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说明

刘小枫

施特劳斯生前出版过两部自编文集，都具专著性质。第一部名为“什么是政治哲学”，第二部名为“古今自由主义”，本书是施特劳斯生前编选的最后一部文集，可惜未能全璧。如果说《什么是政治哲学》已经回答了“什么是政治哲学” ，那么，《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这个书名则进一步回答的是：为什么是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

这部文集原计划共十七篇文章（含“导言”），施特劳斯没有来得及完成导言和论柏拉图的《高尔吉亚》一文就去世了。其实，这三部文集仍未囊括施特劳斯生前发表的所有文章（参见潘戈编《古典政治理性主义的重生》，郭振华等译，华夏出版社，2011；拙编，《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彭磊、丁耘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既然选编本书时可以选用的文章不少，施特劳斯为何选定这十六篇文章以及为何如此安排篇章顺序，想必有其用意。但作为读者，我们要想知其意图实在很难，比如，论海德格尔现象学的文章用了“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与政治哲学”这个题目，而且置于篇首，随后紧接着的却是三篇论柏拉图的文章（缺论《高尔吉亚》一篇）……显然，本书篇目的编排没有按思想史的顺序，意在突显思想史的某种古今张力——然而，什么样的古今张力？从题为“对修昔底德著作中诸神的初步考察”一文起到“耶路撒冷与雅典：一些初步的反思”，施特劳斯讨论的似乎主要是神学问题，对色诺芬《上行记》的释读，主要关注的就是其中的敬神问题——但其中为什么夹着一篇并非释读原典的“论自然法”呢？

论尼采一文的题旨显得承接的是开篇论海德格尔的文章，但接下来却是三篇论迈蒙尼德的文章。如果说前面三篇论柏拉图的文章与论海德格尔的文章彰显了某种古今对比，难以理解的是，论中世纪的柏拉图传人的三篇文章与论尼采的文章何以能彰显某种古今对比。接下来论马基雅维利的文章倒是与前面论修昔底德的文章有某种呼应，因为马基雅维利最重要的著述是《论李维的罗马史》。仅仅从篇名来看，紧随论马基雅维利文的书评文章明显与现代自由主义相关，而且与前面的“论自然法”一文似乎形成呼应。

倘若如此，这部文集的篇章布局似乎仍然隐含着古典政治哲学与古今自由主义的张力——施特劳斯编选《古今自由主义》（Liberalism Ancient & Modern）文集时（1967 年，正式出版在1968 年），“文化大革命”不仅在中国，也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风起云涌。这部文集的书名、篇目乃至篇章顺序同样值得品味——起头两篇文章讨论何谓“自由教育”，最后以一篇讨论“好社会”的文章结尾……这也许意味着，无论古代还是现代的自由主义，根本问题在于智识人的教育与“好社会”的关系。换言之，自由主义的根本问题并非在于其具体的政治意见是否允当，而是智识人自身德性品质的败坏，进而导致全社会的道德品质败坏。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现代自由主义无不自己以为自己体现了智识人的德性进步——施特劳斯却让我们回想苏格拉底当年遭受指控的罪名：不敬城邦的神和败坏青年……在这部临终文集中，施特劳斯把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与《克力同》放在一起作为平行文本来解读，恐非偶然。

现代自由主义要造就“新人”、打造“好社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目的同样如此。在《古今自由主义》文集中，紧接两篇关于“自由教育”的文章之后，是一篇讨论古典自由主义问题的文章，随后是四篇古典作品的解读：“论柏拉图的《米诺斯》 ”讨论法律与传统宗教的关系，随后是“卢克莱修简注”，然后是论迈蒙尼德的《迷途指津》和中古晚期基督教哲人马西利乌斯。四篇解读古人的文章之后，是一篇无题作品，谈现代政治学问（教育）的基础，其中有一段话说，“新政治学问的基础是逻辑”，康德和黑格尔实际上模仿的是亚里士多德（参见英文版，页210）。这段话提醒我们注意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对立，换言之，现代自由主义的精神根源在古希腊的雅典……《古今自由主义》序言中的一句话为此提供了佐证：某些前现代的思想显得更为靠近现代的思想。的确，卢克莱修的启蒙哲学比康德的启蒙哲学更富诗意，甚至可以说，更富后现代味道。

在早年（1931年）作的学术报告“柯亨与迈蒙尼德” （中译见拙编《犹太哲人与启蒙》，张缨等译，华夏出版社，2010）中，施特劳斯已经写道：

与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完全一样，对于柏拉图来说，认知是人的最高可能性。决定性的区别在于，他们对待这种可能性的方式。亚里士多德让这种可能性放任自流（völlig frei）；毋宁说：他让可能性保持其自然的自由（natürliche Freiheit）。与此相反，柏拉图不允许哲人们做“现在允许他们做的事情”，亦即不允许把在哲学思想中生活当作在哲学思想中、在对真理的直观中打坐（Verharren）。

这无异于说，亚里士多德是自由主义者，柏拉图不是……为了共同体的好生活，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强迫”哲人们“为其他人操劳，看护他们”（《王制》，519d-520a）——如果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转向的意义在于：懂得了自己从事哲学的权限和“守法的义务”，进而改变了对自己的自由的理解，那么，古代自由主义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亚里士多德如何看待苏格拉底对哲学的审判和苏格拉底所遭受的政治审判。历史的吊诡在于，现代的自由主义智识人无不反对“在对真理的直观中打坐”，为了共同体的“好生活”，他们殚思竭虑“为其他人操劳，看护他们”，但同样以取消“哲学自己必须对国家、对法律负责”这一对智识的道德要求为前提。如果说在古代，自由主义的品质问题在于：哲学是否有绝对的独立自主性质，哲人是否应该在纯粹的静观中“自由”生活——那么，在现代启蒙之后的时代，自由主义的品质问题在于：为了共同体的“好生活”，智识人凭靠什么德性尺规殚思竭虑“为其他人操劳，看护他们”……

本书以论柯亨的文章垫底，不仅与起头论海德格尔的文章形成呼应，也与中间论尼采的文字相呼应。某种意义上讲，柯亨和海德格尔都是施特劳斯的老师，还应该加上尼采（施特劳斯出生时，尼采尚未去世）——《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与政治哲学》一文在说过海德格尔的“实存主义”及其与胡塞尔的关系后，就说到尼采。从文集中所处的位置来看，柯亨、尼采、海德格尔这三位时代的教诲师有如一种现代的三和弦音响：柯亨在根音位置，尼采在三音位置，海德格尔在五音位置。这个现代的三和弦可以看作另一个现代三和弦（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的倒影……当然，我们知道，三和弦的形态除了原位，还有六和弦和四六和弦两个转位。倘若如此，论柏拉图三文（论《高尔吉亚》文当计算在内）与论迈蒙尼德三文则分别有如两个古典的三和弦，与两个现代的三和弦形成对照。

施特劳斯以这部临终文集向我们展示出他的真实身份：他是历代思想大家的学生，而非老师。这位学生有资格成为我们的老师，不仅因为他以自己一生的思索告诉我们，要在历代思想大家中辨识出真正的老师极为艰难，而且因为他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哲学为什么是柏拉图式的三和弦，而非现代式的三和弦——如果现代智识人不首先自我审查和认清自己的德性问题，任何急切地想要解决当下现实问题的政治关切都是自由，太过自由了……

2011年10月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