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汉口保险业研究:1912—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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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本书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一、选题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近代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急剧变化的时代。可以说,没有近代的变革,就没有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民主的今天。研究近代历史可以让我们总结历史发展规律,了解现实,更好地探索中国发展道路。

中国保险史是中国保险业发展的理论反映,保险业的发达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也是衡量民生的一个重要标志。1933年,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就曾撰文指出“保险业已成为经济界的四大事业之一”。(1)保险业在中国经历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主要历史阶段。“中国近代保险史是一部多元发展主线和多元主体(中国民族保险业、官僚资本保险业、外商保险业以及革命根据地保险业)并存的历史,也是一部西方保险商力图控制和垄断中国保险市场的历史。”(2)从1805年中国近代保险业诞生直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保险事业大都操之于洋商,而中国民族保险业只不过是蹒跚而行、举步维艰。仅上海一地每年被吸收之保费就在2000万元至3000万元之数,而华商保险公司只有19家,不过占200余万元之谱,外溢之数实足惊人。1934年,据宁绍人寿保险总经理胡咏骐的统计,我国有4亿多人口,投保险者约为12万人,只占全国人口的万分之三。而美国1亿人口,投保险者为6000余万人,约占美国全国人口的60%强。(3)另据统计,“1936年10月,我国寿险公司保额约4000万元,每十个国民仅摊到1角钱。而同一时期美国每人约1600元,日本每人100元”(4)。直至抗战胜利以后,民族保险业才逐渐在数量上超过洋商保险业,但终因实力较弱,不得不在分保等方面仍依赖于洋商。

追古抚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险业获得了长足发展。据中国银保监会统计,2016年我国原保费收入30959.10亿元,同比增长27.5%;总资产151046.5亿元,同比增长22.2%;赔款支出10481.48亿元,同比增长20.84%。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率在5%~6%,远远高于银行存款和国债的收益率水平。2016年我国保费收入已经超过日本,排名世界第二,比2008年上升了7位。保险已成为服务“一带一路”这个长链条上的重要一环。(5)

保险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能够通过风险分摊原则为个人的生命、财产提供保障,使得这种损失能由社会轻易承担,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定,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中国当前保险业取得的成就,离不开深厚的历史底蕴。而民国时期恰是保险业发展繁荣的关键时期,(6)民国时期保险业的发展奠定了中国保险业的基础。这是本选题的历史背景。

汉口、汉阳、武昌并称“武汉三镇”,而汉口在清末民初之时就是国际知名的大都会,被称为“东方芝加哥”,从国际上看是一座相对独立的商业城市。当时的金融业和大多数保险公司皆集中于汉口,很多史料也都使用单独称呼。在行政沿革上,自1926年12月汉口建市,在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都为“汉口市”或“汉口特别市”,而武昌则为单独的城区,被称为武昌城或武昌市。汉口开埠以后,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快速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商埠。随着内外贸易的发展,汉口金融市场得以迅猛发展,清末民初时期,汉口成为与上海、天津、广州并称的四大金融中心之一。(7)为了去繁就简,本书将研究对象选择为汉口。

使之居今而知古,鉴往而开来。

二、研究意义

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表明,要了解现实、把握现实,并预见未来、开拓未来,就必须深入地研究历史,以史为鉴、继往开来,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今天的保险事业无一不是在昨天的保险事业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进一步整理中国保险业的文化遗产尤其是民国时期的保险业发展史,努力吸取历史营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既有利于推动当前保险事业的发展,又可惠及后代子孙。此外,这也是当前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意义极为深远。

(1)“欲知大道,必先治史”。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对保险史的研究,有多种版本的保险历史书籍[如保险史学专家颜鹏飞教授于1988年就翻译并出版了H.A.L.科克雷尔和埃德温·格林撰写的《英国保险史(1547—1970)》],并且国外各个保险公司也都争相撰写和出版自己公司的发展史,著名的如怡和洋行、友邦保险、美亚保险等。我国的保险业起步较晚,而且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有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断层。当前,中国近代保险史的研究远远落后于中国现代保险业理论与实务的研究,无论从成果的数量方面还是质量方面,都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甚至有的学者断言“保险史的研究依然处于拓荒阶段”。汉口作为近代中国四大金融城市之一,地位仅次于上海,而与天津、广州相伯仲。(8)彼时汉口交通便利、商业繁荣,华、洋保险商皆集于此,和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都在汉口设置洋行或保险公司开展业务。这样在近代保险史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汉口,其研究领域竟无人涉足,遗憾之至。因此,笔者不揣浅陋,深入各地档案馆翻阅大量的原始档案,以期能澄清事实,接近历史原貌,在为中国保险史的研究增添些微资料之际,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从为这段历史拾遗补阙的角度来讲,研究汉口近代保险史在经济史学的层面上也显得尤为有意义。

(2)本书将研究内容定为“民国时期汉口保险业研究(1912—1949)”。首先,让人们了解民国时期汉口保险业诞生和发展的基本情况,为全面、客观地认识民国时期的武汉近代史提供必要的帮助;其次,通过研究民国时期汉口的保险业及其发展特点,可以为我们全面掌握武汉的近代化过程尤其是中国保险事业的发展历程提供一个较好的视角;最后,在深入分析这一历史时期汉口保险商业同业公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之余,揭示出二者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民族保险业发展历程的艰辛。以上种种,都在于能够将经济学和史学完美结合,从事实出发,更好地发挥史学研究的功能,努力寻找影响保险业发展的因素和问题,为当前中国保险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