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走向新共和

1949年新共和成立之时，戊午之悟三十年后的熊十力已经成就为一代宗师。1948年秋季，当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对决中原时，熊十力离开杭州浙大，经上海南下广州，由广东大弟子黄氏接待，住进番禺化龙乡私宅观海楼，观望国共对决。一年后，解放军兵临广州，与当时不少读书人一样，此时熊十力面临一个重大抉择:是否认同新生的共和国——如果不认同，经罗湖去香港，近在咫尺。十力先生的一些好友和得意弟子（钱穆、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要么决意去台、要么决意留港，总之不认同新共和。

时已年近六十五岁的十力先生不忍离开大陆，致函弟子徐复观，问有否可能到南京的中央大学教书，不然的话，留在中山大学哲学系教书也行——十力先生看得很清楚，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土壤在大陆，不可能有什么流亡离岛或割地的中国哲学。坚决反共的弟子徐复观觉得，尊师的政治意识糊涂得简直不可救药，回函以挖苦口吻让尊师写信“直接去问毛泽东先生中大可去否”（《全集》附卷，下册，页1607）。

十力没有致函毛泽东先生，但解放军进驻广州仅十天左右，他就收到董必武、郭沫若自北京发来电报，“欢迎”他回北京——电报由广州军管会主席叶剑英派人送达中山大学。

十力与董必武和郭沫若都谈不上至交，虽与董必武在辛亥革命时期曾有过“革命之交”，但十力脱离国民党踏上形而上学之途时，董必武也脱离国民党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此后两人再无交往;至于郭沫若，仅在抗战期间拜访过同在陪都的熊十力两次——拜访时除了带去十力爱吃的土鸡，还带去了周恩来同志的问候。十力先生接到辗转而至的电函后随即回函:若北归希望能在北大哲学系执教。北京方面很快给了肯定回复，十力当即决定接受邀请，他在致函竭力劝阻的弟子唐君毅时表达了自己的哲人心志：

吾年已高，何至以风烛余光为衣食二字而尽丧平生之所守?吾中国人也。中共既已统一中国，如不容吾侪教书，只可作夷、齐。如尚容吾侪教书，则吾侪无有“自经沟壑”而不去教书之理。（《复唐君毅》，《全集》卷八，页636-637）。

十力并非因为年事已高不愿去香港，只要新政权愿意给他一席之地教书，他就愿意北归，实际还有更为深层的心愿，如他后来在致新共和领导人的信中所言，自己虽然对“学术思想确曾用过苦功，非以广闻见为务，非欲以学问家自鸣”（《论六经》，页771），而是思考中国两千多年深陷“帝制颓运”与中国固有思想的关系。我们知道，辛亥革命的直接结果是中国的分裂，国不成体，作为辛亥革命老兵，十力始料未及，更非革命初衷。在十力先生眼里，辛亥革命尚未成功。革命不仅意味着推翻旧制度，更重要的是建立新制度。

孙文发起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在美国传教士怂恿下企图改共和政体为君主立宪政体，尽管君主立宪属于现代政体，袁氏的企图难免被视为皇权复辟，自然会引发捍卫共和政体的护国军起义。从此，中国逐渐走向军阀割据，国家分裂迄今没有了结，即便在联合抗日时期，中国的内战也没有结束。共和政体的立国都尚未真正实现，辛亥革命何以能算成功？

不难设想，在十力这位辛亥老兵眼里，共产党统一中国，国号高标“人民共和”，未尝不可理解为辛亥革命至此才划上了一个标点……但这个标点是逗号而非句号。毕竟，建立新的政制不仅在于立国，更重要的是建设新的生活方式。新共和的成立仅仅意味着辛亥革命终于完成立国之举，接下来还得建设真正的共和政体，这一待兴大业很可能会需要更艰巨、更漫长、意义也更深远的革命。十力先生接受邀请北归，显然是出于将辛亥革命进行到底的志愿，希望能为建设名副其实的共和政体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因为他已经为此做了长达三十余年的哲学准备。[9]

对于新生的共和国政府来说，熊十力不仅是著名哲人、几代学人的宗师，也是辛亥前辈，值得敬重。毕竟，建立人民民主的共和国秉承的正是辛亥革命未竟之志……革命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十力北上时，广州军管会主席叶剑英亲到车站送行。途经当年辛亥首义之地时，十力希望驻足缅怀数日再北上继续革命，武昌的中南军政首长林彪、李先念亲自设宴款待这位辛亥革命老兵。

到北京已是1950年春。一年后，十力写下了给新共和国的建言书，自题《论六经》，长达七万言，寄林伯渠、董必武、郭沫若，“并恳代陈毛公赐览”（《论六经》，页775）。建言书说:“民国近四十年，新人物对于固有学术思想太疏隔”，此时“共和已二年，文教方针宜审慎周详，学术空气之提振更不可缓”（《论六经》，页773、772）。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已近四十年，十力不称“共和”，对新中国才称“共和”，绝非笔误，更非献媚，而是感到如今才真正堪称在走向共和。建言书下笔之时，新共和在内政方面的鼎革之举振奋群心，共和国军队出师朝鲜半岛抗击美帝初战告捷，震惊世界。十力看在眼里，难免想起自己的戊午觉悟:共和革命要真正获得成功，必须从根本上重新陶冶中国人的“作人与立国精神”。于是“春初晤友人，欲谭六经……”。这时十力即将迎来辛亥革命四十年之际。建言书开首就说：

筑室先基，植树培本，[10]古之恒言也，立国之道，何独不然?共和初建，抗美援朝，政府励精图治，天下向风，区区愿献刍议。窃以文化教育方面，对固有学术，整理似不容缓。抗美不过一时之事，政府既以决心领导国人，事虽艰巨，大功易集。……

方今世界大势，群趋重于反帝，而帝者已成强弩之末……吾故曰抗美非难事也。愚谓今之所急，莫如立国立人精神。中华立国五千年，自有高深悠久之文化，中国人之作人与立国精神，自有其特殊处不待言。……余以为求中国之特殊精神，莫若求之于哲学思想。中国哲学思想之正统派即儒家。（《论六经》，页663-664）

可以看到，十力发自内心对新共和充满期盼。在这位辛亥老兵看来，国民党政权从未施行自由民主之政，当然不能称“共和”。早在抗战之前，十力已经表达过这样的看法:要真正建成自由民主的共和国，政党必须有“启民、导民、化民”的宏愿和能力。用今天的话来说，必须有启蒙全民的宏愿和能力，国民党并没有让这位辛亥老兵看到这一点。[11]立国化民首先在于智识人自立精神，十力立志成为智识人，向学十余年，首先自立精神，倭寇入侵之前已卓然成家——1932年《新唯识论》甫出，即引起学界强烈反响，随后他盼望能用自己“一归于己之所实参冥会”在形而上学上立起来的精神德化国人精神，一直未能如愿。

中国人的精神根柢在儒家——“中国哲学思想之正统派即儒家”，十力为共和国立精神的宏愿，就是要重新树立儒家正统。我们会感到奇怪:儒家从来是正统，何以需要重新树立?原因很清楚，而且也简单易解:辛亥革命之后，共和革命尚未成功、内战连年之时，中国知识界却兴起了“新文化运动”，以打倒儒家正统为鹄的。当时正值十力“默识”之期，作为辛亥老兵，十力也曾是反孔派——辛亥革命之前，“海内风气日变，少年皆骂孔子、毁六经，余亦如是”（《论六经》，页761）。

换言之，共和精神与尊孔实不相容:正统儒家是千年帝制的奠基者和拱卫者，反帝制必反儒家正统。但在“新文化运动”风头之时，十力幡然“自悔其浅妄”:倘若全盘否弃本国固有文化，共和革命岂不同时了结了国人精神?倘若如此，国人靠什么来自立精神?十力面临又一个抉择:要么放弃反帝制的共和理想，要么坚持反儒家正统到底。

十力的聪明才智使他摆脱了这一两难，他看到，既坚持共和精神又保全儒家正统，不仅应该，而且可能。“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攻击虽然大而化之，毕竟显得抓住了要害：

清季迄民国，后生游海外者，其议国学之根本缺点，略有三。一曰，无科学思想。……二曰，无民主思想。……三曰，持论无系统。（《原儒·绪言第一》，《全集》卷六，页329）

能十力是过来人，“此等议论，吾侪当清季已熟闻，且与之同调”。可以说，能十力走向问学之路的时候，心目中就已经有了思想之敌:反驳“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攻击。尽管就崇奉科学和民主思想而言，十力与“游海外者”或承接海外新思想者的志向一致，但在以何种思想立国立人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十力与这些革命同志产生了分歧:科学和民主思想无需求诸海外，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中就有。[12]在随后的十余年生涯中，十力不仅发掘出儒家科学思想，而且发明了儒家的自由民主思想。就持论系统而言，建言书《论六经》在十力学述中堪称最为全面。

下笔建言书时，十力心里清楚，共产党的政治哲学衍自“新文化运动”，就反封建帝制而言，十力的革命之志与共产党的政治哲学并无扞格，不合处仅在于“新文化运动”持反孔立场。在建言书中，十力没有回避这一难题，他写道，

余以为马列主义毕竟宜中国化。毛公思想固深得马列主义之精粹，而于中国固有之学术思想似亦不能谓其无关系。（《论六经》，页772-773）

既然儒家是“中国哲学思想之正统”，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当是儒家化;既然马列主义宜儒家化，就得抛弃反儒家正统的“新文化运动”立场。十力同样清楚，“毛公思想”已得马列主义“精粹”，但“毛公思想”中是否已有“中国固有之学术思想”，十力自己并无研究，但他的确期盼新生的共和国学术能够在“毛公思想”与“中国固有之学术思想”之间建立起言之有据的内在联系。

十力的期盼并非没有根据，因为毛泽东已经提出，要“批判地继承”（十力称为“评判接受”）中国的传统文化，十力深表钦佩——“毛公评判接受之训，无可易矣”（《论六经》，页773），十力还为此不易之论信手拈来比量学证明。也许，正是基于毛泽东已经宣示的对待中国固有文化的立场，十力才热情地写下《论六经》，为新共和建言。

在《论六经》结尾时，十力甚至具体建言:“批判地继承”说来容易做时难，“政府必须规设中国哲学研究所，培养旧学人才”，并由政府出资，扶持民国时期已有的三所民间书院，分别是欧阳竟无所创内学院，马一浮所创复性书院，梁漱溟所创勉仁书院……由政府设立的中国哲学研究所最好招收八十名研究生，若眼下财力不支，也总得有三四十名——早在抗战时期，十力就已经有这样的想法:符合共和精神的政府理应建立“中国哲学研究所”。国民政府虽早已成立中央研究院，却一直没有哲学研究所，仅有历史和语言研究所，明摆着排斥哲学，唯重考据。[13]十力没有忘记，清末革命党志士“实未有以反己之意去研经史者”，学问“无救于国、无救于其自身”，得归咎于清代“考据学风之为害烈”（《十力语要初续》，页211）——十力不称民国为“共和”，原因之一想必也是:民国学术接续清季考据学风，引进西洋实证主义方法后变本加厉，使得哲学和文学变成考据学问，国家缺乏精神和思想……

提出由新共和政府建立“中国哲学研究所”，万言绰绰有余，十力上书何以长达七万言?十力上书的重点其实并非在于建立研究所及招收研究生，而是用什么指导思想来研究“中国固有之学术思想”。在共和革命精神引导下，十力研究“中国固有之学术思想”已经有成:1945年出版的《读经示要》已经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关于“中国固有之学术思想”的看法。现在十力需要表明，自己关于中国传统思想的看法完全切合新共和国“自立精神”的时代需要。他不便明言的仅是:早在毛泽东提出“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之前，他已经富有卓识地完成了“批判地继承”儒家正统这一艰巨之业。

写建言书时，十力并非不清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新共和的指导思想，这种思想同样有自己的形而上学基础。唯物论世界观与十力所凭靠的心性形而上学并不相容。十力自感很难另起炉灶，重新建立一套“批判地继承”儒家正统的学说。因此他建言，政府如果建立“中国哲学研究所”，当要求研究人员或研究生“只须对于新制度认识清楚，不得违反”，不必强求规定都得信奉唯物论，“有能在唯心论中发挥高深理趣”者，应该“任其流通”。十力为此提供的理由是，“凡高深理趣之影响于人类生活，恒在无形中，无形也，故久乃大”（《论六经》，页773）。

当然，凭靠唯物论世界观同样可以“发挥高深理趣”，唯物论形而上学对人世生活的影响同样“恒在无形中”。如果唯心论仅仅在政府设立的“中国哲学研究所”内“任其流通”，并无问题，毛泽东实际上做到了这一点。但十力期望的并非是自己的新心学仅仅在“中国哲学研究所”内“流通”，他还期盼影响中国人的立人和立国。这就需要十力说明，自己的新儒学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政治哲学层面并无冲突;如果可能的话，十力还得尝试沟通《大易》本体论与唯物论世界观——对于十力来说，这当然是新课题。[14]下笔建言书时，十力已经有把握的是，他的《新唯识论》和《读经示要》所确立的新儒学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无扞格，至少就反帝制、反封建和走向自由民主的大同世界而言，十力自以为有同声相求的一致。因此，在建言书中，十力能够畅所欲言。

建言书上呈之后，随之由大众书局刊印，《论六经》不仅是给新共和国领导人看的，也是甚至更是给关心共和国精神和文化建设的所有读书人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