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最近，我开始觉得小说这种客观的文学类型里有许多难以表现的东西，我已经不是二十岁的抒情诗人，之前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人。于是，我对这适合于自我表白的范畴做探索，发现了一个微妙而暧昧的领域：表白与批评的中间形态，也就是“隐蔽的批评”。
它是介于自白的夜间与批评的白昼之间的交界线——黄昏的领域。正如其语源所示“那是谁”[1]。我说“我”的时候，这个“我”并非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个“我”，我发出的所有语言，无法回流到我的体内，它成为某种残渣，既不能有所归属，也不能回归体内，正是这样的东西，我把它称为“我”。
当我思考那样的“我”为何之时，必须承认这个“我”，其实已完全标示我占有的肉体的领域了，因为我正在找寻“肉体”的语言。
如果我自比为“房屋”的话，那么我的肉体就如同围绕着这座房屋的果园。于是，我既可以妥善地照顾果园，也可以放任它杂草丛生。这是我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绝非是轻易可理解的自由，因为许多人把自家的庭院认定是（自己身份的）“归宿”。
有时兴之所致，我便开始努力地耕耘这片果园，而为我所用的即是太阳与铁：充足的阳光和铁锄，成了我农耕中最重要的两个动力。就这样，随着果树慢慢结起果来，肉体便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思考空间。
毋庸置疑，这个过程并非短时间形成的，而且若没有更深的契机，它也不可能自行开始。
我仔细回想自己的孩提时期，发现我对语言的记忆比对肉体的记忆可以追溯得更远。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是肉体先到，语言随后跟上，但我则是语言先到，过了很久，肉体才悻悻然地以刻板的姿态来访。不用说，这时肉体已完全被语言侵蚀了。
换句话说，先有白圆木柱子，才会有白蚁来啃蚀它。不过，我的情况是，先有白蚁，以后才慢慢出现已半蚀的白圆木柱子。
在此，我把自己的职业比喻成“白蚁”，尚请读者们原谅呢。语言艺术的本质，如同蚀刻法中的硝酸那样，它的作用在于腐蚀，而我就是利用语言腐蚀现实这种作用来创作的。这种比喻或许有失正确，但与蚀刻法中的铜和硝酸这种从自然中抽取出的同等要素相比，不能说语言如同硝酸作用于铜那样作用于现实。因为语言是把现实抽象化而联结我们悟性的媒介，它对于现实的腐蚀作用，必然就包含着不断腐蚀语言自身的危险。毋宁说，我把这种作用喻为过多的胃酸不断消化和腐蚀胃部来得恰当些。
若说这是我幼年时期即已经历的事情，恐怕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吧。
不过，这可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戏剧性事件，它为我准备了两个相反的倾向。其一，忠实地推进语言的腐蚀作用，决心把它当成自己的工作；其二，则是强烈地设法在语言完全不参与的领域中与现实相遇。
在所谓的健康过程中，有些天赋异禀的作家，就是能够达到使这两个倾向不相背反而互相协调，磨炼语言进而重新发现的美妙境界。然而，这终究是“重新发现”，他必须在人生之初，即须以尚未受到语言污染的肉体现实为条件，但我必须说，这与我的情况不同。
想必小学老师对我天马行空的作文，都要感到头疼，因为我没有使用与现实相符的语言。年幼的我在无意识中已预感到语言的微妙须以洁癖为法则，那是为了提高语言积极的腐蚀作用，避免消极的腐蚀作用——更简单地说，为了保持语言的纯洁性，我尽量避免语言与现实相遇，换句话说，我只触动积极的腐蚀作用的触角，尽量避免与应该腐蚀的对象迎面碰撞……或许我就是出于这种自觉吧。
另一方面，作为这种倾向必然的反作用，我在语言完全不参与的领域中，只承认现实与肉体的存在。对我来说，现实与肉体即成了同义词，亦成了一种拜物教性的迷恋对象。在不知不觉中，我开始关注语言，但对它敷衍也是事实，这种拜物教性的迷恋，也确切地反映出我对语言的崇拜。
在第一阶段中，我很清楚地把自己放在语言的一侧，而将现实、肉体、行为放置在另一侧。我就是借由故意为之的二律背反来助长我对语言的偏见。与此同时，对现实、肉体和行为根深蒂固的误解，也是以此种方式形塑而成的。
所谓二律背反，是以我不拥有肉体、不拥有现实、不拥有行为为前提的。诚然，在人生之初，肉体很晚才来造访我，可我已备妥语言迎接它。我可能偏向于第一倾向，我一开始就没有把它当成“我的肉体”加以承认。倘若我承认它是肉体的话，就会失去对语言的纯洁性，即成为被现实冒犯之人，那时就无从回避现实了。
有趣的是，我之所以顽固地不承认它，是因为一开始在我的肉体观念里，早已潜藏着某种美好的误解。我并不知道男人的肉体绝对不作为一种“存在”而显现，而我原本以为它应该作为一种“存在”表现出来。因此，当它作为对存在的一种可怕的反驳，作为一种拒绝存在的存在形态明显地呈现出来之时，我宛如看见怪物般惊慌失措，或许这只是我的主观感受。我实在无法想象其他的男人，以及所有像样的男人都可能如此。
这显然是从误解中产生出来的，但这样的狼狈和恐惧，同样也可以在其他地方虚构出“应有的肉体”和“应有的现实”吧。我始终不知道，拒绝拥有存在形态的肉体竟是男人肉体普遍的存在形态，在面临虚构“应有的肉体”时，我试着赋予它相反的性格。于是，作为例外的自己的肉体存在，可能就是透过语言的观念性腐蚀而产生的，因此“应有的肉体”“应有的现实”便必须拒绝语言的参与。其肉体的特征，就是造型美与无言。
依我看来，语言的腐蚀作用，既然在发挥造型的作用，这种造型的规范正是这种“应有的肉体”的造型美，而语言的艺术理念，正是对这种造型美的模仿——也就是说，在于对绝对不受腐蚀的现实的探究。
这显然是自我矛盾，但它试图从语言中消除其本质的作用，从现实中抹杀其本质的特征。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是为了避免语言和作为其对象的现实相遇，极其巧妙而狡黠的方法。
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我的精神便会陷入自相矛盾的两方，而且当我企图从有利于自己的、像架空的神一样的角度，开始操作其双方时，便投入到了小说创作中。于是，我对现实与肉体的饥渴就更加强烈了。
……直到后来，多亏太阳与铁的赐予，我学会了一门外语，懂得了肉体的语言。它是我的第二外语，形塑了我的教养。我现在想谈谈这教养是如何形塑出来的。它可能是无与伦比的教养进程，同时又是难以理解的东西。
在我幼年时，曾看见这样的情景：几个喝得酩酊大醉的男子，跑去抬扛神轿，他们神情极其放肆，仰着脸面最后把脖颈枕在轿棍上，激情地疯狂摇动着神轿；我思忖，他们眼里所看见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始终被这谜团似的情景所困惑。我无法想象，在那样激烈的肉体磨难中所看到的陶醉的幻影，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因此，这个谜团长期盘踞在我的内心中。自从我开始学习肉体的语言，并亲自去扛了神轿，这才有了机会揭开幼时的困惑。后来，我终于明白，原来他们只是在仰望天空而已啊！他们的眼里没有任何幻影，只有初秋那绝对蔚蓝的天空。不过，这天空可能是我有生之年再也看不到的异样的晴空，是那种仿佛被它抛上高空却又像坠入深渊似的、动摇无常的天空，是无限澄明和疯狂融合为一的天空。
我很快地把这体验写成小小的随笔，因为对我来说，它是多么重要的体验啊！
何以如此呢？因为那时我是站在绝对的同一性之上，亦即透过自己的诗的直观而眺望的蔚蓝天空，与寻常的青年眼里所见的蔚蓝天空是同样的。这个瞬间，正是我引颈企盼的，而这全要归功于太阳与铁。说到为什么没必要怀疑同一性，因为在同等的肉体性的条件下，它们分担一定程度的肉体负荷，体味等量的痛苦，遭到等量的酩酊大醉的侵犯。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们的个人差异受到许多条件的制约，能力陡然下降……而且如吸食迷幻药般幻想的内在因素几乎被排除的话……那么我所看到的就绝非是个人幻觉，而是明确的集体视觉的一部分。我的诗的直观，在之后透过语言而被唤起和重构时才成为特权，而当我的视觉接触到晃动着的蓝天时，这才算是接触到行为者的情感心灵。
然后，我又像一只凶猛的巨鸟，在晃动着的蔚蓝天空中，时而展翅遨游、时而低徊之际，看见了长久以来称为“悲剧性事物”的本质。
根据我对悲剧的定义，所谓悲剧性的激情，绝不会在特异的感受性夸示其特权时产生，而是在某个瞬间，最平凡的感受性拥有了特权性的崇高时产生的。因此从事语言工作的人，可以创作悲剧，但不能参与其中。而且这种特权性的崇高，必须严格地基于一种肉体的勇气。悲剧性事物所具有的悲壮、陶醉、明晰等诸要素，是在具备一定的肉体力量的均质感性与为自己备妥的特权性遭遇的瞬间产生的。在悲剧之中，需要反悲剧的活力和无知，尤其需要某种“失序性”。人有些时候为了要成为类似神的存在，因此平时就绝不能是神或接近神灵之物。
于是，当我也看见只有他们才能看见的那种异样而神圣的蔚蓝天空时，我才相信自己感受性的普遍性，我的饥渴才得以疗治，我对语言机能近乎病态的盲信才得以消除。这时，我才参与悲剧，也参与完整的存在。
一旦看过这样的东西，许多未知的事情我就得以理解。同时也知道，运用肌肉就能简单地弄清楚被语言所神秘化的东西。这恰似人们了解情欲的意味。我逐渐明白了存在与行为的感觉。
这么说来，我摸索的道路比其他人来得晚，但也不过是走了相同的道路而已。然而，我又有另一种私己的企图。倘若一种观念浸润我的精神，就算它使我的精神为之膨胀，进而占领我的精神，在精神世界里也不值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过，对肉体与精神二元论渐感疲倦的我，当然会涌起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这样的事件会在精神内部产生，又何以在精神的外缘整个结束呢？举例来说，这情形如同精神上的烦闷可能导致胃溃疡那样，心身是互为关联的。而我要思考的，还不止于此。我在想，如果我幼时的肉体，首先以被语言腐蚀的观念性形态出现，那么我现在不就可以反用它，让观念遍及的地方，从精神到肉体，把整个肉体完全以那观念的金属打造成盔甲吗？
正如我在悲剧的定义中叙述的，那种观念原本就具有应该归于肉体的性质。在我的脑海里，肉体比精神更可能具有高度的观念性，更可能亲密地熟悉观念。
为何如此呢？因为对人类的存在而言，所谓观念就是一个异物。充满不随意肌、无法统控的内脏和循环系统的肉体，对精神来说就是异物。进言之，人甚至可以把成为异物的肉体比喻成异物的观念来叙述。于是，一种观念巧妙袭来，还给人一开始即感到恰似宿命所赋予的那样，它更强化和赋予每个人肉体的相似度，连那个不能自我统控的机能也将越来越酷似肉体。基督教的道成肉身，正是基于这个思想，有些人的手掌和脚背上还会出现圣痕。
然而，我们的肉体仍受到某种制约，比如我们受到某种激进观念的侵袭，幻想自己头上长了一对锐利的角，现实中它是长不出来的，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这种制约最终将归结于调和与均衡，归结于更均质的美和其赋予肉体的资格，使它足以看见那晃动的蔚蓝天空。与此同时，它又能实现对异常激进的观念的报复与修正。简言之，它总是要把我带回到那个“不容怀疑同一性的地点”。在那里，我的肉体即为一个观念的产物，同时也是一种隐蔽自我观念的最佳隐身衣。肉体若能达到无个性的完美调和，个性就必定能够永远地自关其中。我始终认为，表现精神过度怠惰的便便大腹，以及表现精神过度发达而微露肋骨薄胸的肉体性特征，是最丑陋不堪的。当我知道有些人主动去爱这种肉体性特征时，不由得感到惊愕。因为它使我感觉到这是一种厚颜无耻的行为，这好比是把精神的阴部暴露出来似的。而这种自恋症，正是我最不能宽容的一种自恋症。
话说那种因饥渴产生的肉体与精神乖离的主题，长期以来，一直在我的作品中萦绕不去。我之所以逐渐远离这种主题，是因为开始思考“或许肉体本身也有其固有的规律和思考”，开始感到“造型美和无言并非肉体的特质，肉体里必定也有其特有的饶舌之处”。
不过，我现在这样叙述这两种思考的推移，别人必定会认为我是从常识出发，走向非逻辑的混沌。毋宁说，在近代社会里，肉体与现实的乖离是普遍现象，而对此发发牢骚，本是任何人都能接受的主题，但若说是“肉体的思考”或“肉体的饶舌”，恐怕就很难令人理解了。我自觉到，说不定我就是用这种语言来掩饰自己的混乱。
然而，当我将现实与肉体的拜物教，以及语言的拜物教正确地作为对照物时，如愿地找到了自己的发现。透过让充满造型美的无言的肉体，与模仿造型美的优雅的语言对应起来，并将它们作为同等观念的来源，我便可从语言的束缚中获得解放。何以如此呢？因为它承认无言的肉体的造型美与语言的造型美出于同源，这意味着一种柏拉图式的观念，开始寻求肉体与语言的等同。在这个阶段上，语言对肉体的投影的尝试，就能触手可及了。当然，它本身就是一种非柏拉图式的尝试。不过，我开始叙述肉体的思考与饶舌之时，若能再次体验就更好了。
要谈它之前，我必须先从自己最初与太阳的相遇谈起。
这种说法有些怪异，可我的确有过两次与太阳邂逅的经验。之前，我曾经历与某个人物决定性的相遇，然后就再也难以分离了。那时候，对方没注意到我，我也处在无意识的状态中，但却在某个地方突然与这位重要人物不期而遇。我跟太阳的邂逅也是那样。
我最初无意识地与太阳相遇，是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的夏天。酷烈的太阳照射在战时和战后分界线茂盛的夏草上。（这个分界线只不过是一大片已经半毁、倒伏在夏草丛中的铁丝网而已。）我沐浴在太阳下，却不知道这样做对自己有何意义。
那巨大紧密而均等的夏日阳光，迅然地降临在万物之上。即使二战已经结束，那浓绿的草木依然站在那里，任凭白昼阳光无情地照射，它们作为明晰的幻影，随着微风摇曳。我的手指触摸它们的叶尖，它们依然没有消失，这使我甚为惊讶。
我觉得这同样的太阳，与已经流逝的时日和年月，以及所有的腐败与摧毁是相关联的。当然，太阳必定是鼓舞士气似的照耀着：将要出击的飞机的机翼、如林的刺刀、军帽上的徽章、军旗上的刺绣；但它照耀更多的是，从肉体中不断流淌而出的热血，聚集在伤口上的银蝇的躯体；它还掌管腐朽败坏，主宰着热带的大海和山野上诸多青春的死亡，最后甚至统治着扩展到那地平线的赤锈色的广大废墟。
由于太阳离不开死亡的形象，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然可以承受它对我肉体上的恩赐。当然，战争时期的太阳依然继续保持着光辉和荣誉的形象。
我十五岁的时候，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虽然阳光遍照
人们赞美太阳
我却在暗黑的坑穴中
逃避太阳 抛出灵魂
由此可见，我是多么热爱暗黑的室内，多么热爱堆满书本的桌旁的“坑穴”啊！我多么乐于自省和佯装思索，多么喜欢聆听自己神经丛中那微弱的虫鸣声啊！
在我少年时代，敌视太阳是我唯一的反时代精神。我偏爱诺瓦利斯[2]式的夜晚和叶芝式的爱尔兰的曙光，因而写了有关中世纪之夜的作品。然而，战争结束以后，我逐渐感到以太阳为敌、迎合时代的时期已经来临了。
那时我所写的或已问世的文学作品中，夜间的思考仍占上风，只是相比起来，它们的夜间远远没那么唯美而已。我觉得比起轻淡的夜间，时代向浓重的夜间致以更多的敬意。因此，或许我少年时代如浸满甜蜜般的浓厚之夜，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轻淡如烟的夜间罢了。于是，我逐渐对战时自己相信的夜间失去了自信，因而思索起来，也许我自始至终就是崇拜太阳的支持者？或许真的是这样呢。倘若这属实的话，那么我不禁要怀疑，至今我以太阳为敌，而且继续支持自己的小小之夜，岂不是太屈从于时代了？
认真对待“夜间思考”的人，向来都是些皮肤粗糙而胃肠衰弱的人。因为他们试图以一种充满思想性的夜去包裹某个时代，进而否定我看到的所有太阳，也否定我所看见的生与死。何以如此呢？因为太阳与这两者都有关联。
一九五二年，我第一次到海外旅行，在轮船的甲板上，再次与太阳握手言和。有关这些事情，我已在他处提及，不再赘言。总而言之，这是我与太阳第二次相遇。
从那以后，我就无法与太阳分手了。太阳与我最重要的路标相结合。于是，它慢慢地烧灼我的肌肤，为我打上了它们种族成员的烙印。
然而，从本质上说，思考不属于夜间吗？从事语言方面的创造，不就是在夜晚闷热的黑暗中进行的吗？至今，我依然维持彻夜写作的习惯，而我周遭朋友的皮肤也清楚地呈现熬夜思考的痕迹。
话说回来，人何以要探索深层，探向深渊呢？思考为什么如测量锤那样，只着眼于垂直下降呢？它何以不改变方向，朝向表面不停地直线上升呢？
作为维持人类造型存在的皮肤，完全委身于感性，这是最受人们轻视的。我始终无法理解这种法则：思考一旦探向深层，就会掉入无尽的深渊，一旦朝向高层，就会抛开难得维持的肉体形态，飞向无垠的光明天空。但不管是上方或下方，设若思考朝向深渊是它的法则，那么维持我们的个体与形态，将我们的内心世界和外部区隔开来，在其重要的边界“表面”发现了某种深渊，却没有被“表面自身的深度”所吸引，这是很不合理的。
我觉得太阳在唆使我，从脏器感官的暗夜深处引出我的思考，将其呈现到被光泽皮肤包裹的隆起的肌肉上，它才肯罢休。它还命令我备妥新的住所，以便使我慢慢浮上表面的思考能安住下来。而这安居的住家，即是被晒到黑得发亮的皮肤，以及因敏感而隆起的强有力的肌肉。毋庸置疑，正因为要求这样的住家，并以这种调度为条件，“形象的思想”和“表面的思想”，才以无法被众多知识人接受而告终。
由病态的内脏制造出来的夜的思想，几乎是在本人没意识到的过程中形成的，到底是思想在先，抑或是内脏隐约的病态在先呢？不过，肉体在肉眼看不见的深处缓慢地创造并管理着这种思想。与之相反，要在谁都看得见的表面，创造并管理表面的思想，就必须在思考之前进行肉体锻炼。从我被“表面”的深层所吸引的时候开始，我就预见到自己必须锻炼肉体了。
我知道，只有肌肉才能确保这种思想，谁会在乎病弱的体育学者的理论呢？而纵使是脸色苍白的读书人，被允许在书房里操控夜间的思想，当他在谈论肉体的时候，无论是责难或赞叹，都没比那嘴唇更贫寒的东西了。我太了解它们了，因此我猛然想起哪天自己也需要一副肌肉丰盈的身躯。
在此，我希望读者能关注这一切都是从我的“思考”中产生的这点。我相信借由肉体训练，被视为不随意肌的东西即能转化成随意肌，思考训练同样能带来这样的质变。肉体和思考都有一种类似自然法则的不可回避的倾向，它容易落入无意识行动（automatism），因为我已多次体验过，只要凿穿小水路，便能轻易改变水流的方向。
这里还可举出我们的肉体与精神的共通性的实例。比如说，在某个时点、某个观念上被统括在一起的肉体和精神，它们在那里很快就会有形成“外表秩序”完整的小宇宙的倾向。它类似一种休止，却像是旺盛澎湃的内心活动。肉体与精神这种刹那间创造出来的形成作用，与幻想的作用十分相似。然而，我们生命之中眨眼即逝的幸福感，往往建立在这样的“外表秩序”上。而这种情形如同刺猬面对外在危险之时，缩身自保的防卫机能吧。
接下来，我要思考的是，如何打破一种“虚有其表的秩序”，创造出另一种“形式的秩序”，反过来运用生命这种顽固的形成作用，使它朝向适合于自己的目的，这并非是无可企及的。而我立即要把这种“思想”付诸实行。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想法”，与其说是“思考”，不如说是每日的太阳带给我的崭新企图来得贴切些。
于是，在我面前放置了一块铁，那是一块黑暗沉重的、冰冷的、宛如凝缩着夜之精髓的铁。
从那天开始，我与铁有了十年左右的亲密交往。
铁的性质委实很奇妙，它宛如秤子似的，随着秤砣的逐量递增，那放置在秤盘上的我的肌肉也跟着增重起来。仿佛铁有义务与我的肌肉之间保持严密的平衡。于是，我肉体的诸性质与铁有些类似，逐渐地得到加强。这种缓慢递增的过程，与给脑髓难度渐增的知识对象，借以改造脑部知识结构的“教养”过程极为相似。而且，教养的终极目的就存在于人们所追寻的外在的、典范的、古典式肉体的理想形态里，这与古典主义的教养形成非常相似。
然而，事实上究竟谁像谁呢？我不是已经用语言来尝试模仿肉体的古典形态了吗？对我而言，美总是后退的，只有过去存在抑或过去应该存在的形态，才是重要的。我的任务在于借由铁通过富于微妙变化的操作，使肉体中逐渐消失的古典的均衡得到复苏，将肉体推回到应有的姿态。
在近代生活中，所有不必要的肌肉仍是我们男人肉体的主要构成要素，其非实用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对多数讲求实用的人来说，他们既不需要古典式的教养，也不需要隆起发达的肌肉。肌肉逐渐变成了如古希腊语那样的东西。而要使这种死语复活起来，就需要铁的教养，要将死的沉默变成旺盛的饶舌，同样需要铁的助力。
铁如实地教导我肉体与精神的对应。也就是说，柔弱的情绪与柔弱的肌肉相对应，感伤与松弛的胃、感性与敏感的白皙皮肤都是相对应的。因此隆起的发达肌肉与果敢的斗志、紧张的胃部与冷静的知性判断，以及强韧的皮肤与刚毅的脾性应该是相对应的。为了慎重起见，我有言在先，我可从来不想重复别人的观点。根据我粗浅的观察，发达的肌肉中潜藏着脆弱的心，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正如前述，对我来说，语言先于肉体到来，所以诸如果敢、冷静、刚毅等语言所唤起的诸德性的表象，只能作为肉体的表象呈现出来。因此，它若能成为我自身的教养，并赋予它肉体的特性就更美妙了。
进言之，这种古典式的形塑，潜藏着浪漫的企图。从年少时代开始，就在我的体内潜流的浪漫主义的冲动，只有作为一种对古典式成果的破坏才有意义。它宛如全乐曲中包含各种主题的序曲，已在我体内准备着，我毫无所得之时，它便描绘出关键性的构图了。换句话说，尽管我深切地对死亡怀抱浪漫的冲动，但是作为容器而言，它严格地要求古典式的肉体；从不可思议的命运观来看，我之所以没有实现对死亡的浪漫冲动的机会，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我的肉体条件还不够完备。我觉得若要完成浪漫主义的悲壮死法，必须有强壮如雕塑般的肌肉，倘若是柔弱的赘肉面对死亡，那便全是滑稽又不对称的东西了。我十八岁的时候，就很憧憬能够英年早逝，却又觉得自己不适合此种死法。那是因为我缺乏与戏剧性之死相称的强健肌肉。我之所以能够活到战后，其实就是这种“扞格”深深地伤及了我浪漫情怀的自尊。
话说回来，这些观念上的纠葛，究竟只是所有毫无所得之人的序曲中的纠葛而已。我终将得到某些东西，而我应该破坏什么才好呢？这时候，给我线索和启示的，正是铁块！
许多人在某种程度上只需完成知性即已满足，但对我来说，我必须从中发现知性。它绝不作为柔和的教养出现，只是作为武器、作为一种生存手段。所以为了我的教养，我必须锻炼肉体才行，而这就像把肉体作为生存手段的人，面临青春的完结时，开始胡乱习得知性的教养一样。
而我就是透过铁，学习到有关肌肉的诸多知识。那是最新鲜的知识，绝不是书籍或世故所能给予我的知识。肌肉是一种形态，同时亦是一种力量，肌肉组织的各个部分微妙地分担着其力量的方向性，宛如用肉造成的光束。
在我的观念中，没有比内在力量的形态更符合我对艺术作品的定义了。也就是说，它必须是充满生机的“有机的”作品。
这样创造出来的肌肉，它既是存在又是作品，反过来说，它带有些微的抽象性。不过，它有其宿命性的缺陷，由于它与生命同生共死，必定会随着生命的枯萎而衰退，最后以消亡告终。
关于这种奇妙的抽象性，容后再述。对我来说，肌肉具有一种我最渴望的特性：它具有一种与语言完全相反的作用。有关这点，只要思考语言的起源即可明白。语言起初就是作为普遍的感情与意志的交流手段，它如同原始的货币，在一个民族之间流通。它还没被手垢弄脏之前，是人类共有的东西。因此，它只能表现人类的共同情感。不过，随着人类逐渐将语言私有化、个别化，以及随性使用之后，语言的艺术化于焉开始了。首先，就是这种语言抓住我的个性，试图把我闭锁在其个别性中，像成群的羽虱[3]攻击我。然而，尽管我遭受袭击全身被啃蚀，仍可以反过来运用它：既是敌人的武器亦是其弱点的普遍性。而在使自己个性的语言普遍化上，我获致了某些成功。
然而，这种成功是“我与众不同”的成功。从本质上来说，它违背语言的起源和发祥。因为再也没有比语言艺术的成就更奇特的东西了。乍看下，它朝普遍性发展，其实却是绝妙地背叛语言所具有的最本源的机能，亦即其普遍的妥协性。在文学中，所谓文体的胜利，就意味着这样的东西。姑且不论古代的叙事诗这类综合化的作品，因为只要冠上作者姓名的文学作品，都是一种美丽的“语言的变质”。
大家看见的以及抬神轿者们也同样看到的那个神秘的蔚蓝天空，原本就是可以用语言表现出来的吗？
如前所述，这是我最为深沉的疑问，我借由铁作为中介，在肌肉上发现的东西，即是这种一般性的荣耀，就是“我与众相同”的自豪的萌发。由于铁的苛酷的压力，肌肉逐渐地失去其特殊性和个性（终究会在衰退中产生的），肌肉愈是发达，就愈带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相貌，最后到达同一的雏形，甚至达到无法分辨彼此的酷似。这种普遍性从不悄然侵蚀，也不会背叛。正因为如此，它可说是我最喜爱的特性。
在那里，肌肉这种东西独自的抽象性，是如此轻易可见、触手可及。与语言相比，本质上缺乏沟通的肌肉，原本就没有那种作为沟通手段的抽象性。然而……
某个夏日，我走到通风良好的窗户旁边，以便冷却因锻炼而发热的肌肉。我的汗珠立即消退，一股薄荷的凉意从我肌肤上掠过。在这瞬间，肌肉的存在感从我体内顿时消失，这宛如语言因其抽象作用把具体的世界碾碎了。正如我仿佛感到语言不存在似的那样；现在，我似乎觉得我的肌肉确实把某个世界已然碾碎，在那之后肌肉似乎也不存在了。
这时候，肌肉碾碎的是什么东西呢？
肌肉将我们通常任意相信的存在感给碾个粉碎，并且把它整个变成了一个透明的力量。这就是我称为抽象性的东西。如同铁的使用早就顽强地暗示过那样，肌肉与铁的关系是相对的，极似我们和世界的关系。换句话说，力量若没有能着力的对象，就不可能是力量。这种存在感是我们与世界的基本关系。在这个限度中，我们依存于世界，我却依存于铁块。于是，与铁相似的那样，我的肌肉逐渐增加起来，我们慢慢地被世界所改造，而铁和世界并没有感到自身的存在，我们却不知不觉间陷入愚蠢的类推法的错觉，认为铁和世界也具有存在感似的。不这样的话，我们就无法证实我们自身存在的根据。肩上扛着地球的阿特拉斯，或许会逐渐认为地球与自己是同类吧。因为我们的存在感在于追求对象，只能待在虚假的相对的世界里。
诚然，当我举起某种量度的铁之时，我就能够相信自己的力量。我淌下汗珠、喘息，为寻找力量的确证而奋斗。此刻，力量化为我身之物，同时它又属于铁。我的存在感获得了满足。
不过，肌肉一旦离开铁，你便会陷入绝对的孤独，那隆隆而起的形态，只不过是如铁齿轮咬合般的虚相罢了。凉风一过，汗水蒸发，与此同时，肌肉的存在亦消失了。然而，肌肉这时将发挥它最本质的功能，它用看不见的坚硬齿轮，将人们所相信的、模糊不清的相对存在的感觉世界予以碾碎，然后变成了一种不需任何对象的透明力量的纯粹感觉。在那里，肌肉早已不存在，而我仿佛置身在透明光亮似的活力之中。
因为这种力量的纯粹感觉，是我透过书写或者知性的分析所无法掌握得到的，所以我当然只能在那里发现语言的真正相反物。
确切地说，它逐渐成为我的思想核心了。
我认为，思想的形成是从对不明确的主题做不同叙述开始的。这如同钓鱼高手试用各种钓竿，剑术家尝试挥使各种竹刀，最后找到适合自己所用的尺寸和重量的刀剑那样；换言之，思想形成的时候，需要尝试把某种尚未定型的观念，转换成各种不同的形态，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尺寸与重量之时，才算掌握到思想，思想才能成为自己所用。
当我体会到力量的纯粹感觉之时，我有一种预感，它可能内化为我的核心思想，为此我有难以言喻的喜悦，在没把它作为一种思想掌握之前，我很想尽情地与它玩耍一番。这种所谓的玩耍，就是阻碍时间的迁延与凝固，而且不断地朝形成的方向做各种尝试，透过更多的尝试，重新回到那种纯粹的感觉，然后把它确认下来。这如同狗儿获得一块骨头的心理，它受到骨头释放出的美味气息的诱惑，却又希望诱惑的时间愈长愈好，以便与骨头尽情地玩耍。
其次，对我来说换个比方，还有拳击和剑术等等，这点容后再叙。力量的纯粹感觉的另一比拟，必然像挥拳的瞬间或竹刀的劈击。因为挥拳的前方和竹刀劈击的对象，正是由肌肉释放出来的不可见之光的最佳确证。它可以说是一种对肉体的感觉器官所及的、一纸之隔的“终极感觉”的探究性的尝试。
在那里，的确有“某种物体”隐藏在虚空的空间里。就算你拥有力量的纯粹感觉，也走不到它跟前近处。诚然，艺术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表现”它。问题是，在表现上需要媒介，我则认为这种媒介语言的抽象作用妨碍性极大，因为“表现”这种行为本身即充满不确定性，人们要从这里开始探究，是不可能获得满足的。
对语言的诅咒，必然会使人想到对表现行为本身的不确定性。为什么我们在运用语言之时，总希望能够成功地表现出那“无法形容的东西”来呢？那是文体上语言的精妙排列，极度唤起读者想象力时产生的现象，但这时候读者或作者，都是想象力的共犯。而且这样的共谋做法，就是要让作品这种“物”里的不存在之“物”获得存在，人们因而满足地称它为“创造”。
在现实生活中，语言原本是作为按照理性法则廓清具象世界的混沌并带有抽象化作用的武器登场的。然而，反过来利用其抽象作用，只运用语言让具象的物的世界呈现出来，与逆流的电流很相似，这就是表现的本质。正如前述，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一个美丽的“语言的变质”，亦是与此情况相对应的。所谓的“表现”，即是回避事物、创造事物。
“想象力”这个词语，不知容忍了多少懒惰者，它何等美化了这种不顾肉体、让灵魂愈无限地接近真实便愈加逃逸的不健全的倾向。我们之所以能够对他者的肉体疼痛感同身受，全要归功于想象力的感伤性关怀，人们是多么想回避自身肉体的痛苦。此外，想象力是如何同等地把精神苦恼这种难以测定价值高低的东西加以崇高化的呢？而诸如这样的想象力的越权，与艺术家的表现行为结成共犯关系之时，便形成了作品这种“物”的虚构。这多数的“物”介于其间，就反过来扭曲并修正“现实”。其结果是人们只能像接触影子那样，未必会敢于接近自身肉体的痛苦吧。
归纳地说，隐藏在挥拳的瞬间、竹刀劈砍的对象里的东西，与语言表现恰巧截然相反，它正是具体事物本质的实在的精髓。在任何意义上，它都不是影子。挥拳的对象和竹刀之尖所刺的对象，都绝对地拒绝抽象化（更全面拒绝抽象化的具体表现），这显著的“实在”，就会抬起头来。
而那里正是隐藏着行动的精髓和力量的精髓，因为我们把这种“实在”简单地视为“敌人”。
敌人与我是同个世界的居民，我观看之时，也被敌人所观看，敌人观看之时，也被我所观看。况且这种对峙不依靠任何想象力的媒介，彼此都同属于行动与力量的世界，亦即“被观看的”世界。在任何意义上，敌人都不是观念性的。因为为了抵达观念的范畴，我们必须逐步地攀爬语言表现的阶梯，而且由于只顾凝视观念，很可能因此看不见光明，但观念也不会回头观看我们。我们所观看的每个瞬间，与此同时，被观看的世界也没有赋予自身表现的闲暇。表现者必须处在那个世界之外。这样一来，那个世界全体就无法回顾表现者，而表现者才可能被赋予闲暇观看并且可以运用语言悠闲地加以表现。然而，他绝对无法抵达“回顾实在”的本质。
换言之，隐藏在虚空里的挥拳瞬间、竹刀劈击的对象，那个回头观看我这方的敌人，才是“物”的本质。观念绝不回头观望物体。照理说，语言表现的一方，透过获得的虚构之物（作品），可以看到观念在摇曳；行动的一方，透过获得的虚构空间（敌人），可以看到物在摇曳。对行动者而言，那个所谓的“物”即是不透过想象力的媒介被迫接受死亡逼近的姿态，如同斗牛士面前的黑色公牛。
纵使如此，如果它不是在意识的极限里出现，我就不容易相信它。我模糊地感到作为意识的肉体性保障，只有受苦而已。在痛苦之中的确有其光辉，它与隐藏在力量中的光辉具有很深的亲缘关系。
任何人都经历过，所有行动的技术若没有透过反复修炼染透到无意识的世界，就不会发挥什么效力。然而，我的兴趣与它有些不同。换言之，我一方面把自己的意识纯粹实验投注在“肉体=力量=行动”这个直线上。另一方面，又借由染透无意识的反射作用，把自己的肉体的纯粹实验的热情赌注，放在肉体发挥最高难度伎俩的瞬间上。这两种相反的赌注的接点，亦即只有意识的绝对值和肉体的绝对值的接点，对我才有真正的魅力。
原本，我并不希望借由迷幻药或酒精使精神为之混乱。我的兴趣只在于意识明晰的情况下，探索到它最后会在哪个无从知晓的终点上转化成无意识的力量。如此，还有比坚持“意识”到底的举证者更痛苦的吗？的确，意识与肉体的痛苦之间互有关联，但是忍苦至终的举证者未必察觉到这个意识吧。
所谓的痛苦，往往是肉体意识的唯一保证，也可能是意识唯一的肉体式表现。随着我的肉体渐壮、更具活力，在我体内也逐渐萌生出积极的受苦倾向，而且愈来愈关注肉体性的痛苦。然而，切勿把它当作是想象力的作用，因为这是我用肉体直接从太阳和铁那里学来的。
许多人都曾体验过，无论是戴上拳击手套还是手持竹刀，出手攻击的瞬间，与其说是直接攻击敌方的肉体，不如说越准确地击中对方，自己就越感到如遭还击似的。你使出力量出手攻击对方，即会出现一个空凹，这时敌人的肉体，便准确地填补了那个空凹，准确地接受这同样的空凹形态之时，你的攻击就成功了。
在肌肉的创造过程中，力量制造出形态，形态又制造出力量，其过程很缓慢，在搏斗之中，它们以目不暇接的速度反复进行着。如光放射出的力量，摧毁形态，又不断地制造出新形态。我看见了正确美丽的形态打败了丑陋不堪的形态。在形态的扭曲中，必然会产生空隙，从那里放射出的力量的光线是混乱的。
敌方落败之时，是其自己的形态顺应我指定的空间的空凹所致，但那时我必须正确地维持自己的形态之美。其形态自身必须隐藏着极度的可变性，必须柔软无比，几乎如流动体在刹那间描绘出的雕刻。这就像持续流动的水保持喷泉的样态那样，持续的光线必须描绘出一个形象来。
因此，历经漫长时间所做的太阳与铁的修炼，即是创造这流动性的雕刻的作业，而修炼成的肉体一旦严格地属于生命，那就必须保持每个瞬间的光辉，承担起所有的价值。因此，以不朽的大理石雕刻出的人体，正是对肉体精华的纪念。
于是，死亡才在前方，一个刹那接着另一个刹那地来往奔驰。
我确实愈来愈能感受和理解英雄主义的内在精神。将所有的英雄主义视为滑稽之物的犬儒主义，本身必定有其肉体性的自卑情结。对英雄的嘲笑，必定出自男人的嘴巴，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英雄般健硕的肉体。在这种情况下，只操纵着普遍空有架势的、理论的语言表现，不表现笔者的肉体性特征（至少一般社会上认为没有表现），这是多么不诚实啊！之前，我从未听过具有英雄般躯体的男人发出对英雄主义的嘲笑。犬儒主义必然与瘦骨嶙峋或过度肥胖有关，而英雄主义与强大的虚无主义以及锻炼过的肌肉有关。何以如此呢？因为所谓英雄主义，毕竟是肉体的原理，同时又归于肉体的强壮和死亡的破坏互为对照的缘故。
自我意识要粉碎所发现的荒谬，只需肉体本身的说服力既已足够。虽说健美的肉体里有其悲壮的成分，却完全没有荒谬之物。话说回来，最终从荒谬中拯救肉体的，正是存在于健全强壮肉体中的死亡的要素，肉体的品格必须依靠它来支撑。倘若斗牛士的职业与死亡没有关系的话，那么他身上华丽而优雅的衣裳会是多么滑稽啊！
然而，当运用肉体追求究极感觉之时，其胜利的瞬间，在感觉上往往只是微乎其微。所谓“敌人”，所谓“回顾实在”，最终只有死亡。设若任何人都无法克服死亡，那么所谓胜利的荣耀，就只不过是纯现世的荣光的极致罢了。如果是这样的现世的荣光，那么我们借由语言艺术的力量或多或少还是能够得到些许类似的东西。
提及优秀的雕塑，比如德尔斐的青铜驾车者像[4]，即是永垂不朽的作品，它如实地表现出胜利者霎时的荣耀、自豪和羞赧，但就在这雕像的前方，死亡的姿影却已逼近而来。此外，它同时亦象征性地反映着雕塑艺术的空间局限性，暗示着人生最高成就的前方只有衰落，雕塑家顶多只能试图捕捉到生命的刹那而已。
如果肉体的严肃性与品格，只有包含死亡的要素，那么要到达该处的通道，理应是在痛苦和受苦的背后、在作为生命确证的持续意识之中悄然相通的。设若所谓的暴烈之死和结实精壮的肌肉，恰巧结合成“事件”的话，那么我们只能视为这是基于宿命性的美学要求发生的。但是众所周知，宿命向来很少听从美学的要求。
我少年时代并非不知道各种肉体的痛苦，但那是因为少年混乱的思绪和过度的感性，以及精神上的痛苦掺和其中的缘故。对一个中学生来说，扛着三八式枪支，从强罗到仙石原，再越过乙女岭来到富士山山麓下的原野，这样的行军必然是艰辛备至。然而，我在这受苦之中，只顾发现被动者的精神煎熬而已。我身上始终缺少主动求苦与承苦为己任的肉体性的勇气。作为证明勇气的受苦，属于远古成年仪式的主题，但所有的成年仪式又是死亡与复活的礼仪。而人们似乎早已忘却，勇气，尤其是在肉体性的勇气之中，意识与肉体存在着深刻的对抗。乍看下，意识看似是被动的，行动的肉体则似“果敢”的本质，但肉体性勇气的表现里，它的作用其实是相反的。肉体只顾退回自我防卫的机能，只有明晰的意识掌管或决定肉体的腾飞或自我放弃。
在我看来，承受痛苦，经常是肉体性勇气的任务。换句话说，所谓肉体性勇气，就是理解并试图体会嗜欲死亡的源头，这才是认识死亡的首要条件。书斋里的哲学家无论怎么反复思考死亡的问题，若没有以认识死亡为前提与肉体性勇气结合的话，那么他最终仍不可能掌握到关于死亡的本质。我要在此声明，我是在探讨“肉体性”勇气的问题，这与所谓知识分子的良心与勇气毫不相关。
尽管如此，我生活在竹刀已经不再直接象征剑的时代，而端坐着迅速拔出的真剑，顶多只是劈斩虚空而已。在剑道里凝聚着所有男子汉的壮美，但是这种男子汉在社会上已属无用之物。这与只依据想象力的艺术没有多大差别。我憎恨这种想象力。对我而言，所谓剑道绝不容许任何想象力的介入。
我觉得，没有谁比梦想家更憎恨在梦想的过程中形成的想象力了，那些深知此点的讽刺家们可能会对我的自白暗自窃笑。
然而，我相信自己的梦想终将会成为自身的肌肉。在那里生成、在那里存在的肌肉，任凭别人发挥无限的想象都会容许，但却已经不容许我自身的想象力从旁干涉，以致让我迅速了解到我所看到的人类社会。
如果成为别人想象力的诱饵，而自己不拥有所有想象力即为肌肉的本质，那么我就想进而从剑道中寻求：自己和别人都不留有想象余地的纯粹行为。有时我觉得这种愿望必能实现，有时却又认为会落空。总而言之，它就是搏斗、疾驰、呐喊的力量。
我在想，沉重、昏暗、总是均质而安静的肌肉群，到底是如何了解行为上狂热的瞬间的呢？我热爱在任何精神性紧张的高潮中都宛如潺潺溪流般的意识上的清冽。我已经不能认为狂热的赤铜，总是受到意识的银所支持，这唯独是我知性的特性。而正因为它狂热，它才是促使狂热的真正理由。因为我开始相信拥有安静特质的、巧妙沉默的、强有力的肌肉，才是我明晰的意识的根源。这种偶尔击不中防护具的打击，给肌肉带来疼痛，这种疼痛会立即压制住痛苦，进而产生一种坚韧的意识，急促呼吸的痛苦会转而产生克服狂热的力道……于是，我就这样窥视到与长久以来给我恩惠的那个太阳不相同的另一个太阳，它充满阴暗的火焰，它激情却绝不灼伤人的肌肤，它是拥有更异样光辉的死亡的太阳。
对于知性而言，在本质上，第二个太阳比第一个太阳更加危险，但是这种危险，比任何东西都更能使我感到兴奋。
……那么，在那期间，我又是如何与语言打交道的呢？
我已经使自己的文体和我的肌肉调和起来，因此文体变得柔和、自在，类似剥去多余的装饰。也就是说，在现代文明中，纵使肌肉式的装饰是无用之物，但为了威信和美貌，依然有必要维持其精致的装饰性。我不喜欢只有功能性的文体，如同不喜欢轻描淡写的文体一样。
不过，那是一个孤岛。我的肉体等同于孤立，我的文体也处于孤绝的边界。我的文体不是接受性的，而是偏向拒绝性的。我格外注重格式（尽管我自己的文体未必如此），我喜欢自己的文体像冬日里武士宅第门前的台阶那样整然。
毋庸置疑，这样的文体逐渐地背离了时代的时尚。我的文体充满对句，有着老派作风的威严感，并且也不乏品格，不论走到哪里，我都要保持典礼式的庄重步伐，就连经过别人的寝室也要以同样的步伐走过去。我的文体如同军人那样，始终抬头挺胸。因此，我瞧不起别人那种驼背歪身或弯着膝盖，甚至摇晃着腰肢似的文体。
我并不是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必须放低姿态才能看见真实的面向。尽管如此，那就由别人去尝试吧。
在我的体内，开始有一种企图：那就是要悄悄地使艺术与生活、文体与行动逻辑统一起来。设若文体与肌肉或行动规范相似的话，那么其机能显然要对想象力的恣肆予以抑制了。其结果，被抛弃的真实就不值得一提了。另外，我并不介意文体巧妙地甩开混沌和暧昧的恐怖与战栗。我决定从真实之中，只采用一定的真实，我无意要网罗万象的真实。我关心的是，敢于抛弃软弱的丑陋的真实，对于想象力的沉溺给人以病态的影响，应该运用精神上的外交辞令与它交涉。当然，轻视它的影响或等闲视之，显然都很危险。因为肉眼看不见的想象力的病态性伏兵，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从紧密排列的文体城墙外侧卑鄙地前来夜袭呢。我夜以继日地站在城墙上戍守着。在无垠而广袤的夜间旷野上，竟燃烧着一点像信号似的红色火焰。我以为它是篝火。果然，没过多久，那篝火就熄灭了。我拥有文体作为捍卫的武器，用它来对抗想象力与幕后操纵者。不论在陆地上或在海洋上，倘若是在海洋上，那我就会要求自己的文体像海员那样通宵紧张地戍守着。我最讨厌失败了。天底下有这等惨败的情形吗？亦即自己被侵蚀、被感受性的胃液从内部燃烧，最后终于丧失轮廓，整个融化成液体，甚至连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社会也全陪葬下去，自己的文体还必须适应它？
说来讽刺，杰出的艺术作品偏偏就是从那样的失败与精神死亡之中造就出来的。退一步说，就算承认这种杰作是艺术的胜利，但它仍是没有战斗的胜利，是艺术独特的不战而胜。而不论是胜利或失败，我所寻求的是战斗本身，在我心中没有不战而败，更何况是不战而胜呢。另一方面，我也知道，一切战斗本身都拥有艺术的虚伪性质。倘若我必定要为之战斗，那么我就需要在艺术上构筑防卫的堡垒，必须在艺术上出击。自己就必须在艺术上是个称职的卫兵，在艺术外是个杰出的战士。我的生活目标就是努力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战士。
过去我曾经说过，在二战后所有价值颠倒的时代里，应该恢复“文武两道”这种古老的德性。但是此后不久，我便对此德性不太关注了。后来，我逐渐从太阳与铁那里领会到（不仅要用语言描摹肉体）要用肉体去描摹语言的秘法。在我的体内，两极性必须保持平衡，如同直流电让位给交流电那样。我的内在机制就是从直流发电机变成交流发电机。虽说我把绝不兼容的东西、朝相反方向交互流动的东西藏在体内，表面上似乎要使自己分裂，其实它每个瞬间都在思考和创造那不断被破坏却又重新复活的平衡。我总是在自我内部准备着面对这种矛盾性的自我包容，面对相对抗的矛盾与冲突，这正是我的“文武两道”。
我向来就很关心文学的相反原理。对我来说，这种关心已有所结果了。对死亡的狂热希求，绝对与厌世或虚无毫无关联，反之，它与旺盛的力量和生命顶峰的光辉以及战斗的意志联结起来。倘若在这里存在“武”的原理，那么再也没有比这更违反文学的原理了。所谓“文”的原理，就是抑制死亡、兴筑虚妄，生命总是被保留、被库存起来，它与死亡做适度的混合，被施以防腐剂，制作成令人生畏的永生的艺术作品。确切地说，所谓“武”，就是花与凋落，所谓“文”，就是培育不朽之花。而所谓不朽之花，也就是假花。
所谓“文武两道”，就是凋落的花和不落之花兼而有之，这是人性最相反的两种欲求，同时它又要体现出这两种梦想的结合。这样会发生什么事呢？如果一方是实体，那么另一方就必须是虚妄，所谓通晓这两种东西的本质，知悉它的源泉，给予其秘密，就等同于一方悄悄地破坏另一方的最终梦想。也就是说，当“武”把自己作为实体，把“文”看作是虚妄之时，它将自我实体的最终证明委托于虚妄之手，将梦想寄托在利用虚妄之上，这样，叙事诗就告完成了。另一方面，当“文”把自己作为实体，把“武”看作虚妄之时，它就会在自己最终的虚构世界的顶峰，再次梦见那个虚妄，自己必须察觉到：自己之死已经不被虚妄所支持，在自己创造的实体之后，作为实体的死亡就已然降临了。这就是造访已死之人的可怕死亡。不过，他最终可以梦见不是这种死亡的死亡形态，它存在于作为那虚妄的“武”的世界里。
所谓摧毁这个最终梦想，就是逐渐知道这样的秘密：“武”所梦见的虚妄之花，终究只是一朵假花而已。“文”所梦见的被虚妄支撑的死亡，也不是什么恩宠的死。也就是说，在“文武两道”里，所有梦想的救济都断绝了，它们本来就已看出彼此的真面目，却绝不互相道破这个秘密。它们必须拥抱死亡原理以及生命原理的最终破绽并且从容自若。
人能凭着这样的理念而活吗？所幸的是，绝对形态的“文武两道”极其稀罕，因为这种理念即使得到充分的实现，也只是刹那间就结束。何以如此呢？因为这种互相侵犯的最终秘密，纵使以不安的形态，不断地被意识到或被预感到，直到死亡也仍是没机会得到证明的。可我又想，身兼“文武两道”的人，在死亡的瞬间，正是其“文武两道”那无救济的理想试图实现的刹那，这种理想会受到来自哪方面的背叛呢？因为将他束缚在这种理想而冷酷的认知中，就是生命本身的力量，因此，当死亡来到眼前之时，他就会背叛这种认知。不然，他就无法忍受死亡。
然而，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可以跟任何“认知”戏耍。它可以证明运动之中每时每刻的死亡，以及此后涌升出的爽快感。不断地从濒临破灭中得到均衡，才是认知上的胜利。
我的认知总是在打呵欠，因为它只对格外困难的和几乎不可能解决的命题才感兴趣。毋宁说，唯有危及认知本身的那种危险游戏才能吸引认知，这如同游戏过后凉爽地淋浴一样。
之前，我探询过一个胸围一米多的男人，他是如何看待外界对他的看法，以此作为我对认知的标的。对于认知来说，这显然是个棘手的课题。因为认知本来就是把诸多的感觉和直观当作线索，拨开黑暗进入其中的。不过，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线索全部被夺走，认知的主体在我这边，总结性的存在感觉的主体必须让渡给对方。
试想一下，所谓胸围一米多的男子，其存在本身就必须是世界总结性的东西，对于作为认知对象的这个男子而言，他有必要把自己以外的一切（也包括我），变形为他的感觉性外在的客体，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不进一步使这种总结性的认知倒流，那他就不可能把握其正确的形象。也就是说，这跟试图理解外国人是什么样的感觉极为相似。这时候，我们只能援用诸如人类的、普遍人性的，甚至是总结性的抽象概念，以假设的尺度去衡量。然而，它终究不是严密的认知，只不过是把最终不可知的要素原封不动地搁置下来，然后从其他共同的要素加以类推而已。这种做法使问题落空，“真正想知道的事”被保留了下来。不然，想象力就会抢风头地出现，用各种诗和幻想来装饰对手吧。
——然而，突然间，所有的幻想都消失了。无聊的认知只追求不可解的东西，后来，倏然间，这个不可解垮塌了……原来那个胸围一米多宽的男子是我自己啊！
过去以为是在彼岸的人，如今已和我在同一岸上。已经没有谜团，谜团只存在于死亡里。而没有谜团的状态绝不是认知上的胜利，我的认知的自豪感因而受伤严重，闹别扭的认知又再次开始打呵欠，再次开始卖身给曾经是那样憎恨过的想象力。于是，永远属于想象力的唯一之物，就是死亡。
可是，这有什么不同呢？如果说，前来夜袭的病态的想象力带来官能性的、放肆的感觉沉溺，而那种想象力的渊源一切都在于死亡的话，那么光荣之死与这种死有何不同呢？浪漫之死与颓废之死有何不同呢？文武两道那苛刻的不予救济，可能会告诉你这些毕竟是同样的东西；并且会告诉你那只不过是文学上和行动上的逻辑，它们都是为了抵抗死亡与忘却这种变幻无常所做的努力。
若说有不同的话，那应当归结于有无把死亡当作“能看见的东西”这种名誉观念，以及有无基于这种观念的死亡形式上的美好形象了。也就是说，有无走向死亡状况的悲剧性和走向死亡的肉体之美。人自出生以来就得面对天生的不平等，以及非常幸运和非常坎坷这样的差别，并且在“绝美而死”这个问题上不平等地被注定为幸运与不幸。只是由于现代人在生死方面几乎没有像古希腊人那样希望壮美地活着和壮美而死，因此这种不平等没有得到关注。
男人为什么只有透过壮烈之死方能与美产生关联呢？在日常生活中，男人深深受到绝不许与美发生关系的社会的严厉监视，如果你只凭男性的肉体之美，就会被看成是无媒介的客体化而遭到蔑视。一直以来，男演员这种职业绝不会获得真正的尊敬。男性被课以美的严密法则，即男子平常是绝对不容忍自己客体化的，只有借由最高的行动才能客体化，那大概就是死亡的瞬间，尽管实际上无法看见，也允许虚构“能看见”，只有这一刹那才被允许作为客体之美的存在。神风特攻队之美就是这种美，它不仅是精神之美，亦是一般男性认为的超性爱之美。而且，这时候把它作为媒体表现出来的，即是常人不敢企及的壮烈的英雄式行动。因此在那里，若没有媒体介入，客体化就不能成立。这样，对于传播美的最高行动的刹那，语言再怎么接近它，它也只能停留在近似值上，宛如飞行物永远追不上光速那样。
不，现在我想说的，不是关于美。关于美的探讨，必须浸透地来谈论这个问题，而我并不希望采取这种形式来谈论它，我想把各种观念更像坚固的象牙骰子那样排列起来，限定它们各自的作用。
且说，我发现了想象力的渊源在于死亡。尽管我日夜担心被想象力侵犯而必须加固防备，但是我仍反过来利用少年时代以来不断折磨我的想象力，并使它转化，试图用它作为反攻的武器，这是很自然的反应吧。然而，在艺术上，我的文体早已到处筑起堡垒来阻止那想象力的侵犯，因此我要那样反击的话，就必须在艺术外的领域进行。这就是我之所以开始对“武”的观念感到亲近的缘故。
在少年时代，我经常凭依窗际不断期待着从远方传来成堆的奇灾异祸。我虽然知道凭己之力无法改变世界，却不能不盼望世界自己发生改变。不安的少年迫切渴望世界改变面貌，如每天所需的食粮，没有它就无法生存下去。对于少年的我来说，世界变化的观念，就如同睡眠和每日三餐的必需品，我就是以这种观念为母胎，培育出想象力的。
后来，世界似乎改变了，又像没有改变。话说回来，即使世界改变成我所盼望的那样，也会在改变之后立即丧失它丰润芳醇的魅力。在我梦想尽头的东西，总是极端危险并以悲惨告终。我从未梦见过幸福的降临。而最适合我的日常生活的，就是每天所处世界的破灭，我感到难以生存又非日常性的，正是和平！
然而，我却缺乏对付这种环境的肉体条件。我明显地露出一种不知如何与之抵抗的感受性，只是期待着奇灾异祸的到来。当它到来之际，我不想与它战斗，只想把它接受下来。
许久以后，我发现这个最颓废的少年的心理生活，倘使他能够幸运地得到力量和战斗意志的话，那么他就会过着武士般的生活。这是一种奇妙而令人目眩的发现。那时候，我就能够有机会反过来运用这种想象力，并将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死亡是日常性的，同时又是不言自明般的生活。对我而言，设若这种生活是唯一的“自然世界”，而且这种“自然”借由人工构筑，最终是不能获得的。但如果透过极其非独创性的义务观念，反而能轻易地获得的话，那么自然而然，我就会逐渐被这种诱惑所吸引，甚至企图把自己的想象力改变成“义务”。恐怕没有比对死亡、危机和世界崩毁的日常性想象力转化为“义务”的瞬间，更令人目眩的了。为此我必须培养肉体、力量、战斗意志和斗争技巧，只要用过去培养想象力的同样手法去培养就已足够。因为想象力与刀剑都是培养和亲近死亡所需的技巧。而且，这两种东西都是越尖锐就越能把自己引向毁灭的方向。
磨炼自己对于死亡与危机的想象力和磨剑具有同样意义。回想起来，这种任务很早以前就从远方呼唤着我，但也许是因为我无能和胆怯，故意避开了。我每天都将死亡放在心上，面对可能的死亡，收敛着每个刹那，把对最坏事态的想象力放在与面对荣光的想象力同样的位置上……如此，我把长久以来在精神世界里内化的思想转移到肉体的世界就足够了。
正如前述，为了接受这种粗暴的转化，即使在肉体的世界里，我也同样努力不懈地做出随时都能够接受的态势。于是，我内心产生了一种“一切都可能被回收”的理论。因为它揭示出自己与时间共同成长，又每时每刻都在衰退，那被封闭在“时间”里的囚犯——肉体也可能被回收。因此，我有此连“时间”本身也可能被回收的想法，并不足为怪吧。
对我而言，“时间可能被回收”，意味着过去无法完成的绝美之死将立即成为可能。而且，我在这十年间，学习了力、受苦、战斗、克己，甚至学会带着喜悦来接受这一切的勇气。
我开始梦想成为一名坚强的战士。
……谈论无须任何言语的幸福，都是相当危险的事情。
然而，由上所述，应当可以理解想要唤来我所谓的幸福，必须符合多项极其麻烦的条件，以及完成极其复杂的程序。
在那之后，我度过了一个半月短暂的军旅生涯，这段经历带给我种种幸福的吉光片羽。在我看来，似乎在最无意义、最非军队性的瞬间中，我尝到了一种永志难忘的完整幸福感。我非得把这种幸福感写出来不可。尽管身在军队这个团体里，但这种至高无上的幸福感，总是趁我形单影只的时候朝我袭来，我的人生经常出现这样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