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口相传的老字号

乔贵发回到祁县后，一直反思自己的过错，而秦兄弟则在包头照看着草料铺。虽然旅蒙商人都知道乔贵发他们“买树梢”损失惨重这件事，但是凭借多年的诚信经营，草料铺的生意依然可以维持。就这样，兄弟二人一个在老家反思，一个在苦苦寻找翻盘的机会。

乾隆二十年（1755），包头粮食大丰收，秦兄弟看到黄豆价格特别低，于是大胆地收购了一批。这本来是一次押宝，没想到还真的押中了。第二年包头大旱，黄豆成了紧俏货，秦兄弟将黄豆卖出一半，利润丰厚。这件事让他看到了包头市场的转机，于是他亲自跑到祁县告诉乔贵发这个好消息。

兄弟二人虽然许久未见，但是感情不减分毫。乔贵发得知秦兄弟“买树梢”成功后，着实为他高兴，但是当听到对方邀请自己回去时，他心中还是有些愧疚。最终，乔贵发在秦兄弟的再三劝说下，终于放下了心理负担，跟着秦兄弟回到了包头。

回到包头，乔秦二人抱着从头开始的决心进行了二次创业。回想当初的教训，乔贵发戒掉了之前沾染的恶习，就像第一次创业一样，彰显出一股旺盛的生命力，而且比之前更加成熟稳重。然而时过境迁，此时的包头与乔秦二人当初创业时差别很大，已经变成了一个人流往来密集、经济发展迅速的贸易小镇。这里最赚钱的生意既不是“买树梢”，也不是卖草料，而是经营食宿。另外，随着包头经济的发展，乔贵发他们的草料铺地段已经不是当地最好的了，虽然还有一些老顾客，但是受限很大。

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乔贵发和秦兄弟并没有赚到大钱，但是在包头赢得了民间的赞誉，大家都夸他们是仁义掌柜，做的是厚道买卖。虽然乔秦二人听着顺耳，但是口碑毕竟不能换来银子，他们在考虑如何东山再起。

这年大年三十，乔秦二人早早关了店铺，准备收拾东西过年。就在这时，一个老汉牵着一头毛驴投宿，驴背上还驮着一个毛口袋。乔秦二人见老汉有些可怜，就给他开了房间，还给毛驴加了草料。闲谈间，他们得知老汉是收废铁的，无依无靠。第二天，老汉准备付账离开时，乔秦二人免了他的账单，老汉却把那个毛口袋放在了店里。乔贵发提醒老汉拿走毛口袋，老汉却说口袋里装的都是废铁不值钱，暂时寄存在店里。

整整三年过去了，乔秦二人因为忠厚本分，竟然一次也没有打开那个毛口袋，上面落了一层尘土，但是老汉迟迟没来取走。一天，乔秦二人打扫卫生时准备挪一下毛口袋，却发现那毛口袋相当沉重。两人使劲儿一抬，毛口袋被扯开了，从里面掉出来很多明晃晃的金银元宝。乔秦二人虽然惊讶万分，但还是决定原封不动地放好，等老汉过来取的时候再还给人家。

一天夜里，乔贵发梦到老汉进门，他急忙说了毛口袋里都是金银元宝的事，没想到老汉坚称里面装的就是废铜烂铁。就在这时，老汉摇身一变成了财神爷，乔贵发急忙跪地磕头。财神爷说这些金银元宝就是对他们诚信经营的奖励。

第二天，乔贵发把这个奇怪的梦告诉给了秦兄弟，两人半信半疑，最后商量出一条对策：把这些元宝按照数量和成色记录在册，当作扩大经营的本钱，如果老汉回来取元宝，就连本带利一起还给人家。

乔秦二人有了资本，也有创业目标，他们决定再次搬家，至于搬到哪里，二人已经有了方向。当时，包头最有商业价值的地段在东河区一带，而且此后的200年间，这里一直是包头的商业中心，乔贵发和秦兄弟在这里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也从这里走向全国。

乔秦二人用手里有限的钱，将几家经营不好的铺子和地皮一同租了过来，又盖了几间房，还请了掌柜的。与此同时，他们的经营范围也扩大了，除了卖豆腐和豆芽，还卖些杂货、丝绸布匹、杂货粮油等。当然，“买树梢”的生意也没有放弃，不过二人都非常谨慎，没有了以前说出手就出手的冒失。

生意做大了，名字自然也要变。乔秦二人仔细商量了一番，还叫来了掌柜的一同想名字，最后请来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才最终定下了新名字——“广盛公”。为何起这个名字呢？生意人当然要图个吉利，不过这个名字里也有深刻的寓意：“广”意味着经营范围广泛，“盛”代表着兄弟俩对于铺子兴盛的希望，“公”表明店铺公正诚信的经营态度。

因为当时的商铺名字很少有叫“公”的，所以“广盛公”的出现着实让当地热闹了一阵子，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乔贵发的格局非一般人所能比，而这个二次创业诞生的广盛公，也成为日后乔家百年基业的原型。

广盛公在包头有着原来生意的根基，加上勤快的二人和妥善的经营，广盛公再次成为当地有名的商铺，收入翻了几番，经营范围和店铺面积也跟着扩大。之后广盛公越做越大，甚至做起了外地生意，成为远近闻名的店铺。后来，一些人看广盛公生意红火，也取名叫某某公，但无奈的是他们没有学习到广盛公的经营本事，很多最后都没落消失了。由此看来，名字跟风不如经营模式跟风，虽然名字里蕴藏着经营者的商业策略和做事格局。

从乔贵发的创业经历中，能够看出他对店铺地点的重视。三次更换地点，每次都让创业上升一个台阶。从萨拉齐到西脑包，再到东河区，几个地点的选择都符合当时、当地经济的发展，每一次搬家都占据了有利的地理位置。

广盛公经过扩大，收入逐渐增多，此时的乔秦二人野心越来越大，他们看着广盛公的经营步入正轨，心中开始向往更大的经商舞台。

随着资金的丰富，广盛公增加了存钱、放钱的票号生意。票号是明末清初的产物，主要以汇兑业务为主。山西日升昌票号是中国最早的票号，它的兴起，带动了一大批山西票号的发展。广盛公就是乔贵发和秦兄弟顺应时代潮流的产物，后来广盛公逐渐将票号的生意作为主要生意，也让乔家成为载入史册的晋商。

晋商的发展历史即代表了山西票号的发展历史，其中平遥、祁县和太谷三县的票号生意堪称山西之最，是山西最先发展票号生意的地方，是当时山西的新兴产业。票号的生意涉及资金规模比较大，需要一定的财力才能做。广盛公有着从前经营的积蓄，加上乔秦二人积攒的资金，是有能力开拓票号业务的，但仍需要慎重行事。任何一笔稍大的票号生意出现问题，都可能影响广盛公的经营，而在票号经营中这又是不可避免的。

当时，广盛公的经营范围是一体的，虽然有各自的小账本，但是钱是一起用的。有一年，因为账面上数字丰厚，根据以往的经验，近期也没有来兑换银票的商家，正好可以拿出一大笔资金来做其他生意，以扩大经营规模。结果，这时突然有商人来提钱，广盛公账面上的钱不够，两兄弟到处拆借才凑够了银两。

像初期的广盛公一样，很多票号都面临着资金问题。有些票号兼顾着其他生意，拆借是常事；有些票号则因为问题放贷和提款等陷入困境。在票号生意大火之时，涌现出许多出色的晋商，但更多的是默默无闻的票号和因为经营失败退出的票号。票号的经营涉及大量金钱，是古代带有资本色彩的信用机构，除了钱还要讲究信誉。

山西的大票号，许多是由商帮转变而来的。商帮从事长途贩运的活动，商品流通时间长导致资金运转较慢，为了保证资金充足经常需要借款以进行周转，由此逐渐开设了存款业务，用存款充当贩运的资金，后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票号。票号生意逐渐红火起来，有些商帮便放弃了贩运生意，专心经营票号。

票号与票号之间，尤其是晋商的票号之间，并非各自为政。也许是跟商帮的前身有关，各票号间虽有竞争，但互助意识十分强烈，当哪家信得过的票号需要拆借银两，其他票号都会伸手帮忙。成功的商号会将自己的商号开到各个地方，每个分号服从总部的调配，统一结账分红。前期票号主要服务的对象为商人，他们的资金流动大，给票号带来不少利润。之后随着经营范围的扩大，票号也开始服务百姓，存钱、放钱积少成多，票号也收获不少的利润。

在清朝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以后，为了解决税收、军饷、官商等资金流通问题，全国各地的票号也开始服务国家、各政体和官僚等。此时的票号已经有了完整的运作体系，不仅银两的运作安全可靠，而且开始重视保护客人隐私。因为和官吏等接触密切，一些有能力的商号还承担着卖官鬻爵的工作，从中获利。之后的复盛公，因为与朝廷关系密切，便有这类收入。

票号兴盛之时，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随着社会的发展，票号逐渐被钱庄和银行取代，但历史上有一段时间，三种经营模式并存，共同承担着国家的金融业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银行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票号和钱庄的市场生存空间，只不过因为票号和钱庄有官府支持，所以在一定时期内仍然占据着金融市场的主流地位。后来，随着新思潮的涌入，银行这种更科学、更现代的模式逐渐被人们接受，而票号则逐渐显露颓势，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票号的兴衰历史，从侧面见证了中国经济从封建模式走向现代化的进程。聚焦在乔氏家族的发展史上，票号经营让乔家的百年基业有了稳固的根基，乔家人也借此垄断了包头的商业，享受着这块风水宝地的恩泽。当然，财运并非天赐，它只留给有准备的人。乔贵发不是天选之子，他只是在时代和社会的变革中找准了商机的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