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到干校

1969年4月15日，团中央第一批干部离开北京前，在天安门前举行了庄严的宣誓活动。我的母亲随第一批干部去了河南信阳团中央“五七干校”，父亲暂时留守在京，协调安排留守家属。在那半年多时间里，每天都有新情况。就说干校这件事儿，之前几乎没有任何征兆，突然就都开拔，也有不少老弱病残者，还有家属，都来不及安顿。一些老干部很不情愿，说“前半辈子做官，后半辈子为民”“早知当农民，何必学外文”。我们这些孩子更是不知所以，懵懵懂懂地跟着大人走。

母亲所在的团中央“五七干校”坐落在河南信阳潢川县黄湖农场，这里原本是一个泄洪区，后来成为一个劳改农场。团中央下放到这里约两千人，分为十二个连队，按照不同部门，分在不同区域。团中央机关在洪岗，是一连；机关学校部在白虎岗，是二连；还有部分机关干部在关寨，是三连；机务队是四连；中国青年报社、中国少年报社在二郎岗，分别是五连、六连；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单位在李竹围孜，是七连；《中国青年》《万年青》《辅导员》等杂志社也在白虎岗，是八连；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青年报社印刷厂在杨老寨，为九连；中央团校教职员工在小周寨，为十连；亚非学生疗养院在霸王台，为十一连；青年印刷学校在王营子，为十二连，后来合并到十连。

黄湖“五七干校”成立军代表管理下的革命委员会后，实行军事化管理，军代表是尹中尉，为核心人物。团中央书记中参加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的只有两人，一个是王道义，一个是路金栋。其他书记如胡耀邦、胡克实等只是普通一员。在干校，无论职位高低，大家一律被称为“五七战士”，孩子们被叫作“小五七战士”。大人们白天修路挖渠，平整土地，盖房子，种庄稼，空余时间还要召开各种批判会，排里开，连里开，全干校也要开，斗私批修，“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等，整天忙得不可开交。

我和妹妹是1969年11月11日抵达黄湖农场的。那次，中国青年出版社来了八户人家。老社长叶至善给他父亲叶圣陶的信中说，那次来干校的有四十一人，包括十个老人、十三个中学生，还有十八个更小的孩子。我和妹妹就是那十八个小孩子中的两个。在去农场的绿皮火车上，一帮孩子叽叽喳喳，快乐极了。

那时，黄湖农场骤然间来了这么多人，房子不够用，大家就自己动手，脱坯，搭建简易房子。开始，母亲带着我和妹妹，王淑英阿姨带着她的儿子刘左，我们两家住在一间土坯房里，屋子中间用布帘隔开。王阿姨的丈夫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领导，当时还留在北京。我们到干校时已是初冬，屋外大雪纷飞，屋内的泥墙湿漉漉的，特别阴冷，我手上生了冻疮。更叫人揪心的是，那么多孩子，住的地方都不够，哪有地方给孩子开辟教室，让他们读书呢？最后，干校领导协调当地政府，在干校周围的胡族、官渡、桃林等地找到安置点，安排我们就近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