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

从九月里凉爽的挪威到都柏林，一出机场，温湿的空气扑面而来。门厅的潮地上，站着一片人，面色严肃地等候他们要接的人。他们身量均比较高大，骨骼粗粝，穿着素朴，多是暗色。对比明净的北欧风景，这里，多少是沉郁的。

天阴，又不是真正的阴霾。不时，现出一片模糊的阳光，投下一些淡淡的影。然后，又隐去了。沿途的房屋多是小、矮、陈旧，而且，格调平庸。街上走的，高大、粗粝的人，表情多是严肃的，专注地走着自己的路。有一对老夫妇，走路累了，歇在街边。妻子坐在房屋前的石栏上，身后站着丈夫。他们穿着老派的套装，毕恭毕敬地一站一立，表情亦是严肃的，好像在老照相馆里拍结婚纪念照片。这情景有些沉闷，沉闷里包含着漫长的相濡以沫的岁月。这就是詹姆斯·乔伊斯的同乡，都柏林人。

我是在去往都柏林的路上，开始阅读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下飞机前，正好看完最后一篇《死者》。一对做疲了的夫妻，从老友相聚的晚会回来，忽诉出了衷肠。妻子坦陈她年轻时节的一个早逝的恋人，使丈夫感到暮年的枯乏和畏惧。他想：“顶好是正当某种热情的全盛时刻勇敢地走到那个世界去，而不要随着年华凋残，凄凉地枯萎消亡。”年轻时节总是抑郁的，怀着激烈的否定情绪，非此即彼。可是，或许是不知觉地流露，抑或只是我的缘故，已经度过悸动不安的青年时期，渐渐平静下来，从中却读到了令人感动的暖意。那就是，在冗长的平庸的夫妻生活里，偶然间，爆发出的激情。

从高塔上俯瞰城市，感觉到这城市的忧伤。天空灰暗而且湿重，压得很低。底下的房屋多是单调乏味的公寓房，火柴盒子式的。檐顶，窗框，楼脚，略有些欧洲古典式的雕饰，也是简单与粗糙的。一眼望去，是早期工业社会的气息，集聚着大量无产的平民劳动者。偶有几幢高出的略为华丽的石头建筑，就是天主教堂。样式单一的窗格格里面，住着都柏林的市民们。早晨的街头，他们匆匆地赶着路，在街边皆是的咖啡店的自动售货机里接一杯热饮，再买一份当天的日报，接着赶他们的路。穿着校服的男校与女校的学生，背了书包，往各自的学校走去。这架城市的机器，运作起来了。

爱尔兰文学博物馆，建立在都柏林著名的黑啤酒商约翰·詹姆森捐赠的房屋里。这座俗丽的二层小楼，在一八九一年到一八九五年间完成，附会着文艺复兴的情调。天花板顶角线，装饰了蔓萝草叶的浮雕，二楼正厅的三扇门，每一扇上分四格，依次绘着代表十二个月份的女神，有些像金粉工笔的中国画，精致艳丽的笔触。楼梯拐角处的长窗上，用彩色玻璃嵌拼着四个女神，分别代表着音乐、文学、艺术、科学。这个啤酒商人显然是竭尽想象与奢华，造出这样一座宫殿。后来，我们到爱尔兰外交部参加文化司举办的招待会，主人特地引我们参观了房子里一间豪华的大厅。这也是那名黑啤酒商约翰·詹姆森的房产。看起来，他似乎聚揽了都柏林的大量财富，大约算得上都柏林顶级的资产者了。以此也可见得，都柏林并没有庞大的资产阶级。难免的，它的精神格调便流于平民化。

从乔伊斯纪念馆的后院，好像看见了这城市逼仄的内心。后院陷在公寓楼中间，与邻居家隔窗相望，之间是裂缝般的狭窄巷道。纪念馆由乔伊斯的外甥管理着，但这并不是乔伊斯的故居。在他生活的最后十七年里，一共换过十四处住房，却都是在这周围。对于一个因为操守的问题被家庭逐出，后来又成了大名的成员，这位亲属很谨慎地说道：“我母亲经常与我和我的姐妹们说，我们不要拒绝乔伊斯，但也不要宣扬与他的关系。”这话里有着小市民的精明与自尊心，目下作为他的家人，这是恰如其分的态度。乔伊斯的外甥，也已是个老人了，发胖的体态，脸膛红红的，穿着保守的西装，带着温和的谦恭的微笑。完全不像照片上的乔伊斯——那样的尖锐、紧张、冲动，那都是由于激烈的内心生活造成的。

在步行街上，却笼罩着全球性的消费气氛，这多少冲淡了些都柏林的阴沉气质。大多是年轻人，穿着，做派，神情，已融入国际化的流行趋向。还有，观光客的异域面孔，也使气象变得开放和活跃了。各种名牌的专卖店，列在街两边，摇滚乐队在街头唱歌。大商场的布局也是国际化的，底楼化妆品的国际香型的气味弥漫到了街上。在二楼女装部的衣架间，看见一架轮椅，毛毯下蜷着畸形的萎缩的身体，显得巨大的头颅，受了弯曲的身体的压迫，不得不将脸压在毛毯上。陪她的是一名老年男子，从衣架上挑选了衣服，递到她的眼前征求意见。当我转了一个身，竟又看见一架轮椅，也是盖着毛毯，毛毯下蜷着身子，显得头颅特别巨大。只是陪护换作了一名年轻女人。我先以为是福利机构结伴出行，可翻译张红告诉我，并不是。爱尔兰的残疾人比例很高，一是因为酗酒，二是因为天主教规禁止堕胎。这一幕是有些惨然了，都柏林——乔伊斯说的，“这城市乃是麻痹的中心”，这就是“麻痹”结出的恶果？然而，作为“麻痹”的补偿，那陪伴他们的亲人，却又显示着另外一种精神：忠于自己的使命。这是生活能够坚韧地进行的，潜藏的力量。

在绍兴茹家溇采访王阿大

1990年与陆星儿一起为读者签名

由于是至亲的人和事，乔伊斯才会是苛刻的，又是在那样反叛的时期。令人心痛的，却是这样一些无辜的人，老老实实地度着日月，从宗教里找寻简单的信念，防止生出不切实的奢望。你可以说他们没有理想，可他们另有些美德：守职，忍耐，诚实。因此，乔伊斯其实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尽管发着“这城市是麻痹的中心”的判词，笔下却流露着温情。像《土》里面，那个洗衣房的厨娘，在万圣节前夕，忙完一日，得了应许，去她老东家的孩子那里串门。这一趟不怎么顺利，郑重买来的礼品，被车上一个献殷勤的老绅士偷走了，玩游戏时，又摸到了不吉祥的象征死亡的黏土。可是这一个晚上，依然很快乐，大家对她很亲切，总是照顾她，因此，她满怀感激地唱起了歌。不过，也许只是没到时候呢，到了时候，这位驯顺的老妇人，说不定会有惊人之举。

我们在马什图书馆参观，管理员是一位老妇人，她骄傲地说，这位三百年前的马什大主教是个规矩严格的主教，他的图书馆不允许女性进入，而她是第一个女性管理员，已经在这里供职二十五年了。她告诉我们，《格列佛游记》的作者斯威夫特，对马什大主教有过许多不敬之词，还有后来的詹姆斯·乔伊斯，也对这位已故大主教极尽讽刺。可是，她说，这很不公平，斯威夫特在这里阅读了大量的游记小说，乔伊斯呢，也常来这里看书。在结实的，却也已经压弯了的橡木书架尽头，拐过去，有一排阅读室，就像监狱里关犯人的号子。过去，为了防止偷书，读书人就被反锁在里面。走出图书馆，是一个花木葱茏的小院，四面是住宅楼，其中有一幢，是马什大主教的住宅，现在是这一街区的警署。这后院的情景是居家的安稳与温情，与森严的图书馆形成对比。妇人又领我们从原路回去，给我们看一些古老的地图什么的。忽然，她快步走到一排靠墙的书架前，准确地从中抽出一本书，打开，一道深深的裂痕横贯了两面书页——这是爱尔兰独立战争时期，一名英国士兵走进图书馆，用冲锋枪扫射的结果。老妇人的脸色变得严峻，她的眼睛从我们脸上一一扫过，好像期待我们作出强烈的反应。然后，她合上书，插回书架，带我们从古老的高耸的书架底下走了出去。

有一些因素，是潜在很深的底部，在静止的表面下积累和变化。《都柏林人》里，那一篇《纪念日，在委员会办公室》，竞选代理人，拉选票的，杂役，神父，聚在火炉边，扯着闲篇。党派之争，阴谋，腐败，革命，前途，成了家长里短的碎嘴儿。然后，酒也来助兴了，就是那种都柏林特产，黑啤酒。在暖和的微醺之中，一切尖锐的事物都含混起来了。可是，在此“麻痹”之下，他们竟还保持了基本的良知，那就是对爱尔兰“无冕之王”帕奈尔的敬仰。他领导了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却由于私生活的污点，被英国和天主教会抓住不放，攻击下台，最后，身心交瘁而去世。他们一同聆听了一篇悼念帕奈尔的诗歌，在这个昏庸的阴雨夜晚，此时并发出了一线清醒的亮光。文中的这首诗歌，是乔伊斯九岁那年，听到帕奈尔死讯时写作的。在这里，他慷慨地将它送给了他所厌憎的都柏林市侩。

在都柏林街头，看见了一张集会的海报，纪念“战斗者”“思想者”“革命领袖”托洛斯基。这张海报是一块简陋的硬纸板做成，钉在电线杆子上，也像早期工业社会，非法集会的招贴。而今天，都柏林已不再是乔伊斯时代那么贫穷了，它以世界第二位的软件生产出口，赢来了大量的税收。政治生活就像一条涓涓细流，贯穿至今，提出着对社会的另外一种设想。

回来以后，我在《外国文学评论》杂志上看见一篇写乔伊斯的文章，其中提到，乔伊斯对自己的检讨，他说：“有时想到爱尔兰，发现我过去似乎苛刻了。（至少在《都柏林人》中），我没有反映出这个城市具有的魅力，自从离开爱尔兰后，除了巴黎，我在其他任何城市都没感受到在都柏林时的那种自在。我没能反映出它的纯朴的狭隘和热情。后一种‘美德’，我至今没在欧洲其他地方发现过。我从没公正地对待过它的美，在我的心目中，它比我在英国、瑞士、法国、澳大利亚，或意大利所看到的，都更具有自然的美。”

走出了成长初期的黑暗隧道，心理渐渐豁朗，景物从阴影中走出来，呈现了多面的性质。认识便有了包容力，变得温和了。然而，在认识尚未成熟的早期，感性是矛盾的，它有时候，并不完全像自己指望的那样顺从。在乔伊斯描绘的都柏林的戚容底下，其实藏着活泼的生机。书中第二篇，《偶遇》，两个孩子逃学去郊游。他们从运河大桥出发，沿着码头路走去。阳光从林荫道蔽天的树叶间射下来，花岗石大桥变得暖洋洋，一匹驯良的马儿拉着一车上班的人，硫酸厂前的贫民窟，孩子们好斗地呐喊着，码头是繁忙的，“远处驳船上冒出一缕缕白蒙蒙的烟雾，还有林生村那边密密麻麻的棕色渔船，对岸码头上的白色的大货轮正在卸货。”后来他们走累了，只得歇下来，停留在一面河边斜坡上，于是，遇到了那个古怪老头子。他似乎积累着一生的黯淡经验，因而变得叫人害怕。

在爱尔兰民族歌舞中心，看了一部短片，介绍乡村音乐。家人，还有邻人，聚在屋里，弹琴，歌唱。有几对老迈的男女，稳重地跳着舞，舞步多少有些蹒跚，但自有内在的韵律，脸上是沉在青春回忆中的陶醉与惆怅的表情。又有一个镜头，炉灶前，坐了一个农妇，隔远一些，房屋另一边，男人奏着一件什么乐器。女人闭眼听着，身后的炉灶冒着轻烟，大约在煮着他们的午饭。然后，那女人唱了起来。面无表情，声音从胸腔底部发出，歌声渐渐激昂。再是一个草料棚，一个老农从草场走进来，穿了工装裤，倚着柴门，合着他朋友的琴声，唱起来。

他们都是那样高大魁伟的体魄，骨骼突出，身体和面部的轮廓，带着劳动者的不够匀称的粗粝，表情略有些呆板，呆板里是安静的心境。其实，这就是都柏林人的脸，集居和社会分工劳动的工业化生活，在他们脸上罩上了焦虑的阴影，这使得他们变成了另一类人群。

在我们来到都柏林的当天，下午，阴沉潮闷的天忽然开朗了，阳光无遮无挡地洒在漫漫的草坪上。人脸上的云翳驱散了，变得鲜亮。这大约就是《偶遇》中，那两个孩子出发去郊游那日的天气。他们的脚劲要再好些，走下河坡，往更远的田野去。去到乡村，认识都柏林市民的先人，他们的出游就将得到一个较为明朗的结局。

2000年10月12日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