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延安誓不停

张道时 吴一舟 安岱[1]

1937年，我们这群十七八岁的青年，正在菲律宾马尼拉华侨南洋中学读书。抗战爆发后，在进步老师的教育下，我们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中，参加各种宣传活动，走向社会，走向街头，宣传抗日救国，发动爱国募捐，支援祖国抗战。后来，眼看着国民党军队迅速溃败，平津沪和南京很快沦陷了，日寇铁蹄踏进祖国内地，真像踏在我们华侨的心坎上。而当时传说国民党正准备接受德国的劝降，更使我们忧心如焚！“我们要对得起伟大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要为祖国的独立和兴盛贡献一切力量！”许多同学已不满足于在海外参加救亡活动了，渴望能直接投入抗敌的斗争中去。可是，应该走一条什么道路才能更好地为国家、为社会出力呢？一些同学思想上并不十分明确。有的同学主张：回国上前线，身上捆上几十颗手榴弹，钻到日本坦克下面和敌人同归于尽，为祖国壮烈牺牲！个别甚至主张：把此地日本商店里的日本人抓出几个狠狠痛打一顿，为中国人民出出气！

这时候有个老同学严肃地向我们指出：“想为祖国出力是可贵的，但是不能靠个人奋斗，而要靠真正的革命组织的正确领导，否则会一事无成。”他又恳切地说：“咱们革命青年，必须走正确的革命道路，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现在，延安是革命的大本营，是训练革命青年的大熔炉，咱们华侨青年要有勇气投入到这个革命的大熔炉中去！”

他的这些话，使我们豁然开朗。延安，这个光辉的名字，我们是既熟悉又亲切的。在南洋中学时，我们进步同学经常传阅中共中央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和菲律宾华侨总工会出版的《菲岛华工》小报等进步书刊和小册子，了解到许多有关延安抗大和八路军的情况。延安的革命精神、爱国思想、政治平等、民主生活等。紧紧地吸引着我们，在我们的心头，燃起了光明的火把。我们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延安，决心到延安去参加抗战。

菲律宾与延安远隔千山万水，沿途都是国民党的统治区，路怎么走？能走得过去吗？这确是个难题，必须有不怕冒风险的精神和勇气。我们想起鲁迅的话：“什么是路？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对！路是人走出来的！革命的道路要靠自己去闯，去开辟。想到这里，信心就足了。

有的同学担心：延安气候冷，怕无法适应，吃不消。确实，寒冷是什么样子，没有一个同学能准确地说得出。但有的同学立即提出：“红军里也有许多南方人，过雪山那么冷，并没有全冻死，而是胜利地到了陕北。”这一提，确实振奋了大家：是的，只要有红军战士那样的坚强意志，寒冷算得了什么？

最困难的实际问题是筹划路费。我们多数同学一无财产，二无职业，两手空空。况且要跑这么远去冒险，家长不会同意，更不会资助路费。但是，投奔延安干革命的光辉前景，鼓舞着我们决心冲破这道难关。大家分头想办法筹备路费。有的同学用各种名义向亲友借钱；有的知心朋友了解我们的意图，就慷慨支援我们一点钱；有的同学没有任何筹款的门路，只好硬着头皮，从父兄的小摊贩店铺里，每日偷三五分硬币，经过几个星期，终于也积累了几块钱。

接着就是找人帮我们写到延安的介绍信。这个问题很快也解决了。有一位参加创办南中的老师，不但赞扬我们去延安的决心，而且可以为我们写介绍信。他还给了几本书，要我们好好阅读。其中有一本鲜红书皮上印着《烈士传》三个庄严大字的书，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数十名革命烈士：邓中夏、张太雷、彭湃、瞿秋白、方志敏……他们的革命事迹和牺牲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大家读了一遍又一遍，决心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沿着烈士开辟的道路走下去！还有一位老师，当场提笔作了四句诗赠送大家：

一壶一钵赴长征，不怕关山万里程。

满腔热血去受训，不到延安誓不停。

这简短有力的诗句，成为我们奔赴延安征途中每遇到困难就用以互相鼓励的巨大力量。

顾虑和困难问题，虽然不断提出，可是动摇不了我们的决心。有一次，几个想投奔延安的同学在一起唱《开路先锋》歌：“轰轰轰！我们是开路的先锋！不怕你关山千万重……”有的同学就提出：“为了更有把握地顺利到达延安，咱们最好出动几个人探路，当开路先锋！”当即有几位同学争先报名，愿当开路先锋。可是，就在这时候，真正的开路先锋已经踏上征程了：菲律宾宿务市的6位华侨青年杨志民、黄再生等，已经先于我们秘密地路经马尼拉回国去延安了。这个消息给大家极大的振奋，更增强了投奔延安的信心和决心：“咱们马尼拉华侨青年一定会紧跟上去。”

南中的老同学许清波、吴金宽热心地协助我们办理了许多具体事，如筹备路费，购买船票，向当地移民当局办理离境手续，直至送我们上船，在船舱中为我们安排座位。他们像照顾自己的亲弟弟似的，关怀备至，使我们永远感激他们！

按照组织上的安排，我们分成两批先后回国：吴一舟、安岱（当时改名司子亭）安排在第一批，于1938年2月间秘密地离开菲律宾回国。张道时安排在第二批，于同年4月以菲华侨学生救亡协会代表的身份回国。我们都先后胜利地到达了延安。越年，我们的另一位南中老同学王唯真，也冲破反动派的阻挠，经历沿途艰险到达延安。

我们两批回国的同学，到达香港后，受到组织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当时在香港工作的廖承志同志热情地接见了我们。连贯同志则具体地帮助我们。他关照我们说：“香港的社会情况复杂，你们切莫外出乱跑，无事就在旅馆里学习。”他还教我们如何瞒过国民党特务，如何处理紧急情况等。他看到我们只身带了几件简单换洗的衣服，就笑道：“你们真是在热带长大的，没尝到寒冷的味道。穿这些单衣，怎么能去冰天雪地的北方？”他亲自带我们去选购棉衣、棉帽、手套、棉被，还到裁缝店里为我们量身定制棉大衣。此外，还特地介绍了两位会粤语的同志和我们结伴去延安。这两位同志叫苏肇汉、李玉珍，是夫妻俩，从新加坡回国的华侨青年，比我们大五六岁。一路上，他俩很关心我们，像对待小弟弟一样，我们也尊敬地将他俩当兄姐，相处很好。

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吴一舟、安岱等第一批同学顺利地在广州德政路9号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受到云广英同志的热情接待。当时，广州每天有敌机空袭，形势比较紧张。在八路军办事处周围，经常有国民党的便衣暗探、特务，在暗中监视。办事处的同志要我们尽快北上。停留一天后，就携带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找林伯渠同志的介绍信，离穗北上。张道时到广州时，则有较多时间可停留，他以学救会代表的公开身份，在社会上开展活动，向各界宣传介绍华侨热爱祖国、全力以赴支援抗战的生动事迹。一个国民党学联会的代表，向张道时施展了笼络和欺骗，口口声声讲什么“现在是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还多次提出：“你去报考中央军校吧，毕业后就是挂洋刀的军官了！”“你去报考空军也行，我们负责介绍，待遇高，生活好，天天有姑娘陪跳舞！”这些蛊惑人心的鬼话，丝毫也动摇不了决心投奔延安的华侨青年的意志，阻挡不住我们前进的步伐！

当我们乘坐火车夜间越过南岭，就开始尝到寒冷的味道了，越往北走越冷，阵阵冷风袭来，冻得发抖，穿上毛衣、棉衣还不行，只好披上大衣，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天亮后当火车停靠在长沙时，我们向车窗外望去，不禁大吃一惊地叫了起来：“哎哟！这是怎么回事？”只见车外遍地白茫茫，天空还在飘落阵阵白片子，我们惊奇得发呆。后来向人一打听，才知道这叫下雪。

引起我们思潮翻腾的，并不是气候的变化和寒冷的侵袭。我们在海外时，将祖国当亲娘，日夜想念。一旦回国就如同依偎在慈母的怀中，心头又甜又暖。但是沿途所见所闻，却令人心里隐隐发疼！我们从祖国的南方走到北方，路过的城市和铁路沿线，处处看到成群结队的乞丐、难民，扶老携幼，四处流亡，衣不蔽体，饥寒交迫，夜间蜷缩在街头巷尾，夜夜路有冻死骨，成千成万的人挣扎在死亡线上！在郑州这个中原古城，更使我们触目惊心！当时，由于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日寇直逼黄河北岸，中原郑州成了最前线。敌机天天轰炸、扫射，成群难民被炸得血肉横飞，到处是一片瓦砾。满城挤满了从黄河北溃败下来的国民党败兵和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难民、流亡学生。成群结队的散兵游勇在难民中趁火打劫，敲诈勒索，抢掠，戏弄妇女，全城陷入一片混乱、凄惨的景象之中！我们揪心痛苦地想：我们祖国遭受的灾难，比我们在海外时所想象的要更加深重得多！

最令我们痛心的是，在广州、武汉后方的国民党达官贵人、巨豪商贾却依然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当时敌机经常侵入武汉上空，苏联航空志愿队和中国航空员驾机英勇还击，为中国抗战血洒长空。可是空袭危险一过，夜幕降临，街上，一方面是成群在寒风中冻得东倒西歪的难民、乞丐和许多被生活所迫而出卖肉体在街头巷尾拉客的妓女；另一方面则是那些国民党的达官、阔人、军官们，拥抱着、肘挽着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摩登女郎、姨太太、舞女，在歌场、舞厅、赌场、餐馆进进出出，大吃大喝，狂舞滥赌，尽情作乐，国家民族的深重灾难，敌寇的炮弹爆炸声，人民的痛苦呻吟，似乎同他们毫不相关！目睹这些现象，我们这些海外归来的游子，真是伤心难过得要落泪，愤恨得像烈火在烧心：难道这就是我们日思夜想的祖国？！我们的母亲的苦难到何时才能结束？我们海外华侨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有一个独立、光明的祖国，才不再成为海外孤儿？为了这一天的早日到来，我们将不惜牺牲一切，直至我们的生命！

吴一舟和苏肇汉等6位同志，曾持有直达西安的介绍信，可是到了郑州就被阻而无法前进。国民党军队溃退，日寇直逼黄河边，占领晋南的黄河渡口风陵渡，隔岸炮击陇海铁路上的重镇潼关。去西安的交通被切断了，在敌机不断轰炸下，我们不得不和难民们一道，到城外野地里防空。一些鬼头鬼脑的国民党特务，混在难民中活动。他们多次鬼鬼祟祟地故意找我们聊天，探问我们是否去延安？我们警惕地用些不着边际的话回答他们，或干脆不搭理。可是他们死缠不放，不断大放厥词地吓唬我们说：“延安最苦了，没吃没穿，冬天会把人活活冻死，一摸鼻子、耳朵就掉了下来，一脱鞋子，脚指头全冻掉在鞋里，千万去不得那地方！”“共产党想把青年骗到延安，男的上前线送死，女的呢，共妻了！”我们听得又恼火又好笑，不得不多次设法摆脱他们的纠缠。最后大家决定暂时返回武汉，找八路军办事处帮助。当晚，大家扒上了一列满载难民和伤兵的火车，折回汉口，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一走进办事处，看到佩有“八路军”“新四军”臂章的同志，大家高兴得像小孩似地跳了起来，同时，又为能在困难中找到亲人而激动得热泪盈眶。当时在武汉办事处工作的罗炳辉同志，热情地接待我们，请吃饭，称赞我们这些华侨青年不畏艰险投奔延安。他说：“从你们的身上看到咱们祖国的前途大有希望！”他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延安的学习、生活情况后说：“延安在政治上是热气腾腾的，自然气候却实在是冷的，你们在南洋热带地方长大，更要注意保暖。延安人精神上朝气蓬勃，生活上却实在是艰苦，毛主席、朱总司令也住窑洞，吃小米。你们怕不怕苦呢？”同学们回答道：“只要能到延安，任何艰苦都不怕！”有的同学还补充道：“我们不怕吃小米，小米不过比大米小一点。”罗炳辉同志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说：“有趣！小米不过比大米小一点！不过这也难怪，你们在南洋当然没见过小米，更没吃过，难怪不懂。”他勉励我们要好好学习，跟党干革命。革命前辈的亲切教导和殷切希望，更增强了我们奔向延安的决心。

在武汉待命几天后，由于陇海路已通车，就由办事处具体安排，坐上火车去西安。可是，没想到火车开到郑州，又出了岔子：军队强行征用了这列火车，我们全被赶下车来。在寒风呼啸的车站上，进行了紧急商讨：怎么办？大家一致决定是：不顾任何阻挠，继续设法前进！在冻得手脚发木的车站上，等了一夜，终于来了一辆运载难民和伤兵的开往西安的铁皮车。我们不顾一切，硬爬了上去，同二三百个难民、伤兵、流亡学生、国民党的士兵和下层军官挤在一节铁皮车厢内，一个紧挨一个，挤得无法动弹，大家自我嘲笑说：“变成罐头沙丁鱼了。”为了防空，火车走走停停，跑了二三天，好不容易才到潼关以东一二百里的观音堂站附近，停在一条两面是高山的夹壁沟里，不动了。日军又在炮击潼关，火车又通不过去。几天几夜拥塞在铁皮车厢内，不但没处躺，连坐和站都困难，没水喝，没饭吃，个个精疲力竭。火车停了一整天不动。大家乘机赶快跳下车，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爬到附近的山坡上，向农民寻找食物。有的同志好不容易在一个农民家中买到几块地瓜和玉米面窝窝头。我们是第一次见到，不知是由于饥饿还是因觉得新奇，吃得又香又甜。可惜太少，每人只能分到一点点，不一会儿，肚子又咕噜噜叫。可是再也无法弄到食物了，饿得头晕冒虚汗，只好勒紧裤腰带咬牙坚持。火车停了一天多，仍无法通过潼关。怎么办？我们6个华侨青年只得再次紧急商量。大家一致下决心：如果火车通不过去，就带着行李冒险步行冲过潼关直奔西安，决不再倒退回去！幸好，第二天半夜里，火车司机冒险驾驶列车，悄悄地越过了潼关。待对岸敌军发现，向南岸炮击时，我们乘坐的列车早已驶离潼关，向西安急驰而去。这困难的一道关终于被冲破了！我们真是感激那位勇敢机智的火车司机！

一踏进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我们高兴得直叫唤：“到自己的家了！”办事处同志看了介绍信后，非常高兴，热情地欢迎我们说：“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促进了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成千成万革命青年和你们一样，冲破重重困难，奔向延安，去学习革命真理。你们漂洋过海，冲破长途难关，辛苦了！好好休息两天，洗洗澡，做好准备，再冲破最后一道难关，步行800里走到延安。这也是你们上延安学习的第一课。能走得动吗？”我们信心十足地回答：“哪怕是爬，也坚决爬到延安！保证学好这第一课！”我们决心迎接这场严峻考验。我们将行李作了彻底轻装，除最必要的东西外，都精减下来交给办事处。办事处将我们这些从菲律宾和新加坡回来的华侨青年，同其他地区来的100多个青年编组成一个队，委派姚方远同志兼任队长，率领我们向延安进发。为了照顾我们，队长特意雇来一辆骡车载行李，让病号和走不动的同志歇脚。可是，我们决心锻炼自己，都坚持步行不坐车。100多位充满革命豪情的青年，高唱《青年战歌》踏上征途：“前进！中国的青年！挺进！中国的青年！……”

步行800里，说说容易，真走起来，才知并不简单。第一天就差点累垮了。因必须走90里，才能赶到有八路军兵站的目的地，天刚亮即出发，直到天漆黑了，才到达宿营地。出发时大家有说有笑，又唱又跳，到中午，有的同志开始腰腿一扭一拐了，脚底板起泡了。下午，更难了，顺序行进的班排队列也乱了，三三两两地掉了队。到宿营地，一踏进兵站，大家就一头躺倒在地铺上，再也不想动弹了。浑身骨头像散了架，腰酸腿痛，脖子发硬，喉咙冒火，手和脚都肿了起来。真没想到，长途行军竟是这么困难！兵站同志将饭、菜、洗脚水端到我们身边，可是，我们半口饭也不想吃，更不想起来洗脚。兵站同志又劝说、又引导，给我们讲红军长征中，日夜赶路，每到宿营地，坚持用热水洗脚的故事。说罢，就要动手帮我们脱鞋袜洗脚。感动得大家都咬紧牙关坚持爬起来吃饭、洗脚。在兵站同志的指导下，又把脚底板的水泡放了，这才倒下去，一觉睡到天亮。第二天虽然路程稍短了些，但走得比第一天更吃力了。脚底板放掉的水泡，又重新出现，而且更多更大了，有的还打了重泡、血泡，痛得一步一咬牙。过了耀县，进入山区，要爬山了。有的同志坚持着爬到半山腰，就累得直翻白眼，半步也挪不动了。队长又帮我们雇了赶脚的小毛驴。我们以往没见过，更没骑过小毛驴，不会骑，也不敢骑，怕摔下来掉山沟里去。可是，为了跟上队伍，只好硬着头皮骑上去。骑在驴背上，既害怕，又有趣，脑子里还产生了自豪感：瞧！这多么像是勇士跨上骏马去出征！第三天虽然要翻几座高山，但我们已逐渐适应长途行军了，又开始有说有笑，歌声不断了。我们同沿途不断相遇的成群结队奔赴延安的青年们边走边交谈，互相鼓励着前进。这一路上，最使我们感慨万分的，是多次遇上国民党抓的壮丁队。他们都是几十人或成百人一队，用绳索捆绑着连结成一串，一个个衣衫褴褛，脸黄肌瘦，面容憔悴。他们有的已有三四十岁，有的则是满脸稚气的十二三岁的儿童，有的不住地长吁短叹，有的在蒙满厚厚灰尘的脸上布满泪痕。端着上了明晃晃刺刀的国民党士兵走在队伍前面或两旁押送着。这些囚犯似的壮丁队，同我们走着相反的方向，迈着艰难沉重的步伐，向西安方向走去。开始时，我们感到很惊奇，向同路的同伴们探问道：“这都是些囚犯吧？”同伴答道：“既是名副其实的囚犯，又不是囚犯。他们都是被国民党抓来的壮丁，押送到部队里当兵。你们在南洋不曾看到过吧？”我们望着南去的壮丁队，又望着我们自己正昂首阔步向北走的队伍，不胜感叹地说：“多么鲜明的对照，多么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呀！”我们这些人，既不用绳索捆绑，更不需一兵一卒押送，大家不远千里万里，自觉自愿地冒着千难万险而来，个个精神焕发，斗志昂扬，又唱又笑地奔向延安。我们走的是一条金光灿烂的大道！我们这些从海外归来的祖国儿女，愈加自豪地互相勉励，迈着稳健步伐向延安走去。当我们顺利地走到同官宿营时，已经不再像前两天那样疲劳不堪，而是兴高采烈地争着自己去弄饭吃、打水洗脚、整理地铺。我们终于战胜了800里长途行军开头最难的一段。一觉睡到天亮，爬起床，跑到城外小沟边，敲开冰层，弄水洗脸，手脚冻得发疼，心里却暖乎乎的。回想起在热带南洋时，对寒冷的恐惧心理，不禁兴奋地说：“钢铁靠锤炼，人要靠锻炼，我们投到这个革命大熔炉里，一定要把自己锻炼成对祖国有用的材料。”当走到中部（现在的黄陵县）时，我们这些在海外一贯以黄帝子孙自豪的华侨青年，不顾旅途劳累，立即去爬登高山，拜谒黄帝陵。站在轩辕黄帝陵墓前，向着祖国大好河山，和同路的青年同伴们一道放声高唱抗大和陕公校歌：“黄河之滨，会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这儿是我们祖先发祥之地，今天我们又在这儿团聚，民族的命运全担在我们双肩……”

当我们到达洛川，进入陕甘宁边区时，更是高兴得又跳又笑，喊道：“到家了！到家了！”驻洛川的八路军留守兵团炮兵部队的同志，拿最好的饭菜招待我们这些从万里之外归来的海外游子，并同全队联欢。在联欢会上，我们这些华侨青年放声唱歌《告别南洋》，有的同志还情不自禁地唱起小学时唱过的儿歌：“快乐呀、快乐呀，红的花，白的花，你们生在太阳下……”

从洛川出发，又是艰苦的连续两天七八十里的行军。最后一天，大家不顾一切疲劳，加快步伐赶路，走了90里。本来预计天黑后才能到达延安，可是，当太阳还很高时，同志们就发出一片欢呼声：“看到延安的宝塔了！”啊！我们终于来到延安了！大家激动得热泪滚滚，兴奋得互相拥抱起来，纵情高唱起在洛川时刚学会的《延安颂》：“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奔腾……”队长高兴得宣布道：“同志们，前面就是革命的中心——延安，让我们整理好行装，整齐干净地进入这个革命圣地！”我们洗去蒙在脸上的灰尘，排着整齐的队列，迈着自豪的步伐，背诵着“满腔热血去受训，不到延安誓不停”的诗句，精神抖擞地跟随全队同志在金色夕阳的辉照下跨进了延安城，接受革命斗争的洗礼，开始创造我们生命中光辉的新篇章！

[1]张道时曾任福建省科技协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吴一舟曾任福建省晋江地区地委党校顾问；安岱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步兵学校副政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