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带一路”倡议的千年雏形：北线、中线、南线的“反E型”路线图

结合前述的分析，古代中国与中亚、欧洲等国的交往路径大致有三条：

一是“北线”。也就是汉代击溃匈奴后，北匈奴逃跑的路线。后来宋元交替之际，成吉思汗麾下的蒙古军队，一直攻打到多瑙河畔，也大体就是循着这条路线。这条路线就中国本土的早期发展而言，其实际价值大多属于传说性的，其对西方文明发挥作用的机制也是间接的。或因北方游牧帝国强大后的向西征伐，或因游牧民族战败而溃逃，均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连锁反应特点。但是，其影响却不像多米诺骨牌效应那样颇具规律可循，更加类似于台球比赛中的“撞球效应”。诸球连环相撞后，到底会去向何方，即便是高手也往往难以预料。从这个意义上讲，但凡经由“北线”而发生之东西交流事件，往往是震古烁今、影响千年的。(15)

二是“中线”。系由张骞、班超等开拓的古丝绸之路，东汉佛法由白马西来、唐玄奘西天取经等，均发生在这一条全世界最为著名的丝绸之路古道之上。

三是“南线”。就是王玄策出使印度的路线以及古代西南地区的“茶马古道”。抗日战争时期的滇缅公路补给线，也是这条南下的路线。公元12世纪初叶，宋室南迁，建立南宋政权，由于金、西夏、吐蕃、大理等国阻隔，丝绸之路断绝，转而大兴南洋海上贸易，也就是今日所称的“海上丝绸之路”，(16)总体上也可归入“南线”的大概念之中。

这三条路线的历史形成，系中国山川形势使然。中国地势大体西高东低、河流多自西向东入海（中国甚少南北走向的河流，也无向西之河流，隋朝开凿运河，也正是这个缘故），向西路线多为崇山峻岭、沙漠戈壁、深谷激流所阻绝。因此，尽管历时千年，这几条东西方向的通道仍旧具有很强的现实价值。这三条“北上、西出、南下”的路线呈“反E型”，这是千古以来，中国文明主动谋求向西发展，或其向东发展过程因各种原因而略显顿挫之际，或主动或被动地开启的经济文化交流新通道。应该说，这三条路线中的“中线”和“南线”，已然大体勾勒出当下“一带一路”国家倡议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