，将一整个中国沉重的命运，负上他们因结核菌而羸弱单薄的肩背。

而我从来没有期待过，要去见一见萧军先生。那一年大约是夏天的时候，有一次去妈妈家，见她从外边回来，问她去了哪里，她说去看萧军先生。萧军先生住在虹口区山阴路他的老朋友家中，住房条件也不顶好，可萧军先生挤在那里，过得很得意的样子，不愿搬出来。当时我感觉到他住在与鲁迅故居大陆新村同一条山阴路的地方，很有历史意义，具有一种“五四”的味道。后来就到了这一年的冬天。记得是一九八六年的最后一日，也就是除夕的晚上，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饭店举行新年晚宴，我坐在桌边，忽有一个年轻的男孩走过来同我说话，具体说什么，至今已记不清了。大约是问我想不想看萧军，我说想，于是他就带了我走到大厅那一头的小厅内，里面果然坐了萧军先生，还有骆宾基老师。后来我才知道这男孩是萧军先生的孙子。名叫萧大忠。萧军先生是敦敦实实面色十分红润的一个老人，坐在那里往一大摞首日封上签字，我趁机也将手里的一把首日封递给他，他很认真也很快速地一个一个签，总是在笑，与我说着一些闲话。如同所有的公公和晚辈一样，说着那种很随便很寻常很没要紧，很没有“五四”味道的话。因此说了些什么，日后也都记不得了，只记得我问他现在还写什么的时候，他声如洪钟地说道：“我才不写呢，我为什么要受那个罪，散散步睡睡觉多舒服，我不写。”然后则说：“你们写，你们写。”我觉得特别开心，就笑了又笑，他便又嘿嘿地笑，眯得很小很弯的眼睛狡黠地看了我一眼，又说：“我受那个罪干吗？你们写，你们写。”有些恶作剧的调皮似的，好像将一份很重的负担巧妙地不动声色地推卸给了我们。我们七扯八拉了一会儿，又拍了照。昨日还将照片取出来仔细地看了：他很结实地坐在椅子里，腰板很直，扎在了那里似的，头上戴了一顶凡老公公们都戴的小帽，很开心也很调皮地笑着。那时和以后，我都不曾想到，他会那么快地离开我们。这时候，想起萧军先生，就常常和“我们”联系在一起了，他无疑就是我们中的一员，尽管他确实来自那一个遥远的不同寻常的时代。

那照片是事过一年之后，萧大忠寄来的。过了一些日子我才给萧大忠回信说，照片收到，请向他爷爷致敬并问好，我有些书想请他爷爷指教，过些日子就寄去，然后我又在信中说了我对萧红的崇拜。给萧军先生寄书的事情，我时而想起，时而忘记，忘记时没事人一般，想起时又一拖再拖。这期间，经常听到萧军先生的消息，一会儿说他率领了浩浩荡荡一队人马去了香港、澳门，就想着老公公威风凛凛的样子；一会儿却说他生了癌症，则想起许许多多庸医误诊的传说。其间还收到萧大忠寄来的先生送我的书——《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想到答应先生的书至今没有寄出，便很惭愧，惭愧了一阵子，又拖了下来，总是说：“明天寄。”到了明天，又说：“明天寄。”直到那一个江南黄梅雨季的晚上，电视新闻播出了萧军先生长辞的消息。

我想着，从去年五月发现病症至今，已是一年的时间，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与癌症做了长达一年的斗争，也算是没有白饶了那病，只是不晓得这一年老人是怎么度过的，吃了哪些苦处。再想着，那八十年的一生，几乎从头至尾走过了风云突变的二十世纪，并且总是努力地走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可能走到的前列，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萧军先生是没有什么遗憾了，可是我们呢？我先前答应的书至今没有寄到先生手里，从此也再不能寄到先生手里，这于已故的先生是没有所谓的事情，可是于我，却再无可挽回地不光彩地失信了。我给萧大忠拍了电报表示悼念，心想这于事又有何补，不过求得心情的安宁罢了。很快就收到萧大忠的信，信中说：“接你上次来信后，萧老几次提及你，他虽然读你作品不多，但对你印象还是很好的。我告之他，你对萧红感兴趣，今年一月初，他把他自己仅存的一本《萧红书简注释录》签名送给你，并令我寄上。事情拖至今天，很是抱歉，恳请谅解。”书上签名的日期是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将近半年之后，先生辞世之时才到了手边。我不由要想，凡事一弄到我们儿孙辈手里就生生地被耽误了。而我们儿孙辈也不知怎么的，真正都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

萧军先生走了，怀了那一个时代的浩气大踏步地撇下我们这些拖拖沓沓的人走了。先生是没有理由不安息的，不得安宁的是我们。为了先生，也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总应当再努力一些，再争气一些，再雷厉风行一些，也再负责一些。

1988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