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上吧！”

列昂名叫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职业为革命家，此君逃离沙俄帝国的魔爪后，先后遭到奥地利、法国和西班牙的驱逐。尼古拉的名字是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他比托洛茨基早到美国几个月。这位28岁的编辑热情似火，经营着一份号召人们起来进行武装斗争的报刊《新世界报》（俄文作NovyMir），出版发行地位于圣马克广场的一座赤褐色砂石建筑内。由于远隔重洋，再加上1914年开始的世界大战将欧洲弄得支离破碎，革命的准备工作难以开展。现在两人终于安全相会了，可以开始有条不紊地为俄国革命做准备了。革命迟早会到来，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还有大量的筹备工作要做。当前的时间为1917年1月。

在纽约，社会主义者随处可见，但托洛茨基认为他们不够凶悍。有车阶级是哪类社会主义者呢？他很赞同纽约是资本的堡垒——它在资本主义走向更高阶段的道路上一马当先——的观点，马克思应当也是这么认为的，资本主义者反而不这样想。托洛茨基对“定居在敌人心脏地带”的想法欣赏有加。

“在纽约，社会主义革命是我的唯一事业，”他日后写道，“在那些日子里，我干的事儿和私酒商人一样无可指责。”

但是，他们还是在布朗克斯区的维斯大道找到了住处。公寓配有几盏电灯、一个煤气炉、一间浴室、一部电话（谢廖沙和列夫这两个男孩对它爱不释手）、一部电梯，甚至还有一条用于倾倒垃圾的坡道。管理员是个黑人，手脚不太干净，但他的作案对象是房东，不是租客——托洛茨基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及此事时带着赞许。两个男孩都上了学，很快学会了英语，热爱着这座远离硝烟的喧嚣都市的一切。

纽约的物质生活实在是太富足了，何况还有强有力的改革运动推动着它向前发展。但托洛茨基不为所动。他在《新世界报》上写道：“我离开了在血泊中打滚的欧洲，但我是带着一种信仰，一种革命即将到来的坚定信仰离开的。当我踏上这片历史悠久的新大陆的时候，完全不曾为民主‘幻象’所迷惑。”

你不能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而改变自己的主张。你必须砸烂整个旧制度，再砸烂整个旧世界。你需要的是一场革命。欧洲可以说已被世界大战折腾得虚弱无力。大战已然加速了历史进程。无论纽约的幻象多么诱人，欧洲才是未来。

就这样，当儿子们每天无师自通地从布朗克斯的新朋友那里学到最新的俚语时，职业革命家先生乘着“区间特快”列车从第174大街前往亚斯特坊广场。他更愿意将纽约抽象地理解为“一座单调而虚幻的城市，资本主义自主性的体现，这里的街道是立体主义的结晶，这里的道德哲学是美元的哲学”。他曾写过自己想扮成衣衫褴褛的老者在圣马克广场的垃圾桶内翻找腐烂面包皮，以这种方式观察这座城市，但他只是想想，并未实施。他并不热衷个人观察这种事。“纽约之所以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它比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都适合作为这个时代的标志。”

那么，1917年的前几个月纽约到底发生了哪些事？粮食骚乱是其中之一。托洛茨基注意到了这件事，但他并未利用它来煽动暴力，而是选了别的事。一系列综合因素导致了粮食的普遍短缺，接下来粮价便顺理成章地被人抬高。如果遥远的欧洲没有战争，这事也不会发生。与此同时，自世界大战于1914年爆发起，美欧之间的贸易蓬勃发展，财富如潮水般涌入纽约。1913—1916年，美国的出口总额从23亿美元激增至43亿美元。而到了1917年，这个数字已达63亿美元，当年美国的贸易顺差超过30亿美元。美国对英出口额比对德出口额要高上1 000倍。

战火已在欧洲燃烧了31个月——这场旷日持久的暴力冲突的严重程度堪称史无前例。正如某个俄国人所说，战争狂魔已将整个欧洲大陆奴役。从比利时到瑞士，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数百万人身心受创，还有数百万人命赴黄泉。就连阿尔卑斯山南麓地区——这片土地被工业时代的高爆炸药炸得支离破碎——亦被祸及。然而在纽约，四季仍在轮回交替，阳光依旧明媚无比，各式各样的人——不安分的人、爱吵架的人、温良敦厚的人、野心勃勃的人——的生活也仍在继续。对于他们而言，战争只是远隔重洋的壮观场景。但大西洋真的宽广到无垠的地步吗？在美国人看来，世界的痛苦与在大洋彼岸安然度日的他们无缘，但这样的日子还能持续多久？

毫无疑问，这座城市是个杂乱无章的矛盾结合体。全世界最高的摩天大厦——57层高，于4年前落成的伍尔沃斯大楼——矗立在这里，而下东区那层层叠叠的廉租房也坐落在这里。鳞次栉比的巧克力色褐石建筑沿着曼哈顿的十字街头排列成行。这里既是金融家J. P. 摩根（J. P. Morgan）的天然生意场，也是激进的《大众报》（The Masses）编辑马克斯·伊斯门（Max Eastman）的工作场所。南方黑人在哈莱姆区（Harlem）定居，一直不断的意大利天主教徒及俄国犹太教徒的移民潮已因战争而停止。在上东区的约克维尔，德裔美国人阅读着德文报纸，享用着德式餐馆里的醋焖牛肉和果馅卷饼，爱尔兰裔美国人为政治权力争斗不休，出身西西里的犯罪团伙则已经开始集聚新势力。卡茨基尔输水管道（The Catskill Aqueduct）将于几个月后开通，这一巨大的公共工程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北部的清洁用水。房地产开发商将目光投向更加宽敞的外区。

纽约污秽、拥挤，对神明的启示不理不睬，却总是在追名逐利。就在6年前，发生在三角内衣厂（Triangle Shirtwaist Factory）的大火共夺去了145个犹太人和意大利人的生命，死者大多是在那里工作的妇女，当时的情景触目惊心。位于第五大道的公寓的气派程度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城市的住宅。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于1917年提到这座城市时称：“各种力量在这里野蛮滋生。”

寒冬时节，滑冰者涌向中央公园；夏季，科尼岛吸引着数百万游客的到来。可供纽约人选择支持的棒球队有3支，一支在布鲁克林，两支在曼哈顿，不过只有巨人队的战绩要好一点儿。其他地方的人们以怀疑的眼光看待纽约的社会变革、纽约移民、纽约的奢侈生活、纽约艺术、纽约所拥有的能量以及纽约式的价值观。华尔街则是举国嫌恶的对象。

在不埋头于《新世界报》的出版工作时，托洛茨基马不停蹄地参加着一个又一个会议——上至哈莱姆区，下至下东区，甚至远至费城。他与纽约社会党领袖莫里斯·希尔奎特（Morris Hillquit）讨论争辩。他与尤金·V.德布斯（Eugene V. Debs）进行了一次友好的会面，后者以社会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了1912年的总统竞选。他撰写了大量俄文文章，并用俄语和德语发表演说，试图在华尔街的阴影中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王国，也试图在俄国煽动革命。沙皇帝国——专制独裁、腐化堕落，厚颜无耻式的愚蠢是其统治阶层的特征——已经在国内培养出了整整一代的革命者。美国人从俄国对本国犹太人的处置手段中学到了一个词：“大屠杀”（pogrom）。但除了那帮来自俄国的流亡者外，没有一个美国人对俄国的命运表现出哪怕一丁点的兴趣。

这一切都将在3月中旬被改变。这次改变将突如其来、出人意料、令人震惊。在没有从托洛茨基或其他赤色革命分子——他们自称布尔什维克——那里得到任何帮助的情况下，革命在俄国首都彼得格勒（圣彼得堡的旧称）爆发。人们揭竿而起。这场起义将铸就一个新的俄国，同时它也给美国人呈现了被许多人视为机会的东西——重塑世界。在太平洋的这一端，旧俄政权的垮台被誉为斗争道路上的一次大跃进，而斗争道路的终点则是让世界沐浴在民主的光辉之下。

托洛茨基不得不奋起直追。俄罗斯已燃起激情，如今必须努力将革命推动至下一阶段。9岁的谢廖沙患了白喉，但现在已有所好转。一想到要回国，托洛茨基夫妇就兴奋不已。父母的热情让谢廖沙也受到感染。

3月26日，托洛茨基一家动身前一天，谢廖沙出去散步——他没有回来。托洛茨基简直要疯了。他在颠沛流离中奋斗了这么多年，为的就是最终有这样一天，自己能为建设新世界而献身。如今谢廖沙踪影全无。托洛茨基的妻子娜塔莉亚·谢多娃（Natalia Sedova，即前文的娜塔莎）一面收拾行装，一面担心不已。在过去的时光中，她已有过多次这样的经历。

他们计划搭乘轮船——敢于以自己为赌注，与当时在海中四处潜行的德国U型潜艇捉迷藏——横渡大西洋。倘若托洛茨基没能搭上这艘船，革命洪流还将继续，但他的戏份就没了。3个小时的时间在“焦虑不安”中过去——托洛茨基是这么形容这段时间的，但他对自身革命抱持的忧虑之情或许不亚于他对儿子人身安全的忧虑之情。

就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声响了。“我在这儿。”说话的是谢廖沙，他当时正在离这里很远的一个警察局。他显然还记得父母的电话号码。托洛茨基夫妇后来发现，这个男孩决定在离开纽约前解决一个一直在困扰他的问题：如果维斯大街不远处是第174大街的话，会不会有个第173大街连着它？如果他一路走到底的话，能否走到第1大街？但革命家的儿子尚未查明真相，警察就找到了他。谢廖沙将自己的所在方位告诉了父母，他们立刻一路狂奔去找他，而此时谢廖沙正在警察局里，一面与一个身材高大、身穿带铜纽扣的蓝色短上衣的纽约警察下西洋跳棋，一面乐滋滋地咀嚼着一块黑色口香糖。谢廖沙——谢尔盖·利沃维奇·谢多夫（Sergei Lvovich Sedov）的美国化进程在这一天画上了句号，但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双亲都无法确知这一点。第二天早上，他们登上了前往加拿大的船，而后从那里取道前往革命中的彼得格勒，踏上了改造世界之旅。甚至在离开美国的时候，托洛茨基还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到这里。

3月初发生在纽约的粮食骚乱以一种怪异的形式，映射了彼得格勒那场将沙皇赶下台的斗争的最初情形。愤怒的妇女动手打砸停放在斯坦顿和休斯敦大街的手推车。在第114大街和第一大道，一群暴民丧失了理智。另一群暴民强行进入布鲁姆大街和诺福克大街交界处的一座犹太会堂，但被警察驱散，10人被捕。被控哄抬物价的食品杂货店遭抵制。200个妇女组织的代表举行了一场集会，决定敦促市政府绕开零售商将食品直接出售给消费者。市长约翰·珀罗伊·米切尔（Mayor John Purroy Mitchel）收到数以千计的请愿书，其中一些声称人们正在挨饿。乔治·帕金斯（George Perkins）——他是市长的食品委员会的主席，也是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朋友——强烈要求富裕人家减省购买食品，以便给其他人多留一点儿。卫生专员在拉菲逸大街（Lafayette Street）——离托洛茨基的办公地点只有几步之遥——的克林顿大厅（Clinton Hall）向2 000名来自东部的家庭主妇演讲时，建议她们给家人吃稻米和玉米粥，结果他差点被人嘘下台。“专员抓紧了自己的帽子和外套，但社会党律师雅各布·潘肯（Jacob Panken）让妇女们安静了下来。”报纸如是报道。

一些官员很想知道“外国”间谍——也就是德国人——是不是这次粮食短缺的幕后黑手。美、德两国已于2月断交，打那以后，德国人将几艘倒霉的、同协约国做生意的美国船只送进了海底。美国铁路协会（The American Railway Association）否认缺乏货运火车是引发粮食危机的原因——但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真正的原因。到了1917年，由于战争导致货运量激增，美国铁路运输系统开始走向崩溃。当年伊始，运营中的铁路长度即达254 000英里，可谓前无古人——或是后无来者（即使到了今天，运营中的美国铁路也只有约140 000英里）。但美国人没有足够的箱车，而现有的箱车却在东部海岸的港口堆积如山：自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对欧出口额逐年猛增，如今却因潜艇战陷入停滞。由于车皮短缺，品食乐（Pillsbury）公司被迫关闭两家位于明尼苏达的面粉厂，而人们深深担心新英格兰地区的面粉在几周之内就会消耗殆尽。

战时的繁荣发展令美国众多地区（亦包括纽约的众多地区）的经济得到了改善。但华尔街如今正忧心忡忡：自1914年末起，股票价格翻了近一番，然而近来人们愈来愈担心协约国一方将被迫求和，股票随之开始急剧下跌，好日子结束了。

宛如巨大的洪峰即将到来，动荡、茫然的美国被一步步卷入战争中。当初它决心置身事外，眼下这一想法正在动摇。战争在缓慢地进行着，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命运同战争的结局息息相关。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尽可能地利用美国的影响力来左右遥远的战争的进程，这场战争该如何收场，才能最大程度地符合美国人的利益。美利坚合众国已经是个辽阔而富裕的国家，如今美国人开始自问：幅员和财富能在世界事务中赋予自己的国家什么样的角色？他们一直在享受一种另类、喜人而棘手的和平。

在东48街的一座摄影棚内，一位名叫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的青年轻歌舞剧明星正在拍摄自己的第一部电影——由喜剧演员法蒂·阿巴寇（Fatty Arbuckle）执导的《屠夫男孩》（Butcher Boy）。在片场度过的第一天结束以后，基顿将摄像机带回家，而后将它拆解开来，这样他就能彻底弄清这台魔术机器的运作原理了。一些作风浪荡，被人称为“沙龙精灵”的男子出没于百老汇一带的咖啡厅，寻找富婆包养自己。全美收入最高的棒球手途经纽约；这个叫格鲁夫·克里夫兰·亚历山大（Grover Cleveland Alexander）的球员在过去的3个赛季一直是费城人队（Philadelphia Phillies）的投手，也一直称霸全国棒球联盟（National League）。如今他的薪水达到前所未闻的地步——12 500美元/年。《费城纪事晚报》（Philadelphia Evening Ledger）称其为“本地的富豪投手”。1917年，费城人队前往佛罗里达的圣彼得斯堡春训，他们搭乘一艘近海轮船，从纽约出发，路上频频拿德国潜艇开涮。

纽约还经历了一次性革命。《名利场》（价格为25美分）3月刊的封面特写是一幅裸女像，画中人立于绿草地之上，并以紫色山丘为背景。她的一只胳膊搁在自己的脑袋上，手掌则呈古怪的水平状。出于艺术需要，裸女身上覆盖着一层完全透明的织物，这种织物或许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而它什么也遮盖不住。

去年秋天，玛格丽特·桑格尔（Margaret Sanger）在布鲁克林的布朗斯维尔开办了一家节育诊所。正如玛格丽特所预料的那样，她因此遭到逮捕、定罪，并被转移至皇后区监狱的女牢。当她于3月被释放的时候，她的支持者唱起《马赛曲》来。由于德尔蒙尼克（Delmonico）饭店拒绝接待她们，桑格尔和她的支持者将午餐场所改在拉斐特酒店（Lafayette Hotel）。3月末，她将约翰·里德（John Reed）位于马萨诸塞普罗温斯敦（Provincetown）的别墅买了下来。里德是一位激进派记者，因在《大众报》上报道1913年发生于新泽西帕特森（Paterson）的一场丝织工人罢工，以及欧洲战事头几个月的战况而一举成名。他用这笔钱去俄国报道革命。

在战争刚刚开始的那几年，《时髦人士》（The Smart Set）的编辑H. L. 门肯（H. L. Mencken）着力使这份杂志跻身全国最具影响力杂志的行列。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Edna St. Vincent Millay）、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辛克莱·刘易斯、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的作品均在杂志上发表。其中，门肯尤其大力支持德莱塞。1915年5月，《时髦人士》上刊登了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Dubliners）中的两篇小说，从而将这位作家介绍给美国读者。门肯为人尖刻、富有见地且老于世故。他厌恶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崇高品格，将总统形容为“自欺欺人的长老会成员、右翼思想家、伟大的道德政治家、无赖基督徒的完美典范”。

一股舞蹈热席卷了整个纽约及美国的众多地区。在公开场合跳舞——就是那些提供鸡尾酒的地方——是一件震撼人心、令人兴奋、乐趣无穷的事，年轻情侣们乐在其中。弗农·卡叟和伊琳娜·卡叟组合（Vernon and Irene Castle）是这股热潮的领头人——他们当时的地位相当于稍后时代的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和金吉·罗杰斯（Ginger Rogers）。当他们冲破种族藩篱，聘请黑人作曲家、乐队指挥詹姆斯·里斯·尤罗普（James Reese Europe）担任乐队指挥的时候，他们的事业开始如火一般燃烧起来。

流行音乐在剧院和音乐厅扎根的时间尚不足10年，黑人音乐剧市场即已呈生机勃勃之势，但电影艺术的横空出世给了它沉重一击。失业的黑人音乐家转而在咖啡馆谋求出路。在华盛顿——离进行曲之王约翰·菲利普·苏萨（John Philip Sousa）住处仅有4个门口之隔——长大的尤罗普抓住了这波机遇，大获成功。对于他而言，非洲裔美国人的音乐才是真正的美国音乐，而且只有黑人作曲家才能将这种音乐的真正魅力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到了1917年，尤罗普用音乐令卡叟夫妇和大部分精通丝竹之道的听众相信：他是对的。

“毫不夸张地说”，尤罗普在接受《纽约论坛报》（它将尤罗普的名字错写成“杰西·里斯·尤罗普”）采访时称，黑人乐师“对美国音乐的把握强于白人乐师，只因一切音乐对于他们而言都是本土音乐。韵律是黑人创造的，而对于现代舞蹈而言，韵律高于一切”。他认为黑人“尤为适合从事现代舞蹈艺术”。

尤罗普正是那种被人们称作“种族斗士”（race man）的人。他相信美国黑人有朝一日必将与大多数白人平起平坐——他知道要实现这一点，必须依靠黑人的努力争取，而非白人的恩赐。由于这位作曲家是黑人，因此他的版税收入比别人少，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尤罗普说：“我对此并无怨言。说到底，与整个黑人族群为争取公正待遇而必然付出的代价相比，我的遭遇根本不值一提。尽管这条抗争之路有时显得几无希望，但总有一天，情况会有所不同，正义将赢得胜利。”

尽管每个人都将自己的音乐称为“拉格泰姆”，但尤罗普对这个名词的好感却逐日递减。他认为它是白人作曲家抄袭黑人音乐的产物。1917年3月，黑人拉格泰姆音乐巨匠斯科特·乔普林（Scott Joplin）已是气若游丝，罹患梅毒引发的痴呆的他被关进了沃德岛（Wards Island）的曼哈顿州立医院，世界已将他忘却。推动黑人音乐前行的责任落到了尤罗普肩上。

1912年，尤罗普已是卡内基音乐厅（Carnegie Hall）的一支纯黑人管弦乐队的指挥。他梦想自己有一天能指挥大型乐团，演奏来自非洲的严肃音乐。然而，江山代有才人出，1917年3月，胜利唱片公司发行了一张唱片，它是由一支来自新奥尔良的小乐队制作的。这支乐队自称“正宗狄克西兰爵士乐队”（Original Dixieland Jass Band），成员全是白人，而这张唱片则是世界上第一张商用爵士乐唱片。

这股乐坛的新生力量引起了尤罗普的注意，它将音乐变成了演出者而非作曲者的艺术。1917年，这支乐队突然走红。爵士乐该何去何从，尤罗普日后自有想法，但在当时，他另有计划，也另有烦恼。

1916年，搁置已久的在哈莱姆区男性中组建国民警卫队新团的计划终于启动。尽管已30多岁，但尤罗普却认为自己应当报名参加。他觉得，如果美国卷入战争的话，那黑人就必须证明自己。但即便美国没有参战，这个警卫团的设立也提供了一个机会，一个将一群黑人组织起来，给他们逐步灌输自尊和纪律的机会。1916年9月18日，尤罗普应征入伍，成了纽约国民警卫队第15团的一名列兵。一周后，他成了一名中士。没过多久，他又当上中尉，负责指挥一个机枪班。

这个团的白人指挥官威廉·海沃德上校（Colonel William Hayward）在装备这个团时遇到了重重困难，他担心倘若本团士兵达不到美国陆军标准，后果将无法想象，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方法。他问尤罗普：要组建全美最好的乐队，需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尤罗普的答复是共需1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大笔钱。尤罗普故意说了个很大的金额，希望后者能放弃他的计划。但上校却加倍努力，从自己的富人朋友那里弄到了这笔钱。于是尤罗普现在需要组建一支乐队了，一支军乐队。

还有一些纽约人意识到美国即将参战，因而也加入了国民警卫队。来自布法罗的华尔街律师威廉·J .多诺万（William J.Donovan）——他自大学时代起就得了个“狂野比尔”的绰号——报名参加了第69战斗分队，这个以爱尔兰人为主的团在内战中名声大噪。多诺万入伍后结识了诗人乔伊斯·基尔默（Joyce Kilmer），他是《咏树》的作者。

美国是中立国，因而国内风平浪静。但这个国家对德国充满敌意，现在这种敌视情绪正在开花结果。在纽约，一些人声嘶力竭地鼓吹战争。报纸支持美国参战，华尔街也支持美国参战，一些人组织集会，宣扬主战论，其中就有前国务卿及前共和党政府战争部长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此人曾担任以实现国际和平为宗旨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们对西奥多·罗斯福赞不绝口。这位居住在牡蛎湾附近的前总统迫切希望美国能加入世界大战的洪流中去。

但纽约的反战派同样声势浩大。这座城市拥有庞大的德裔族群，而它的政治机器则操纵在爱尔兰裔手中，后者中的很多人反对与英国并肩作战。纽约是和平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的大本营，约翰·里德和玛格丽特·桑格尔都是其中的一员，在他们看来，战争就是帝国主义政权之间的罪恶冲突。

2月末，36岁的蒙大拿人珍妮特·兰琦来到纽约。她在1916年11月当选为国会议员，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国会议员。她固执、暴躁，但富有效率。2年来，她一直在领导着蒙大拿州的竞选活动。当1914年11月3日的全民公决将选举权扩大到部分州的妇女群体时，她立刻决定竞选下一届国会议员——蒙大拿州在国会拥有2个席位。她的竞选足迹遍布整个蒙大拿州（当时它是美国的第三大州），在蒙大拿东部平原会见路德教农民的妻子，在比尤特（这座山城在内战时期饱受战火蹂躏却顽强不屈，后得名“联邦主义的直布罗陀”）与爱尔兰裔铜矿工人翩翩起舞。尽管她喜欢汽车，但在必要时她会跨上马。在广阔无垠的蒙大拿，一条条山脉构成了一座座宽阔、矮小的峡谷。站在高处时，你可以望见20英里外的城镇。这就是兰琦支持者口中的“长空之州”，但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意识到这里的长空之“长”的过程——在这样的地形环境下，慢吞吞踱步的马又怎能及得上时速30英里的汽车？在一张1913年的照片中，兰琦站在一辆溅满泥点的敞篷车的后方，车的后轮系着防滑铁链（即使是米苏拉城的街道，也是到了1911年才铺上砖石）。她手中擎着的旗帜在微风中猎猎作响。

在蒙大拿还是准州的时候，兰琦的父亲就在一个名为格兰特克里克（Grant Creek）的地方经营一座锯木厂，并借此发家致富，后又获得了几家银行的控股权，资产因而愈发丰饶。早年——当时印第安战争依旧很不顺利——他经常与美国军队打交道，这使得他对兵戈之事心怀成见。这种偏见传给了他女儿。一次接受采访时，她说：“成长过程中，我就逐渐懂得——战争为邪恶之事。”

她起初定居于格兰特克里克的一座大农场内，而后住在麦迪逊大街的一座带坡屋顶的砖房内。此地毗邻米苏拉，背靠拉特尔斯内克溪（Rattlesnake Creek），离克拉克福克河（Clark Fork River）略远。米苏拉是一座平坦如镜的城市，四面为群山环绕。在兰琦的童年时代，整座小镇日日笼罩在一动不动的煤烟之下，这是北太平洋铁路公司（Northern Pacifi c）的蒸汽机车和几乎家家都使用的煤炉的“杰作”。兰琦是个平庸的学生，六年级时，她的第一学期分数为：阅读76分、写作74分、地理64分、口语90分、操行98分。那一学年，兰琦的成绩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只有操行成绩在春天下降到了84分。

据说在22岁那年，兰琦在日记中写道：“上吧！只要你勇敢地上，在哪儿都一样。记住，一旦机会出现，就要毫不犹豫地冲上去。”1908年，她动身前往纽约，在当地的一所慈善学院就读的两年中，她的性格逐渐成形。那所学校中既有进步主义者，也有极端主义者。兰琦与一些人成了朋友，这些人对她的余生有着重要影响。在纽约时，她成了一名组织者，走上了为妇女争取选举权的道路。1911年，她在海伦娜（Helena）的蒙大拿州众议院就选举权问题发表演讲。

“她既没有乞求别人支持她，也没有用威胁、哄骗或求助的语气让男人们展现他们的骑士风度。她只是提出自己的想法，而后请求众议院以诚挚、认真的态度加以考虑。”《海伦娜独立报》的报道这样写道。

“当一位母亲身患伤寒却仍坚持给孩子喂奶时，这一幕是动人而正义的。”那一天，兰琦如是说，“但是，当一位母亲有权控制引发伤寒的奶源时，这一幕同样是动人而正义的。”

她赶往奥尔巴尼（Albany）——在那里，年轻的州议员富兰克林·D. 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放下架子，和她平等对话——特拉华、佛罗里达、新罕布什尔和北达科他指挥竞选活动。1913年，她前往国会，展开游说。

她是个富有主见的人，坚信四处奔走、组织活动的效果比依靠公共宣传及领袖魅力的效果要更好。她的弟弟韦林顿无论在资金还是个人情感上都支持她，后者远比兰琦保守，而且也怀有自己的政治野心。他一直在密切关注她的个人形象。兰琦年轻时曾自己为自己设计服饰，她总是很注重穿着的得体性。她小心谨慎，从不以自负或阳刚的形象示人。

她曾于1915年访问新西兰，想看看这个已制定《工人赔偿法》《养老金法》《儿童保护法》并给予妇女选举权的国家是什么样的。游历期间，她自负开销，为此，她在当地做起了裁缝。

1916年，她以共和党候选人的身份参选众议院议员，但她后来声称自己从未登记为该党成员。一年后，威尔逊和民主党在蒙大拿和全国范围内获得了压倒性胜利，兰琦轻而易举地从7名男性候选人和1名女性候选人中脱颖而出，顺风顺水地赢得了蒙大拿州2个众议院名额中的1个。由于兰琦是进步人士，她自然而然地成了由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控股的阿纳康达铜业公司（theAnaconda Copper Mining Company），也就是洛克菲勒家族的对手。将近20年的时间里，阿纳康达铜业公司利用当地人口中的“铜项圈”（the copper collar），将自己的触角伸入蒙大拿州议会和大部分地方报纸。兰琦在竞选纲领中呼吁给予妇女和儿童更多的帮助，呼吁推行禁酒令，呼吁降低农民贷款的门槛，呼吁实行税改。但她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成为妇女代表。她不仅仅要当蒙大拿的妇女代表，还要成为全美妇女代表。至于战争，她不置一词。

“当你意识到自己已成为一位历史性人物的时候，你难道不会有头晕目眩的感觉吗？”兰琦的朋友玛丽·阿特沃特（Mary Atwater）在选举结束几天后写道，“我们帮你赢得了这份重任，因为我们都相信你能够胜任。让我们为‘我们的珍妮特’欢呼三声。”

一位来自伊利诺伊州开罗市（Cairo）的崇拜者从报纸上读到：兰琦一直不让别人摄录关于她的影像，原因在于蒙大拿的共和党领袖认为一旦她得到宣传，“人们可能会将她归入怪人一列”。这位名叫威妮弗雷德·沃德（Winifred Warder）的崇拜者大为震惊。“这个伊利诺伊女孩认为（也许这话不应由她来说）：如果这真是‘蒙大拿的共和党领袖’的观点的话，我无法赞同。像您这样备受尊敬的人物，根本不用担心哪家报纸会诋毁您的名声。因为就算再受人轻视，女性选举权得到法律认可一事也足以成为世代传颂的佳话，对于美国妇女而言，您的照片就是‘希望’的化身。”

整个国家都为这个意气风发的西部女子所倾倒。美国的许多地区仍生活在“厅堂与痰盂”的文化模式下，可供大部分美国妇女选择的职业就那么可怜巴巴的几种：教师、护士、修女或血汗工厂里的女裁缝师——当然，她们也可以选择待在家里，照顾家庭。那时针对女性的就业限制已经开始有所放宽，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女人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走出蒙大拿，走出这个荒凉又崎岖、淳朴又极度开放、近乎乌托邦一般的州，踏进了政治殿堂。

如今，兰琦开始在20个城市进行巡回演讲，她的起点是卡内基音乐厅。“马上就要对一大群纽约听众讲话了，我的心情自然是很激动的，”她在给蒙大拿雷德洛奇（Red Lodge）的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追捧，被催着讲话对我来说也是件新鲜事，在这之前，一直是我恳求人们听我发言，我简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一切。”

3月2日，她站到了3 000名听众的面前，这些满心好奇的人渴望着亲自向这位女政治家表达他们的支持之情。她手中的演讲稿出自韦林顿之手，后者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将来，都希望改变姐姐的某些较为激进的观点。

“她言辞流利，宛如微风，把她身上的白色雪纺连衣裙都带动得飘扬起来。”《纽约论坛报》在报道兰琦的卡内基音乐厅演说时写道。报纸一直在讨论她的仪表。“她的白色缎子外套搁在椅背上，她的白色缎子舞鞋小巧而精致。从打扮上看，她俨然一副少女初次参加社交派对、刚要接触现实社会的样子。但在昨晚，当珍妮特议员在听众面前陈述己见时，我们却完全无法感受到与她那身雪纺裙相配的幼稚模样。”

这场集会由卡丽·查普曼·卡特（Carrie Chapman Catt）主持召开，她是妇女选举权运动最重要的领袖之一。兰琦的这次脱稿演讲中，几乎没有谈及欧洲战事，只是简略提到美国参战的可能性。对于U型潜艇对美国船只的袭击，她未置一词。在当月的其他公开活动中，她同样没有提及此事。

“昨天晚上，一个瘦弱的年轻女子，”《纽约论坛报》的报道写道，“在卡内基音乐厅听众的掌声中走上台，她的样子就像是一个即将作告别致辞，却不确定是否还记得头一句话的最后一个词的中学毕业生。”

兰琦声称：“如今纽约妇女考虑、讨论、为之奋斗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获得投票权，迈出赢得自由的第一步。这一状况将持续到目标实现为止。”

考虑、讨论——而后为了选举权而奋斗，这就是兰琦演讲中最为重要的信息，也是她所认定的最为迫切的需要。

在演讲中，兰琦表示自己赞同的主流进步思想包括公投连署制、公民投票制、比例代表制、直接初选制和总统公选制。她支持实行禁酒令。她向纽约听众讲述蒙大拿的奇闻逸事：生产58蒲式耳上等小麦需要多少英亩土地，全国每人18条面包得多少面粉才够，以及仍然施行的免费赠送土地政策。（哈里·杜鲁门于两年前离开密苏里，来到蒙大拿考察，最后他认为自己对这里不感兴趣。）她谈到蒙大拿的电力：由于那里拥有丰富的水力及天然气资源，电价很便宜。她还提起一件事：在竞选期间，自己搭乘运送木材的马车行了16英里，在马背上颠簸了60英里（搭乘火车和汽车的行程可能达到数千英里）。

“我为我们西部感到骄傲！”她说，“它属于我，我很高兴！”

在与阿纳康达铜业公司竞争的那些年，兰琦对经济的力量有了新的看法。

“产业民主比政治民主更为重要。”她表示。这就是她认为妇女选举权只是自由之路第一步的寓意所在。她希望美国人能够支配自己的生活，超越她所称的现有的“金钱体系”。

西奥多·罗斯福当晚发出一封电报，这份电报被当众朗读。“我以最为诚挚的态度，希望你和你的支持者能让共和党始终忠于亚伯拉罕·林肯精神。”他写道，“并且，使其成为并一直是一个民族主义政党，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党，一直代表着本国境内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权利的政党，而反过来，它也要求每个成年男女——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期——都必须充分履行他们对这个国家的义务。”

在兰琦离开纽约前，她与另一位新当选的共和党议员费奥里罗·拉瓜迪亚（Fiorello LaGuardia）共进午餐，他代表的地区包括西村（West Village）。他们建立了持续多年的亲密友谊。兰琦告诉一位朋友，拉瓜迪亚曾向她求婚。他在心情愉悦的时候承认了此事。

离开纽约后，兰琦前往康涅狄格的布里奇波特（Bridgeport），而后返回布鲁克林，然后赶往哈特福德（Hartford），在当地的州议会举行演讲。结束哈特福德之行后，兰琦去了新泽西的特伦顿（Trenton），而后赶赴西部。每到一处，人们都对她充满好奇，就好像他们想了解一个人是怎样做到既是女人又是国会议员的。

她告诉一名记者，自己喜欢看电影，但不觉得自己是个轻佻的女人。艾奥瓦州基奥卡克（Keokuk）的《盖特城宪法民主日报》（Daily Gate City and Constitution-Democrat）发表社论表示赞同，并引用《纽约论坛报》的演讲报道作为依据。“她的穿着女人味十足，完全没有知识女性常见的朴素风格。”社论中写道。

“‘她的鞋子特别小，鞋跟为法国式。’……‘她的栗色头发的造型很精致’……‘她的礼服柔软、贴身，露出赏心悦目的浑圆喉部和颈部。’……每个迹象都表明兰琦小姐是一个正常而富有女人味的20世纪女性。作为一名议员，我们对她的性格和能力仍了解得很不够，但公众似乎乐于用想当然的眼光来看她，毕竟一个女性国会议员的想法并不会太有趣。”

兰琦和罗斯福一样，都是共和党进步人士。她在卡内基音乐厅初次登台前，于3月1日同这位前“莽骑士”见了一面。在那天早些时候，罗斯福对一位记者说，战斗“必须靠拳头来赢得，如果我们同德国人开战的话，我们就必须痛揍他们一顿”。就在两天前，他轻蔑地写道：“在过去的两年半间，这个国家的一切反战运动实际上便宜的是德国的军国主义政策……损害的是我国的荣誉和至关重要的国际利益。”但兰琦决心利用自己的地位来扩大妇女群体的普选权，对于战争，她并未透露自己的看法。

“我甚至不知道她是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纽约夜生活》的一名记者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那篇文章的大标题为《美国首任女议员：厨艺好、懂穿搭，却只字不提战争问题》。这位记者对兰琦在烘焙馅饼方面的兴趣赞不绝口，对她的头发并非传闻中的红色表示失望。而后他问道：如果国会提出战争议案，她会投票吗？“她只会这么回答：‘我相信妇女们是最坚定的爱国者，她们的爱国情愫是最强烈、最真挚的。她们会做她们认为对这个国家最有利的事，为这个国家牺牲自己的一切。’”

无论如何，她弟弟韦林顿说服了李·基迪克代理公司，也就是正在赞助兰琦巡回演讲的公司，并威胁，如果她发表反战言论，将取消后续演讲。

罗斯福一直在试着给自己的嘴巴贴上封条，但收效甚微。他正处于不可遏制的狂怒中。德国已于2月1日宣布在西欧及地中海周边地区重启无限制潜艇战。如今就连那些挂着中立国旗帜（包括美国旗帜）的船只都成了德国潜艇的目标。威尔逊总统已经中止了与德国的外交关系，但罗斯福认为美国以英国皇家海军为屏障，自己却无所作为，这是可耻的。他声称要是没有大西洋的英国军舰，德国人就要在纽约登陆了。

在他看来，德国已经把自己变成了美国的敌人，在大西洋同德国人开战比在本土开战要强得多。

在那年的早些时候，他已经给国务卿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的言论打上“邪恶的谎言”的标签，后者断言各个交战国的战争目标没什么两样。罗斯福还认为，威尔逊总统“让米罗斯的诅咒落到了这个国家的头上，因为他不敢站在上帝一方，同为非作歹的强大势力做斗争”。

他指责德国人在公海执行谋杀政策。他还警告说：“由于我们财富累累，所以招来外人的妒忌；由于我们软弱无能，所以招来外人的轻视。”而美国正面临着沦为“这些人的待宰羔羊”的危险。

当俄亥俄州的沃伦·G. 哈丁（Warren G. Harding）宣称，倘若TR仍是美国总统的话，就根本不会有德国U型潜艇的威胁时，参议员们一齐高喊罗斯福的名字。罗斯福一再强调美国缺乏准备，在同兰琦见面前，他去了哈特福德一趟，所见所闻令他兴奋不已。康涅狄格是第一个着手进行“兵役普查”（military census）的州，每个达到兵役年龄的男性都被登记在案，记录中包括他们的健康状况和职业信息。该州的所有工业厂房也被登记造册。《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惊讶地发现，所有信息都是根据某种代码以在卡片上打孔的形式记录下来的，然后卡片通过分类机器加以解读。

罗斯福为这种意义匪浅的“普遍义务兵役制”鼓掌叫好。

他告诉记者：“这就意味着，每个条件合适、有能力充分履行兵役义务的年轻人都应当被送到前线去。这就意味着，每个农夫、铁道工人和兵工厂工人都必须尽可能地履行自身义务。总而言之，这就意味着每个国民，无论男女，无论岗位，只要国家认为他（或她）在战争期间能提供最大价值，这个人就负有为国效力的绝对义务。”

时年58岁的罗斯福一直心怀梦想，希望能将25万名志愿兵整合成一支光荣的军团，在自己的率领下前往法国，挽回美国人的名誉。这样一来，美西战争的英雄罗斯福将再一次树立自己的“莽骑兵”形象。他计划从全国各地征集最好的兵员（其中既有黑人也有白人），组建这支军团——报名信雪片般地涌入罗斯福位于长岛酋长山的住所，其中甚至包括来自阿拉斯加的信。当正规军在整军备战时——如果国会对德宣战的话——光荣军团就会以远征军的身份前往西线作战。罗斯福在私人信件中承认：倘若美国不想参战的话，他或许会在加拿大编组这支志愿军，而后赴法作战。

他不断向法国驻美大使朱尔·朱瑟朗（Jules Jusserand）透露自己的计划。毫不令人意外的是，朱瑟朗以极大的热情同巴黎方面商谈志愿军团计划的相关事宜，但他也不得不时刻牢记：必须同白宫保持友好关系。他于2月23日致罗斯福的信以这样一句话作为结尾：“我们将亲眼见证大事的发生，自由将赢得胜利。”

记者喜欢罗斯福。他们天天跟在他的屁股后面。罗斯福知道，如果自己将太多心思用在威尔逊身上，那他永远也不可能得到华盛顿的建军许可。威尔逊已经承诺，美国绝不会介入这场战争。但罗斯福的信透露了他当时的想法。

“形势岌岌可危，威尔逊却犹豫不决，这真让我痛心疾首，”罗斯福写道，“他扮演的是一个卑鄙透顶的角色。”他认为，总统在危机面前表现得像个懦夫。

这位前莽骑士坚信，美国在富裕起来后，就失去了血性。该到让美国人民展示自身力量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