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跃进”时代萌生的文学梦想
我们那个时代，激情澎湃，如同我的名字，一直在“跃进”中。
我的文学梦想之树，也在一天天长大。
我叫刘跃进，1958年11月出生。1976年底，我年满十八岁，在文学梦想中结束了中小学生活。
我的名字很有时代色彩，介绍自己时，我通常会说：我是“大跃进”年代的产物，年龄写在脑门上。早些年，大家都心领神会，哈哈一笑。现在，这种会心的回应是越来越少了。
我对自己的名字也有腹诽，觉得激进色彩较重。四十八岁那年，我用陶渊明“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的诗意，给书斋起名叫“爱吾庐”，是取法自然之意。六十岁以后，自号“缓之”，意思是想让生活节奏慢下来，品味平淡之美。
我老家在山东潍坊寿光县（今寿光市），曾祖那代闯关东，到了吉林。父亲早年在白城团地委工作，1964年调到团中央，后来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学生》杂志当编辑，全家移居北京。
我生日较晚，是在11月，按照当时北京规定，9月1日前年满七岁的孩子才能入学。正常情况下，我应该在1966年上小学。父母想让我和1958年出生的孩子一起上学，就在1965年夏天把我送到白城农村老家入小学。我的第一个老师叫什么，今天已全然不记得，只记得一个教室里有四个班级，四个班级就是四个年级，一个老师给四个年级轮流上课。
不到半年，我转学回到北京，到了东城区后圆恩寺小学。茅盾就住在这条胡同，现已辟为茅盾故居。我们小学比邻文天祥就义的北兵马司（当时是交通部所在地），马路对面的府学胡同有文天祥祠。南边是隆福寺、中国美术馆，北边是安定门城楼，还有很长一段城墙。城外是护城河，看得见清澈的流水。我在后圆恩寺小学加入少先队，入队仪式非常隆重，是在鼓楼上举行的。课后，我们常到这些地方玩，比试胆量，就沿着错落修筑的城墙往上攀爬。“文革”中，安定门城楼给拆了，儿时记忆的地标也变得模糊起来。
“文革”开始前，我转学到朝阳区的幸福村第一小学。班主任叫戴翠茹，看起来三四十岁的样子，齐耳短发，是当时最流行的发型。她在“文革”开始不久就被揪出来，以后就没有给我们讲过课。大学毕业那年，我在路上好像见过戴老师，只是不敢确认，就没有打招呼。此后多次搬家，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戴老师了，很后悔当初没有喊一声老师。——人生常常是这样，很多事，一旦错过，就是永远。
“文革”正酣的时候，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很难置身事外。周振甫先生是老开明书店的，那时还不算很老，个子不高，稍胖，略微驼背，肤色白皙，戴着圆圆的眼镜，总是笑眯眯地看着你。走路的时候，身子随着手臂的摆动微微晃悠，在孩子眼里，像个老太太。他不善言辞，“大批判”时，用浓重的湖州话念批判稿，声音很小，结结巴巴的，一副迂腐的样子，成为众人笑料。我也随着大人傻笑。
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日益紧张，战火好像马上就要燃起，甚至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毛主席发出指示，“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很多大工厂、大企业迁往西部大后方城市。那些日子，每隔几天就搞防空演习，演练如何卧倒以防机枪扫射，如何披上白床单以防核辐射。有时，深夜睡得正香，防空警报会突然拉响，所有人都要迅速跑到地下室躲起来。母亲从干校托人捎来花炮，我很神气，就在大楼里燃放，招来很多小孩围观。工人纠察队以为是特务投放的信号弹，就把我们扣起来。在那种紧张状态下，我们都想尽快离开北京，河南信阳潢川县的团中央“五七干校”自然是我们首选的避难所。
从1969年到1971年底，我在河南信阳潢川黄湖农场生活了三个年头。
1972年初，我只身回到北京，回到原来的家，房间空空如也，“下放”时，家具都已还给公家。王良吉叔叔从单位借来一个木板床，用两个长条凳子支着，还有一把椅子。那个小家，当时连桌子都没有，只能趴在床上写作业。那时，父母仍在干校，我不到十四岁，就开始在北京独立生活。早上起不来，起来后随便吃点东西就赶去上学，第三四节课，经常是饥肠辘辘。后来，我从生活费中积攒一些零花钱，课间花八分钱买一两动物饼干充饥。长此以往，饥一顿，饱一顿，就得了胃病。一次炒芹菜，吃着又苦又涩，找不出原因。后来才知道，炒芹菜，得先把叶子择掉。看到别人家孩子有新衣服，我就把妈妈的旧衣服领子缝起来，同学们说我穿的是女式衣服，叫我好尴尬。舅妈探亲路过北京，见我的裤子短得不能再穿，就接了一截，又对付了几年。
生活的苦，还可以忍受，而寂寞就比较难耐。一个人在北京，受到委屈，无人倾述，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大哭。有几次，还惊动了邻居。叔叔阿姨看我挺可怜，不时给我送些吃的。那个时候，给我帮助最大的是马玉和。他是中国青年出版社食堂马师傅的儿子，大我五六岁，经常到家里，教我做饭，陪我聊天。每次他离开，我都会感到孤独、伤心，很想念远方的父母。一些小伙伴说我逃离干校，是革命意志不坚定。他们哪里知道，我是多么想念父母，多么想回到干校，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父母知道这些情况后，决定让我花点钱，中午到三里屯服务楼吃小饭桌，晚上再自己做饭。后来，我每天中午下课后就能及时吃到热腾腾的饭菜，那种幸福感至今还在记忆中。
197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接到上级指示，逐渐恢复业务，派我父亲回到北京，为重印一些书籍作准备。这年年底，母亲生病，以病退的名义，带着妹妹也回到北京。这样，我们全家生活才又逐渐走上正轨。
1972年春节过后，我进入北京朝阳区三里屯第二中学读初中，认识了新同学。班主任叫安同，教地理，对我很好，叫我担任地理课代表。在新的环境里，我的孤独感才慢慢退去。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做起了文学梦。
1972年春夏之交，著名作家柳青到北京治病。此后几年，他几乎年年来京看病，就住在我家楼下的342房间，修改《创业史》第二部。那时，大人们多数还在干校，楼里空空荡荡的。柳青每天都要下楼遛弯儿，完全是一副老农民的样子，肤色黝黑，戴个西瓜皮帽子，有些驼背。但他的眼睛炯炯有神，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孩子们总爱围着他转，他也笑眯眯地和孩子们打招呼，摸摸这个孩子的头顶，拍拍那个孩子的肩膀，偶尔还会聊上几句。
柳青住过的房间，还接待过其他作家，譬如《红岩》作者之一的杨益言，《红旗谱》的作者梁斌，还有《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等。姚雪垠的眉毛特别长，眼睛也很明亮，从我们身边走过，总是挺胸抬头，显得很高傲，不搭理我们。
1974年春，周恩来在全国四届人大会议上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问题。邓小平复出，整顿经济秩序。大家都感觉到形势要变了，要好好学习。我在小学和中学那几年没有怎么读书，天天搞运动，每天就上半天课，每个学期都要学工、学农、学军至少一个月。那年年底，我就要升入初三，开始思考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在“文革”中，像我们这样城里长大的中学毕业生，所谓阶级成分是早已确定了的：喝的是“封、资、修”的墨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来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才能成为工、农、兵的学生。因此，我们的前途似乎只有一条，那就是“上山下乡”，像父母在干校那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然，我也不想一辈子困在农村，到农村去锻炼，是为了更好地创造自己的未来。在“文革”中，一个人能写文章，会写文章，确实令人羡慕。我想，将来下乡时，磨练一手老茧，写出漂亮文章，至少可以像“白卷英雄”张铁生那样，通过推荐上大学，当工农兵学员，实现自己的梦想。
那个时候，“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上刊载的“梁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谐音）文章和各地“大批判组”文章是全国学习的典范，我们都很熟悉。若干年后，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清华大学文史教研组工作，我的同事中有好几位是“梁效”的笔杆子，包括“梁效”副组长。人生际遇，真是不可思议，曾经高不可攀的偶像，竟然成了同事。我到北京大学旁听课程，几位老师也是“梁效”成员。在“文革”中，这些人大多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思想敏捷，口含天宪。他们的文章，是我们学习的范本。高中阶段，我还阅读了中苏论战的“九评”，姚文元的文学评论集《新松集》，还有鲁迅的著作。在我早期的人生阅历里，温情是没有市场的，只有“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的战斗激情。文学同样是匕首，是刀枪，是战斗的武器。现代文学作品、“十七年”的小说，多数被禁。茅盾的《子夜》，大家私下传阅，是被当做“黄色小说”来读的。还有《第二次握手》，是手抄本，也是偷偷阅读。这些作品都属于“小资产阶级情调”，如果被人发现，就会受批判。
后来，中国青年出版社积极筹备恢复业务，我近水楼台，借着出版社子弟的便利，借阅了王愿坚、峻青、浩然、杰克·伦敦、凡尔纳等大作家的名著，还有曾经流行的小说如《黑眼圈的女人》《一双绣花鞋》等，沉浸在文学的幻想中。有些课文如《吊灯岭的灯光》《西去列车的窗口》《谁是最可爱的人》等，可以背得滚瓜烂熟。我的语文老师叫张云彩，个头不高，圆圆的脸庞，白里透红，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譬如《吊灯岭的灯光》，张老师领读的时候，眼里含着泪花，很动感情：
吊灯岭的夜是迷人的。每当太阳刚刚收敛起它的余晖，天幕上的星辰才闪出微弱的光芒，我们“朝阳”水电站的机器就响了。刹那间，电灯星罗棋布，胜似银河移到了人间。那一行行，攀着山岭蜿蜒而上的，是路灯；那一簇簇，组成奇丽的灯花的，是农机厂、碾米厂、锯木厂、广播站和居民点的灯；还有那用红色的灯镶成的“毛主席万岁”和“农业学大寨”的大标语，在山间闪烁着灿烂的光辉……
初中三年级合影。第二排左四为张云彩老师，第四排左二为作者
文字很美，眼前呈现出一幅迷人的画面，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
张老师朗诵贺敬之《西去列车的窗口》：
在九曲黄河的上游，
在西去列车的窗口……
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
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
一站站灯火扑来，像流萤飞走，
一重重山岭闪过，似浪涛奔流……
此刻，满车歌声已经停歇，
婴儿在母亲怀中已经睡熟。
将近五十年过去，那优美诵读的声音，至今依然响在心头。一时间，语文课成为我的最爱，张老师也成了我的偶像。
团支部成立时，我是第一个发展对象。入团仪式是在香山的香炉峰上举行的，张老师说了很多动人的话。她鼓励我说：“朴实、谦逊和对自己永不满足，是任何进步的人的根本特征之一。”后来，有同学给我起外号，叫我“彩豆”，用现在的话说，我是张云彩的粉丝。不管怎么说，我的文学梦想被点燃了。
我模仿着写小说，写散文，写各类官样文章。在班上，我积极为板报写稿；回到家里，在“向阳楼”的传达室门口，有一块黑板，我也是主要撰稿人。大楼里住的都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大编辑，我的作文，还有小诗，天天都展示在这些大人面前，有时会得到小小的夸奖，让我暗自得意。1975年，我写过一篇类似于人物速写之类的文字，趁作家浩然到我们学校讲课的机会，语文老师向他推荐了这篇作文，希望给予指点。可想而知，肯定没有下文，但对我来讲，这依然是莫大的鼓励。
1974年底，我初中快毕业的时候，部队来学校征兵，我积极报名，可惜视力不合格，这个愿望落空了。别无选择，我只能积极准备下乡。幸运的是，就在这时，部分学校恢复高中学制。大家可以自己选择，要么初中毕业下乡，要么读高中。我毫无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我还是想学习，而且学习的目标也更加明确：练好文笔，多写文章，准备到农村去施展才能。
那时的高中学制是两年，我实际上只上一年，在1976年初就结束了。
那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1月8日早上六点半，新闻联播报道沉痛哀悼周恩来去世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父亲正在刮胡子，满脸肥皂沫，听到消息，一下子惊呆了，一动不动。不一会儿，脸上的泡沫逐渐变红，不知什么时候把脸刮破了。从那时起，各种大事就像事先预谋一样，接踵而来。
清明节前后，很多群众自发地到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人越积越多。送来的花圈，先是围放在纪念碑周围，后来，花圈越来越多，几乎占了半个广场。花圈上挂着各种各样的纸条，上面写满了悼念的诗。那些天，我们完全没有心思上课，每天下午都去天安门广场。那里早已人山人海，有的继续在花圈上挂自己写的诗文，有的在那儿抄写。人太多了，根本看不到上面写的什么，于是就人骑人，上面的人大声念诗，下面的人就把纸放在前面人的后背上抄诗，互相传阅。几天下来，我们也抄录了很多作品。“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剑鞘所指是谁，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强烈地感觉到某种变化，悼念之情已逐渐演变成某种压抑不住的愤怒。我突然发现，诗歌不仅仅是歌功颂德的工具，它还是利剑，是火焰。众所周知，那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被定为反革命事件。上面有令，凡是藏有《诗抄》的一律上交，否则按反革命分子处理。从我懂事时起，我的身边就有两种命运截然不同的人：一种是飞黄腾达的所谓革命的积极分子，一种便是反革命分子、右派等。而后者所遭受的非人待遇，至今想来仍不寒而栗。我无论如何是不敢冒这个风险的。
一天夜里，我独自一人将抄来的诗稿付之一炬，内心之困惑难于名状。那场面令我永生难忘。“天安门事件”平反后，我曾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写了一首在今天看来十分幼稚的小诗，叫《清烟在飘》，前有简短的说明：“一九七六年清明，我含泪从天安门广场抄了很多诗。过了不久，一些人蓦然追查到我们身上。一天深夜，我偷偷地把这些诗稿烧掉，清烟在飘、在飘、在飘……”
缕缕清烟，静悄悄，静悄悄，
在暮春的深夜，飘呵，飘呵，飘……
清烟袅袅，火光映照，映红了脸，烧碎了心，
飘呵，飘呵，飘……
慢慢闭上双眼，任清烟缭绕；
轻轻扪住胸口，任心房狂跳。
火光中浮现人的海洋，清烟中响起花的怒潮，
爱与恨的交织，组成这缕缕清烟；
红与黑的较量，伴随着人民的哀悼。
诗稿一张张烧掉，清烟一缕缕飘向九霄。
一行行诗句凝聚着千万首赞歌，
一缕缕清烟闪动着千万句声讨！
愿你穿过时代的风云，愿你冲破重重的阻挠！
愿你告慰“四五”战友，愿你告诉亿万同胞：
无声的中国，终于掀起，“四五”狂潮！
缕缕清烟，清烟袅袅，
看颗颗赤诚的心，在清烟中闪耀；
看敬爱的总理，在清烟中微笑！
清烟在飘，在飘，在飘……
那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一下子夺去二十多万人的生命。7月，朱德去世。9月9日，毛泽东去世。从小受到的教育让我们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我们要解放全人类。现在，伟大舵手毛主席不在了，中国革命向何处去？前程一片暗淡，整个国家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但这悲伤并没有持续多久，10月6日，突然传出消息，“四人帮”被粉碎，我们又连夜到长安街游行，举国欢腾。一悲一喜之间，一年过去了。那时，凡是毛主席说的就要照办，凡是毛主席决定的都要执行。我们别无选择，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必由之路。
1974年、1975年前后，一批知青作家如汪雷（《剑河浪》的作者）、张抗抗（《分界线》的作者）等在文坛崭露头角，他们的作品描述北大荒的知青生活，叫人向往。我也很喜欢浩然的小说，乡土气很重。他的《喜鹊登枝》《艳阳天》等，我都读得很熟；我不喜欢《金光大道》，当时就觉得读不下去。而《艳阳天》很好读，很耐读。小说第一句是：“萧长春死了媳妇，三年还没有续上。都说‘二茬子’光棍儿不好过，萧长春本身还沉得住气，最心急的人，倒是他爸爸萧老大……”开篇就留下悬念，故事由此展开。读了这些小说，我对“广阔天地”非常向往，觉得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于是，“上山下乡”，就成为我人生奋斗的第一个目标。
我们那个时代，激情澎湃，如同我的名字，一直在“跃进”中。
我的文学梦想之树，也在一天天长大。
我叫刘跃进，1958年11月出生。1976年底，我年满十八岁，在文学梦想中结束了中小学生活。
（原载《随笔》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