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纽瓦克热浪（1）
那年夏天的第一起小儿麻痹症，在六月初阵亡将士纪念日刚过就光临了，就在与我们家相隔整个城区那个贫困的意大利人社区，而住在城镇西南角犹太威夸依克区的我们却对此一无所知。接下来纽瓦克几乎每个社区都发现了病例，大小共十二起，只有威夸依克没有遭殃。直到七月四日，小城一共公布了四十起病例时，社区晚报才爆出一则头条新闻《卫生局长要求家长警惕小儿麻痹症》。卫生局局长威廉姆·吉泰尔医生告诫父母们要密切关注孩子健康，一旦孩子出现诸如头痛、咽喉痛、恶心、颈部僵硬、关节痛或发热等病状，应求医问诊。吉泰尔医生认为，虽然今年相比往年小儿麻痹症病例多了一倍，但考虑到纽瓦克有四十二万九千人口，完全算不上传染病暴发。他说，每到夏季人们都会担忧小儿麻痹症的发生，也会采取恰当的卫生措施来预防，但犯不着像一九一六年美国东北部小儿麻痹症横行时一样人心惶惶。新闻报道提及的二十八年前的那场传染病，是历史上小儿麻痹症暴发情况最严重的一次，父母们“有足够的理由”担惊受怕，当时全国发病人数超过二万七千人，六千人死亡，其中纽瓦克发病一千三百六十起，死亡三百六十三人。
今年虽然发病数只到平均值，而且感染小儿麻痹症的风险比起一九一六年要低得多，但因为麻痹症会致使小孩永久性残疾、畸形，或是必须依靠一个筒状的金属呼吸罐（人们称之为铁肺）进行呼吸——或者因为呼吸肌瘫痪而死亡——社区的家长们忧心忡忡，而那些放假过暑期，能成天在外头玩耍直到黄昏漫漫的孩子，他们内心的平静也被打破了。除了担心染上重病带来可怕的后果之外，由于无药可治，也没有疫苗可用，人们的忧虑又增加了几分。脊髓灰质炎——或者叫它小儿麻痹症，因为人们认为患者大部分是蹒跚学步的小孩——这种病谁都会得，莫名其妙地就得了。患者通常是十六岁以下的孩子，但成人也可能被严重感染，比如美国的现任总统。
小儿麻痹症患者中最有名的当属富兰克林·罗斯福，三十九岁正当壮年时他染病上身，结果不得不拄拐行走，后来甚至只能从脚部到臀部安装笨拙的皮钢板支架才能站立。罗斯福执政期间设立了一个名叫“十美分活动”的慈善机构，募捐善款用于小儿麻痹症研究及对患者家庭的经济援助。虽然病症可以减缓甚至痊愈，但通常需要经过长年累月昂贵的医护康复治疗。在一年一度的募捐动员大会上，美国的年轻人都会投身抗击疾病的斗争，在校学生都会捐出几毛零钱，影院里带位员四处传递的募捐箱也有钱丢进，在全国各地小店及办公场所的外墙上，或是校园的长廊里，也都张贴了诸如“你可以帮上忙！”“加入反抗小儿麻痹症的斗争吧！”之类的标语海报。还可以见到图片海报，上面是轮椅上的孩子，小女孩秀丽可爱，害羞地吮着拇指，双腿却套着支架，小男孩收拾得很整齐，也套着支架，却一副不服输的样子，满怀期望地微笑着。对其他健康的孩子来说，这些海报似乎传递着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实：他们也可能成为小儿麻痹症患者。
纽瓦克地势很低，夏天总是雾气蒙蒙的，因为城市一边接壤大片大片的湿地，招来成群的蚊子，一度导致疟疾肆虐，而那时疟疾也是不治之症。热浪来袭时，除了冷水浴或几杯冰水，室内再无其他消暑的办法，人们只好搬个沙滩椅去大街小巷露天纳凉，这时候就不得不拍打驱赶蚊虫。后来家中有了空调就另当别论。当时可只有一台黑色的小风扇，在桌子上搅起一丝丝微风，根本无法缓解接近华氏一百度的高温，而那年夏天一连一个礼拜甚至十天都是这样的温度。室外纳凉的人们点燃香茅蜡烛，喷洒飞立脱[2]，用来驱赶蚊子苍蝇。人们认为这些飞虫携带疟疾、黄热以及伤寒热病毒，纽瓦克市市长德朗蒙德还带头认定它们带有小儿麻痹症病毒，这种观点也得到一些人的支持。因此市长发起了一场“拍苍蝇”运动，一旦蚊子苍蝇从门窗进入室内，就将遭受葬身苍蝇拍或杀虫剂的厄运，因为人们害怕飞虫停歇在家中熟睡的幼童身上，满是病毒的腿足使孩子染上小儿麻痹症。当时人们对于病症感染源还一无所知，可能对一切都心存怀疑，包括巷子里骨瘦如柴的流氓猫，它们总是钻进后院的垃圾桶里觅食，还有皮包骨的流浪狗，一副饥肠辘辘的样子，在屋子四周溜来溜去，还在人行道、街道上到处撒尿。人们甚至怀疑山墙上咕咕叫的鸽子，它们白乎乎的粪便弄脏了前门廊。疾病暴发的头一个月，还未确认小儿麻痹症是传染病之时，卫生局已着手系统地清除城里大批流浪猫，而与家猫相比野猫是否与疾病更有关联，人们甚至都还不明了。
人们只知道这是一种高度传染性疾病，一旦与病人肢体接触，就有染病的可能。随着城里病例数目节节攀升，人们的恐惧感也日渐强烈。正因为此，我们社区的父母大多禁止孩子去相邻的欧文顿镇的奥林匹亚园公共泳池游泳，也不许他们去当地的“冷气”影院看电影。甚至乘公车去镇中心或越过“下脖子”区[3]去威尔逊街的鲁珀特体育场观看当地“纽瓦克熊”乙级棒球联队比赛，父母都不允许。我们受到警告，不得使用公共厕所和公共饮水池，连喝口别人的苏打汽水都不行，还不能着凉，不能和陌生人玩耍，不能从公共图书馆借书，不能使用公共电话，不能买街边流动摊贩的食品，吃饭前还必须拿肥皂把手洗得干干净净。吃的蔬菜水果都要先洗干净。看到病人或疑似小儿麻痹症患者，最好躲得远远的。
为逃离城市炎炎夏日，去山区或郊区参加夏令营是人们所能想到的防止孩子染病的最好办法，或者去六十里外的泽西海岸避暑也不赖。经济宽裕的家庭要么就在布拉德利比奇出租屋里租上一间卧室，连带能使用厨房，外加一小片沙滩、木板铺成的人行道，还有延伸一里的海边茅屋，这些在新泽西北部的犹太人中风靡了好几十年。母亲带着孩子去海滩呼吸新鲜空气，海洋的气息一整周都在强化他们的身体，到了周末或假日，父亲也会加入。当然，不管是夏令营还是海边小城，都有新增的小儿麻痹症病例，但因为数量远不如纽瓦克市内的多，人们普遍认为相比城市周遭脏兮兮的街道和滞浊的空气，待在海边看看海景听听海浪，或在乡村远离城市，或在高山之上，是再好不过的避免疾病的保证了。
于是有钱的幸运儿撤离城市去别处避暑，而我们其他人却不得不留在原地，置当局的“危言耸听”于不顾，仍旧过我们正常的日子：在学校烫人的柏油操场上打垒球，一局接一局、一场连一场，在高温酷暑中四处跑动，口渴了就去公共饮水池一顿痛饮，打完一局就挤在场边的长凳上，膝间夹着破旧不堪、油污满布的垒球手套，那是打球时为防止额头的汗滴跑进眼睛擦汗用的，身上还裹着浸湿汗水的Polo衫，臭气熏天的运动鞋还没来得及脱下。完全不管不顾这种种不谨慎的举动，尽管它们可能会给我们其中任何一人带来厄运，让我们一辈子囚禁在铁肺中，或是带来最可怕的死亡。
操场上只有十来个小姑娘，约莫八九岁的模样。她们常在中心操场边的一条校园窄路上跳绳，小路再过去就是交通要道了。有时她们也在小道上玩跳房子，或跑垒、抓石子游戏，也会一整天把一个粉色的橡皮球在脚边踢来踢去，一副雀跃的样子。跳绳时她们想着玩点花样，从相反方向甩动两根绳子。那时候就会有男孩突然冲上来，把准备跳绳的女孩推到一旁，自己跳进绳子里，一边嘲讽着大声吼女孩最喜欢的跳绳歌，一边故意把自己搅和在飞舞的绳子中：“H，我叫Hippopotamus（河马）——！”女孩们便冲他大喊：“闭嘴！快闭嘴！”并向操场管理员求助。管理员却也只好在操场原地朝那个捣蛋鬼（多数时候是同一个男孩）训斥：“麦隆，快给我住手！离姑娘们远点，否则你就给我滚蛋！”之后骚乱渐渐平息，不久绳子再次在空气中轻快地翻转起来，女孩们一个个轮流重新跳起绳、唱起歌：
A，我叫Agnes（阿格尼斯）
我丈夫叫Alphonse（阿万斯）
我们来自Alabama（阿拉巴马）
我们带回apples（苹果）
B，我叫Bev（贝芙）
我丈夫叫Bill（比尔）
我们来自Bermuda（百慕大）
我们带来beets！（甜菜）
C，我叫……
稚嫩的嗓音从操场边的小道上远远传来，从A念到Z，接着倒过来念一遍，每个字母一轮歌词，每行末尾的名词都押头韵，有时她们会在歌词里故意颠倒是非。她们通常四处乱蹦，横冲直撞，活力十足，除非遇上麦隆·考普费曼一类的捣蛋鬼来干扰。从六月春季学期结束的那个周五开始，一直到劳动节过后的周二，也就是秋季学期开始，除了太热时被管理员喊去阴凉处避避日头，她们天天在那条小道上玩耍。开学后，她们就没法这么整天跳绳了，除非是放学，或者放假。
那年的操场管理员是巴基·坎特，他戴一副厚厚的眼镜。周边的年轻人几乎都参军了，他却因为视力问题不能入伍。上学年他来总理大道小学做体育老师，一年来认识了不少操场上的常客，因为他们也是他体育班上的学生。那年夏天坎特刚满二十三岁，毕业于纽瓦克南方高中，一所种族、宗教混杂的学校，后来在东奥兰治他又上了潘瑟体育教育与卫生学院。小伙子差不多五英尺五的个头，尽管看起来还挺健壮，本身也是很优秀的运动员，但因为身高和视力的关系，像足球、垒球、篮球之类大学里风靡的运动，他都无缘参加。有了这样的局限，他就只能扔扔标枪或者举举重了。他身体紧实，脑袋不大不小，五官轮廓尤其鲜明：颧骨又宽又高，前额突出，下巴微翘，鼻子又长又直，再加上高高的鼻梁，从侧面看，就像刻在硬币上的人物。肌肉结实，嘴唇也很饱满，皮肤常年呈黄褐色。从半大小子开始，他的发型就是军队里的半寸头，这就让人尤其注意他的两只耳朵。倒不是因为它们很大（其实并不大）或者紧贴着脑袋，而是因为，从侧面看，这两只耳朵不同于一般人的耳朵形状，就像扑克牌里的黑桃尖，也像神话故事里飞足上的翅膀，因为耳朵最上面的部位不是圆的，而是尖尖的。因此，在外祖父称他为“巴基”之前，同街坊的小伙伴送给他“尖子”的称号，除了形容他过人的体育竞技能力，还因为他的耳朵长得很像扑克尖子。
因为这张轮廓分明的脸，眼镜背后那双烟灰色的眼睛显得深凹进去，它们又细又长，像是亚洲人的眼睛。尽管他声音有点尖，出人意料，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威武雄壮的形象。一眼看过去，他就是那种铜打铁铸、不惧艰险、异常勇敢、坚强可依赖的年轻人。
七月初的一个下午，两辆小车驶进学校后方的宿舍街，在街头的操场处停下来。小车上坐满了意大利人，都是东区高中的男学生，十五到十八岁光景。东区高中在包铁区，那一块是工人贫民窟，迄今为止报道了纽瓦克最多的小儿麻痹症病例。坎特先生一见他们停下，就放下手里的活儿，把垒球手套往球场上一扔——当时他正凑份子同我们玩跑垒游戏，都已经跑到三垒了——一路小跑到已经从车里下来的十个陌生人那里。他跑起来就像个专业的运动员，内八字的姿势早被操场上的孩子们学会，跑动时靠大脚趾球发力，一边跑一边故意轻轻抬起身子，还有走路时有力的双肩微微晃动，这些都是孩子们争相模仿的对象。一些男孩甚至到哪儿都记着他整个的行为举止，无论是在操场上，还是在操场之外。
“伙计们，你们来这儿干吗？”坎特先生问道。
“来传播小儿麻痹症病毒。”他们中的一个答道，是领头从车中大摇大摆走下来的那个。“不行吗？”他说着，转身向支持他的同伙炫耀，在坎特先生看来，那伙人一触即发，似乎等不及要寻衅滋事。
“看起来你倒更像是要惹点麻烦。”坎特先生当面说道，“我劝你们还是回家待着吧。”
“不了，不了，”意大利佬坚持道，“等我们传播点病毒再说。我们有病，你们却没有，所以我们觉得要开车过来带点给你们。”他一边说，一边前前后后晃个不停，表示自己不怎么好对付。两根拇指插在前头两个裤袢中，一副明目张胆、悠闲自在的样子，不无轻视之意，直勾勾的眼神里也充满轻蔑。
“我是这儿的操场管理员，”坎特先生表明身份，向后指着我们这群孩子，“我现在命令你们离开操场附近。这儿不是你们的地盘。我可是很礼貌地请你们离开。你们说呢？”
“可没有什么法律规定不可以传播小儿麻痹症病毒，是不，操场管理员先生？”
“我说，小儿麻痹症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而且还真有法律规定不能妨害公共利益。我不想喊警察。比起我叫警察来请你们走，你们自行离开如何？”
听完这些，这伙人的头头往前走了一步，朝人行道上吐了口痰。他比坎特先生高出半英尺，那口黏痰离坎特先生的球鞋尖仅数寸之遥。
“你什么意思？”坎特先生问道。他的声音听起来仍旧冷静，双臂紧紧抱在胸前，纹丝不动。包铁区还没有暴徒能在他这儿占上风或接近他的孩子们一步。
“我告诉你了什么意思。我们正在传播小儿麻痹症。我们要同你们这些人分享。”
“听好了，别给我扯什么‘你们这些人’之类的废话。”坎特先生说着，很快向前迈了一步，不无怒气，离意大利人的脸只有几寸。“我给你们十秒钟，赶紧给我走开，一起滚蛋。”
意大利人脸上浮现出微笑。自从下了车他确实就一直这么笑着。“不然呢？”他问道。
“不然，不然我去喊警察来赶你们走，禁止你们过来。”
意大利佬又吐了口痰，这次直接吐到了坎特先生的球鞋侧面。坎特先生朝一个男孩喊了一声：“杰瑞，去我办公室给警察局打电话。就说是我让你打的，告诉他们我需要帮助。”杰瑞正等着下一轮击球，当时他和我们其他人一样，静静地在一旁看着坎特先生如何喝止那十个意大利人。
“他们会干吗？把我锁起来？”领头的意大利佬说，“就因为在你们宝贵的威夸依克人行道上吐了口痰，警察就要抓我去坐大牢？这人行道是你家的吗，你个四眼？”
坎特先生一言不发，站在孩子们一旁，他们前一刻还在他身后的柏油操场上打球。另一旁是两车子的意大利佬，他们也在操场边的小道上纹丝不动，每个人似乎都准备把嘴上的香烟一甩，接着掏出枪来。但是等杰瑞按照指示从坎特先生的地下办公室打完电话回来，两辆小车和上面十个来势汹汹的乘客已经走了。才十分钟的工夫，警车到了，停在路边，坎特先生把两辆车的车牌号告诉了警察，看来刚才僵持期间他已经把号码记下了。警察走后，围栏后的孩子们才开始嘲讽起那些意大利人。
结果意大利佬们适才聚集的地方，很大一片人行道满是唾液，约莫二十平方英尺的一块，湿漉漉、滑腻腻的，令人作呕，看起来的确是疾病滋生的温床。坎特先生叫两个男孩去地下室取两个水桶来，从门卫那儿要了热氨水倒上，接着拿水把人行道每寸地方都冲得干干净净。孩子们冲走黏液的动作让坎特先生想起十岁那年，他在外祖父的杂货铺屋后打死一只老鼠的事，事后他一样把地面冲洗干净。
“别担心，”坎特先生告诉男孩们，“他们不会回来的。这就是生活，”他重复了外祖父最喜欢的一句话，“总有滑稽的事儿发生。”接着他又加入到跑垒游戏中，大家继续玩耍。操场四周被两层楼高的铁丝网围着，在铁丝网另一边观察事态发展的男孩们被坎特先生对付意大利人的架势震撼了。他自信果断，强壮得像举重运动员一般，每天都和我们这些人乐此不疲地打球，从他担任管理员那天开始，他就是操场常客们最愿意见到的人。但是这次事件之后，他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英雄，一个偶像、保护者，对那些自家兄长参了军去的孩子来说尤其如此。
之后几天，亲历了意大利人事件的两个男孩再也没来操场打球。头天早上，二人醒来时发着高烧，脖子僵硬，到了第二天傍晚，就四肢无力，呼吸困难，只好叫救护车急送入院了。他们中的一个名叫赫比·斯泰因马克，读八年级，胖乎乎的，行动笨拙，脾气倒不错。因为体力不行，常被安排打右外场，最后一个击球。另一个叫艾伦·迈克尔斯，也是八年级学生，却是球场上数一数二的好手，长大了兴许会是另一个坎特先生。赫比和艾伦成了社区里最早的一批小儿麻痹症病例。四十八小时过后又新增了十一起，虽然新增患者中没有那天操场上的孩子，但坊间谣言四起，都说是意大利人把病毒传到了威夸依克区。因为迄今为止全市意大利人所在的社区发病人数最多，而我们区却未有一起。人们坚信，正如那些意大利人所宣称的，他们开着车穿过整个城区，就是为了把病传染给犹太人，当然他们得逞了。
巴基·坎特的母亲难产而死，他由外祖父母养大，同其他十一户家庭一道住在经济公寓[4]，位于通向埃文大道以南的巴克利街，是市里相对贫困的地区之一。他父亲当年是市中心一家大百货商店的簿记员，沉迷于赌马。坎特的近视便遗传自父亲。在妻子因难产而死后不久，他便因挪用公款还赌债而被判盗窃罪，事实上，从入职那天起他就开始了中饱私囊的勾当。他在监狱待了两年，获释后再也没回过纽瓦克。男孩当时还随父姓，叫尤金。没有了父亲，就随着外祖父学习怎么生活。外祖父身材高大，像头熊，在埃文大道开了间杂货铺，干活十分卖力。放学后或礼拜六，坎特都会去店里帮忙。他五岁那年，父亲再婚，请了律师试图要回孩子，同他和新讨的太太一起生活，当时他在珀斯安博伊[5]的造船厂找了一份工作。外祖父也没请什么律师，直接开车去了趟珀斯安博伊，和曾经的女婿正面交锋，威胁说，如果他胆敢以任何方式干涉尤金的生活，他会拧断他的脖子。那之后，关于尤金父亲的消息便再也没有了。
正是靠在杂货铺里随外祖父一同抬货箱，他才练就了结实的胸脯和臂膀，而一天无数趟上下往来于店铺与住所的三段楼梯则锻炼了他的腿部力量。他从外祖父不屈不挠的个性中学会了如何战胜困难，即使是生为父亲的儿子这样的耻辱，他也能克服，因为在外祖父有生之年，他口中的父亲一直是“一个非常不厚道的家伙”。小时候他就希望自己身体健壮，像外祖父一样，也不想被迫戴上厚厚的镜片。但是他的视力太弱，晚上摘了眼镜准备上床睡觉时，几乎连房间里家具的轮廓都辨认不出。等到他八岁时第一次戴上眼镜，对自己的缺点从不多想的外祖父嘱咐闷闷不乐的孩子说，现如今他的视力和其他人一样好。那之后，关于视力的话题便不再提起。
他的外祖母个头矮小，是个热心肠，脾气也好，在抚养孩子方面，正好和外祖父互补。她勇于吃苦，不过一提到二十岁就难产而死的女儿，不免肝肠寸断。来店里买东西的人都很喜欢她。在家里，她到处忙个不停，也爱顺便听听《美丽人生》之类的肥皂剧，听的时候一想到接下来主人公要遭遇不幸，总是浑身发抖、紧张不安。一天中不在店里帮衬的那几个小时，她都花在悉心照料尤金上，不管他是得麻疹、腮腺炎，还是发水痘，确保他的衣物总是干干净净、补好了的，确保他功课完成、成绩单上签好了字、定期去看牙医（那时候穷人家的孩子很少这样），确保他的膳食营养丰盛，确保给他在犹太会堂上的希伯来语班交学费，为日后的受诫礼做准备。除了得过那常见的儿童传染病三件套，男孩一直很健康，连牙齿都结实坚固，这样好的体格全赖外祖母无微不至的照顾。那些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她能想到的都做到了。她和丈夫很少拌嘴，他们知道各自的分工，也知道如何做到最好，他们满怀热望把事情硬挺下来，给年幼的尤金树立了榜样。
外祖父负责培养男孩的男子气概，时常警惕要掐灭男孩身上任何一点懦弱的苗头，这和他糟糕的视力一样，也许是拜他生父所赐。外祖父教会男孩，男人在尽一切努力的同时要充满责任感。要服从外祖父的权威并不总是容易的，但是当尤金满足了他的预期时，外祖父绝不吝惜对他的褒奖。有一次，那时男孩才十岁，他在小店后面的仓库里发现一只大灰鼠。外面天色已黑，他看到老鼠在一堆空纸板货箱的里里外外窜来窜去，那些货箱是他适才帮外祖父一道卸下的。当然，他的第一反应是逃跑。但意识到外祖父在前面招待顾客，他就悄悄走到仓库一角，拿起那把又长又沉的煤铲子，以前他学过如何用铲子拨旺炉火让小店暖和起来。
他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地靠近，直到惊恐万分的老鼠被逼到墙角。男孩高举煤铲，老鼠则直立起来，吓得直咬牙，一副就要跳起的模样。但没等它跳离地板，男孩就迅速落下了铲子底面，不偏不倚正好击中那只啮齿动物的脑壳，把它的脑袋砸开了花。鲜血带着一点点骨头和脑浆流进仓库地板的裂缝中，他突然一阵恶心，虽然没有完全忍住不吐，但还是用铲子铲起死掉的老鼠。它很重，比他想象的要重，躺在铲子上的尸身，显得比用后脚直立时更大、更长。不可思议的是，没有什么——甚至那毫无生命迹象的尾巴或纹丝不动的四肢——看起来和它那针一般细的、血迹斑斑的胡须一样死气沉沉。武器举到头顶时，他没有意识到胡须，除了“杀了它”三个字他什么都意识不到，似乎那三个字是外祖父灌输到他脑子中去的。等顾客提着购物袋离开后，他把铲子直直地端在身前——一脸若无其事的表情，以表明自己如何处之泰然——一直端到店里给外祖父看，接着走出店门，在街道一角把尸体抖落，从铁箅子里戳进了下水道。回到店里，靠一块肥皂，几块破布，一把板刷和一桶水，他把地上的呕吐物和死老鼠的痕迹冲刷干净，还清洗了铲子。
这次胜利之后，外祖父就喜欢管戴眼镜的十岁外孙叫“巴基”了，因为这个昵称有大无畏、活力十足、意志坚强的含义。
外祖父名叫山姆·坎特，一八八〇年代随家人从波属加利西亚地区[6]的一个犹太村子移民到美国。纽瓦克街区的生活教会了他勇敢无畏，与反犹帮派的打斗中，他不止一次被打断过鼻梁。他的童年在贫民窟度过，那时候纽瓦克市的反犹斗争时有发生，而且很残暴，那些经历对他人生观的形成影响至深，后来也影响了他外孙的人生观。他鼓励外孙像男人一样战斗，像犹太人一样战斗，记住战斗永远不会结束，在接连不断的小冲突中，活着就意味着“在该付出代价的时候不要犹豫”。外祖父脸庞中央那个断过的鼻梁永远向男孩证明：无论这世界再怎么尝试，它都无法将他打倒。一九四四年七月，当那十个意大利人开车来到操场，坎特先生单枪匹马把他们赶跑时，虽然老人因为心脏病发已经过世，但这并不代表在整个冲突中他的缺席。
对于一个母亲因难产而死，父亲锒铛入狱，双亲从来不曾在最初记忆里出现的男孩来说，得到可以让他各方面都变强的父母的替身，实在是再幸运不过了——他极少因想起父母不在身边而痛苦，即使他的一生已经注定了无父无母。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星期天，日本突袭珍珠港，美国的太平洋舰队遭到轰炸，几乎被摧毁。当时坎特先生才二十岁，上大学三年级。接下来的星期一，十二月八日，他跑去市政厅外的新兵招募站报名参军，但是因为视力问题没有人愿意招他，无论是陆军、海军、海岸警卫队，还是海军陆战队。他被归到4—F[7]一档，被遣回潘瑟学院，继续学习如何成为一名体育教师。那时外祖父刚过世，尽管听起来有点离谱，但坎特先生还是觉得辜负了他，辜负了自己永恒的人生导师的期望。他健硕的体格，堪比运动员的非凡能力，如果不能以战士的身份加以利用，又有何益处呢？他从青春期早期就开始负重训练，可不是为了有足够的体力掷标枪——那时他已经强壮得像海军陆战队员了。
美国宣战之后，他还走在大街上，而所有和他同龄的体格健壮的男人都被送去学打日本人和德国人了，其中就有他两个最要好的朋友，也是潘瑟的同学，十二月八日那天他们三个一块去招募站排的队。好朋友戴夫和杰克抛下他去迪克斯堡陆军基地接受基本训练的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在卧室里哭泣，外祖母都听在耳里。他读潘瑟时和外祖母一起住，从前她可不曾听过他哭。穿着平民服装，看着电影屏幕上关于战争的新闻短片，上完课乘车从纽瓦克东奥兰治回家时看到邻座正读着晚报头条：“巴丹岛[8]沦陷”“战争岛[9]沦陷”“复活岛[10]沦陷”，所有这些体验都令他羞愧难当。他觉得如果他能加入，也许美国军队在太平洋一场接一场巨大失利的状况会有所改善，为此他心怀愧疚。
因为战争和征兵，教育系统提供的男体育教师岗位数不胜数，因此甚至还没等到一九四三年六月从潘瑟毕业，他就在有十年历史的总理大道小学谋到一个职位，签了暑期操场管理员的工作合同。他的目标是去总理大道小学隔壁的威夸依克中学担任体育教师和教练。因为两个学校都有占压倒性优势的犹太学生群体和极好的学术信誉，所以坎特先生对它们都感兴趣。他想教会这些孩子，不仅要学业出色，还要擅长体育，教会他们重视运动员精神，重视在运动场上通过竞争能学到的一切。他想教会他们他的外祖父曾经教会他的：坚毅果断、挺身而出、保持健康，永远不要受他人摆布，不要只是因为知道如何用脑就被诋毁为犹太病夫或娘娘腔。
赫比·斯泰因马克和艾伦·迈克尔斯由救护车送到贝斯·以色列医院的隔离病房后，有关他俩完全瘫痪，不能自主呼吸，靠铁肺维持生命的消息立马传遍了操场。虽然那天早上不是所有人都到齐，但还是有足够的孩子可以组成四队来进行一整天的五局循环赛。坎特先生估计，包括赫比和艾伦，原本九十多个常来操场的学生中，大约十五或二十名没有出现——他猜他们是被害怕小儿麻痹症的父母关在家中。虽然以前他就知道身边犹太父母对孩子的保护欲，以及警惕的母亲的母性关怀，但事实上，令他吃惊的是，更多的孩子出现在操场上。也许前一天他和他们的谈话起了作用。
“伙计们，”他那时说，在男孩们解散回家吃晚饭前把他们聚在一起，“我可不愿意看见你们惊慌失措。小儿麻痹症在我们这儿每年夏天都有。这种严重的疾病生活中无处不在。应对小儿麻痹症威胁的最好办法就是保持身体强健。每天都要尽量把手洗得干干净净，饮食也要注意，保持八小时睡眠，一天喝八杯水，不要听由自己担忧恐惧。所有人都希望赫比和艾伦早日康复，所有人都希望他们没得病。他们两个很棒，你们中很多人是他们的好朋友。尽管如此，在他们接受治疗逐渐康复的同时，我们剩下的人还得继续自己的生活。那意味着像往常一样每天来操场参加体育锻炼。当然，如果你们任何人感到身体不适，那么必须告知你们的父母，然后待在家里，好好照顾自己，直到看了医生，恢复了健康。但是如果你们觉得身体很好，整个夏天就没有理由不恣意玩耍。”
当晚，他拿起厨房里的电话，试了几次给斯泰因马克和迈克尔斯家拨电话，想表达自己的关心，以及操场上其他男孩对同伴的关心，顺便了解下两个生病孩子的身体状况。可都没打通。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已经是晚上九点十五分了，看来两家家长还在医院里候着。
突然电话铃响了，是马西娅从波科诺打来的。她听说了他操场上那两个孩子的事儿。“我和爸妈聊天。他们告诉我的。你没事吧？”
“没事。”他说，一边拉长了电话线，这样可以站在凉爽点的地方，靠打开的窗帘更近些，“其他男孩都没事。我正和住院的两家孩子家长联系，看看他们怎样了。”
“我想你，”马西娅说，“我很担心你。”
“我也想你，”他说，“但没什么可担心的。”
“我真后悔来了这儿。”她正在宾夕法尼亚州波科诺山区一个犹太儿童暑期夏令营担任总辅导员，这是她第二次做这份工作了，营地叫印第安山，离市区七十英里。她的正职是总理大道小学一年级教师——去年秋天他们相识，当时两人还是新进教师。“太糟了。”她说。
“对那两个孩子和他们的家庭来说，情况是很糟糕，”他说，“但还不至于束手无策。不应该那么想。”
“我妈妈提到那些意大利人的事儿，是他们来操场传播病毒的。”
“不是意大利人干的。我在场，知道发生的一切。他们是几个自以为是的家伙，不过如此。他们在道上到处吐痰，我们把它冲洗干净。小儿麻痹症就是小儿麻痹症——没人知道怎么传染的。夏天一来，它也来了，我们也无能为力。”
“我爱你，巴基。我一直很想你。”
怕邻居从开着的窗户那儿听见，他压低了嗓音，小心翼翼地回应：“我也爱你。”说出这句话可不容易，因为一来他很克制自己——觉得自己这么干是明智之举——她不在身边时不要过于思念，二来他之前从未对女孩子如此表白过，那几个字说出口仍然让他觉得尴尬。
“我要挂电话了，”马西娅说，“有人等着打电话呢。请照顾好自己。”
“好的，我会的。但是不要担心，不要害怕。没什么好害怕的。”
第二天，消息传遍了整个社区，说是威夸依克校区新增了十一起小儿麻痹症病例，相当于前三年报道的病例总和，而且还是在七月，再过两个月小儿麻痹症发病季节才会过去。十一起新病例，更糟的是，当晚，坎特先生最喜欢的学生，艾伦·迈克尔斯死了。七十二小时后，病魔吞噬了他。
接下来的一天是一个星期六，操场对有组织的活动只开放到中午。正值每周一次例行的防空警报测试，市里到处是此起彼伏的哀鸣。操场活动结束后他没有回巴克利街，没去帮外祖母的杂货铺进一周的货——外祖父去世后铺里的库存都贱卖了——他在男子更衣室冲了个澡，换上干净的衬衣裤子，穿上之前用纸袋子装着带过来的锃亮的鞋子。接着步行穿过整条总理大道，沿坡道一路行至法比安街道，艾伦·迈克尔斯家住在那儿。虽然社区里小儿麻痹症盛行，商店林立的主干道上仍旧人头攒动，大家都趁周六外出购物，要么去干洗店取衣物，要么拿药方出来配药，要么去电器商店、女装店、眼镜店、五金店随便买点什么。弗兰切的理发店里座无虚席，社区居民们正等着理发刮胡子。隔壁意大利人开的修鞋铺是街上除弗兰切的理发店外唯一一家非犹太人开的铺子。意大利人正忙着在凌乱的柜台上一堆鞋子里帮顾客找已经修好的成品，一旁收音机里的意大利电台嘈嘈嚷嚷，声音传出去老远。店铺前的遮阳布已经摊开，不然炙热的阳光会透过朝街的玻璃窗进到店里。
天空晴朗无云，气温不断上升。体育课上和操场上的男孩在总理大道见到他时很兴奋——他住在南区高中那边，不住这个街区，所以他们已经习惯见到作为体育老师和操场管理员的他。他们喊着：“坎特先生！”他则朝他们挥挥手，向父母们点头微笑，其中几个他在家长教师联谊会上见过。一位父亲停下步子和他攀谈。“年轻人，我想和你握握手，”他对坎特先生说，“是你把那些意大利佬赶跑的。那些癞皮狗。以一敌十，年轻人你真勇敢。”“谢谢你，先生。”“我叫穆瑞·罗森菲尔德，乔伊的父亲。”“谢谢你，罗森菲尔德先生。”接着，一个出门购物的女人也驻足和他说话。她礼貌地笑笑，说：“我是路易的太太，伯尼的母亲。坎特先生，我儿子可崇拜你了。但有件事我想问问你。市里出了那种事，你觉得大热天的孩子们还跑来跑去，要紧吗？伯尼回家时浑身都湿透了。那样好吗？想想艾伦的遭遇。一个家庭怎么能从这样的事情中恢复过来？他的两个哥哥都参军去了，现在又出了这档子事。”“路易太太，我不会让孩子们没节制地玩。我会看好他们。”“伯尼可不懂节制，”她说，“如果没人管着他，他可以没日没夜地跑来跑去。”“如果他太热的话，我一定会阻止他。我会盯着他的。”“哦，谢谢，多谢你了。有你看着孩子们，大家都很放心。”“希望我帮得上忙。”坎特回答说。和伯尼妈妈谈话时一小群人围了上来，接着又有一个女人走上前来，抓住他的衣袖，想要引起他的注意。“出事时卫生局跑哪去了？”“你问我吗？”坎特先生说。“是呀，问你呢。一夜之间威夸依克地区就新增了十一起病例！死了一个孩子！我想知道卫生局都做了些什么来保护我们的孩子。”“我不在卫生局工作，”他说，“我是总理大道小学的操场管理员。”“有人说你当时和卫生局的人在一起。”她质问他。“不是的。我希望能回答你的问题，但我是学校的员工。”“我给卫生局打了电话，”她说，“但没打通。我觉得他们是故意不接电话的。”“卫生局就在我们这儿，”又一个女人插嘴道，“我看见他们了。就在我住的那条街上，他们在一栋房子前挂了检疫隔离的牌子，”她接着说，声音里充满了焦虑，“我们街道也出现了一例小儿麻痹症！”“而卫生局什么也没干！”有人发起火来。“市里做了什么制止疾病传播？什么也没有！”“总该做点什么——但他们一点都派不上用场。”“他们得检查下小孩喝的牛奶——小儿麻痹症就是从那里来的，奶牛很脏，牛奶也不干净。”“不对，”又有人插嘴，“不是奶牛的问题——是牛奶瓶。他们没有及时给那些瓶子消毒。”“他们怎么不给瓶子做熏蒸消毒呢？”又有声音传来。“他们怎么不用消毒剂呢？把所有东西都消毒一下。”“我小时候他们还做过挺多事的，怎么现在不一样了？那时他们在我们脖子上挂樟脑丸，还用一种叫什么阿魏[11]的臭东西——也许现在也能奏效。”“他们怎么不在街道上洒化学药剂，把小儿麻痹症病毒都消灭掉？”“别提什么化学药剂了，”有人说道，“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把手洗干净。不停地洗手。清洁！清洁是唯一的方法！”“还有一件事很重要，”坎特先生插了一句，“大家都要冷静，别失了分寸，没什么可恐慌的。另外别把恐慌传给孩子。尽可能地正常生活，这很重要。无论你们和孩子提到什么，都要保持理智、冷静。”“他们要是待在家里，等这场传染病结束了再出来，岂不是更好？”有个女人问他，“在这种危机关头，家里可是最最安全的地方。我是瑞奇·图林的母亲。坎特先生，瑞奇被你迷得神魂颠倒。所有男孩都是。但如果关闭操场，让他们留在家中，对瑞奇来说，对所有男孩来说，岂不是更好？”“关不关操场我无法决定，图林太太。学校管理人员会做决定。”“我不是怪你，你不要误会。”她说。“不会，不会。我知道你没有。你是母亲。你很担心。我理解大家的忧虑。”“对犹太人来说，孩子就是我们的财富，”有人补充道，“为什么小儿麻痹症会盯上我们漂亮的犹太小孩？”“我不是医生，也不是科学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生病，也不知道谁会染病。我想没人知道。所以大家都试图找到该去怪罪的人或东西。大家都想找出罪魁祸首，把它根除。”“那些意大利人呢？一定是意大利人！”“不，不，我不这么认为。意大利人出现时我也在场。他们和孩子们没有接触。不是意大利人的错。听着，不要让忧虑吞噬了你们，也不要让恐惧吞噬了你们。当务之急是不要把恐惧像病毒一样传给孩子。一切都会好起来，相信我。我们所有人都尽自己的一份力，保持冷静，竭尽所能保护孩子，所有人都能渡过难关。”他说。“哦，太感谢你了，年轻人。你太棒了。”“我还要赶路，不好意思。”他对所有人说，最后朝那些眼神里充满了焦虑与恳切的人看了一眼，在他们眼中，仿佛他远比一个二十三岁的操场管理员更为强大。
法比安街在纽瓦克的尽头，再过去是欧文顿市，街后边是铁路和贮木场。和其他从总理大道分流出来的居民街区一样，法比安街两旁是两排两层半高的房子，屋前是红砖门阶，每家都有篱笆围起来的小院，房子间隔着狭窄的水泥车道和小型车库。门阶前拐角处都栽有一株小树，绿叶成荫，这是十年前市政府的一项工程。高温无雨的日子持续了数周，如今叶子蔫了不少。街道宁静整洁，没有任何疾病或感染的迹象。所有楼层要么拉上了百叶窗，要么放下了窗帘，这样酷暑才不会进到室内。四处连个人影也没有，坎特先生不知道是因为暑热，还是因为邻居们出于对迈克尔斯一家的尊重（也许还有恐惧）而把孩子们都关在了家中。
那时，莱昂斯大街街角处冒出一个人影，在法比安街白花花的日头下和晒软了的柏油路面上踽踽独行。虽然相隔甚远，但坎特先生还是凭着特殊的步态认出来那是贺拉斯。威夸依克这块儿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认识贺拉斯，大抵因为看见他自顾自地走着这件事本身就很让人不安。小点儿的孩子见到他，会跑到街道另一边，大人们遇到他也会低头避开。在街坊眼中，贺拉斯是个“傻蛋”。他骨瘦如柴，三十或四十来岁的样子——没人知道他的确切年龄——智商只有六岁左右。与社区里的孩子几年前给他取的绰号“傻蛋”不同，心理学家管他叫“智障”，甚至“白痴”。他慢吞吞走着，像乌龟一样把头从脖子里伸出来，每走一步，头就无力地晃来晃去，看起来不像在走路，倒像踉跄着往前。他不怎么说话，偶尔开口时唾沫星子便积聚在嘴角，不说话时，口水有时也会淌下来。一张瘦削的脸，长得一点也不端正，看起来像是经过产钳的挤压扭曲，只有鼻子是个例外，在这样一张狭长的脸上，鼻子显得又大又鼓，十分怪异。有些孩子鬼主意多，他路过门阶或车道时，他们会在一旁大喊着戏弄他：“嘿，喇叭鼻！”他身上的衣物一年四季都散发着一股酸臭味，脸上还有斑斑点点的血渍，从皮肤上的小刮痕来看，虽然他只有婴儿的智商，但也像成年男子一样会长胡子，而且每天出门前还不顾危险自己刮胡子，也可能是他父母代劳。几分钟前，他定是从街角裁缝店后的小公寓出门。他和年迈的父母一起住，父母之间用意第绪语交流，对来店里的顾客则说口音很重的英语。据传他们生养的其他子女都很正常，且都已成年，住在其他地方。令人称奇的是，贺拉斯的两个哥哥，一个据说是医生，另一个是成功的商人。贺拉斯是家中老幺，无论寒冬酷暑，他成日在社区街道上游荡。隆冬时节身上一件尺寸过大的麦基诺厚呢大衣，大衣兜帽拉上来盖住了御寒的耳暖，黑色橡胶套鞋没有束口，本该戴在大手上、用别针固定在袖口的手套则一直耷拉着，无论气温如何，从未使用过。这副打扮让行动迟缓的他看起来比平时独自在小区里四处溜达时更像个异类。
坎特先生在街道那头找到了迈克尔斯的家，他登上门廊台阶，过道很窄，里面立着信箱。他按下二楼的门铃，楼上响起铃声。有人从里面的楼梯下来，步伐缓慢，接着楼梯间最下面的毛玻璃门打开了。一个体格魁伟的男人出现在眼前，短袖衬衫的纽扣在腹部绷得紧紧的，眼睛下是粒面的黑眼袋，看见坎特先生时没有讲话，似乎悲伤已经使他木然。
“我是巴基·坎特，总理大道小学的操场管理员，也是那儿的体育老师。艾伦是我体育课上的学生。他和其他男孩一起在操场上打球。我听说了他的事，请节哀。”
男人很久没有作答。“艾伦提起过你。”他终于回了一句。
“艾伦是天生的运动健将。他很懂事。发生这种事太可怕、太令人震惊了，我们都觉得难以理解。我是来告诉你，我为你们感到难过。”
过道里很热，两人都汗流不止。
“上楼吧，”迈克尔斯先生说，“我们给你准备点冷饮。”
“不多打扰了，”坎特先生回答说，“我就想表示下慰问，我想告诉你，你们的儿子很优秀，在各方面都很成熟懂事。”
“喝点冰茶吧。我小姨子准备的。我太太病了，一出事就病倒了。医生只好给她开苯巴比妥[12]。来吧，喝点冰茶。”
“真不想打扰你们。”
“来吧。艾伦常跟我们提坎特先生和他的肌肉。他爱操场上的一切，”接着，他哽咽了，“他爱生活。”
坎特先生跟着这个伤心欲绝的大块头男人上了楼，进了房间。百叶窗拉上了，没有开灯。沙发旁有一架落地收音机，对面是两张又大又软的太空椅。坎特先生在沙发上坐下，迈克尔斯先生去厨房端来一杯冰茶递给客人，随后也在太空椅上坐下，朝坎特先生那边移了移，接着苦闷地叹了一口气，又坐到另一张椅子上，椅脚边有个搁脚凳。等他在椅子和搁脚凳上舒展开，他看起来像和他太太一样病倒在床，服了镇静剂，动也动不了。他一蹶不振，面无表情。在昏暗的室内，他眼睛下面暗沉的皮肤看起来也黑漆漆的，好像一对染上墨汁的哀悼符号。古老的犹太死亡仪式规定，一旦获悉亲人去世，人们需要撕裂自己的衣裳——迈克尔斯先生苍白的脸上那两道黑色的印迹则是他的仪式。
“我们有儿子在服兵役。”他说。声音压得很低，传不到隔壁房间人的耳朵里，语速也慢，似乎是过于疲乏的缘故。“自从他们被派往国外，每天我都做好听到最坏消息的打算。迄今为止，他们从最惨烈的战争中幸存下来，但他们的小弟弟一连几个早上醒来都是僵着脖子，发着高烧，三天后便走了。我们要怎么告诉他的哥哥们这个消息？要怎么给战斗中的他们写信告知这件事情？一个十二岁的孩子，你能期待的最优秀的男孩，离开了人世。头一晚他看起来糟透了，因此第二天早上我想也许最糟的情况已经过去，危机结束了。可最糟的情况才刚刚开始。那孩子度过了怎样的一天！他烫得像着了火。读读温度计，你都不敢相信——一百零六华氏度[13]！医生一来就叫了救护车，到了医院他们很快就把他带走了——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再也没见过儿子活着的样子。他孤独地死去。连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他留给我们的只有一个壁橱，里面有他的衣服、课本，还有一些运动器材，还有，那儿，他的鱼。”
坎特先生这才注意到远处靠墙立着一个大玻璃鱼缸，那边不光百叶窗，连深色窗帘都已拉上，窗帘后面的窗户应该是面向隔壁的房子和车道的。水箱上有盏霓虹灯照下来，里面是五彩斑斓的成群的小鱼，有十来条，要么躲进装点着绿色小灌木丛的小石洞，要么掠过箱底的沙子找寻食物，还有的浮到水面一张一翕，或是游到水箱一角冒泡的银色管子旁，悬着一动不动。坎特先生心想，这可真是一块经过精心打理的设备齐全的栖息地啊。
“今早，”迈克尔斯先生的手越过肩头，指着鱼缸说，“我想起来要给它们喂食。我从床上跳起来，记起来了。”
“他是最棒的。”坎特先生边说边探身，这样即使声音低对方也能听到。
“他一直按时做功课，”迈克尔斯先生说，“总给他妈搭把手。一点也不自私。本来九月份就要开始准备他的受诫礼了。他彬彬有礼、整洁干净。每周都记得给两个哥哥发军邮[14]，信中都是些家中近况，晚饭时他会念给我们听。他妈妈因为两个哥哥参军的事闷闷不乐，他却总能逗她开心。甚至在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跟他在一起也能让你开怀大笑。我们家是他所有朋友欢度时光的大本营。为什么是艾伦得了小儿麻痹症？为什么非得是他得病死掉？”
坎特先生握紧手中装冰茶的冰冷玻璃杯，一口也没喝，甚至都没意识到自己正握着它。
“他所有的朋友都吓坏了。”迈克尔斯先生说，“他们害怕被传染上，怕自己也会得小儿麻痹症。他们的父母变得歇斯底里。没有人知道该做些什么。能做什么呢？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还有比我们家更干净的吗？还有比我太太把房子打理得更干净的吗？还有比这样一位母亲更关心孩子安危的吗？还有比艾伦更能自己打理好房间衣物、照顾好自己的孩子吗？无论做什么他第一次就能做好。总是开开心心的。也总逗别人开心。为什么他会死呢？这有何公平可言？”
“没有公平可言。”坎特先生回答说。
“你只做正确的事，接着又是正确的事，正确的事，正确的事，如此循环往复。你试着体贴别人，通情达理，乐于助人，然后却发生了这样的事。生活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似乎毫无意义。”坎特先生回答。
“正义的天平在哪里？”这可怜的男人问道。
“我也不知道，迈克尔斯先生。”
“为什么悲剧总是发生在最不应该发生的人身上？”
“我不知道。”坎特先生答道。
“为什么不是我，而是他？”
对这样一个问题坎特先生不知该如何作答。他只能耸耸肩。
“一个孩子——悲剧降临在一个孩子身上。这真是残酷！”迈克尔斯先生边说边捶打椅子扶手，“太荒唐了！一场可怕的疾病从天而降，一夜之间就夺走人的性命。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呀！”
坎特先生真希望自己能说点什么，哪怕就一个字，哪怕只是一瞬间，可以减轻这位父亲的苦痛煎熬。但除了点头附和以外，他什么也做不了。
“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室外，”迈克尔斯先生说，“艾伦也在。他刚结束了在战时菜园[15]里的活儿。他无比虔诚地打理菜园。去年我们还吃上了艾伦种的蔬菜，整个夏天他都忙着种菜。然后起了一阵微风，没想到会起风。你还记得吗，那天晚上？大概八点钟左右，多让人神清气爽？”
“记得。”坎特先生说，但其实他没在听。他正看着房间另一头鱼缸里游动的热带鱼，想着没有艾伦的照料，它们要么饿死，要么被送走，要么早晚被某人含泪丢到马桶里冲掉。
“热了一整天，那似乎是上天的恩赐。你等啊等，等微风吹来。你以为一阵风能让你好受些。但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迈克尔斯先生问，“我觉得正是那阵风造成了小儿麻痹症病毒在空气中的散播，散播的范围越来越大，就像一阵疾风吹得落叶到处都是。我觉得艾伦就是坐在那儿，从那阵风中吸进了病毒……”他说不下去了，开始抽泣，笨拙地、不熟练地，像那些通常觉得自己战无不胜的男人那样抽泣。
这时一个女人从黑洞洞的卧室里走出来，是照料迈克尔斯夫人的小姨子。她落在地板上的脚步很轻，似乎卧室里焦躁不安的孩子终于安睡过去。
她轻声说：“她问你和谁说话呢。”
“这位是坎特先生，”迈克尔斯先生说，抹了一把眼泪，“艾伦学校里的老师。她怎么样了？”他问小姨子。
“不是很好，”她压低了嗓子，“还是一味地念叨：‘不会是我的孩子，不会是我的孩子。’”
“我这就过去。”他说。
“我得走了，”坎特先生说着，从沙发上起身，把没动过的冰茶放到一旁的条桌上，“我只是来问候下。请问葬礼什么时候举行？”
“明天上午十点。在施莱街会堂。艾伦是他希伯来语学校拉比最喜欢的学生。也是所有人的最爱。斯莱文拉比一听到消息，就亲自来家里拜访，表示可以在会堂举行葬礼，就当是给艾伦的特殊荣誉。世上所有人都爱那个孩子。他是万里挑一的。”
“您教什么科目？”小姨子问坎特先生。
“体育。”
“只要和体育相关的，艾伦都喜欢。”她说，“多好的学生啊。他是每个人心头的宝贝。”
“我知道，”坎特先生说，“我明白。我难以向你们表达我有多难过。”
他下了楼，正要下门阶，一楼公寓里有个女人冲出来，激动地抓住他的胳膊，问道：“隔离标识在哪儿？人们上楼下楼，进进出出，为什么不立个隔离标识呢？我的孩子们还小。为什么不立个隔离标识保护下我的孩子呢？你是公共卫生队派来的巡视员吗？”
“我不知道什么卫生队。我是操场管理员，是学校的老师。”
“那么谁来管管这里？”那女人是个矮个头，皮肤黝黑，满脸惊恐，五官因情绪激动而显得扭曲。看来似乎不是因为她的孩子们不得不朝不保夕地与传染病为邻，而是小儿麻痹症本身毁了她的生活。她看上去不比迈克尔斯先生好多少。
“我想是卫生局管这事儿。”坎特先生说。
“他们在哪儿？”她哀求道，“管事的人在哪儿！街上的人甚至不从我们房子跟前走——他们故意走在街道另一边。那个孩子死了，”她接着说，因为绝望而语无伦次，“而我还在等着立一个隔离标识！”紧接着她尖叫起来。除了在恐怖电影里，坎特先生以前从未听过谁尖叫。它和银幕上的尖叫不同，听上去像电流的嗞嗞声，音调很高，拖得很长，和他听过的人声都不一样。这怪异的声音让他汗毛直竖。
他还没吃午饭，打算去希德的店里买个热狗。他小心翼翼地走在街道背阴的一边，另一边完全暴露在刺眼的阳光下，他觉得他能看到热浪在人行道上方微微闪烁。大多数人不会这时候出门购物。又是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夏日，气温到了惊人的一百华氏度[16]，如果操场开放，他会缩短玩垒球的时间，鼓励孩子们去学校阴凉处玩国际象棋、跳棋和乒乓球。很多男孩吃了妈妈们给他们准备的、为防暑热的食盐片剂，一门心思想在操场上继续玩耍，无论气温飙到多高，哪怕操场上柏油开始变松软，开始在运动鞋底下热得发烫。太阳如此炙热，以至于你会以为，在被原地火化前，自己裸露的皮肤不是被晒黑而是被晒得颜色全无。刚刚体会了艾伦父亲的哀痛，坎特先生考虑，如果之后的气温一直超过九十华氏度[17]，接下来的夏天是否应该关闭所有体育设施。这样的话，他至少也做了点什么，尽管他并不知道这对阻断小儿麻痹症的传播是否有用。
希德的店几乎门可罗雀。店后头暗处的弹球机旁有人在骂街，两个他不认识的高年级男生在自动点唱机上打发时间，点唱机正放着的《我会见到你》是那年夏天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马西娅也爱在电台里收听这首歌，它之所以这么受欢迎，是因为战争期间丈夫和男友都参军去了，而他们的妻子和女友都留守在家的缘故。他还记得马西娅出发去印第安山前一周，他们在她家后门廊上随着这首歌跳舞。在《我会见到你》的旋律下二人抱着缓缓摇曳，这让他们在马西娅还没离开前就已经开始思念对方了。
餐馆的卡座和柜台前的高脚凳上都没有坐人。巴基在纱门附近的位子上坐下来，狭长的取餐窗口面向总理大道，街上不管什么气味都可能传过来。柜台两边各有一个大风扇吹着，但似乎不怎么奏效。店里依然很热，弥漫着油炸薯条的味道。
他要了热狗和冰镇根汁汽水，独自在柜台边吃起来。街对面，在纽瓦克如赤道地区般致命的热浪里，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坡道山上爬的正是贺拉斯本人，他无疑是往操场方向去的，却不明白今天是周六，而夏天周六中午操场是关闭的。（没人知道他是否理解“夏天”“操场”“关闭”或者“中午”的意思，就像他没过马路到背阴这边来的行为本身也许就表明了他缺乏基本的思考能力，无法理解“阴凉”的概念，甚至连找块阴凉地儿的本能都没有，哪怕是只狗，在这种天气下也有这样的本能。）如果贺拉斯发现学校一个孩子也没有，他会怎么做呢？是在露天座位上坐上几个钟头等孩子们出现，还是重新开始他在社区内的游荡，像某个光天化日之下的梦游者？是的，艾伦死了，小儿麻痹症正威胁着这个城市里所有孩子的性命，可看着贺拉斯没头没脑地在炎炎烈日下独自行走，坎特先生禁不住心生沮丧。
孩子们打球时贺拉斯要么安静地坐在击球队伍刚坐过的长凳一角，要么起身在球场上到处巡视，在离场上球员一两步远的地方停下，然后就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每次都是这样。大家都知道守场员甩掉贺拉斯的唯一办法——好集中注意力重新回到比赛——就是握住这个傻子死气沉沉的手，对他说：“过得怎么样啊，贺拉斯？”这样贺拉斯就满足了，然后走到另一个球员身边。他对生活的全部要求就是——和别人握手。操场上打球的男孩从不嘲笑戏弄他，至少坎特先生在的时候不会，除了无法无天、精力旺盛的考普费曼家的两个儿子，麦隆和丹尼。他们身强体壮，擅长体育。麦隆容易兴奋，天性好斗，而丹尼调皮捣蛋，鬼头鬼脑。两人中年长些的，也就是十一岁的麦隆，具备成为一个霸凌者的一切素质，一旦球场上男孩起纷争或者他去跳绳的女孩那边捣乱时就必须得管住他。坎特先生花了不少时间给不服管的麦隆灌输公平竞争的精神，还告诫他不要和贺拉斯纠缠。
“瞧，”麦隆会这么说，“瞧瞧，贺拉斯。瞧瞧我正做什么呢。”贺拉斯看着麦隆运动鞋的鞋尖一上一下有节奏地点在看台台阶上，他的手指开始抽搐，脸变得通红，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在空中挥舞起双臂，似乎要赶走一群蜜蜂。那年夏天坎特先生不得不一次次制止麦隆·考普费曼，告诫他不要再这么做。“做什么？做什么？”麦隆问，故意咧嘴一笑，来掩饰自己的傲慢无礼。“我正用脚打拍子呢，坎特先生——难道我连用脚打个拍子的权利都没有吗？”“麦隆，住口。”坎特先生说。另一个考普费曼，十岁的丹尼，有把金属玩具手枪，设计得跟真的左轮手枪一样，可以让他揣在口袋里，即使打二垒时他也随身携带。扣动扳机时玩具枪会发出轻微的爆炸声，还会冒烟。丹尼喜欢跑到其他男孩身后，用枪吓唬他们。坎特先生一直容忍他们的恶作剧，因为其他男孩从未真正被吓住过。但有一天，丹尼掏出玩具枪朝贺拉斯挥舞，让他举起双手，而贺拉斯没有照做，于是丹尼幸灾乐祸地开了五枪。枪声和烟雾让贺拉斯开始嚎叫，他迈着笨拙的外八字步从球场上折磨他的小鬼那儿跑开了。坎特先生没收了枪，之后就把它放在办公桌抽屉里，那里面还有丹尼夏天早些时候用来吓唬操场上更小的孩子的玩具——“警长”手铐。那天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把丹尼·考普费曼送回家，还写了一张字条，告诉他妈妈她的小儿子干了什么坏事。他怀疑她从未见过字条。
希德的店里的尤西，那个总是穿着沾满芥末酱的围裙，站在柜台后面的老伙计对坎特先生说：“这里没一点儿人气儿。”
“天太热了，”坎特先生回答说，“夏天到了。又是周末。人们要么在海边待着，要么躲在家里。”
“不对，是因为那个孩子才没人来店里的。”
“艾伦·迈克尔斯。”
“对啊，”尤西说，“他在这儿吃了个热狗，回家后就得了小儿麻痹症，接着死了。现在所有人都不敢来这了。真是胡扯。怎么会吃个热狗就得小儿麻痹症。我们卖了成千上万的热狗，也没人得过小儿麻痹症。一个孩子得了小儿麻痹症，接着所有人都说：‘因为希德家的热狗，因为希德家的热狗！’一个煮过的热狗——怎么会因为一个煮过的热狗而感染小儿麻痹症呢？”
“人们吓坏了，”坎特先生说，“他们怕得要死，所以什么都能引起他们的不安。”
“是那些意大利杂种把病毒带来的。”尤西说。
“不太可能。”坎特先生说。
“就是他们。他们到处吐痰。”
“我当时在场。我们用氨水把痰液都清洗掉了。”
“你清洗掉了痰液但清洗不掉病毒。病毒是洗不掉的。你看不见它。它浮在空气中，你一张嘴就吸入，接下来就得病。这病和热狗一点关系都没有。”
坎特先生没做回应。他一边听着点唱机上熟悉歌曲的尾声部分——突然思念起马西娅来，一边吃完了热狗。
我会见到你，
在每一个美好的夏日，
在一切光明和快乐的事物中，
我会一直这样想着你……
“假设那孩子在哈勒姆的店里吃了个冰激凌圣代，”尤西接着说，“那是不是也没人去哈勒姆店里吃冰激凌圣代了？假如他去中国佬店里吃了炒面——是不是就没人去中国佬那边点炒面吃了？”
“也许吧。”坎特先生说。
“那另一个死掉的孩子又怎么解释？”尤西问道。
“什么另一个孩子？”
“今天早上死掉的那个。”
“什么孩子死了？赫比·斯泰因马克死了？”
“对啊。他可没在这儿吃热狗。”
“你肯定他死了？谁告诉你赫比·斯泰因马克死了？”
“别人告诉我的。前脚来店里的那人。好几个人都这么跟我说。”
坎特先生付了饭钱给尤西，然后不顾天气炎热——他不怕热——从希德的店里跑了出去，穿过总理大道，回到操场。接着又跑下台阶来到地下室门口，开了门，一路跑到自己的办公室。他拿起电话，拨通贝斯·以色列医院的号码。电话上面的告示板上用图钉钉了张卡片，卡片上有一串紧急联系号码，医院的号码也在其中。它的正上方还有另一张卡片，上面有他手抄的约瑟夫·李的名言。约瑟夫是操场运动之父，坎特在潘瑟念书时读过他的作品。从第一天上班起他就把那句名言写上了：“对于成人来说，玩耍是消遣，是生命的复苏；对于孩童来说，玩耍是成长，是生命的获得。”名言卡片旁边是文体部前天邮寄给各个操场管理员的一张通知：
考虑到当前小儿麻痹症暴发给纽瓦克孩子带来的危险，请特别严加注意下列事项。如果眼下没有足够的卫浴用品，马上订购。对洗手槽、抽水马桶、地板和墙壁进行每日消毒，确保所有设备清洁无瑕。必须监管各地卫浴设施被彻底洗刷。以上各项，只要疾病暴发当下对社区还有威胁，诸位务必给予切身关注。
接通医院的电话后，他问接线员病人信息，接着问了赫伯特·斯泰因马克的情况。接线员告诉他病人已经不在医院了。“但他装了铁肺。”坎特先生很不甘心。“病人死了。”接线员说。
死了？“死”这个字眼和胖乎乎、圆鼓鼓，总是一脸笑容的赫比有什么相干呢？操场上最最听话、嘴最甜的男孩就是他。他总是一大早就和另外几个孩子一起帮他把运动器材搬出去。总理大道小学的体育课上，尽管在鞍马、双杠、吊环和攀绳项目上的表现无药可救，但因为他够努力，脾气一直又好，坎特先生从没给过他低于B的分数。天生的运动健将艾伦，还有对体育从不在行、肢体欠灵活的赫比——意大利人设法闯入操场那天，两人都在场上玩耍，如今他们都死了，在他们十二岁这年，小儿麻痹症给了他们致命的一击。
坎特先生一路跑出地下室，来到公用的男洗手间。他任由自己沉浸在悲痛中，不知如何应对内心的困苦。他一把抓起看门人的拖把，接了一桶水，往里面倒了一加仑罐装的消毒剂，把整个瓷砖地板拖了个遍，一边拖一边大汗淋漓。接着又走进女洗手间，在发狂的盛怒下死命地把那边的地板也拖了个遍。最后，带着衣服上和手上的消毒剂的臭味，他搭了公车回家。
第二天早上，在刮了胡子、冲了凉、吃过早饭之后，他重新擦了擦那双见客穿的皮鞋，穿上他的套装、白衬衣，打上领带——两条领带中较暗的那条，然后乘公车去了施莱街。街对面的会堂很矮，看起来像个阴沉沉的黄砖头盒子，周围杂草丛生，原先是改建的社区战时菜园，也许艾伦曾悉心照料过的菜地也在里面。坎特先生看见几个女的，头上戴着用来遮挡早上日头的宽檐草帽，正弯腰在广告牌边上的小块土地里除草。会堂前面停了一排汽车，其中一辆是黑色的灵车，司机站在路边，正拿着块布擦拭前挡泥板。坎特先生看见灵车里的棺材，根本无法相信艾伦就是因为夏天生的一场病才躺在了苍白、简单的松木棺材里，那副你无法从里面冲出来，里面的十二岁永远是十二岁的棺材。我们剩下的人活着，一天天变老，但他永远留在了十二岁。几百万年过去，他还是十二岁。
坎特先生从裤袋里掏出折起来的圆顶小帽戴上，走进会堂，在后排找了个空位坐下。他跟着祈祷书上的祷文，加入了会众的诵祷。诵到一半，有个女人尖叫起来：“她晕过去了！救命啊！”斯莱文拉比暂停了礼拜仪式，同时有个医生模样的人沿着通道冲了过来，爬上台阶到了楼厅，去照料女信徒区里晕倒的那位。会堂里的气温那时至少有九十华氏度，楼厅那边也许是最热的。难怪有人会晕过去。如果仪式不立马停下来，到处都会有人晕倒。甚至连坎特先生都觉得有点头晕，因为他身上的那件是冬天穿的羊毛套装。
他旁边的座位空着。他不断幻想艾伦走进来坐下。他希望艾伦戴着垒球手套走进来坐在他身边，就像他中午经常在操场的看台上做的那样，在坎特先生身旁取出午餐袋里的三明治来吃。
艾伦的叔叔伊萨多·迈克尔斯致悼词。他在韦恩赖特街和总理大道拐角处经营了多年的药店生意，顾客都管他叫大夫。他看上去很开朗，体格魁梧，皮肤黝黑，就像艾伦的父亲，眼睛下面也有粒面的黑眼袋。只有他发了言，因为其他家庭成员都觉得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很多人在抽泣，不仅仅是女信徒区的。
“感谢上帝赐予我们艾伦·阿夫拉姆·迈克尔斯，并护佑他十二年，”伊萨多叔叔说道，鼓起勇气笑了笑，“感谢他赐予我一个侄子，自他出生之日起，我就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他。艾伦每天放学后都会顺路到我店里，坐在柜台边，要一杯麦芽巧克力。刚上学那会儿，他是这世上最瘦小的孩子，我们一门心思要把他养胖。如果有空，我会去冷饮柜台那儿亲自给他做麦芽巧克力，还会给他多加点麦芽，让他长胖些。那个习惯一旦开始，就年复一年地持续下去。我的好侄儿放学后的来访多么令人愉快啊！”
说到这儿，他不得不停下来，控制一下情绪。
他继续说道：“艾伦是热带鱼专家。关于照顾各种热带鱼的所有注意事项，他聊起来头头是道。去他家玩，和他一道坐在他的鱼缸旁，听他跟你讲每条鱼的故事，它们怎么产卵繁殖，诸如此类，没有比这更让人激动的事情了。你可以在那儿和他坐上一小时，他却还没把知道的都说完。和他道别时，你脸上带着笑，精神振奋，还学到了许多。他怎么做到的？他是如何做到为我们这些成年人所做的一切的？艾伦有什么特别的秘密？那就是活好每一天，无论是放学后喝的那杯麦芽巧克力、热带鱼、他擅长的体育，还是在战时菜园里为战争出的一份力，或者在学校的学习，要从每件事物中发现惊奇，在每个事物上发现乐趣。艾伦十二年的人生里承载了比大多数人一生还要多的健康与乐趣。艾伦给他人带来的乐趣比大多数人一生所给予的还要多。艾伦的生命结束了……”
说到这儿，他不得不再次停下来。再继续讲时，他的声音已经沙哑，快要掉泪了。
“艾伦的生命结束了，”他重复了一遍，“但是，尽管我们感到悲痛，我们应该记住，他活出的人生是永恒的。对艾伦来说每一天都是永恒，因为他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对艾伦来说每一天都是永恒，因为他温暖亲切。他一生都是个快乐的孩子，这个孩子每做一件事，总是竭尽全力。在这世上，有的是比他的还要悲惨的命运。”
之后，在会堂外面的台阶上，坎特先生向艾伦一家表示哀悼，并感谢艾伦叔叔刚才的发言。谁能想到，那个药店里穿着白大褂、照着处方给人们配药的大夫如此能言善辩，让会堂各处的会众，楼上楼下的，无不为他的悼词而恸哭。坎特先生看见有四个男孩一起离开了祈祷仪式，他们是斯佩克特、索贝尔森、塔巴克和芬克尔斯坦。他们的套装、白衬衣和领带都不合身，硬皮鞋也不合脚，脸上汗流直下。也许那天对他们来说，最艰难的不是第一次面对死亡，而是大热天被浆过的领子和领带勒得半死。但是，尽管天气很热，他们还是穿了最体面的衣服来会堂参加仪式。坎特先生走到他们身边，扶了扶每个人的肩头，拍拍背安慰他们。“你们在这儿艾伦会开心的，”他低声对他们说，“你们能来参加仪式，真是体贴。”
这时有人碰了一下他的背。“你和谁一块儿走？”
“什么？”
“那儿——”那人指着灵车旁的一辆汽车，“那儿，和贝克曼一家一起吧。”接着他被推到路边的普利茅斯牌轿车旁。
他没打算去参加葬礼。会堂的祈祷仪式结束后，他本打算回家帮外祖母一起处理周末各种琐事。但已经有人帮他把车门打开了，他上了车，到后排座位坐下。旁边是一个戴黑纱帽的女人，正甩着一块手帕给脸上扇凉风，脸上的粉顺着汗水流下来。司机的位置上坐了一个矮矮胖胖的家伙，穿着黑套装，跟他外祖父一样鼻子破相，这也许同样是反犹帮派造成的。他前面坐着一个黑头发的其貌不扬的姑娘，约莫十五六岁，据介绍是艾伦的表姐梅丽尔。年迈的贝克曼夫妇是艾伦的姨母姨丈。坎特先生介绍自己是艾伦的老师。
他们不得不在热烘烘的车里待上十分钟左右，等着后面的送葬队伍成行。坎特先生试着回想伊萨多·迈克尔斯刚刚的悼词，回想他说的艾伦如何活出永恒的生命，但脑海中浮现出的总是艾伦在棺材里像块烤熟了的肉的画面。
他们驶过施莱街，到了总理大道左转，接着开始在总理大道上慢慢前行，过了艾伦叔叔的药店，朝坡顶的小学和中学驶去。街上几乎没有其他车辆——大多数的店铺都大门紧闭，只有塔巴切尼克的店还开着，因为周日上午有人来买熏鱼。街角的糖果店也还卖着周日的报纸，面包店也开着，周日人们会去那儿买咖啡蛋糕和贝果面包当早餐。十二岁的艾伦本可以在这条街上不断出现，往返于学校和操场，或者出门给妈妈买点东西，在哈勒姆的店里和朋友碰面，或是一路上坡再下坡去威夸依克公园钓鱼、滑冰、泛舟之类。现在是他最后一次途经总理大道了，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躺在那个棺材里。坎特先生想，这车里尚且热得跟烤箱一样，棺材里的温度可想而知。
车里的每个人都沉默不语，直到车子快开到坡顶、经过拐角希德的热狗店时，沉默才被打破。
“他为什么非要去那家脏兮兮的小店里吃东西呢？”贝克曼太太说，“他为什么不能回家吃冰箱里的东西呢？他们怎么能允许这么一家店开在学校对面呢？夏天还开着。”
“伊迪丝，”贝克曼先生说，“冷静点。”
“老妈，”艾伦的表姐梅丽尔说，“孩子们都在那儿买东西吃。他们常去那里。”
“那是个臭水浜，”贝克曼太太接着说，“小儿麻痹症流行季，这么大热天的，像艾伦那么聪明的孩子去那样的地方——”
“够了，伊迪丝。天气很热，大家都知道天气很热。”
“他的学校到了。”贝克曼太太说。那时他们的车子开到坡顶，正要路过坎特先生执教的小学，学校建筑的石头立面苍白暗淡。“有多少孩子像艾伦那样热爱学校？从第一天上学起，他就爱上了那里。”
也许这话是对他说的，因为他是学校的代表。坎特先生说：“他是个优秀的学生。”
“还有威夸依克，他本来可以是威夸依克的荣誉生。他已经打算要学拉丁文了。拉丁文！我都想好了给他的昵称，我管他叫‘才华小子’。”
“他确实有才。”坎特先生说，一边想到了房间里的艾伦父亲、会堂里的叔叔，以及现在车里的姨母——他们三个之所以情绪激动，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因为艾伦配得上他们的交口称赞。失去这么了不起的孩子，他们一辈子都会悲痛不已。
“如果上了大学，”贝克曼太太说，“他打算学科学。他想成为科学家，治疗疾病。他读了一本关于路易斯·巴斯德[18]的书，关于路易斯·巴斯德怎样发现那些肉眼看不到的细菌的前前后后他都知道。他想成为下一个路易斯·巴斯德，”她说着，规划起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未来，“可是，”她最后的结论是，“他却要去那个爬满了细菌的地方吃东西。”
“伊迪丝，够了，”贝克曼先生说，“他怎么得的病，在哪儿得的病，我们都不清楚。现在整座城市到处都有小儿麻痹症患者。这是传染病。你所见之处都有小儿麻痹症。他病得很严重，离开了我们。我们就知道这些。其他一切都是空谈。关于他的将来我们一无所知。”
“我们当然知道！”她很愤怒，“那孩子干什么都会出色！”
“好吧，你说得对。我不和你吵。我们还是去墓地吧，体面地给他下葬。这是我们现在能为他做的一切了。”
“还有另外两个男孩，”贝克曼太太说，“上帝保佑他们都好好的。”
“到现在为止他们都还好好的，”贝克曼先生说，“以后也会好好的。战争马上就会结束，拉里和列尼会平安回家。”
“但他们再也见不到他们的小弟弟了。艾伦终究是死了，”她说，“他再也回不来了。”
“伊迪丝，”他说，“我们都知道。伊迪丝，你一直在叨叨，可你说的大家都知道。”
“由她去吧，老爸。”梅丽尔说。
“但那有什么好处，”贝克曼先生问，“唠唠叨叨个不停？”
“有好处，”女孩说，“对她有好处。”
“谢谢你，亲爱的。”贝克曼太太说。
所有车窗都摇下来了，但坎特先生仍觉得自己身上裹着的不是套装，而是毛毯。送葬队到了公园，右拐到伊丽莎白大街，沿着希尔赛德街，穿过铁路立交桥，就到了伊丽莎白市。他希望很快就能到墓地。他想象如果艾伦在棺材里烤得再久一点，棺材也许会点燃爆炸，就好像一颗手榴弹在里面爆炸，孩子的尸体会炸得灵车和大街上到处都是。
为什么小儿麻痹症只在夏天来袭？站在墓地里，头上只戴了圆顶小帽，他忍不住想小儿麻痹症会不会是夏天的阳光引起的。正午，太阳在头顶铆足劲发力，似乎有足够的力量致人瘫痪和死亡，比起热狗里需要用显微镜才能观察到的细菌，它更可能成为杀手。
盛放艾伦棺木的坟墓已经挖好，这是坎特先生第二次见到敞开的坟墓，第一次见到的是外祖父的，三年前，就在战争开始之前。那时他因为要照顾外祖母而心力交瘁，整个入葬仪式过程中他都紧紧抱着她，以防她双腿瘫软支撑不住。之后，他还照顾了她一段时间，晚上也陪着她，最终说服她每周出去看一次电影，吃一次圣代冰激凌，过了这段时间他才有空想想自己失去的一切。当他们把艾伦的棺材放到墓底时——那时迈克尔斯太太扑向坟墓，哭号着：“不要！不要把我的宝贝放在那里！”——死亡向他显现了，它的威力不比圆顶小帽上方不停炙烤的太阳来得弱。
大家和拉比一起诵读哀悼者的祈祷词，赞美万能的上帝，毫无保留、不遗余力地赞美那位允许死亡毁灭一切——包括孩子——的上帝。从艾伦·迈克尔斯的死到大家齐声诵祷上帝赐福的祷文，大约有一天一夜的时间，这期间穿插了艾伦一家对上帝憎恨与厌恶的插曲，因为他给全家带来了痛苦——当然他们也没想到会对艾伦的死做出这样的反应，他们当然也怕惹怒上帝，害怕接下来上帝会把拉里和列尼两个迈克尔斯兄弟也从他们身边夺走。
迈克尔斯一家也许没想到，坎特先生却不得不多想一层。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外祖父是寿终正寝，所以他当然不敢因为上帝把老人带走而背叛上帝。但如果是因为上帝在艾伦十二岁时用小儿麻痹症把他杀了呢？或者如果是上帝让小儿麻痹症存在呢？面对如此残酷无情的事实，怎么会有宽恕呢——更别提什么哈利路亚了？如果这哀悼的人群是为了庆祝太阳神的威严，宣称自己是亘古不变的太阳神的子女，就如同我们这个半球上古老的异教徒文明所热衷的那样，围绕着死去男孩的坟墓，沉湎于祭祀太阳的舞蹈仪式，对于坎特先生来说这些似乎远远够不上冒犯——还不如就这样，不如圣化伟大的太阳父神直射的光线，平息他的怒气，而不是臣服于一个至高之主，任由他犯下各种残暴的罪行。是的，我们不如就赞美那不可替代的造物主，赞美他从创世之初就保有我们的生命；我们不如就在祷告中荣耀每天能接触到的、无所不在的那蓝天中的金色之眼，他生来就具备焚毁大地的力量。相反，我们不会咽下这样冠冕堂皇的谎言：在杀害孩子的冷血杀手面前，上帝是仁慈的、恭顺的。要是这样，倒不如去捍卫个人的尊严、人性和价值，更不用说捍卫对每天所发生之事的知情权。
... Y'hei sh'mei raboh m'vorakh l'olam ul'olmei ol'mayoh.
愿他的大名被祝福直到永永远远。
Yis'borakh v'yish'tabach v'yis'po'ar v'yis'roman v'yis nasei
祝福、赞美、荣耀、高举、歌颂、
v'yis'hadar v'yis'aleh v'yis'halal sh'mei d'kud'shoh
强大的、高举的、受到称颂的是圣者之名，
B'rikh hu ...[19]
愿他被祝福。
在这个孩子墓畔的祷告过程中，吊唁者四呼“阿门”。
送葬车队离开绵延的碑石，从墓园大门驶向麦克莱兰街时，他突然记起来小时候去格罗夫街的犹太墓园扫墓的经历。他母亲葬在那儿，如今外祖父也葬在那儿，将来，他的外祖母，还有他自己，都会葬在那儿。小时候外祖父母每年五月都会带他去扫墓，以纪念他母亲的诞辰。而从童年第一次扫墓开始，他都无法相信自己的妈妈葬在那里。站在恸哭的外祖父母中间，他总觉得自己在玩一个假装母亲存在过的游戏——只有在墓园他才能编造出这样的故事，他曾经有一个妈妈，这是故事的开头。但是，即使他知道每年去扫墓是必须做的最最古怪的事情，他也不会推脱不去。虽然完全不记得母亲，但如果去扫墓是成为母亲的好儿子的一部分，那么他就会去，即使那看起来像是空洞的表演。
每当他在墓畔试图唤起适合那个场合的念头时，他就会记起外祖母给他讲的那个关于他母亲和鱼的故事。所有她讲的故事里——那些标准的励志故事，比如多丽丝在学校里有多聪明，她在家里帮了多少忙，小时候她多喜欢坐在店里收银台边，把所收钱款记入收银机，和他小时候一模一样——这个留在了他脑海中。他一直记得这个故事。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离她的死亡和他的出生还远着呢。那时，为了准备逾越节，外祖母要步行穿过埃文大街去鱼贩子那里挑两条活鲤鱼，用桶提回家，养在家里洗澡用的镀锡浴缸里。她会在浴缸里装满水，鱼就在那儿待着，直到被人砍了头尾，刮去鳞片，做成鱼饼冻[20]。那时坎特先生的母亲才五岁大，每天从幼儿园回来，蹦蹦跳跳着爬上楼，看看镀锡浴缸里游动的鱼，很快脱了衣服，爬进浴缸和它们一起玩耍。外祖母每次从店里上楼给她拿点放学后吃的小点心时，都会在那儿找到她。这件事她们都瞒着外祖父，怕他听了会惩罚孩子。即使外祖母告诉了小外孙这个鱼的故事——那时候小外孙也在上幼儿园——他也小心地把这个故事保密不说出来，以免外祖父心烦意乱。在他心爱的女儿死后的头几年里，只有不提起她才能转移失去她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