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薛西斯式的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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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帝国所处的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在波斯帝国的版图中有7个郡都在中亚，而最东方的据点居鲁士城就与现代中国的新疆相邻。这就是说，波斯是地跨亚欧非三洲的大帝国，波斯文明与东方文明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可以说灿烂的东方文明为波斯带来了更为高效的帝国管理模式。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开始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管理体系，而波斯也与之有着诸多的相似。在绝对君权的统治下，帝王和由皇亲国戚与幕僚组成的小朝廷掌管着这个国家的官僚机构、宗教祭祀……那些通过他们组成的小朝廷就如同当时秦朝设置的政府机构一样，包括官员的设置和职位的分布安排，只不过波斯人称他们为“持弓者”“执矛者”“帝王之友”“赞助帝王者”“帝王的耳目”罢了。
行省税收和皇家庄园的收入就能让这个国家正常运行，为确保国家的权威不遭受到威胁，帝国的骨干精英们与阿契美尼德皇室亲族一起掌管着数量庞大的多元的军队。如此想来，在萨拉米斯海战中有埃及人、腓尼基人、西里西亚人、亚洲人的参与就不足为奇了。
在绝对君权的统治下，波斯帝国是没有“自由”概念的，即便是行省总督，他在帝国的管理体系中也被当作君主的奴仆来对待。根据R．梅格斯和D．刘易斯整理的《古希腊铭文辑要》中的记载，阿契美尼德君主的权力是绝对的。书中记录道：有一次，大流士之子西斯塔佩斯（Hystapes）在向他的奴隶——伊奥尼亚行省总督加达塔斯（Gadatas）——宣布诏谕时这样说道：“我发现，你没能在所有的方面遵从我的旨意……”通过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君主在施行旨意时是多么专制。
在波斯，尽管君主自身还没有被完全神化，但他作为阿胡拉·马兹达神（Ahura Mazda，波斯神话中的至高之神和智慧之神，被尊为“包含万物的宇宙”）在人间统治的代表，已形成了神人之间的某种神秘的仪式感，在这种仪式感下所彰显的要义正体现了波斯人看待君权时的独特性——任何属臣、外国人在觐见波斯大王时都必须行跪拜礼。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根据这样的跪拜方式进行推断——这是把人当作神来崇拜的一种证据，并据此体现波斯文化和希腊文化在对待个人崇拜上的差异，以及政治、宗教等方面的不同。
在希波战争中获得巨大胜利的希腊将军们，像雅典的小米太亚得（Miltiadesthe Younger）、塞米斯托克利斯，斯巴达摄政王保萨尼阿斯（Pausanias），当他们利用这场战争的胜利来提升个人名望时，这种炫耀的行为会立刻受到希腊同胞的严厉批评。再看波斯，根据《贝希斯敦铭文》[3]中的记载，薛西斯一世向世人宣称自己是“众王之王”。凌立在《人类大历史》一书中记录道，薛西斯一世还说：“如果我们征服了雅典，波斯帝国的版图将空前扩张，它的边界将一直延伸到神灵的天空。”通过这样的方式，薛西斯一世的旨意或者说阿契美尼德家族的旨意很自然地、无条件地上升到不可侵叛的高度。
薛西斯一世望着波涛汹涌的海洋阻挡了前进的步伐，遂下令架桥。这是由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共建的一座索桥。那时候，索桥刚修好，忽然而至的狂风把桥吹断了。薛西斯一世恼怒万分，不但杀掉了造桥的工匠，还在海岸边举行了一场特殊的仪式，用“刻上烙印”的鞭子狠狠地鞭打了大海300次，以示对大海“不服从”自己旨意、不愿意平静下来让波斯大军渡海的惩罚。他对着大海狂怒道：“薛西斯皇帝将渡过你，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希腊人知道此事后，十分惊恐地说道：“宙斯啊！为什么你变为一个波斯人的样子，把名字改成薛西斯一世并率领着全人类来灭亡希腊呢？”这样的专横不仅体现在薛西斯一世身上，他的先辈们也是如此。居鲁士大帝在打算渡日努河时，只因自己受了惊吓，就下令所有士兵咒骂该河数日。针对这样“波斯式”的表现，蒙田在其随笔里也有类似的描述：罗马帝国第三位皇帝卡利古拉（37—41年在位）只因为母亲被囚禁在一座宫殿，就下令拆毁了它。“后三头同盟”之一的奥古斯都（另外两位分别是安东尼、李必达，三人在波伦尼亚附近会晤，内容大致是关于瓜分统治范围的，譬如法令的颁布，高级官员的任命，统治国家的年限，史称“后三头政治同盟”）在海上遭遇暴风雨袭击，竟迁怒于海神尼普顿（Neptune），随后在奉神大典上把尼普顿从诸神排位中扔出去，以泄其愤。
由此可见，波斯在处理诸多问题时的表现是不同于希腊人的方式和态度的，而这种方式和态度的不同也是波斯文化和希腊文化不同的体现之一。君主以阿胡拉·马兹达神的名义在人间，凡是违背了其旨意的，都会受到最严厉的处罚。
因此，这场关乎征服希腊的关键性战役在萨拉米斯一定会有一个了结。有阿胡拉·马兹达神的至上不容侵犯，已没有什么能让波斯人害怕和退缩的了，薛西斯式的角逐将是阿契美尼德家族的最高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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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伯特·坦恩·奥姆斯特德（Albert Ten Olmstead）在《波斯帝国史》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吾神阿胡拉·马兹达，功业甚伟，开天辟地，创世造人，维系和平，以薛西斯为王，是为众王之王，众领主之领主。吾乃薛西斯，伟大之王，众王之王，许多人民之主，广阔大地之主，大流士王之子，阿契美尼德家族之血裔，波斯人，波斯人之子，雅利安人，雅利安人之子。”
这是最有力的证据！薛西斯一世用上述至上的权威让那些向波斯君主宣誓效忠的皇亲国戚、贵族精英等必须毫无条件地为帝国出力。
战争中最需要的“利器”之一就是军队了，帝国最著名的皇家军是一支职业化的步兵，与辅助他们的重装、轻装步兵共同组成的皇家军队。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骑兵、战车、远程攻击军队进行相应支持。
这支军队内部构成复杂，其成员征召自不同的地区，士兵说着几十种不同的语言。装备方面有剑、匕首、短矛、鹤嘴锄、战斧、标枪等；护具则有柳条盾、皮甲背心和链甲衫。这样的装备在当时是多么精良啊！却因缺乏有针对性的军事操演，譬如士兵不知道如何固守自己在行列中的位置，也缺乏与其他作战单位协同的概念，使其战斗力、灵活力大打折扣。特别是那些身穿重约32千克甲胄的重装步兵，虽然阵势宏大，气势威猛，却很难在草原崛起的年代里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这里主要指波斯帝国与斯基提亚人的战争，也包括与白匈奴之间的战争结果。重装步兵在很多时候并不适合草原作战，草原作战更需要的是机动性更强的军队）。因为过于重型的装备会让这样的军队既不适合远距离冲击，也不适合单兵作战。
反观希腊军队，他们不完全依赖重装步兵组成的方阵就可进行强有力的冲击，打破一切敌军的骑兵和步兵的阻碍，相对轻便的负重让他们可以做到在速度上快于波斯军队。据说，希腊对波斯重装步兵质量颇为轻视，根据维克托·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在《杀戮与文化：强权兴起的决定性战役》一书的记录，著名的阿卡迪亚外交官安条克（Antiochus）在公元前4世纪早期的时候对此就有过中肯的评价：“波斯军队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胜任对抗希腊人的战斗。”（There was not a man fit in Persia for battle against Greeks.）这算是最有力的还击了。
在战斗时，波斯帝国的君主会站在一辆巨大的战车中，在卫队的重重保护下发号施令，居于战线的中央参与战斗。根据希腊历史学家的记载，我们会发现波斯军队一旦战败，君主总会带头逃跑，他不会因此而感到蒙羞，那些下级军官将成为替罪羊，并被处以极刑，像萨拉米斯海战中的腓尼基船长们就遭受过这样的待遇。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希腊的城邦历史中，那些著名的将领诸如小米太亚得、亚西比德（Alcibiades）、伯里克利（Pericles）、布拉西达斯（Brasidas）、来山得（Lysander）、伊帕密浓达（Epaminondas）、佩洛皮达斯（Pelopidas）等，很多时候即便打了胜仗，要么被放逐，要么被处以罚金，要么被降级，或者与士兵一起战死疆场，甚至还有被施以极刑的。公元前406年的阿吉纽西海战中的雅典将领，公元前369年的“曼提尼亚独立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将领伊帕密浓达，都是如此。这些将领受到指控或处罚，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在战场上表现怯懦、指挥不当，更多是他们忽略了麾下公民士兵的福利拥有或分配，没能同平民监察官保持亲和的联系。
如果波斯帝国的将士有机会同希腊的将士进行一次畅谈，他们在畅谈中是否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们在为谁而战？我们又为什么要战？这样去战斗的意义何在？仅仅是为了阿胡拉·马兹达神在人间的统治吗？”
这或许是最让波斯人痛苦的！
那些数以千计的地主和商人在为波斯帝国的繁荣提供丰富物质的同时，也享有一些特权。战争在某种层面上来讲，也可以说是对财富的掠夺，将士们驰骋在随时都有可能丧命的疆场，是否拥有像帝国的地主和商人一样的回报？
答案让人痛苦！
拥有土地就代表拥有了最重要的财富。古典时代的雅典人拥有的农场面积没有一个是超过100英亩（1英亩≈4046平方米）的，而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甚至是在之后被希腊化的王朝，我们会吃惊地发现超过1000英亩的巨型庄园并不罕见。在波斯帝国，薛西斯一世的一个亲戚所占有的土地就有可能超过所有波斯舰队桨手所拥有的土地。
最好的土地绝大部分由祭司集团掌管着，他们将这些土地分配给佃农或外居波斯的领主耕种。前者因地位卑微、生存环境恶劣逐渐丧失在土地使用中的主动权；随着时间推移，后者的土地面积会大量增多，他们拥有的土地多则达几个村庄。而最瘆人的是，波斯君主拥有帝国的每一寸土地，他可以随时收回任何土地，或者将土地的所有者直接处死。所以，还有什么是比“薛西斯式的愤怒”更可怕的呢？
在希腊就不一样了！
他们在对待土地的态度上呈现出很大的不同。公有土地或提供给祭司的土地面积都是有限的，一般来讲不会超过城邦周围5%可耕种的土地面积。在财产方面的分配和持有也是比较合理的，那些二次土地会通过标准化的拍卖进行，且保持较低的价格。在新进的殖民地城邦，会将土地进行统一分配或公开销售，绝不会把它们分配到少数的精英手中。以军队中的重装步兵阶层为例，即便他们在战争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一名战士所拥有的土地大约也只有10英亩。
希腊的任何公民不会在未经审判就被处以死刑。他所拥有的财产没有经过议政院或是公民大会审议，是绝不能被没收的。尽管到了希腊后期，这些很公平的待遇遭到了弱化，但他们对财产、人权的尊重观念始终是存在的。这种尊重的观念为后来西方革命提供了可延续发展的土壤，它们在文艺复兴时代的自由的、积极的思潮中得到体现。
为了加强专制统治，波斯帝国高度重视神权的至高无上性。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君主自称是阿胡拉·马兹达神在人间统治的代理人。同时，为了弱化民众的逆反心理，君主会刻意强调自己不是神的化身。
时间在很多时候是可怕的，在潜移默化中，波斯人的意识里会自然形成“皇室血脉具有神圣权力”的观念，而这种观念的形成还与大量的祭祀活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根据阿契美尼德的波斯文字资料，不管是碑刻还是宗教祭文，它们都与波斯君主、祭司以及官僚相关，而内容基本上是宗教、政务方面的。如果没有波斯君主的授意和批准，是绝对不允许发表与之无关的内容的，像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这样的智者在波斯是无法生存的，因为他们的自由思想一旦侵犯到王权，必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普罗塔哥拉，这位希腊哲学家以渊博的知识成为智者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这一主张把人置于世界和社会的中心。换句话说，它与原始的“以神为主的宗教思想”存有截然的不同，难怪他的著作《论神》会被焚毁了。虽然他晚年因“不敬神灵”被逐出雅典，死于渡海去西西里岛的途中，但是他在很长时期内受到了雅典人的尊重和爱戴，这足以说明他在希腊活得更自由。
在波斯，在被征服的区域，诸如巴比伦人、犹太人这样的民族，他们只能在帝国君主允许的地方膜拜自己的神灵。
波斯君主为了宣传帝国取得的胜利，许多与之相关的舞台剧、诗文中的主角必须是薛西斯一世本人。在取得巴克特里亚（大夏―希腊王国）战争的胜利后，一段关于战争胜利的纪念文字就是最好的证明。奥姆斯特德在《波斯帝国史》一书中记录了众王之王薛西斯一世的豪言：“我登基称王之时，以上所载之土地中，尚有一地不安其位。此后，吾神阿胡拉·马兹达赐福于我。凭借神威，我击垮了这块土地上的一切反抗，令其俯首归位。”
在神权至上的波斯帝国里，虽然文学、天文、数学等都曾高度发达，但是这样的学科只能是宗教的附属品。它们所取得的成就和进步都是为了提升宗教背景下的预言艺术罢了。
在希腊，尽管许多古典时代的雅典人对宗教的虔诚度相对于波斯人不遑多让，可至少那些保守的人们想要把无神论者从城邦中驱逐出去，他们会进行看似合法的公开审判，争取有更多的公民票数来决定无神论者的去留。
波斯帝国的法令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君主经常宣称：“吾之意即阿胡拉·马兹达神之意志，反之亦然。”[4]。这样看来，当初薛西斯一世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发怒时的表现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是亚历山大大帝，就算他成了大帝也不能以“波斯帝国君主”的方式进行发号施令。倘若他一意孤行，一定会遭到包括他手下最忠诚的马其顿领主们的不满，品尝被刺杀、发动政变或者被领主们抛弃、流放在外的恶果。
假如时间能够倒流，不知道波斯帝国的将士们在面对这样迥然不同的待遇时，内心会有怎样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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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希腊人来说，他们不会忘记在温泉关一战的惨痛失败。
300斯巴达勇士利用这个狭小的关隘拼死抵抗了3天，阻挡了几十倍于己的波斯军队。据说，他们是在杀了近2万人（说法不一，有记载说是7000人）的波斯军队后才全部壮烈牺牲的。然而，波斯人的残酷让希腊联盟感到了恐惧。这种恐惧除了心理上的，还在于希腊联军遭受到了历史上最为惨重的损失——298名精锐的斯巴达勇士的丧生对整个希腊联军来说是不愿提起的伤痛。
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当时整个希腊联军的人数在7000人左右，因卡尼亚节的到来，依据斯巴达的法律，在卡尼亚节期间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须停止，但波斯人来势汹汹的进犯同样不容忽视。于是，斯巴达的元老们决定破例派出一支由列奥尼达率领的1200人的精锐部队（其中299名王室卫队，还有约900人是普通战士或者奴隶）赶赴温泉关。
这就与影视剧中所说的300斯巴达勇士有很大的出入了。不过，这些都是能理解的，毕竟为了宣传或达到某种艺术效果，难免存在夸张的成分。温泉关战役后，薛西斯一世面对付出沉重代价才得到的胜利愤怒不已，他下令割下战死的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的首级，并把尸体钉到十字架上。希罗多德对此指出，这在波斯传统中十分罕见，通常波斯人十分尊敬那些英勇不屈战死的敌人。
公元前480年8月，在温泉关附近的希腊联盟舰队也在阿尔泰米西昂（Artemisium）海岬（又叫陆岬，指深入海中的尖形陆地，一般是三面环海的陆地，面积大的海岬会形成半岛，像好望角就是很著名的海岬）、埃维亚（Euboea）岛北部投入了战斗。经过3天的拉锯战后，希腊军队开始战略性撤退。现在，薛西斯一世的军队可直抵雅典城下了，并可占领其周围的阿提卡地区。在这一地区的大部分平民已经被及时疏散到萨拉米斯岛、埃伊纳岛、特洛曾（Troezen）等地。
这样的疏散是极为正确的，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写道，德尔斐（Delphi）神庙的预言者曾发出了可怕的预言：“叙利亚的大车载来火和阿瑞斯的愤怒，血流成河，雅典沦为丘墟，逃跑是唯一的生路。”听到此预言的雅典人决定不回家乡了，他们再次询问神谕，这次预言者说她看到了“木头建成的城墙”，即便所有的地区沦陷了，雅典人也会凭借它战斗到底。她还说，萨拉米斯将是战争决定胜负的地点。
执政官塞米斯托克利斯对这个预言做出了更为准确的解释：木头建成的城墙就是指一支舰队，不是真正的城市的塔楼和栅栏。当务之急，雅典人必须抓紧时间建造三列桨舰船，训练适用于战斗的桨手，并让妇孺在萨拉米斯附近避难。
希腊联盟的舰队在萨拉米斯海湾集结，塞米斯托克利斯吸取了在阿尔泰米西昂海岬、埃维亚岛北部战斗中的教训，他认为在宽阔的海面上进行战斗风险极大，最好能将海战地点选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他的这一观点遭到了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激烈质疑：斯巴达人希望把防守地点设在科林斯地峡，就算失败也可退守伯罗奔尼撒半岛；雅典人则希望海军可以撤退，与陆军会合，保卫本土。温泉关战役失败后，雅典人已经在科林斯地峡修筑了一条防御城墙。
希腊该何去何从？这样的争执最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如果希罗多德的记载是完全正确的，那么塞米斯托克利斯在萨拉米斯海战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将毋庸置疑。我们甚至还可以推断出他在战争胜利后被“陶片放逐法”制裁不是空穴来风，完全可以说他犯了叛国罪。
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呢？
塞米斯托克利斯在看到自己的提议被否决后就使用了诡计，决定派遣希辛努斯（Sicinnus）秘密去薛西斯一世那里。据说希辛努斯是一名有波斯血统的战俘，效忠于塞米斯托克利斯，成了塞米斯托克利斯的仆人，还是他儿子的家庭教师。希辛努斯告诉薛西斯一世：其实塞米斯托克利斯是站在波斯帝国这边的，希腊人内部并不齐心，他们打算逃走，那么尊敬的波斯大王，你可以命你的将士包围打算逃跑的希腊人，并消灭他们的海军。
薛西斯一世相信了，随即将海峡团团围住，封锁了希腊战船的一切退路。这样，当希腊人不想准备战斗的时候，塞米斯托克利斯便可以强迫他们鼓起勇气去战斗了。
希罗多德的记载是值得怀疑的，他是在萨拉米斯海战结束几十年后才写下关于希波战争的文字，且时常在文字中加入自己的主观臆断。
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当所有的波斯战舰都集结在法勒伦（Phalerum）港（因海上贸易需要，雅典人修建了此港），薛西斯一世决定听取将领们的意见，他坐在象征着权威的王位上，来自各民族的海军将领诸如西顿（Sidon）王、泰尔（Tyer，又译推罗）王等列位而坐，指挥官马尔多尼奥斯（Mardonius，薛西斯一世的重臣，也是他的姐夫）开始向他们当中的每个人征询波斯的海军是否应进行海战。当时，大部分将领表示可以一战，只有来自卡里亚省首府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的女王阿尔泰米西娅（Artemisia）提出了反对意见。
虽然薛西斯一世认为她的反对是有理的，但是他还是选择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事实证明阿尔泰米西娅的反对是正确的。英国军事理论家B．H．利德尔·哈特在其所著的《战略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间接路线战略”，并对阿尔泰米西娅的战略做出了肯定，他这样写道：“在波斯阵营里，只有一个人反对薛西斯一世关于立即发起战役的决定。这就是来自哈利卡纳苏斯的阿尔泰米西娅。她建议放弃这次战役，采取另外一个计划——让波斯舰队与陆军部队协同作战进攻伯罗奔尼撒。她预料这样可以迫使伯罗奔尼撒联军的舰队在面临威胁时逃回自己的港口，从而瓦解整个希腊舰队。她的建议看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这一点也正是塞米斯托克利斯所担心的。”
温泉关战役败北后，希腊人意识到在温泉关的“英雄式失败”不能再重演。波斯军队占领了色萨利（Thessaly）和维奥蒂亚（Voiotia）后，在这两个地区得到了补给。希腊人想在陆地上与之较量的打算完全落空，并且还深切地知道失去了维奥蒂亚就意味着损失了能招募到最优秀的步兵的征募地之一。如果贸然在陆地开战，迎接他们的将是被绞杀的命运。
从希腊海岸线向南看，我们会发现萨拉米斯岛的特殊性。它和科林斯地峡之间没有更大的岛屿了，就算继续向南到阿尔戈利斯（Argolis）半岛北岸也是如此。这意味什么呢？意味着希腊不能利用海峡和峡湾狭窄的地形条件弥补舰队在数量、装备上的劣势，即便希腊的其他盟友能说服雅典人在萨拉米斯以南作战，让埃伊纳岛和萨拉米斯岛上的民众向南撤，仍然危险重重。
就算这样的策略得以实现，雅典人能与阿尔戈利斯半岛上的城邦特洛曾会合，形成两条同波斯军队展开决战的战线：要么在南面的开阔水域与波斯人进行交战，要么放弃在科林斯地峡的防御和波斯人交战。但是，这两条战线胜利的可能性极为渺茫，因为在外海区域希腊联军的力量无法与庞大的波斯军队抗衡。
依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塞米斯托克利斯向盟军的将军们发表的战前讲话中有一段耐人寻味，他严厉拒绝了在科林斯外海同波斯人交战的方案。他忧心忡忡地说：“倘若你们和敌人在地峡外海遭遇，你们就不得不在开阔水域进行战斗，如此一来我们的劣势就暴露无遗，因为我们的舰船更为笨重，而且数量也较少。此外，即便我们在那里获胜，我们也会不得不放弃萨拉米斯、迈加拉（Megara，又译墨伽拉）以及埃伊纳。”
在萨拉米斯海战以前，希腊各城邦都不是海上强国。雅典拥有当时希腊最强大的海军，其数量也不过300～370艘三列桨战舰和50余艘单层桨战船而已。波斯原先是没有海军的，在征服地中海沿岸的腓尼基（Phoenicia）和埃及以后，收编了他们庞大的舰队。当时，薛西斯一世的波斯远征军约有800～1000艘战舰，其中三列桨战舰至少650艘（说法有争议，一些希腊学者认为是1000艘），其海上力量迅速崛起，并建立了海上霸权。
力量这般悬殊，希腊想要取胜只能智取。倘若塞米斯托克利斯的诡计行为是叛国，那这场能挽救希腊命运的战争也是值得的。
4
真相就快浮出水面了。
雅典人奈希菲里乌斯曾警告塞米斯托克利斯，如果不在萨拉米斯背水一战，希腊联盟就很难再度集结起一支较为庞大的舰队了。因资料缺乏，我们无法知道此人更多的信息。不过，希罗多德的资料里说他还进行了这样的预测分析：每个人都会撤回自己所属的城邦中，无论是欧里比亚德斯（斯巴达人，希腊同盟舰队最高指挥官）还是其他人都没法把他们再集结起来，同盟舰队就会因此分崩离析。
波斯方面有没有意识到上述问题的可怕性呢？如前文所说，来自哈利卡纳苏斯的女王、薛西斯一世的海军将领阿尔泰米西娅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她还冒着性命不保的危险向薛西斯一世进行了劝谏。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记录了她的话：“对希腊人而言，只有在萨拉米斯进行一场海战，才能将所有那些争论不休的城邦团结起来对抗波斯大军。”她的建议非常中肯：避免在萨拉米斯交战，暂且按兵不动，然后再通过科林斯地峡登陆，逐渐向南进兵是不错的选择。
如果阿尔泰米西娅的建议被薛西斯一世采纳了，就会形成希腊方面曾设想过的在萨拉米斯以南作战的局面。实际上，希腊方面有很多人都希望在陆地上与波斯军队展开对决，像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人们就非常顽固地坚持应在陆地上进行防御，并且在争论不休的时候，他们的陆军已经开始匆忙地在科林斯地峡修建防御工事了。
这是非常愚蠢的决定和坚守！波斯军队可以沿着伯罗奔尼撒的海岸任意选择登陆地点，然后登陆的军队可绕到希腊陆军的背后发动突然袭击。
现在，摆在清醒人、睿智者塞米斯托克利斯面前的问题就非常严峻了。拯救希腊文明，关系到整个希腊的存亡，这是他的使命。面对一个比希腊大20倍的帝国，要想强迫敌人或者说引诱敌人在萨拉米斯进行一场海上决战，除了让希腊海军将士勇气激增、同心协力，还取决于塞米斯托克利斯心思敏锐和预先实施的策略的成功：除了准确预估到了波斯海军造成的威胁外，他还极力主张利用劳里昂银矿收益中的较大部分作为新建海军的费用，扩充了近200艘战舰，让希腊的海军力量有了较大提升，及时做好了战争准备。
鉴于希腊海军的战舰在数量和适航性方面的劣势，塞米斯托克利斯认为“取胜的唯一机会就是将波斯舰队引诱进大陆和岛屿之间的狭窄水道中”。因为在这一水域能让强大的波斯舰队缺乏充足的机动空间。这样一来，敌方就会失去在数量和性能上的优势，而誓死一战的海军将士会不顾一切地利用三列桨战舰打败敌人。
根据一些学者分析，当时希腊海军的舰船质量是差于波斯帝国的。很有可能他们因时间紧迫或者技术上不成熟，用于建造舰船的木材未经晾干，或者体积过大导致转向不够灵便。
种种不利的因素，迫使塞米斯托克利斯必须利用诡计让波斯舰队进入到狭窄水道中。
显然，他的诡计成功了。希辛努斯不负使命，他成功地让波斯人相信希腊人会通过埃莱夫西纳湾（Elefsina，位于萨拉米斯岛以北）向南撤退，并途经迈加拉海峡。因为，萨拉米斯岛位于埃莱夫西纳湾南面，东西两端都形成狭窄的海峡。西端在萨拉米斯岛与迈加拉之间，后者在辛诺苏拉角（Kynosoura）与比雷埃夫斯（Peiraias）湾口（今比雷埃夫斯港）间。
作为回应，波斯人认为分兵在萨拉米斯岛的南北两岸进行堵截是比较好的选择。但是，波斯方面忽略了这种分兵方式带来的弊端，即削弱了原有的兵力优势。
塞米斯托克利斯故意对萨拉米斯到迈加拉之间的海峡不加设防。要知道，迈加拉就在萨拉米斯岛的对岸，如此大胆地打开一个缺口是需要非常大勇气的。
薛西斯一世对战争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毕竟他的军队一路颇为顺利地推进到了雅典。在攻陷卫城后，他下令屠杀了所有的守卫人员。这个令人恐怖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希腊舰队，许多船长和船员匆匆上船，扯起风帆准备逃走。此外，关于战或逃的问题，希腊方面也是莫衷一是。而薛西斯一世在这时候收到了一封塞米斯托克利斯故意设计的一封信：等到夜幕将垂时，希腊人不会坚持下去，他们将趁黑暗掩护，各自飞奔逃命。
这样的场景无形中印证了塞米斯托克利斯派遣希辛努斯对薛西斯的说法，使得波斯方面更加相信作战计划不会有什么问题。
西西里的历史学家狄奥多尔（Theodor）为萨拉米斯海战前夕发生的事做了稍多一些的记载：一个来自萨摩斯岛的人向希腊联盟透露了波斯帝国的作战计划。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值得深思，透露作战计划的那个人是受伊奥尼亚的雅典人所派。也就是说，在波斯帝国的境内出现了间谍，版图内的人民也并不都是忠诚于薛西斯一世的。
希腊联盟的舰队数量与波斯舰队相比至少处于1∶2的劣势，考虑到双方之前在阿尔泰米西昂海岬及周遭的战役消耗，在即便得到了相应补充的情况下，希腊方面大约有300～370艘战舰，波斯则有600艘以上。不过，根据希罗多德、埃斯库罗斯的说法，波斯舰队超过了1000艘，并有20万海员，这是有夸张成分的。
上述这些不利的、隐藏在暗角处的因素都将成为波斯败于希腊的重要原因，而塞米斯托克利斯也因利用特殊的作战地理环境，成功地将劣势几乎化为无形。于是，以弱胜强的可能性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