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长善、王仪坤：电话所里的一次罢工

1948年4月3日，在北平地下党平民工作委员会（简称平委）的领导下，国民党平津铁路局北平电务段电话所的女职工曾举行过一次罢工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当时我军向蒋帮四大运输动脉——平汉、北宁、津浦、平绥铁路同时开展的破击战（把这几条铁路破坏掉）。

静待时机，准备战斗

当时的北平电务段交换所分段，负责平津局平汉北段等铁路和华北铁路当局与国民党南京政府交通部之间的长途通话任务。敌人为了控制这个要害部门，除了在分段内建立了国民党、三青团等反动组织外，蒋帮的“华北剿总”二处、平津铁路局警务处以及这个局的上层人物还在这里安插了亲信。1947年，我地下党组织先后派我们两名共产党员打入这个阵地，同敌人进行了隐蔽的斗争。

这个分段下设电话所、自动室、载波室、电源室、电缆工区、通信工区等九个部门，共有职工160多人。

我们俩被派到这个分段工作后，王仪坤担任了电话所的负责人，章长善在自动室工作。开始，我俩根据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地下工作方针，利用职务之便，通过窃听，掌握了敌人活动的大量情报；通过抄收、复写，秘密散发陕北电台的新闻，扩大了我党在群众中的影响。1947年11月，我军解放了石家庄，攻破了北平东南八十余里的马头镇，其他战场也不断传来捷报。与此同时，敌人也进行了垂死挣扎。12月初，蒋帮成立了“华北剿总”，对人民加紧了镇压。国民党强奸民意，搞伪国大选举，使人们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假民主、真独裁的丑恶面目；敌占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工人早已对国民党丧失了信心。分段内，基本群众陆续向我们靠拢。当时，我俩都已分别团结了十几名进步群众。对敌人的残酷镇压，工人早已愤愤不满。在我军节节胜利的形势鼓舞下，我们想发动群众，同敌人干一下子。

我俩是由平委赵凡、苏一夫同志领导的。当章长善把我们的想法向组织汇报后，领导上指示：“如遇条件许可，又有群众基础，经过周密考虑，可以和敌人干一下子，但千万不能蛮干。”我们多么盼望条件成熟的那一天啊！

欺人太甚，罢工开始

当时分段电话所的女电话员，在上下班和值机时，经常遭到刁难、搜身、调戏、谩骂。尤其是国民党平津铁路局警务处护局警察所的那群恶棍们，经常拿女电话员当作调戏的对象。电话员们早就憋了一肚子气。

平津铁路局设在王府井霞公府，交换所分段即设在这个局主楼的西侧。电话员每天上下班，都要穿过有护局警察站岗的主楼。1948年4月3日上午7点多钟，年仅十几岁的电话员刘育奉来所上班，又遭到护局警察的拦截，佯称没有证章不准进入（注：当时员司才佩戴证章，工人根本没有）。刘育奉据理力争说，我每天上下班从这儿走，今天为什么不行？护局警察不仅不放行，反而说了许多下流话，对刘进行调戏。刘育奉边哭边从侧门跑到了电话所，向同事们诉说了自己被拦截、被侮辱的经过。十几名经过地下党多次教育的进步群众，立即愤慨地说：警务处这伙兔崽子欺侮我们太甚了，咱们干不了，不干了。不少群众也响应说，咱们给他放红灯（不再接转电话）。群众的怒火燃烧起来了，所内的反动势力，没有思想准备，处于仓皇失措的状态。

事件发生后，我俩及时碰头商量，认为发动群众斗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半小时内，章长善即向组织上作了汇报。组织上指示：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要把矛头紧紧对准警务处，一定要在政治上取胜。有了党的指示，我们的信心更足了。章长善和王仪坤说，这次咱俩就是牺牲了，也要和敌人斗到底。王仪坤回到楼上，一声令下，全电话所立即罢工了。六十多名电话员纷纷到休息室静坐，就连那些同反动势力有关系的人，迫于群众的义愤，也不得不离开岗位。

全段罢工，决不妥协

电话所一罢工，立即得到全分段工人的支援。自动室的工人说，如果敌人迫害你们，我们也罢工，让整个北平地区的自动电话全中断。载波室的工人说，必要时，我们也罢工，让全线的通信联络都停摆。电源室的工人说，敌人要动武，我们就拉闸断电，让它全不通。

警务处的护局警察所，当时设在平津局主楼的对面，与分段隔街相望，距离不到一百米。事件发生后，护局警察所在二楼架起了枪支，向电话所进行威胁。平津局大楼附近也布满了岗哨。为了保护电话员的安全，几个室的男职工立即组织起来，手持棍棒，站在电话所二楼平台上为电话员们站岗。设在东单头条的电缆工区、通信工区工人也拥向街头，观察敌人动向，随时给电话所通风报信。分段下属的西交民巷自动室、电源室、通信工区和西直门、通州、南口等电话所的工人闻讯后，也表示全力支援。

1947年底，我军向平汉、北宁、津浦、平绥路同时展开的破击战，使华北以及平、津、保之间的铁路交通支离破碎，敌人更加依靠通信联络。平津几所大学师生员工罢课、罢教的怒潮，风起云涌，搞得敌人焦头烂额。电话所的罢工，引起了“华北剿总”和平津铁路当局的严重不安，也加剧了局内运输处、警务处以及军运处之间的矛盾。罢工后，我们从监听自动电话中知道：运输处斥责警务处引起事端，影响了运输。军运处斥责运输处耽误了军运，应负责任。警务处攻击运输处纵容工人罢工（当时电务段归运输处管），危害“戡乱建国”。我们还获悉，“华北剿总”和平津铁路当局用电话频繁交涉，责成平津铁路当局迅速平息此事，保证电讯畅通，否则要严厉追究责任，运输处、警务处多次打电话给我们，要我们赶快复工，我们根本不予理睬。

那天上午10点多钟，平津局运输处的电务科邵科长和北平电务段贾段长承上司的旨意，不得不亲自来到电话所。他们一见信号灯光闪耀，又听到铃声四起，不禁神色慌张，连忙劝说：“快接电话，快接电话，有什么意见以后再说。……”工人们不听那一套。他俩看软的不行，马上变了另一副面孔，威胁说：“上头说了，现在是‘戡乱建国’时期，电讯联络一分钟也不能中断。如不马上复工，轻者开除，重者送特刑庭，以破坏战时运输、私通共党论罪。”电话员愤怒地把他俩围了起来，义正词严地说，警务处太欺侮人了，事情得不到合理解决，我们就是不复工。这时，电源室、自动室、载波室的工人也离开了工作岗位，和电话员一起同邵、贾二人据理力争，实际上也都罢工了。邵、贾二人一看事情闹得越来越大，不敢立即表态，借口回去请示，灰溜溜地走了。

遵从指示，取得胜利

国民党平津铁路局当局对工人采取威胁态度，进一步激起了工人的愤怒。电源室、自动室、载波室的工人写了声援书，并都在上面签了字，表示要和电话所的同事一起干到底。大家还要求派代表同警务处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我俩立即召集了一个会，和大家商量选代表和复工条件。

在酝酿谈判条件时，又同分段内的反动势力进行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斗争。当时，群众共议的条件是：严惩肇事者；警务处向电话所赔礼道歉，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发给电话员出入证章。而混在群众中的反动势力代表，却别有用心地提出一个蛊惑人心的条件，要求增加工资。我们考虑，这样必然会节外生枝，给敌人制造迫害的口实，对整个斗争不利。根据党组织关于矛头要紧紧对准警务处的指示，我们强调一定要在政治上取胜，及时揭穿了个别人的阴谋，没有上当。

下午，当群众推选的代表王仪坤、虞之英等四人，在其他室男职工的护送下，昂首挺胸列队从主楼北门出发，穿过马路，进入警务处所在地时，沿途林立的军、警、便衣也不得不给代表让路。群众的坚决斗争，上司的追究，其他部门的斥责，使警务处处长、上校军统特务吴安之如坐针毡。他害怕事态扩大，对自己不利，不得不向工人让步，全部接受了工人们提出的三项条件。

罢工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北平地区的铁路工人。他们说，电话员敢碰警务处，警务处乖乖地答应了条件，看来我们也得这样干。分段内的工人，经过这次斗争，阶级觉悟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紧紧地团结在地下党的周围，共同迎来了北平的黎明。

（本文选自《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标题为本书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