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国外研究

2.1.1　水产方面的研究

（1）经济效率方面

水产经济效率是早期学者关注的重点，如网箱养殖系统的技术经济效率（Huguenin和Ansuini, 1978；Huguenin和Rothwell, 1979）[12][13]、三文鱼养殖的经济效率（Aiken, 1989）[14]、挪威水产养殖业的最优规模（Salvanes, 1989）[15]。Shang（1985）[16]的贡献在于提出一个水产养殖经济研究的总体框架，认为该领域的研究应当从微观（养殖者、企业的管理措施及影响运营的效率）和宏观（水产养殖经济的总体情况）两个层面展开，为国家制定产业政策及发展战略提供依据。Bacon（1995）[17]以计算机系统模拟的方法，对小规模养殖系统在不同养殖密度、产出价格、外部债务水平条件下的成本收益净现值、内部收益率等进行了模拟分析，揭示了此类系统的经济可行性。Mazid（1995）[18]使用取材于孟加拉国的三种饲料对鲤鱼养殖的成本收益进行了实证研究。Erlend（1997）等[19]则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对耕海牧渔的可获利性进行了综合评价。这些研究从不同地域或养殖方式揭示了水产养殖的经济效率和影响因素，为发展水产业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2）养殖环境方面

随着全球人口增长对水产蛋白的快速需求与环境特别是水域环境恶化的制约逐渐成为水产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现实矛盾。Chung（2004）[20]研究亚洲水产养殖产业面临的挑战，认为近些年亚洲水产养殖产量增长缓慢，原因在于总体管理水平低和环境严重恶化，而病害问题、清洁用水短缺、污染物不能完全消灭是造成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并据此提出实现亚洲水产养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即通过生态系统分析、风险分析、关键点控制（HACCP）及其他有效的分析来完善水产养殖产业的管理方法。Focardi（2005）[21]认为水产养殖业的可持续和长期增长应该涉及生态良好的实践和适当的资源管理，随着水产养殖过渡到一个食品生产部门，适当的评估和控制环境影响以及食品安全意识变得越来越重要，较为简单的能够监视发展环境对生物影响程度的工具是必需的。José等（2014）[22]通过实地调查收集信息用于测量评估贝类养殖的脆弱性与细菌污染程度，认为由于产业受到不同生态系统的污染，相关商业禁令可能对贝类养殖企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Robert等（2014）[23]基于生物多样的考虑，提出水产密集型养殖终将被半密集型养殖所代替，并提出了一些建议，以促进半密集型水产养殖发展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减小水产养殖从密集型向半密集型的转化过程中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程度。

（3）产业发展方面

Balarin等（1988）[24]对水产养殖业发展规划问题进行了研究。Lewis（1997）[25]研究孟加拉国能否有效地通过发展水产养殖业来改善国民生活，分析得出当时资源贫乏的农民生活并没有因为该国实施的水产养殖政策而有明显改善，原因是制定的水产养殖发展政策与其核心理念存在矛盾。Hector（1997）[26]介绍了美国和欧盟在水产养殖与加工生产中实施的HACCP制度，分析HACCP制度与FAO、WHO有关条款之间的联系，提出水产养殖业可以通过实行HACCP制度来推动进出口贸易的战略观点。Anamarija（2003）[27]回顾全球水产养殖业在过去10年中的发展，并给出若干天然沿海栖息地的可持续水产养殖活动的案例，认为可持续水产养殖不仅要使利益最大化，而且还要减少由积累所造成的损害，以及其他类型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Galland和McDaniels（2008）[28]用英国哥伦比亚的三文鱼产业作为研究案例，根据其管理过程的演化经验，揭示了新的产业背景下产业政策是如何产生和演化的，同时对加拿大贝类养殖产业的政策进行客观评价，解释了政策将如何在新的产业背景下得以演化的特定机制。Kumaran（2012）[29]在公共资助的渔业推广服务被指责是印度水产养殖发展缓慢的背景下，通过多维组织分析调查研究，发现具体干预措施优化推广服务以推动印度水产养殖的快速发展，并建议渔业和水产养殖推广服务进行功能整合，加强渔业部门与农场领袖和渔业专业合作社的合作，使渔业和水产养殖的推广服务更为行之有效。Stefano等（2014）[30]研究了4个亚洲国家的养殖价值链的升级轨迹，价值链管理的升级与协调机制、驱动程序的类型、国内法规三个因素之间的联系。他们发现动态的价值链是罕见的，价值链的驱动和国内监管框架是升级的主要推动者。Maria等（2014）[31]通过研究海洋水产养殖的监管框架、分析与水产养殖有关的环境保护工具和与利益相关者进行访谈等方式，以塞浦路斯海水养殖业为例，从政治生态学的视角，对其用海权被垄断的状况提出质疑。Gesche等（2015）[32]认为“蓝色革命”的失败是一个全球性的冒险，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都在试图支持水产业发展，以改善食品安全问题，提高人们收入，保护生态环境。他们提出一个概念——“人与政策之间差距”，认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有助于水产业的发展，主张水产养殖政策的制定应平等对待生态、经济和社会等方面。Peter等（2015）[33]以2013年水产养殖政策为例，效法南澳大利亚水产养殖区划的系统方法，认为这种方法对于南澳大利亚未来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十分重要。

可见，水产方面的国外研究，早期主要为技术经济分析，后逐步向环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资源的优化配置、产业发展战略与政策、水产市场及其绩效等多领域拓展，水产养殖学与经济学、环境科学和社会学等交叉学科领域的研究有所增加，这为牡蛎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