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周济（1781—1839），字保绪，号未斋，晚号止庵。或说又字介存，他有个名篇《介存斋论词杂著》，大概介存既是表字，又作了斋号。他还有《存审轩词》、《味隽斋词》，身后著作被编为《求志堂存稿汇编》，那还应该有书房的别名：存审轩、味隽斋、求志堂。江苏荆溪（今宜兴）人。传说荆溪周氏，是晋代周处的后裔，而周济本人恰是文武全才，不知其间有无关联。

周济少年聪颖异常，膂力过人，喜欢读史，读兵略，兼习骑射击刺。嘉庆十年（1805）成进士（或言嘉庆十年举于乡，次年成进士），才二十五岁，在廷对时，纵言天下事，字数逾格，仅授予知县。父兄不放心他性格卞急，请改教职，于是去淮安府学作了教授。尽管他在这个位置上刻苦攻读，但并非志向所在，没过多久就谢病去职了。他经过一段游历的生涯，行走齐鲁晋楚，观形势，广交游，名声渐起。回来寓居扬州，时任两江总督的孙玉庭闻其名，邀他相见，纵谈兵事。恰值两淮盐务频受私枭所扰，孙玉庭乃命淮北各营伍及州县听周济号令，稽查枭徒，一时之间淮北群枭敛迹。但周济很快辞谢了这件事，他认为：“鹾务不治其本而徒缉私，私不可胜缉也。”（魏源《荆溪周君保绪传》）但淮南盐商争以重金延请，托他在淮北办盐，颇让他发了笔财，于是“治宅广陵，甚壮丽，珍物美人皆具”（徐士芬《书周进士济》）。但一日又忽然悔悟，尽散其资，离开扬州，道光四年（1824）在金陵买了江氏致园，改名春水园，居住其中，从事著述。后来周济家贫乏计，仍往淮安府学作教授，正值淮安漕帅周天爵移督两湖，邀与同行，并许诺尽刊其著述，周济就跟着他在道光十九年（1839）春到了夏口，但当年七月三日病故，年五十九。周济没有儿子，兄弟过继给他的两个嗣子都不能读书。他有位很传奇的侧室苏穆，有《储素楼词》一卷，据说也能武术，给他留下一个遗腹子。

周济结交名流颇多，如李兆洛、张琦、陆继辂、董士锡、包世臣、魏源、龚自珍、管同等，都对他很称许。平生著述有二百馀万言，其家族后人辑为《求志堂存稿汇编》。其中最经意的是《晋略》，“以寓平生经世之学，借史事发挥之，遐识渺虑，非徒考订，笔力过人”（魏源《荆溪周君保绪传》）。民国时此书收入《四部备要》，流传颇广。他和包世臣相交极笃，精研书画，其《折肱录》也算有些声望的书画论著。诗文外，词集有三种：《存审轩词》、《味隽斋词》、《止庵词》。前二种是早期之作，《味隽斋词》是对《存审轩词》的改订，内容基本一样。《止庵词》则是其晚年之作，与前二种无一首重复。不过，他名气最大的著作还要算《词辨》和《宋四家词选》了。

周济词学传承张惠言，是常州词派后来最重要的理论家。张惠言去世在嘉庆七年（1802），周济已经二十二岁，但没有记载说他和张惠言有过交往。根据徐珂在《清稗类钞》里的说法，周济“少工词章，与张翰风、李申耆善”，说他跟张惠言的弟弟张琦及挚友李兆洛都很熟悉，但我们也不能详知具体情况了。他自己在《词辨序》里说，其词学“受法”于比他小一岁的董士锡。董士锡，字晋卿，是张惠言的外甥，词学自是张氏正脉。周济十六岁学词，二十四岁才认识董士锡，一见之下，看到其词跟他自己平时所仿效者完全不同，“心向慕不能已”，从此归在常州派之下。

周济对常州派的词学，把握得准确，讲得也到位：“吾郡自皋文、子居两先生开辟榛莽，以《国风》、《离骚》之旨趣，铸温、韦、周、辛之面目”（《味隽斋词自序》）。词向被视为“小道”，虽在宋末受到特别的重视，但尚未及认真反思，就随着王朝的倾覆忽然衰落了。到明代全然沦为“艳科”，自明清之际开始，虽经云间派、浙西派、阳羡派的多方努力，始终一间未达，没能揭示出词自身独特的品格。张惠言独具慧眼，看到词之缘情，较之诗，更能真诚地表达出内心品质。诗带着历史赋予的沉重身份负担，“言志”的责任似乎已无时或忘，词却因为它兴起时的特殊语境——酒席歌筵，将之轻易摆脱了，在此种场合下的即兴抒写，显得很放松，更没什么顾忌。即便只是写写男女哀乐，在贤人君子笔下，早已不经意地流露了纷然多彩的“内美”。这在诗里久已难得一遇，也因此成为词最迷人的特质，竟直到张惠言才被一眼觑定。发现了这些，词也就洗刷掉“小道”、“艳科”的不名誉，得以“尊体”，这也是张惠言在词学上最重要的贡献。不过，张惠言并没有找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述，作为经学家，他自然地想到“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这些旧诗教的语汇，还把《说文解字》的“意内而言外”从语词的“词”附会到歌词的“词”上，更把汉儒说诗的政治学模式搬进了《词选》的评语里。（见张氏《词选》）这一点，让他在后来饱受争议。但年轻的周济却首先被张惠言的发现所吸引，还用了类似张氏的语汇进行肯定，不过，后来他逐步开始对常州派的词学进行完善和推进。

周济在词学上的进步，和与董士锡之间的不断切磋关系极大。《词辨序》里，他详细讲述了两人在论说上互相短长，以及自己在这个过程中造诣日进。两人交谊颇厚，周济对董士锡有些倾慕，把他看作张惠言兄弟的嫡派传人。他早年的词集就请董士锡写了序，《味隽斋词自序》里更是明白说：“两先生往矣，聊以质之晋卿。”倾慕很容易让人变得盲目，周济对董士锡的评价实在过高了。《味隽斋词自序》里说“一时作者竞出，晋卿集其成”，已经不够客观，《词辨序》里说“晋卿虽师二张，所作实出其上”，更未免信口。在张氏《词选》的附录里，选录了同时常州派词人的一些词作，董士锡不仅无法企及张惠言，恐怕也难超过恽敬。张惠言的《水调歌头》“春日赋示杨生子掞”五首是全清一代之名作，恽敬的《阮郎归》“画胡蝶”六首也被誉为与温、韦、姜、史同化的佳作，两位阳湖派古文家魁首的胸襟抱负，恐非董士锡能及，他们小词的境界亦自然迥绝不凡。但周济能够得到和董士锡切磋的机会，对他深入常州派词学确是极有助益，只是没有多久，他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董士锡，如谭献所说“止庵切磋于晋卿，而持论益精”（《箧中词》），开始自己的词学建树。

其建树就体现在《词辨》和《宋四家词选》上。不过，这两部书都经历了艰难的遭遇才得以幸存。《词辨》的序写于嘉庆十七年（1812），周济三十二岁，原书本有十卷之多，却因为交给“田生”，不幸在黄河粮船上落水亡失。其后经过追忆，把最重要的头两卷重写出来，但也难免遗落了。即便这两卷，也直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周济去世八年之后，才由潘曾玮刊行。光绪四年（1878）和民国二年（1913）两次翻刻，其书开始流行。谭献应门人徐珂之请，将之校订、评点刊行，就是所谓“谭评词辨”，此后成为名著。《宋四家词选》的序论写于道光十二年（1832），周济已经五十二岁，算得上是晚年定论，但一直没有刊刻。潘祖荫从他叔父潘曾玮那里得到一个抄本，随身带至京城，住在淀园的赐第里。这所赐第遭遇了咸丰十年（1860）的圆明园大火，但这个抄本竟如有神护般地避免了焚毁。在同治十二年（1873），潘祖荫将之刻入《滂喜斋丛书》，这时距离周济辞世已经三十四个年头了。

周济的词学，应该是有意识地针对张惠言的缺陷而发挥出来的。张惠言没有找到合适的语言进行表述，他借用的汉儒那一套“比兴寄托”的政治学模式，不足以揭示出词自身独特的品格，甚至会遮蔽问题本身。王国维的评价代表了所有批评者的意见：“固哉，皋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人间词话》）针对这一点，周济提出：“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介存斋论词杂著》）所谓“初学词”，指眼光还够不上张惠言要求的阶段，也就无法体会到贤人君子笔下的“内美”，这时需要通过讲求寄托来接引，避免陷入男女哀乐的狭隘叙写，否则又将遭到“小道”和“艳科”的鄙视。寄托的要求，周济有明确的说法：“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介存斋论词杂著》）不仅摒弃男女哀乐，甚至摆落一切个人性的离别怀思、感士不遇，从而使情志的品质超越一己之利益，跟时代的大众同其忧患，这就是“词史”。所谓“既成格调”，指达到了张惠言要求的阶段，这时需要避免的，是将寄托变成像“诗言志”一样的沉重负担，在阅读、叙写时过分紧张焦灼而失去自然流露的本真之美。通过“无寄托”，一切虚张声势的表达都失去存在的可能，本真之美得以真实地突显，词最独特的品质就昭然目前了。周济的理论不仅避免了张惠言表述的缺陷，对词自身的思考也更为深入。谭献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周介存有‘从有寄托入，以无寄托出’之论，然后体益尊，学益大。”（《复堂词话》）

阅读周济的两本词选，必须先了解他基本的词学观点，才能够理解《词辨》对唐、五代词的关注所在，《宋四家词选》提出的“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的学词次第，以及他对历代词人、词作的具体评述和简选。

周济的词学对后来影响极大，可以说，近代词学大家无不受其沾丐。他直接的传人自属谭献，在周济“从有寄托入，以无寄托出”的基础上，他又提出“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复堂词话》）的词学阐释思想，从读者视域这一维度巩固了张惠言的理论，正与周济相辅相成。谭献代表了常州派第三代的最高成就，比他小二十三岁的陈廷焯，却早去世将近十年，或可看作常州派的殿军。由于陈廷焯生前未有著述刻印，死后其父及其门人才刊行《白雨斋词话》，他的影响不免滞后，但理论却更趋完善。他论词倡沉郁说，其言曰：“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馀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白雨斋词话》）这段话将张惠言和周济两人的说法完满地结合起来，我们相信，其理论来源是十分清楚的。不过，让人不解的是，尽管陈廷焯极力推崇常州派，对张惠言、谭献不吝称赏，《白雨斋词话》和卷帙较丰的《词则》都只字不曾提到周济。陈廷焯不会不知道周济，因为他对冯煦的《宋六十一家词选》评价甚高，而在这部词选的例言里，冯煦专门引述到：“周氏济论词之言曰：‘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来。既成格调求实，实则精力弥满。’”这样精彩、且跟自己论点这样接近的论述，陈廷焯是不应该忽略的，这其中的原委耐人思索。

周济另一位传承者是端木埰，端木埰又传授词学于王鹏运，王鹏运和况周颐互相切磋，拓出临桂词派，更与朱祖谋、郑文焯为表里，几乎完全支配了晚清词坛。据唐圭璋先生讲：“吾乡端木子畴先生，年辈又长于王氏（王鹏运），而其所以教王氏者，亦是止庵一派。止庵教人学词，自碧山入手。先生之词曰《碧瀣词》，即笃嗜碧山者。王氏之词，亦导源于碧山。”（《端木子畴与近代词坛》）甚至可以说，晚清四大家没有不重视碧山的，这都不能否认是周济的影响。况周颐在《蕙风词话》里讲“词境”：“人静帘垂，灯昏香直，窗外芙蓉残叶飒飒作秋声，与砌虫相和答。据梧暝坐，湛怀息机，每一念起，辄设理想排遣之，乃至万缘俱寂，吾心忽莹然开朗如满月，肌骨清凉，不知斯世何世也。斯时若有无端哀怨枨触于万不得已，即而察之，一切境象全失，唯有小窗虚幌、笔床砚匣，一一在吾目前。此词境也。”简直可以看作对周济“从有寄托入，以无寄托出”最切己的体认了。

另外，百年来名声极大的王国维，其词学也和周济颇有瓜葛。王国维不喜张惠言，说他“深文罗织”，但他自己的说词方式，颇有和常州派近似之处，如说李璟的词“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还说到那个著名的“三种境界”，都不脱常州派习气。他反对张惠言，但还是很坦率地承认了周济的价值：“介存《词辨》所选词，颇多不当人意。而其论词，则多独到之语。始知天下固有具眼人，非予一人之私见也。”《人间词话》中实有不少隐合周济观点的条目。

随着常州派不再受到时代的青睐，周济也渐渐被遗忘，三十多年来，《词辨》和《宋四家词选》都没有单独出版。这次任之点校出来，又根据段晓华教授提供的材料，附上周济的四篇传记，做成单行本出版，便于喜爱周济的读者阅读使用。由于《词辨》是遗失后重写的残本，把它附于《宋四家词选》之后，算是补遗吧。希望此书的出版，能够引起读者朋友对周济的重视。

钟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