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增长率出现明显下滑趋势，全球贸易增速也有所放缓，特别是2015年全球贸易增长同比下降11.8%，为2009年以后首次出现的较大幅度萎缩。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我国与全球经济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日渐紧密，全球贸易持续低迷势必影响我国外贸发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周期性因素造成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结构性因素使然，如全球价值链收缩等。随着国际市场需求的逐步萎缩，我国外贸环境日趋严峻，劳动力、土地和原材料等生产成本日渐提高，如何寻求新的切入点，以促进我国外贸发展，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顺应地区和全球合作潮流，契合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需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提出的重大倡议和构想。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一带一路”建设由此掀开了世界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新篇章。“一带一路”是世界上地理跨度最大的经济走廊，连接亚、欧、非三大洲，沿线65个国家总人口达到44亿人，约占全球的63%；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占全球的29%。“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外贸发展进入重要战略机遇期，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商务部制定并颁布的《对外贸易发展“十三五”规划》（商贸发〔2016〕484号）提出，要抓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推动大型成套设备及技术、标准、服务出口，加快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提供了机遇，是国际合作的新平台，也为实现与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发掘我国外贸发展潜力、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机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形成更高水平的开放格局，“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机遇，也是中国发展惠及亚洲、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渠道。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积极参与，不断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深化发展多边经贸关系和区域经济合作，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持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催生了世界经济新格局，共建“一带一路”效果不断显现。在中国和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从无到有、由点及面，开局良好、效果已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不乏发展势头良好的新兴经济体，我国与有关国家经贸合作水平不断提高，贸易往来持续扩大，贸易结构不断优化，贸易新增长点逐步培育，为各参与方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2013—2019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额超过7.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4.3%，高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增速；2019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额占我国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29.3%；2018年，我国同“一带一路”周边28个国家进出口贸易额比2012年增长25%，超过我国同美、欧贸易额之和。由此看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流量和贸易潜力不容小觑。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五通”之一，贸易畅通是构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内容。为了促进贸易畅通，自2013年以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如加快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建立跨境经济合作区、与沿线国家签署或升级贸易协定、举办多个国际性的博览会、大力简化进出口程序、推动投资贸易体制机制的创新，以此降低贸易壁垒，消除贸易合作的障碍，从而大力推动“一带一路”贸易的发展。截至2020年5月，中国政府已先后与138个国家、30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对外贸易依然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国际市场需求缩小；中美贸易摩擦加剧，贸易环境恶化；生产成本上涨，企业利润降低。为了促进我国外贸发展，提升外贸竞争力，有必要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开展对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发展前景的研究，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这有利于引导我国的优势企业“走出去”，构建我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进一步促进我国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我国的开放水平，并可以使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增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的竞争力，吸引更多的外部资金，促进我国外贸的持续健康增长、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同时对于建设贸易强国，实现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竞争优势、增长动力、营商环境及全球治理中的地位等方面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对外开放和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新思路，其包含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等内容，正是丝绸之路文化内涵的体现，也是中国倡导的新经济全球化模式内涵的体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有助于完善对外开放新格局（盛斌、黎峰，2016），有利于提升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优化区域开放结构（申现杰、肖金成，2014）。

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将给沿线国家带来双赢的结果。卢锋（2015）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为中国经济开拓更具全方位特点的开放格局，有利于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谋发展，获得更广泛利益。沈铭辉（2016）认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境外经贸合作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我国企业更加直接地参与国际竞争。“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沿线国家开展交通基础设施等项目合作，可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奠定良好开局（杨思灵，2015）。李新和张鑫（2016）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形成国内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新格局和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不少学者结合“一带一路”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推进沿线国家的贸易发展可以起到积极作用。孙楚仁等（2017）利用1996—2014年的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对外出口的影响，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高了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总量，且对出口产品数量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出口产品价格的影响。综合资源、位置、环境、文化等因素，徐梁（2016）通过分析“一带一路”沿线3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在国家层面对要素禀赋结构与动态比较优势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将会为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稳定的动力。邹嘉龄等（2015）利用2014年中国海关统计数据以及2010年中国30个省区市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相互依赖关系，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依赖程度加深，同时呈现出不对称性。

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在新兴经济体经贸合作和群体化发展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就“一带一路”沿线的新兴经济体而言，根据湛柏明和贾净雪（2018）的解释，“一带一路”沿线新兴经济体可以界定为中国与埃及、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波兰、俄罗斯、泰国、土耳其等12个国家。桑百川等（2010）的研究认为我国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对外贸易比重迅速上升，拓展与深化新兴市场是中国开放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拓展与深化新兴市场战略，应根据我国与新兴市场之间的贸易合作潜力状况，有重点、有次序地渐次推进，从确定重点对象市场，建立贸易促进体系，提出具体的促进进出口举措，促进服务贸易的举措，实行配套的促进出口的投资策略和促进贸易的FTA策略等方面着手拓展新兴市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保护知识产权、创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将使中国对外贸易迈上新台阶。从长远看，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更多依靠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拉动。但就当前而言，对外贸易仍然是中国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保持其稳步发展与优化升级，无论是对扩大就业、增加国家税收，还是缓解资源能源约束和带动产业发展等各个方面，均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中国应顺势而为，抓住“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外贸转型升级与提质增效所创造的战略机遇，采取适当的贸易发展策略，推动中国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

本书将“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外贸发展两大主题融合在一起，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其中的主要新兴经济体为突破口，深入分析中国与沿线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发展状况、面临的挑战和潜在风险，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与沿线新兴经济体积极开展双边经贸合作，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促使新兴经济体发展模式朝向更加具有整体性、群体性和系统性的方向转变，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同时带来如下三方面效应：

第一，在“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兴经济体集团化、群体化建设的背景下，中国积极拓展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将加快“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从宏观框架设计向微观具体实施转变，以沿线国家尤其是沿线新兴经济体为突破口，有利于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找到一条落实“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建设的优化路径。

第二，“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与新兴经济体群体化的共同建设将为后危机时代我国大力发展货物和服务贸易，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的经贸合作提供新方向与新思路。

第三，尽管我国贸易规模增长比较迅速，但是在贸易质量和效率方面，相比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还存在一定差距。全面研究“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国对沿线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双边贸易的相关问题，不仅能够为我国外贸政策的制定提供合理、科学的客观依据，同时也有利于提升我国出口竞争力。

相较于以往的文献及研究，本书的分析思路更开放、角度更全面、结构更完整。本书拟全方位、多层面地对国家经贸合作现状、潜力与发展前景进行对比分析，为“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开展对外经贸合作提供新方向，在世界经济新体系和全球治理新体系构建和变革中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