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舅舅

我的大舅舅，原名茹茄，后改名为沈之瑜，生于一九一六年，浙江绍兴人。在他的履历表上，家庭成分这一栏为工商业主，而在出生于一九二五年的我母亲茹志鹃的履历表上则为城市贫民，由此可看出，他们这个家庭败落的速度。我曾外祖父手中创下的家业，不过一代，在我外祖父手里便败得精光。我母亲去世以后，我在她的遗物中找见一个小记事本，现今通讯录的大小和式样，咖啡色轧花皮革面，内中用竖写的格式写着一篇家训不像家训、遗嘱不像遗嘱的文章，大意是自述一生的不幸遭际，人世的不公，以至破产，长叹“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让“努力前程”保证“手瑰有知，自当护汝于左右也”，接下来是很长一列账单，均是所欠债务，嘱咐后人成业之后，切切连本带息全数归还。这是出自我外祖父之手，写给我的大舅舅，那年他大约是十三岁，以这年龄之幼，及债务之巨，归还几乎是没了希望的。而外祖父洒过英雄泪，便撒下一窝儿女走开了。这是他留在世上唯一的痕迹，这本子，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可算是新鲜时髦的东西，还有端正的字迹，流利的行文，可见出虽仅是半代子泽，却已养成纨绔的腔调，而厚颜无耻则跃然纸上。我大舅舅便是承继着这样的“家业”长大。

我外祖母去世，外祖父弃家出走，遗下一群子女。其中大舅舅与三舅舅为我姨祖母家收养，二舅舅是我姑祖母家的寄子，两个小的，四舅舅和我母亲，则由我曾外祖母拖着，其中的凄苦，我母亲在许多小说中写到过。我的姨祖父是沪上著名工商业者，其父名朱葆三，有一句沪谚：上海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说的就是他。其实，我的姨祖父先是娶我外祖母的姐姐，后来外祖母的姐姐去世，又续娶了外祖母的妹妹。他家的房子，后来做了卢湾区少年宫。小时候，去那里活动，楼上楼下地跑，想到与自己有这样的身世关系，觉着十分奇怪和不解。我的大舅舅和三舅舅，由朱家教养，本应按了他们的安排走人生之路，受完中等教育，进某个商行做练习生，然后以自己的能力与机遇，在职员的位置上晋升，就像我性格温顺平和的三舅舅后来的那样。而我大舅舅却不能，他立志要上美术专科学校。听我母亲说，最后他是写血书明志，表示为自己负责，并且，不再依靠朱家。

我大舅舅自幼喜爱美术。听我四舅舅说，小时候，大舅舅与二舅舅吵架，撕了二舅舅的扑克牌，二舅舅的反击是，撕了大舅舅的速写本。不过，我还有另外的猜测。当我外祖父卖房典地，从杭州城携一家老小来到上海，住进永年路上的天香里，正与丁聪家相邻。丁聪先生至今记得我外祖父家住三号，他家则是九号。还记得大舅舅的小名，记得最清楚的一个细节是，我大舅舅向他们问道：画什么最难？然后拎起一件衣服往地上一扔，自答说：画这个最难！一九二七年，丁聪先生的父辈丁悚，创办了漫画社，就在天香里挂牌，这或多或少会对我大舅舅的爱好有所影响吧！这也是“五四”以后，知识分子普遍接受先进民主思想，向西方学习，上海这地方，又因商业更开放一步接近世界，所形成的新文化氛围。我大舅舅在此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

我大舅舅就读的美专，在我那小脚的曾外祖母口中，显得相当混乱。她对年幼的我母亲说：在那里，男女是睡在一起的。这听来不大可能，但那里男女同校，风气开放，总是真的。从资料看，那时候，美专已有人体模特儿的写生课程。在母亲印象中，大舅舅的求学生活还相当贫寒。有一冬夜里，他突然闯到我曾外祖母与幼弟幼妹借宿的灶披间，向我曾外祖母求援。曾外祖母只得当场从我母亲身上扒下棉袄，交予他去典当，然后将煤炉拎进屋，让我母亲取暖，结果我母亲煤气中毒。

由于家庭离散，我母亲兄妹五个，大多时候互不知道去向，我大舅舅下一次在我母亲的生活里出场，大约已是到了一九四〇年前后的西天目山。此时，我的曾外祖母已经去世，抛下我的四舅舅和母亲，轮流寄住亲戚家，就差没有去乞讨。我大舅舅托人找到他们俩，让去西天目山投奔他。听我母亲说，西天目山的我大舅舅，蓄了胡须，人都称他“大师”。

一九九八年，我去台湾。在一次讲演会上，前排自始至终坐了一位瘦削白皙、着深藏青西服的老人，每到提问时间，他必举手要求发言。而主持人每每忽略他而指别人，大约以为是那种泡会场的闲人，不管知不知道，逮了机会就说话，内容则风马牛不相及，连我亦是这样觉得。而会后，他却跑来，特地找我说话，也被拉我去照相的主人排开了。他竟不走，还站着，直到最后，曲终人散，又回到我跟前自报家门，说他名叫张昊，作曲家。我听过这名字，曾被上海音乐学院邀来过两次，后一次，提出要见我大舅舅和母亲，畅谈一番，次日晨，我大舅舅在睡梦中离世，所以特别记得这名字。我送他至礼堂门口，看他离去，他忽然又回转头，绽开满脸笑容，说道：你知道吗？我差点儿与你妈妈结婚呢！只当他是老昏，并不在意。回到上海，就接到张昊老人的信，信中记叙了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入租界，搜捕作抗战歌的陈歌辛和他。他逃出上海，经杭州、余杭，上西天目山的民族文化馆，认识了“画家茹茄”，信中他也称我大舅舅为“大师”，他还写当时天目山的形势为“国共不和，内斗暗生”，这亦可看见，我大舅舅在西天目山民族文化馆的处境，而他携带有神秘的使命。在我母亲留给我的一九四三年的日记中，有一处提到在某电影院门口，意外遇到了张昊，第二日，张昊便到我母亲其时供职的民办小学校来叙谈别后情形。以此看来，他对我所说的那句话，也许有根有据。

这时节，我母亲和四舅舅寄居一位任姓朋友家中。从日记中所记来看，他家的生活亦是普通职员，又多子女，相当拮据，无故收留两位素昧平生的陌路青年，实是恩重。任家长子，便是美术设计家，前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院长任意先生，其女任余红，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后来也成我朋友。所以，我们可说是通家之好。不久，我二舅舅，一个四海为家的漂泊者，从西南大后方来到上海，于是，任家等于又平添一个人口。这段日子，实是艰难万分，前途茫茫。我母亲抑郁得厉害，终日饮泣。而我那位外祖父则又出现了。穷困潦倒的他，赌和抽未戒，又养了一房妻儿。我母亲曾告诉我，有一日他等在我母亲去小学校上课的路上，拦住母亲，取出一柄金钗，说要去喝一位朋友的喜酒，向我母亲典些现钱。我母亲没要他的金钗，打开手中的课本，送至他的眼前，其中夹有唯一一张纸币，前日所发工资，让他拿走了。而在我母亲日记中，所记则更加恶劣，他向某狐朋狗友借了一大笔钱，告知任姓朋友家的地址，让找儿子要还，然后离开上海，一去不回。

就是在这无限窘迫的时候，忽有一来自苏北的客人，寻到这里，交出我大舅舅的信和一笔盘缠，让弟妹去苏北他那里。向来分多聚少，我大舅舅在弟妹眼中，好比神龙见首不见尾，他们完全不了解他们的大哥是在做什么。而苏北，在上海市民心目里，无疑是个危险的地方。他们商量去和不去，没有做出决断，反而将那盘缠用去了一些。最后向任姓朋友父亲，他们称“伯伯”的人讨主意，“伯伯”沉吟良久，然后说，我将这笔钱缺去的角补上，存入银行，暂不要向任何人提及此事，等等再说。这事暂且搁下，可是生活依然没有希望。失业，贫穷，冬天又来临，寒衣都无着。我母亲每日穿了单薄的秋衣去学校上课，中午在学校就了青菜汤吃白饭，一月工资仅够买一担煤球。到了年底，他们兄妹三人终于下决心去往苏北。就这样，我母亲参加了新四军，命运从此改变方向，我大舅舅是她的引路人。

在杭州寻根

1983年秋在美国爱荷华（前排左起：保罗·安格尔、陈丽娜、聂华苓、作者；后排左起：陈映真、茹志娟、许世旭及夫人）

在他们这个自小失怙的家庭中，大舅舅显然是担起了家长的角色。我从小的印象就是如此，我母亲与其他几个舅舅对大舅舅十分敬畏。这时，他们兄妹五人，除我二舅舅留在南京外，四人都在上海。这个七零八落的家，又聚在一处，我们相互走动频繁，好像是要弥补多年的离散。每年十月一日的晚上，我们必要聚在大舅舅的家中，看焰火。大舅舅住在培文公寓，我们都叫作“妇女用品商店楼上”，正好对着燃放烟花的人民广场，那时，可说是这城市的制高点了。烟花在黑黝黝的屋顶上方绽放，我们小孩子绕了阳台疯跑，嚼着一种叫作“麻叶儿”的北方面食。那是我大舅妈的姐姐，我们叫大姨的，一个来自淮北农村的妇女的作品。将揉好的面团擀平，洒上芝麻，煎炸而成。我们一年只吃一回，所以便贪婪得很，而大姨总是管够，一箩完了，又上一箩。在烟花一轮与下一轮的间隙里，大人们便坐进房间，听大舅舅讲话。大舅舅其时在上海博物馆任馆长，他讲的兴许是考古方面的事情，在我们小孩子听来，则都是些奇闻轶事。那些夜晚，可真是开心，完全不能想象母亲和舅舅们有着如此凄惨的过去。他们虽然祖籍绍兴，可都有着北方人的相，高大，魁伟，天庭开阔，红光满面，有家有室，有儿有女。

这段好时光就像有无尽的长久，一年一年又一年，可事实上，它很快就结束了。“文化革命”开始，生活又变得动荡不安。大舅舅曾到我们家住过两夜，躲避红卫兵的冲击。至今还记得那一日傍晚，我在弄口迎面遇见大舅舅，他穿了一件黑呢长大衣，没有拎皮包，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匆匆走来，风把衣摆吹起来，那身姿有一种恓惶。大舅舅住了两夜便走了，再没回来，我母亲则一直懊恼，以为是她说话不妥逐走了大舅舅。她问我大舅舅倘若别人问起，我应当怎么说？后来，局势明朗，所有所谓当权者都被“揪”出来，倒也定下一颗心，抄家，游街，批斗。我大舅舅自然在所难免。等到局势略微平定，该靠边的，靠边；该下干校的，下干校，亦算是有了着落。又遇到儿女的问题了，那就是知识青年插队落户。这一回，母亲他们又都投向我大舅舅。我大舅妈的家乡在安徽宿县的陈营子，当年曾有过八个妇女办合作社的故事，大姨她就是其中一个，据此事例拍摄了电影《三八河边》，由张瑞芳主演。这时，我那些表哥表姐，还有我姐姐，便纠结一处，往那里插队落户去了。

一年以后，轮到我插队落户，又送走我。女儿连连地离家，让我母亲伤心得有些昏头，她变得狭隘起来。其时我的南京表妹正借住我家，我母亲简直不能容忍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自己的女儿不能由她呵护，而要去照顾人家的女儿。怎么办呢？还是去找我大舅舅，就好像我大舅舅能有什么办法似的。其实呢，我大舅舅的处境最不利，不知什么时候，会有新的倒霉。而大舅舅依然接下了母亲的难题，几乎就在当晚，他让我表妹住到了他家。

无论怎么说，总归是在和平年代，生活不是流离失所的艰难，都是一些琐细的烦恼，居家的难处。妈妈与舅舅们，就是找他们的大哥。这个早已失了伦常，松散的家庭，有了大舅舅，就又重新建立了秩序，这些弟妹则有了依靠。那一年，夏天里的下午，我三舅舅家的小女儿忽来到我家，说三舅舅病了。我母亲刚从干校回来，疲惫地坐着，说：那就去医院呀！小表妹嗫嚅道：爸爸不肯。妈妈亦无法，坐了一时，表妹走了，她没有回家，而是去了我大舅舅家。我大舅舅没有多问，站起来就与我小表妹去了她家。到家才知，我三舅舅是脑溢血，不肯看病是因为动不了。他家房子的楼梯极其逼仄，只能前后过人，我大舅舅找了人，一起将三舅舅抬下楼，送往医院。七年后，我三舅舅终因旧病复发去世，大殓时，我三舅妈与几个刚成年及未成年的女儿围在大舅舅身边哀哭，这一位舅舅，是兄妹中最乖的一个，年仅五十几岁，便最早离开人世。我大舅舅那痛心又无奈的表情，至今令我不忘。最奇异的一件事，是我四舅舅家，有一回，住进一位有同性恋倾向的青年客人，我四舅舅大惧，他竟也去找我大舅舅，后来也不知大舅舅如何为他解决的。

在我们众多的表兄弟姐妹里，我不是最大，亦不是最幼，不是最优，亦不是最顽劣。而我大舅舅又不是一个善与孩子交道的人，不像我的四舅舅，很会和我们疯，我们与他的主打游戏，是爬到他身上，替他梳小辫。印象中大舅舅总是严肃着，所以我从来不奢望能得到大舅舅的注意。有一回，他将从国外带来的笔送给我一位聪明漂亮的表姐，我亦不感到有什么妒忌，只是更加崇拜这位表姐。但他又是一个好性情的人，对小孩子是慈善的。我们拥在他房间里，他绝不会嫌烦而有任何不欢迎的表情。他兀自背着我们在书桌写或读着什么，偶尔回过头问一句：妈妈怎么样？爸爸怎么样？然后再回过去读和写。他们家本来子女多，我大舅妈家乡来人常住家中，加上与人合住一套公寓，共阳台、厕所，邻人便在房间穿行。家中始终是喧闹的，而我大舅舅是这闹声中的一个静。

在我开始发表小说的时候，有一回，我看见大舅舅写给妈妈的信中，末尾提到了我一句，大意是说这孩子挺不错，好好培养她。然后，妈妈就让我将新出的小说集送给大舅舅。星期天的上午，我去博物馆看展览，顺便就将书带去了，本想是留给传达室，不料他们告之大舅舅在办公室里。我上楼去，果然，大舅舅一人坐在里边读书，我没有打扰，放下书就走了。这间设在殖民时期旧式建筑里的办公室，高大，宽敞，但陈设简单，是工农政权的素朴又略微乏味的风格。大舅舅安详的读书样子，很宁静，亦有一点冷清，我还注意到在办公桌一侧，靠墙放着一木盒，顶上有投币孔，盒上写着电话费的字样，意即打私人电话须付钱。

我无从知道大舅舅有没有看我的书，有过几次，大舅舅有些与我谈话的意思，但他终于也没有谈起来。他大体是个缄言的人，与我们侄甥儿女又向无交道的习惯，何况我们又从小孩子突然长成了大人，大约就更令他手足无措。他几次说的都是同一句话，那就是要读历史。或者是以设问句的方式：读没读历史？开始我以为大舅舅是从他的考古专业出发，但逐渐地，我明白了一些，历史的文学的含义。我准备写作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时，其中有一条线索是以母亲本家的渊源为发展情节，我为“茹”这个姓专去请教了大舅舅。那时候，大舅舅正在写作他的甲骨文专著，甲骨文就像一帧一帧神秘的图案，其中藏着什么天机似的。听我说了来意，大舅舅便从桌前立起，翻找出一本小小的笔记本，其中有一些字样，是他闲暇时查找的几行材料，让我抄了去。关于我书中那些追根溯源的线索全来自于此：茹姓起源于柔然族，绍兴茹氏中曾有一名茹棻，为乾隆四十九年状元，官至兵部尚书。待我抄毕，我大舅舅最后嘱我一句：写完后要给我看。我不经意地答应一声，心中并不以为然，想他是为了要考证我写的据不据实，是历史学家的思路。然而，还未等我写完，大舅舅却已溘然离世，此时想让他看，也看不了了。缺了一位历史学者的明鉴目光，其实是莫大的遗憾。

就是在与那位张昊先生久别重逢的次日凌晨，我大舅舅长眠不醒。我应当承认，大舅舅的去世，并不是那样地令我震动。毕竟不是至亲，还是那句话，大舅舅与我们小孩子，不是特别亲热的那种，甚至不如我三舅舅去世那样令人伤感。三舅舅大殓过后，我母亲说了一句话：就好像一排牙齿缺了一颗，然后便松动了。这话使我异常愤怒，我觉得母亲轻率地向我预示了一个危险的前景，似乎随时有灾难降临。但亦有另一番感触，我母亲兄妹几个，其实是要比从小一同长大的同胞手足更要关系紧密，飘零的家庭就像有着一种反弹力，将他们几个强烈地吸引在一起，拯救性地将家族承继下去。

我大舅舅走后，我从作家叶永烈先生所写的书中读到，建国初期，当时在文管会工作的大舅舅，曾与狱中假释出来的周佛海太太，同往兴业路，寻觅一大会址。便发现，我们对我们的父辈了解得实在不多，只是一鳞半爪。我们甚至还不怎么知道，他们做过一些什么工作，至于他们的心情感受，更不为我们所关心，他们就只是长者，一个抽象的概念。我大舅舅在我印象中，且多是威严的表情。不过，有一回，我听我一位搞美术的朋友说，她在长江轮上遇到一位和善的老人，研究甲骨文，他们一路谈笑，溯江而上，后才知，他是我的大舅舅。据朋友说，大舅舅很开心，说了许多，也笑了许多。大舅舅在她的描述中，忽生动起来，也快乐起来，乘水直上，飘兮摇兮。我愿将此一幕，当作我大舅舅最后的图画，留在眼前。现在，我妈妈也去了，还有三舅舅，最早走的，他一定等着他们。他们在那里聚会，短暂的相守将无尽地延长下去。

2002年9月13日 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