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　政策层面

（1）城市规划

学术界关于城市形态对居民直接和间接碳排放的影响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其中Lee等（2014）提出美国应该建设紧凑型和交通友好型城市；Dai等（2012）指出中国城市布局需要更精细地设计，以减少不必要的交通需求；Qin等（2013）的研究表明，更高的建筑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公共交通的邻近度和职住平衡是家庭碳减排规划的重要指标；Ye等（2013）除了关注社会经济因素以外，还指出家庭碳排放与绿色空间和水体面积呈负向相关，在城市规划中应该重视，尤其是沿海城市。Jain等（2016）提出在大都市的中心城区应优先发展公共交通设施，而在小城镇的中心区应优先发展非机动交通设施（因为居民出行大多不超过5千米）。

（2）环境保护政策

减少家庭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障碍一方面是缺乏资金投入，另一方面是缺乏相关信息（Hamamoto et al.，2013）。Zhao等（2012）指出高投入成本是中国居民家庭选择节能设备和可再生能源产品的主要障碍，减税比无息贷款要更加有吸引力，因此合理的碳税减免的相关政策在节能产品中应引起重视。财政惩罚措施可以体现在排放成本的增加上。Hamamoto等（2013）指出在日本，附加于商品上的高碳价可以推动消费者采用耐用品，从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Liu等（2011）提出中国政府应该制定相关政策，通过对碳强度高的商品附加高碳税来征收家庭二氧化碳排放税（HCE tax）。Feng等（2010）调查了中国不同收入和生活方式家庭碳税的分布效用，指出低收入家庭的居住相关的碳排放税收比重最大，其中因住房产生的碳税占较大比重，政府应该对其损失提供一定的补偿。此外，政府需要强制要求各类能耗设施设备拥有明显的能耗标识。

在具体政策和制度探索方面，Niemeier等（2008）构建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家庭碳交易系统，包括四个主要部分：政府对家庭的分配、家庭之间的交易、家庭对公共事业公司的交易、公共事业公司对政府的交易。在碳循环方面，根据Revell等（2014）的分析，通过安装一个简单的节能措施可以进行大量的碳储存，从而每年平均减少3%的家庭碳排放。此外，Zang等（2015）通过对山西1995—2014年家庭直接能耗碳排放进行分解分析，提出制定严格的离婚程序，鼓励城市中的中年人与孩子、父母居住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