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太后反击与义和团运动

“帝遇疾，皇太后复训政。”

北京的公众对“大内”21发生的严重事件知之甚少。但他们很快意识到这一简短通告的真正含义——他们的皇帝面临着迫在眉睫的生命危险，但与病魔的纠缠无关。

接着谣言四起，剧情离奇却让一些容易轻信的中国人信以为真——当老佛爷从颐和园前往紫禁城（大约7英里，相当于11千米）的途中时，皇帝得知太后阴谋之后便做了孤注一掷的逃命努力，乔装改扮去往英国使馆。从本质上讲，这并没有什么不可能或荒谬的地方，但接下来的情节却让整个故事变得荒诞不稽。其大意是这样的：英国公使拒绝在使馆里招待他，并强迫他回紫禁城去直面审判与囚禁他的母后。可是，但英国使馆并不是驻京的唯一外国使馆，即使“英国使馆在帝王逃犯的面前残酷地关闭了大门”这种极不可能的事儿发生了，皇帝也可向其他国大使求助，不会都拒绝“收留”他吧。22

也许是这位不幸的年轻君主想要逃跑却被宫里的太监阻止了吧。后来，有几个太监告诉我，情况就是这样，而且极可能是真的：因为皇宫里大约有3000人，所有这些人不仅对强大的太后肃然起敬，而且也有憎恨皇帝改革计划的个人原因和自私理由。几乎每一个男人，包括半男半女的太监，都站在了最顽固的保守派一边。他们深知，维新改革一旦成功——即使不是在国家，至少在紫禁城——迟早会导致一场灾难性的巨变；他们正是在太后那里寻求维持自己赖以生存和繁衍的腐败制度。

皇帝虽然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却没有忘记朋友的安危。他没能挽救所有改革者的生命，但成功地向康有为发出了紧急警告。慈禧太后重新摄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出逮捕令，逮捕改革党的所有领袖。但那时，康有为和他的弟子梁启超（后来成了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家之一）已经遥不可及了。

据我们所知，康有为最初在香港避难，就是在那里，他收到了几个最亲密的朋友和支持者（包括他自己的兄弟）遭遇不幸的消息。

保守派和反动派的胜利是彻底的。在维新运动中，很少有杰出的领袖能像康有为和梁启超这样侥幸逃生。其中被判终身监禁的是御史徐致靖，他唯一的罪行就是推荐康有为到政府工作。湖南巡抚陈宝箴很幸运，仅仅因为被免职而脱身。御史宋伯鲁也被辞退，并被记录在案，他永远不会再就业了。翁同龢早已被免职，如果不是他的高官朋友众多，如果不是他作为学者的名望太高，如果不是当局承受不起与保守派对抗的后果，那么，这位帝师必定会被处以死刑。现在，他只是被剥夺了荣誉，不过，地方当局接到了特别指示，要监视他的一行一动。不久之后，他就去世了，穷困潦倒，颜面尽失。11年后，慈禧太后和她的皇帝囚犯（光绪）都驾鹤西去，是时候为他平冤昭雪并铭记功绩了。1909年，宣统皇帝初登基，恢复了翁同龢的头衔和荣誉，追谥“文恭”。

在那些被残忍处决的殉道者当中，有6人的名字应该在中国政治烈士长卷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是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以及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在他们行刑之前，刑部大胆地提出了将他们送交特别法庭提审的请求，不信佛的“老佛爷”给出的批复很简短却直指要点：“毋庸审判，斩立决！”

对于这些烈士和其他殉道者来说，不幸的是，虽然慈禧太后与《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红桃皇后脾气相投，动不动就下令“砍掉脑袋”，但是，当这位中国皇太后宣判死刑的时候，没有“爱丽丝”站出来骂她“胡说八道”，真正的伤害也就开始了。

至于光绪皇帝本人，如果他能和那6位殉教者一样英勇就义，那就可免去10年的苦难、堕落和苟且偷生了。他的生命不是因为怜悯或者柔情才得以幸免。他可能会死的谣言在北京盛传。在中国，皇帝即将驾崩的消息通常要通过公开诏书来通知全国医学界的权威人士，让他们立即带着药瓶和药物来到皇帝的榻前伺候。因此，当地方当局受命搜罗出最有名的医生，并将他们立即派往紫禁城时，大家都认为皇帝即将“宾天”23了。当时有一个外界传闻也得到了证实——皇帝无子嗣，太后已从符合条件的皇族成员中挑选出皇位继承人了。

没有一个人真的相信皇帝生病的消息，也没有一个国家重臣有足够的勇气要求释放被羁押的皇帝并恢复他的皇位，但有一些“自由”的政治家用激烈的言辞抗议慈禧太后要除掉皇帝的明显做派。两江总督刘坤一向他的上司荣禄发出了措辞强烈的抗议。此外，源自全国各地、在通商口岸受外国保护的华商和海外华人的抗议活动也纷至沓来，其中一些还使用了威胁的语言。上海商人抗议的主要负责人叫徐元善，针对他的逮捕令很快就发出了。在上海，他感到自己有被绑架的危险，死刑将是对他鲁莽行为的“奖赏”，但他虎口余生，逃到了澳门，躲在了葡萄牙国旗的庇护之下。

同时，康有为也不闲着，这并不费解。他主要负责组织海外华人抗议清廷恐吓驱逐光绪的行为。他建立了一个叫“保皇堂”的协会，并在中国商人和殖民者居住的所有国家建立了分会。这些中国人对北京当局的报复无所畏惧，他们使用的语言严重打乱了宫廷的平静。慈禧及其党羽也向这场风暴低头屈服了，虽然没有放弃提名皇位继承人的计划，但勉强打消了废黜皇帝或夺走其生命的念头。

这种放弃并没有给光绪带来喜悦和宽慰，从那时起，光绪的处境就一直处于一种精神崩溃的危险、痛苦和屈辱之中。他命中注定要成为“粉身碎骨的人性”中的可怜碎片之一，忍受长达10年的“活死人”状态。他竭尽全力拯救中国，促进人民的福祉，但还是被现实打败了。背叛过他的袁世凯从未向他伸出过援手，也没有帮助他减轻牢狱之苦。这个时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也没有勇气、慷慨或侠义精神去缅怀他。

1898年9月，慈禧太后恢复摄政时已经64岁了，但依然体格健壮且思维敏捷。她的皇帝囚犯才28岁。在随后的几年里，她在紫禁城和她心爱的颐和园之间消磨时间；她总是采取预防措施，强迫她的囚犯作为她随行的一个卑微跟班来回折腾。对太后来说，这是一次从一座豪华宫殿到另一座华丽宫殿的凯旋之旅；对皇帝来说，这是一次从一座监狱到另一座监狱的凄惨跋涉。在颐和园里，他的监狱是一座叫“玉澜堂”的建筑，意为“碧波荡漾的玉水殿堂”，那些如玉般的水波确实在他的监狱墙壁上荡漾，但他的耳朵听不见，眼睛也看不见。在北京，他的监狱是一个被称为“瀛台”的小岛，位于三海（北海、中海、南海）最南端，就在紫禁城的西墙之外。“瀛台”与“瀛洲”有着相同的含义，在中国神话中，瀛洲是福佑群岛或人间仙境的别称。“中华民国”成立后，“三海”被划入了总统官邸，成为它的一部分，我作为民国总统的嘉宾，有时会去参观可怜光绪的岛上监狱，那是他驾鹤西去的小“仙境”。我向民国政府建议保护这个小岛，纪念一个悲伤而孤独的灵魂。

仅仅过了几个月，慈禧太后就对自己的地位有了足够的把握，从而实施她所珍爱的“提名皇位继承人”之计划。她选中的人就是端郡王的儿子，名叫溥隽。端郡王是慈禧太后的宠臣之一，因为他和慈禧太后一样仇视和质疑一切洋人和改革家，也因为他的保守主义和她的保守主义一样偏执、无知、愚昧。慈禧太后将溥隽立为法定继承人（大阿哥）之后，决定禁止让他接触那些比她更为开明的思想流派，于是派了两个保守分子——崇绮和徐桐24——去负责他的教育。

公开宣布提名皇位继承人的消息立即促使有关皇帝病重的谣言卷土重来；可是，慈禧太后不想再捅马蜂窝，她决定再适当等一等，直到皇帝陛下的病情再次恶化。然而，与此同时，在紫禁城之外的大千世界，令人震惊的事件正在发生，并转移了太后和反动的满族亲王们的注意力，让他们不再拘泥于纯王朝的问题，而是要去直面一个全新的挑战——给“义和团运动”擦屁股。

我不打算长篇大论地讨论义和团运动或围攻使馆事件。我要说的话，可以看作是一切研究中国近代史者须知的历史事件精读版的一个注脚。

常常有人说，义和团运动开始时是一场反清运动，但后来“见风使舵，居然变成了一场爱国反洋运动”。这一说法虽然一再重复，但并不完全准确。义和团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强烈排外和反基督教的运动，正如罗伯特·哈特爵士25坦率地承认和强调的那样，义和团运动是受到一种非常真实但盲目和无知的爱国主义的鼓舞。运动的首发地是山东，这并非偶然。德国夺取了胶州湾港口及其他一些中国领土，这一事件达到了高潮，让山东人民清楚地认识到，拜洋人所赐，中国最近几年遭受了种种损失和积累了种种冤仇。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每当民众的愤怒和不满可能会与地下势力结盟时，大清朝廷就会鼓励中国人的排外本能和冲动，因为那些地下势力总是威胁到满清征服者于17世纪建立的政治结构的稳定局面。但是，如果光绪皇帝的改革计划得以实施，政府还与义和团结盟的话，那就是匪夷所思的怪事了。毫无疑问，这场运动本可以被轻易镇压下去，因为中国很多地区的无法无天的运动早已被镇压下去了。义和团的“无知、狂热、迷信”与朝廷的“无知、狂热、迷信”格格不入，朝廷的“无知、狂热、迷信”则更不可原谅。荣禄和袁世凯率领的军队足以歼灭几千名以弓箭和长矛为主要武器的农民。只有当董福祥领导的政府部队和其他支持者在朝廷的允许下与义和团联合时，改组后的新团才不再是一群乌合之众。

毫无疑问，在北京的朝廷命官正在暗地里支持义和团，正如一位美国作家所言：“这些所谓的爱国者，把义和团看作是一个强大的盟友，从而推动了将洋人赶出中华帝国的秘密筹谋计划。”26最不幸的是，在1899年义和团运动爆发的时候，山东巡抚是满族人毓贤，他的气质、教养和性格驱使他去忠实拥护“盲目反抗政策”，而该政策完全战胜了皇帝的维新计划。毓贤向朝廷提出了如何处理义和团问题的建议，这是朝廷决定支持义和团政策的主要因素之一。另一位当时在北京的美国作家甚至说：“整个义和团运动都应该归功于他。”27事实上，毓贤成了义和团心中的守护神和捍卫者，甚至是超级男神。必须承认的是，他尽了最大努力来表明自己值得义和团膜拜。

起初，义和团被认为是（也许就是）危险的白莲教后裔，白莲教在过去一直是反叛运动的罪魁祸首，于是，朝廷颁布法令镇压义和团。然而，毓贤很快就赶去营救了。外国使节以他未能阻止1897年两名德国传教士被谋杀（德国很快借机占领了胶东半岛）为由，成功地要求将他从山东巡抚的职位上解职，这使他自己的排外倾向大大加强。尽管迫于国外压力，他被逐出山东，但他在朝廷中并没有失宠。他被调任山西巡抚，不久之后，1900年，义和团运动进入疯狂的高潮期，他对山西境内的传教士进行了特别残忍和冷血的屠杀，并因此名声大振28。义和团的排外情绪足以使他对义和团的事业产生同情。他在奏章中解释，义和团是正义人士的集合体，可以在拯救国家免遭外来侵略的伟大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还进一步宣称，义和团拥有神奇的力量，可以在对外战争中发挥极大的作用。他说，摧毁义和团将会导致灾难性的败局，“就像割掉自己的翅膀一样”。

在这里，我们没必要再继续讲述这个悲惨的故事——义和团的影响力如何传播到了北京，以及其英勇事迹和魔法力量如何先被残暴刚毅又冥顽不灵的醇亲王（皇位继承人的父亲）等当权派接纳，最后连太后本人也为之折服。袁世凯在山东接替毓贤之后，立即对义和团进行了实测，证明义和团队自称“刀枪不入”的说法是无稽之谈；但是，朝廷圈子里的大佬们喜欢“人云亦云”，开明的总督和其他高级官员（包括荣禄在内）的紧急警告和恳求都被置若罔闻。

1900年6月20日，德国公使被杀，还有一名日本大使遇难，可以说，这标志着清廷开启了对外国使馆的围攻。可惜，同年8月14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这段可怜的小插曲只得仓促收场。

不足为奇的是，慈禧太后不敢留在北京，不敢面对胜利的“洋鬼子”，因为她自惭形秽。如果她得益于爱国主义和高尚情操的激励，愿意为那些她管理不善的子民牺牲自己的私人利益，那么，她能够做的和将要做的就是辞去摄政权，恢复曾被她赶下台的皇帝之皇位，并相信皇帝足够仁慈和“孝顺”，可以秉公执法并赦免她的罪行。皇帝面对外国军队无所畏惧，太后也知道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她如此愤怒和嫉妒，却还要强迫他陪自己一起流亡。即使是为了把中国从外国列强的强取豪夺中拯救出来，太后也不允许她那个专横叛逆的皇帝侄子幸灾乐祸。如果她一定会遭受毁灭，也得确保他（皇帝）和她一起毁灭。

光绪本人恳求留在北京，但没有成功。他最宠爱的珍妃跪在疯狂的太后面前，恳求她不要强迫皇帝加入逃亡的队伍。珍妃知道光绪急于留下来面对八国联军的将领，而且，在皇家命运面临重大危机之际，可以说，她有权站出来向主宰皇族命运的万能仲裁者（太后）提出这一卑微的请求。皇族伪装逃亡的乡村马车就在紫禁城北门等着他们。“洋鬼子”们随时都可能逼近他们，一刻也不能耽搁。根据后来的一种说法，太后没有搭理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的珍妃，而是怒不可遏地转向随行的太监，命令他们把哭诉的珍妃扔到井里去。

还有另一个版本，我听到宫廷太监们反复且谨慎地解释说，他们只是道听途说，因为他们没有参与这场悲剧，也不是在场的旁观者（我从没遇到一个承认自己是参与者或目击者的人）。这个故事中，皇太后用这样的话回答了珍妃的恳求：“我们都想留在原地，但我们不能让西方洋鬼子活捉啊。你和我只有一条出路，我们都得死。这简单，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到黄泉路上去找你。”然后，太监们听到了女主子的暗示，立马抓住了珍妃，把她扔到井里淹死了——黄泉路上无人陪伴。

这口井（我认为，1900年以后就是无人使用的废井了）位于紫禁城的东部，在宁寿宫的后面——宁寿宫从1889年起是慈禧太后的“居所”。我常常陪同宣统皇帝从井旁经过。我们坐在井边谈论着他不足6岁时发生在井里的惨剧。这可能是另一个孤独的满族幽灵会永远出没的地方。如果中国人要在瀛台小岛或玉澜堂供奉光绪皇帝的神龛，那也不应忘记在紫禁城的这口井旁另立一座神龛，以纪念光绪被谋杀的爱妃。

几个月后，当慈禧流亡归来，便下令撤销她那凶残的排外且亲义和团的诏令（为了不在历史上遗臭万年），她屈尊授予已故珍妃荣誉，将后者从卑微的“妃子”提升为尊贵的“皇贵妃”，并赐予“恪顺皇贵妃”谥号，意为“恭敬顺从”。与此同时，有消息称，在“西巡”开始时，珍妃自己不小心落在了后面，她懊恼又沮丧，于是自杀身亡29。不必说，捏造这些谣言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纪念死去的珍妃或安抚她的灵魂，而是为了帮慈禧太后免除谋杀的罪名。

试问，这位老太后还能在“宁”寿宫里找到“安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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