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战线，一名小兵

1941年7月到1944年8月，这4年，我在延安卫生战线上当过一名小兵。

当我还在陕北公学学习时，一天，罗校长找我，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讲，组织上决定派你去给一位国际友人毕道文大夫做翻译和秘书，以便加强门诊和医疗工作。他向我介绍：毕道文大夫是印度尼西亚人，30年代，和白求恩大夫在西班牙国际纵队共同战斗过，具有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我对罗校长说：“组织的决定，我服从。但医学上的英语词汇过去没有学过，怕干不好翻译工作。”罗校长听了，便反复对我说：搞革命工作，不是都学会了才去干的，往往是边干边学，在干中学习。党相信你会做好翻译工作的。

我接受了组织的分配，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最初，遇到的困难确实很大，一大堆医学专有词汇从未学过，只能用普通词汇来代替，工作很被动。后来，我就身揣一个小本子，随时向毕大夫学习，把新学到的生词逐一记下，并送给毕大夫看，请他纠正拼错的词。当年在延安想买到一部英汉词典比登天还难，我只能把毕大夫用英文书写的病历拿回来学。当时，我除了工作、学习和参加生产劳动外，全力以赴攻医学英语词汇，每天早起晚睡一两个小时，功夫不负有心人，两三个月后，果然有了成效，工作起来比较顺当了。1941年冬，我被中央卫生处评为模范工作者，领导和同志们的鼓励，增强了我搞好工作的信心。

和毕大夫在一起工作、生活，我学到了不少好品质、好作风。毕大夫为人耿直，工作认真负责。病人该吃什么饮食，该用什么药品，该不该休息，他都严肃对待。他先用英语说，我用汉字写下，再用英语译给他听，然后他才签上名字。他最讨厌无病装病的人。王明的一位堂弟经常装病，住遍了延安所有的医院和疗养院。一次，毕大夫给他作了详细的检查，诊断是无病，就叫他立即出院去工作。毕大夫这种不畏权势、刚直不阿、坚持原则的精神，深深获得同志们的敬佩。

毕大夫和我住的土窑洞位置最高，站在门前，极目远望，弯弯曲曲的延河尽收眼底。每天上下山，我们都要爬100多级阶坎，一天往返好几趟：上午下来到医院病房查房会诊，下午到中央卫生处门诊部，有时还要出诊。不管是炎热的夏天，还是严冬的黑夜，只要有人请他出诊看病，他都随请随到。毕大夫常说：“对病人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我们出诊用的交通工具是马或骡子。记得有一次，我骑一匹骡子，刚刚骑上不久，它不肯向前走，拼命往圈栏里钻，我被摔倒在地下。毕大夫下马来扶我，问我受伤了没有，看看安然无恙，两人相视，哈哈大笑。于是换了一匹马，继续奔驰在崎岖不平的小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