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延安

到西安后的第二天，我们就到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去延安事宜，办事处的同志答应发电重庆问清情况后答复。我们身上的钱已经快用光了，只好到二战区司令长官西安办事处报到，办事处表示欢迎并立即发饷，叫我们随时待命开赴民族革命大学（简称“民大”，校址在宜川）。

就在待命的这几天，我们又遇到了一次危险。与我们同时住店的有二战区一个姓张的副官和一对年轻夫妻。他们知道我们是北上的爱国华侨，常过来搭话。那夫妇俩说他们是抗大学生，我们就放心地同他们大谈抗日救国，可账房先生告诉我们，这两人可能是特务，要我们警惕。那位张副官是牺盟会会员，虽说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但抗日是不含糊的。就在账房先生警告我后不几天，那对夫妇带来两个特务模样的官员，要我们随他们“走一趟”。张副官看出苗头不对，便挺身而出，说他是受二战区司令长官办的委托来接我们的，要负责把我们送到二战区。特务们无可奈何，只好灰溜溜地走了。这样西安办事处就请他送我们到民大。这时正是严冬，一路上冰封雪盖，一派北国风光。我们心里暗暗盘算着，到了宜川，离延安就更近了，可是怎样才能到延安呢？

1940年1月，我们到了民大，开始了军训和阎锡山的那套“物产证券，按劳分配”的政治学习。这时适值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淳化、旬邑等5个县城，阎锡山也在山西对我根据地发动进攻。第二战区内新旧军之间摩擦加剧，开始分裂。在这种形势下，民大也十分混乱，眼看就维持不下去了。果然，不久就传闻：阎锡山不给民大发经费和薪饷，准备解散民大了。学校当局决定：“愿左者左去，愿右者右去，何去何从，各人自便。”好！这正是我们实现投奔延安这一夙愿的好机会。我们和队政治指导员韩钧同志商量后向校方提出回重庆，校部批准了，发给我们“因公赴渝”的护照、路条。第二天，我们就雇上马车，沿着去重庆的路行进。中午，到达牛武镇，这里是通向延安的路口，韩钧同志和另一队的指导员按约定早已在此等候我们了。我们换乘马车，直向延安奔去。

进入陕北，我只觉得顿时浑身轻松、畅快：看天，湛蓝、高远；看山，雄伟、挺拔；空气清新，野花芬芳；路旁的庄稼和山顶的大树都像在欢迎我们。

就这样，历时一年，行程万里，冲决阻挠，尝尽辛苦，我们终于从异国他乡来到延安，投进了母亲的怀抱。

[1]作者曾任航空工业部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