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清末宗室王公的从政情况，从各方面而言，较之清初、清中期都有所转变。清末宗室王公外任的情况依然极少，但由于外国势力对清政府内政的干预，宗室王公群体爵位获取途径及阅历也发生变化。从爵位的获取途径来看，清末宗室王公依然有多种途径获得爵位，并因清末外交政策的调整，宗室王公封爵途径出现因外交而得封爵的新变化。宗室王公出洋游历的开端，是迫于外交压力。此后多次奉命出洋游历的现象，也是清政府推行政治改革的内在需求。宗室王公出洋游历，打破了此前王公轻易不得出都门的旧例，并使宗室王公进一步知晓世界大势，进而参与、推动清政府政治改革。从供职年龄来看，清末从政的宗室王公以30—40岁的少壮王公居多。这些少壮派王公大多有出洋游历经历，皆供职于清末新设中央行政部门，积极支持清末政治改革。从任职部门来看，清末宗室王公的供职部门集中于清末新设的中央机构。具体而言，庚子后从政的王公，几乎全体都任职于清末新设的各部门，如商部、巡警、民政、度支等部及资政院；宣统朝步入政坛的王公，则集中任职于新设军政部门，如军咨府、海军部。他们所掌管的部门，都是清末新政的产物，从其职责来说，他们必须推行新政。从任职比例来看，1900—1911年间，宗室王公在中央行政机构任职的人员逐渐增加，比例不断升高，在1911年，王公在军机大臣中的比例占半数，在中央部院大臣中的比例也几乎过半。宗室王公群体中，从事军政的王公所占比例最多，参与筹办、训练武备的王公多达十人。
总之，宗室王公在中央行政部门担任职官的比例亦逐渐增大，呈现出中央权力逐渐集权于宗室王公的趋势。这种趋势打破了清末的政治生态平衡。政治生态即用生物学概念描摹的社会政治状态。在政治生态系统中，从政环境极为重要，是政治生态是否良好的集中反映。良好的政治生态会呈现出“政通人和”的状态。然而，对清末宗室王公群主新政，出现“近支排满，满排汉”的状况，绝对不是良好的政治生态。宗室王公群体不仅从政且集权，还不断政争，呈现出“政出多门”的状态，种种迹象已昭示着清末政治生态的失衡。
[1]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215，列传2，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936页。
[2] 美籍华人学者李中清、王丰及台湾学者刘素芳、赖惠敏等人将玉牒建立数字档案，统计得出清代玉牒记载的封爵为辅国公以上的皇族共有519位。
[3] 笔者依据上谕档中王公生日清单、《清实录》、《爱新觉罗宗谱》等资料逐年统计在世宗室王公总数，为：1900年33人；1901年19人（人数骤减系因大批宗室王公被革爵）；1902年35人；1903年40人；1904、1905、1906、1907、1908年42人；1909年45人；1910年42人；1911年41人。
[4] 托津等撰：《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六十五辑，第642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年，第74页。
[5] 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五日（1910年1月25日），贝勒载润等奏考试宗室气枪暨识满汉文字开单呈览一折。见《宣统政纪》，卷27，《清实录》，第6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03页。
[6] 爱新觉罗·常林主编、宗谱编纂处编：《爱新觉罗宗谱》，甲一册，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年，第111页。
[7] 《爱新觉罗宗谱》，甲一册，第117页。
[8] 《爱新觉罗宗谱》，甲一册，第2页。
[9] 《爱新觉罗宗谱》，甲一册，第90页。
[10] 《爱新觉罗宗谱》，甲一册，第59页。载濂在庚子事变期间支持并建言招抚义和团，奉命负责北京城的城守事宜，于光绪二十六年九月被革爵。
[11] 《爱新觉罗宗谱》，甲一册，第86页。
[12] 《爱新觉罗宗谱》，甲一册，第18页。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因为支持义和团被革爵归宗。
[13] 《爱新觉罗宗谱》，甲一册，第61页。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因为支持义和团被革爵归宗。
[14] 《爱新觉罗宗谱》，甲一册，第38页。
[15] 《爱新觉罗宗谱》，甲一册，第39页。
[16] 奕劻致荣禄函，《荣禄档》，第六册，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一辑，第69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9页。
[17] 瑞联编：《宗室贡举备考》，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九辑，第381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4页。
[18] 继昌：《行素斋杂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四辑，第37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第26页。
[19] 《清史稿》，卷114，志89，第3266页。虽然后期宗人府的宗令、宗正、宗人等官职号称择贤而任，不以爵位为限，但是担任这些职务的宗室，无不是王公。
[20] 《行素斋杂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四辑，第37册，第34页。
[21] 《清代皇族的封爵与任官研究》，《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第140页。
[22] 从政的亲王计有：庆亲王奕劻、醇亲王载沣、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礼亲王世铎、睿亲王魁斌、庄亲王载功、【庄亲王载勋】。（注：爵位后来被革除的宗室王公，用【】标示，下同。）
[23] 从政的郡王计有：顺承郡王讷勒赫、【端郡王载漪】。
[24] 载洵、载涛。
[25] 毓朗。
[26] 溥伦。
[27] 载泽（贝子衔镇国公）、载振（贝子衔镇国将军）。
[2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5册，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1页。
[29] 本书所用的“中兴”并非专指同治中兴。宗室王公群体将庚子后的清末新政也视为“中兴”。在他们的诗词、书信中多有关于“中兴”的表述。诸如肃亲王善耆的《寄锡聘之先生（丁巳秋）·其二》：“兵燹当庚子，城东屋接连。破窗榴弹烈，扈骅葛衣穿。未竟中兴业，还逢未造年。辽东归去好，大节能独全。”善耆：《肃忠亲王遗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1928年石印本，第18页。毓朗的《谢胡主事礽泰赠地图诗集》，亦称清末乃“中兴当此时，非子孰与权。努力事新法，取多用始便”。毓朗：《余痴生诗集》，纪宝成等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8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91页。
[30] 章伯锋编：《清代各地将军都统等大臣年表（1796—1911）》，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31] 毓盈著，黄延复标点整理：《述德笔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79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95页。
[32] 《议删宗室王公不准出京旧例》，《通问报》，1906年，第209期，第6页。
[33] 载沣、毓朗在已有研究中常常被认为是急进派，支持国会速开，但据笔者考察并非如此。他们在国会请愿运动中的态度，将在第四章中展开论述，在此先不赘述。
[34] 魏秀梅：《清季职官表（附人物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第5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
[35] 此四人计为：1.奕颢，镇国公衔，道光年间历任礼部、兵部、工部尚书；2.载铨，亲王衔定郡王，道光年间历任礼部、工部尚书；3.奕湘，贝子衔镇国将军，咸丰元年—三年，礼部尚书；4.载龄，辅国公，同治三年—光绪三年，吏部尚书。
[36] 1900年后在中央行政部门任官的宗室王公计有：1.礼亲王世铎（军机大臣），2.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管理总理衙门事务、管理外务部事务、管理练兵处事务、内阁总理大臣），3.醇亲王载沣（军机大臣、监国摄政王），4.贝勒毓朗（巡警部左侍郎、军机大臣、训练禁卫军大臣、军咨大臣），5.端郡王载漪（管理总理衙门事务），6.贝子衔镇国将军载振（商部尚书、农工商部尚书），7.肃亲王善耆（民政部尚书、民政大臣、理藩大臣），8.贝子衔镇国公载泽（度支部尚书、盐政大臣、度支大臣），9.贝勒衔贝子溥伦（资政院总裁、农工商部尚书），10.郡王衔贝勒载涛（训练禁卫军大臣、军咨大臣）， 11.郡王衔贝勒载洵（海军大臣），12.恭亲王溥伟（禁烟大臣）。1910年资政院召开会议，钦选宗室王公世爵议员中，派出：13.睿亲王魁斌，14.庄亲王载功，15.顺承郡王讷勒赫，16.贝勒载瀛，17.贝勒载润， 18.镇国公溥霱，19.镇国公全荣，20.镇国公寿全。
[37] 仅毓朗一人在光绪三十一年三月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当时他的爵位为三等镇国将军。
[38] 这部分将在第五章展开论述，在此不作赘述。
[39] 庆亲王奕劻在清末管理练兵处、陆军贵胄学堂事务，参与筹备海军。贝子溥伦对筹办海军亦有所建言。载沣上台后，代皇帝为统率海陆军大元帅。贝勒载润管理陆军贵胄学堂事务。贝勒载涛、毓朗、镇国将军载扶训练禁卫军。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贝勒载洵参与清末兴复海军的筹谋并出任海军大臣。载涛、毓朗出任军咨大臣。载洵、载涛专门出洋考察海、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