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人类进化中的美德与暴力

阿道夫·希特勒下令处决了数百万犹太人，且他对数千万人的死亡负有责任。据他的秘书特劳德·琼格所说，希特勒曾待人和蔼可亲、友好，如父亲一般，他痛恨虐待动物，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并且很喜欢自己的狗——布隆迪，布隆迪死的时候，他伤心不已。

柬埔寨原领导人波尔布特通过颁布政令处死了整个国家约1/4的人，但熟悉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言语温和、和蔼可亲的法国历史老师。

在狱中的18个月里，约瑟夫·斯大林总是非常冷静，他从不大喊大叫，也不咒骂，像一个绅士，显然不是后来那种会为了政治目的牺牲数百万人的人。

因为极度邪恶的人也会有温柔的一面，所以我们经常会犹豫要不要对他们的善意感同身受，唯恐自己会合理化他们的罪行。甚至为其开脱。然而，这些人让我们想起了一个关于人类的奇怪事实。我们不仅是最聪明的动物，还拥有罕见的、令人困惑的道德倾向组合。我们可以是最险恶的物种，也可以是最善良的物种。

1958年，剧作家、作曲家诺埃尔·考沃德捕捉到了这种双重性的奇怪之处。他曾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人性的黑暗面在他面前充分暴露。“很难想象，”他写道，“考虑到人类与生俱来的愚蠢、残忍和迷信，是如何设法持续下去的。政治迫害、折磨、轻信、屠杀、不宽容，几个世纪以来人类行为的狂妄徒劳，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然而大多数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是美好的，这些恰好与“愚蠢、残忍和迷信”相反。因为这些事情的实施取决于理性、善良与合作，这些品质与我们的智慧相结合，让我们能够创造出与众不同的科技和文化奇迹。考沃德的例子还是很有共鸣的：

心脏可以被从人的胸腔中抽出，变成停止跳动的心脏，经过简单的操作后，它又如新的一般跳动起来。天空可以被我们征服，人造卫星可以绕地球飞来飞去，可以被控制和引导……且喜剧《窈窕淑女》昨晚在伦敦公映。

心脏手术、太空旅行和喜剧都可以靠人类文明的进步来实现，这会让我们的祖先感到惊讶。然而更重要的是，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些进步文明的发展也取决于我们的协作能力，包括宽容、信任和理解。这些品质使得人类被认为是特别“好”的物种。

简言之，人类的一大奇特之处就在于我们的道德范围，从难以言喻的恶毒到让人心疼的慷慨。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多样性提出了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既然我们进化出了善良的品性，为什么我们又如此卑鄙？或者说，如果我们进化出了邪恶的品性，那么为什么我们又会如此仁慈？

人类善恶的结合并不是现代的产物。从近代狩猎采集者的行为和考古学的记录来看，人类早在几十万年前就已经开始分享食物、分工劳作并且互相帮助。我们的更新世祖先在很多方面都十分宽容并且热爱和平。然而同样的证据也表明，我们的祖先采取的是掠夺、性别支配、折磨和各种残酷的行为。这些行为与纳粹行径一样令人憎恶。当然今时今日，残暴的行为对任何一个群体来说都不陌生。由于各种原因，可能会出现一个特定的社会在数十年来一直处于异常和平的状态，而另一个社会遭到异常暴力侵袭的情况。但这并不表明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人具有任何先天的心理差异。无论在哪里，人类似乎都对美德与暴力有同样的倾向。

婴儿的倾向也表现出类似的矛盾。在婴儿会说话之前，他们会微笑，会咯咯地笑，有时会试图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成年人，这是我们天生具有相互信任倾向的非凡表现。然而，在其他时候，这些婴儿则可能会极端的以自我为中心地叫嚣和发怒，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关于这种无私和自私的矛盾组合有两种经典解释。二者都假定我们的社会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生物性质决定的。二者也都认为在我们的两个显著的倾向中只有一个是遗传进化的产物。然而，这两种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将我们个性中的某一面视为基本面，即我们的温顺性，或者我们的攻击性。

一种解释认为，宽容和温顺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品性。按照这种观点，我们本质上是善良的，我们的堕落阻碍我们生活在永久的和平中。一些宗教思想家将此归咎于超自然的力量，如魔鬼或“原罪”。与此相反，世俗思想家可能会选择想象邪恶是由社会力量造成的，如父权制、帝国主义或不平等。无论哪种方式，都假设我们生来善良，但容易堕落。

另一种解释则称，攻击性的一面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我们天生自私且争强好胜，如果不是通过文明的力量，努力进行自我提升，这些性情就会继续存在。这些力量可能包括父母、哲学家、神父和老师的告诫，或历史的教训。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通过采纳这些对立观点中的一种，简化了对这个混乱世界的理解。让-雅克·卢梭和托马斯·霍布斯是这两种观点的代表理论家。卢梭主张人性本善，而霍布斯主张人类天生邪恶。

这两种立场都有一定的道理。有很多证据表明人类有与生俱来的善良倾向，正如我们有自发的自私情感，并会具有一定的攻击性。没有人能找到可以说明一种倾向相较另一种倾向在生物学上更加有意义或在进化方面更有影响力的方式。

政治因素使辩论更加难以得出结论。因为当这些抽象的理论分析成为具有社会意义的论据时，双方都倾向于强化自己的立场。如果你是卢梭主义者，你对人类本性为善的信念可能使你成为一个爱好和平、平易近人，且对大众怀有信心的正义斗士。如果你是一个霍布斯主义者，你对于人类动机的愤世嫉俗的观点暗示你看到社会控制的必要性、拥护等级制度，并且接受战争的必然性。关于上述两种立场的辩论变得更少谈及生物学或心理学，而更多地谈论社会事业、政治结构，以及道德高地。人们对寻求简单解决方法的预期在适当减弱。

我相信，关于人类本性的困境是可以摆脱的。与其说需要证明任何一方是错误的，不如说我们应该问这个辩论是否有意义。婴儿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就目前来看，卢梭和霍布斯的观点都是正确的。就像卢梭宣称的，我们的本性是善良的；或是像霍布斯认为的，我们天生就是自私的那样，每一个个体都具有善与恶的潜力。我们的生物学性质决定了我们在个性方面的矛盾，而且社会也改变了这两种倾向。我们的善良可以被强化或腐蚀，正如我们的自私可以被夸大或减少。

一旦我们承认自己既天生善良又天生邪恶，枯燥的旧论点就会给迷人的新问题让路。如果卢梭主义者和霍布斯主义者都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行为倾向的奇怪组合的来源是什么？我们从研究其他物种（尤其是鸟类和哺乳动物）的情况中得知，自然选择可以支持广泛的倾向。一些物种相对缺乏竞争力，一些物种相对具有攻击性，一些物种同时具有这两种特征，一些物种并不具备这两种特征。使人类显得奇特的组合是，我们在正常的社会交往中都表现得非常冷静，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的攻击性很强，甚至会杀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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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生物学家遵循遗传学家狄奥多西·多布赞斯基于1973年在全国生物教师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iology Teachers）上发表的讲话，明确指出了一个原则：“除非依据进化论，否则生物学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有意义的。” 但如何最好地利用进化论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本书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灵长类动物行为的意义是什么？

传统的观点认为，动物和人类的心理如此迥异，所以灵长类动物与人性科学无关。托马斯·亨利·赫胥黎是第一位挑战这一立场的进化生物学家。1863年，他表示，猿类为人类行为和认知的起源提供了丰富的线索：“我一直在努力证明没有绝对的结构性分界线……可以划分动物世界中的我们。”赫胥黎预料到他的对手会提出异议，他表示：“在各处我都会听到这样的呼声：‘知识的力量、善恶的良知、人类感情中的柔情和怜悯，使我们脱离了所有与野兽的真正联系。’” 人们对这种说法持怀疑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并且这种态度至今尚未完全消失。2003年，进化生物学家大卫·巴拉什表示：“在行为方面， 人类究竟是否携带着显著的灵长类动物‘遗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由于受到文化的影响，人的行为也出现了很多变化。一个社会是和平的，另一个社会是暴力的；有人认为宗族成员沿袭了女性血统，有人则认为沿袭的是男性血统；有些民族对于性行为有严格的规定，而其他民族则对此很宽松。与其他物种相比，这种多样性似乎铺天盖地，与一致性毫不相关。在对狩猎采集者的行为进行详细调查后，人类学家罗伯特·凯利摒弃了人类行为可以被描述为具有任何特定形式这一观念。“没有原始的人类社会，没有基本的人类适应性，”他于1995年写道，“普遍行为……从来就不存在。”

简言之，人类行为是无限变化的，因此我们可以理解我们这个物种与非人灵长类动物没有任何共同特征的观点。但是，有两个强有力的论据却反对了这一观点。

一方面，人类的变化是有限的。我们确实有典型的社会形式。没有哪个地方的人是像狒狒一样以部落为单位生活的，或者像大猩猩那样一只雄性独自居住在妻妾群里，或者像黑猩猩或倭黑猩猩那样生活在混杂的群体里。人类社会由群体内的家庭组成，这些家庭是更大的社区的一部分，而这一排列方式是我们这个物种所特有的，不同于其他物种。

然而，另一方面，人类和灵长类动物在许多方面确实表现得很像。进化论者查尔斯·达尔文很早就观察到人类和其他动物在情感表达上的相似性，如“在极度恐怖的影响下毛发竖立”或“在极端愤怒的时候会露出牙齿”。这种“特定表达的共同体”，他写道，“如果我们相信自己与它们的血统来自共同的祖先，那么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容易理解。”

有一个事实耐人寻味，我们与我们的灵长类动物表亲都会微笑和皱眉，但相较于有关黑猩猩和倭黑猩猩行为的发现，这一事实显得微不足道。关于黑猩猩和倭黑猩猩行为的发现始于20世纪60年代，而且目前仍在累积。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是与人类联系最密切的两个猿类物种。它们是一对惊人的组合。它们看起来如此相似，以至这两个物种在被发现后的许多年，都没有被确认为独立的物种。这两个姊妹种中的每一种都与人类行为有大量的相似之处，但二者在很多方面却又是对立的。

在黑猩猩中，雄性比雌性更有优势，而且它们是相对暴力的。在倭黑猩猩中，雌性通常更有优势，暴力被弱化，情色通常取代了攻击性。二者在行为上的区别奇异地反射出现代人类世界中相互竞争的社会姿态，例如：男性和女性的兴趣差异；或者一方面是等级、竞争、权力，另一方面是平等、宽容及协商解决。这两个物种让人联想到我们对于猿类的基本看法如此迥异，以至它们的对立已经变成了灵长类动物学的战场，每个学派都认为自己比其他学派更能代表我们的祖先世系。正如我们所见，无论是黑猩猩还是倭黑猩猩，二者对人类行为起源的研究都没有太大的帮助。一个更有趣的目标是理解为什么这两个物种在不同的方面与人类相似。它们的行为反差与本书的核心问题是一致的：为什么人类既像倭黑猩猩那样极其宽容，又像黑猩猩那样极端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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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我们通过记录人类、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之间的行为差异来展开调查。数十年的研究描述了物种的攻击性差异是如何进化的。攻击性曾被认为是一种沿着某一维度由低到高移动的趋势。但是，现在我们认识到，攻击性不是只有一种而是有两种主要形式，每种形式都有自己的生物基础和进化故事。正如我在第2章中所说的，人类的攻击性必然是二元的。我们对一种类型（反应性攻击）的倾向性低，而对另一种类型（主动性攻击）的倾向性高。反应性攻击是“热”的类型，如发脾气和暴躁。主动性攻击是“冷”的类型，是有计划且经过深思熟虑的。所以我们的核心问题就变成了两个部分：为什么我们如此缺乏反应性攻击，却又如此精通主动性攻击？第一个部分的答案解释了我们的美德；第二个部分的答案解释了我们的暴力。

我们的低反应性攻击倾向使我们相对温顺和宽容。在野生动物中，宽容是一种罕见的品质，至少根据人类表现出来的极端形式来看是这样的。不过，人们发现被驯化的物种之间也存在宽容。在第3章中，我考虑了家养动物与人类的相似性，并说明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为人类应该被视为我们早期祖先的“驯化版本”。

家养动物生物学中一个令人激动的发现就是，研究人员开始了解到许多不相关的物种之间令人费解的相似性。例如，为什么现在的猫、狗、马不同于它们的野生祖先，而经常出现白色的皮毛？第4章阐释了将人类物理特征的进化与行为上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新理论。人类表现出的这些特征足以证明我们是一个被驯化了的物种。这个结论在200多年前被首次提出，但它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如果人类就是一个被驯化的物种，那么我们是怎么变成这样的？是谁驯化了我们？

倭黑猩猩为此问题提出了一个解决思路。在第5章，我回顾了倭黑猩猩像人类一样显示出许多驯化物种特征的证据。显然，倭黑猩猩不是被人类驯化的，它的驯化过程发生在自然界，不受人类影响。倭黑猩猩一定是自我驯化的，这种进化转变似乎广泛存在于野生物种中。如果是这样，人类祖先的自我驯化就没什么特别之处了。因此，在第6章中，我追溯了智人自大约30万年前出现以来就有的自我驯化表现。令人惊奇的是，很少有人试图解释智人出现的原因，正如我所描述的那样，即使是最新的古人类学研究也没有试图解决，为什么进化偏向于选择相对宽容、温顺，且具有低反应性攻击倾向的物种这一重要问题。

总的来说，人们对自我驯化是如何发生的存在争议，根据不同的物种进行猜想，会得出不同答案。根据防止好斗的个体支配他人的方式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在倭黑猩猩中，雌性主要通过联合行动压制好斗的雄性。因此，倭黑猩猩的自我驯化可能是从雌性能够惩罚恃强凌弱的雄性开始的。在小规模的人类社会中，女性对男性的控制并没有达到倭黑猩猩的程度。相反，在人类社会中，阻止男性攻击者攻击行为的最终方案通常是由其他成年男性制定的。在第7章和第8章中，我描述了在人类社会中，通常采取死刑的方式迫使专横跋扈的男性遵守平等主义准则，同时我还解释了为什么我认为是从智人开始通过死刑的方式进行的自我驯化，降低了人类反应性攻击发生的概率。

如果通过自我驯化确实产生了针对反应性攻击的遗传选择，我们应该期望人类的行为与家养动物的某些行为相同，而不只是减少攻击性。在第9章中，我研究了这个命题。我要强调的是，恰当的比较不应发生在人类和猿类之间，虽然我们有共同的祖先，但是700多万年来发生了许多进化性的变化。相反，在智人和尼安德特人之间做比较则相对恰当，我把尼安德特人视为我们智人祖先的替身。第9章还回顾了智人比尼安德特人具有更复杂文化的证据。我认为，这种差异很有可能是由于智人相较于尼安德特人失去了更多共同祖先的攻击性。

较低的反应性攻击倾向增强了人们宽容合作的能力，但它不是人类社会美德的唯一贡献者。道德也至关重要。第10章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进化出来的道德情感往往使我们害怕被批评。我的结论是，对批评的敏感会促进成功的进化，这要归功于新社会特征的出现——一个能够随意执行死刑的联盟，而这一特征也是自我驯化出现的原因。我们祖先的道德感保护他们免于因违规犯罪而被杀害。

成年人（特别是男性）通过使用主动性攻击，共谋实施死刑的能力，是更大的社会控制体系的一部分，而主动性攻击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特点。第11章讨论了人类如何在这方面与黑猩猩的行为相呼应，但是阐述的内容远远超出了黑猩猩的风格。由于主动性攻击与反应性攻击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相对的），即使反应性的、情绪化的攻击行为在进化上被抑制，但主动的、有计划的攻击行为则被积极地选择。人类因此可以使用压倒性的力量杀死自己选定的对手。这种独特的能力是具有变革性的。它使我们的社会产生了阶级性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远比在其他物种中发现的关系更加暴虐。

在战争中主动性攻击是普遍而重要的，因此，在第12章中，我探究了一些攻击心理学影响战争的方式。虽然当代战争的制度化程度远高于史前族群间最严重的暴力，但我们的主动性和反应性攻击倾向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时会促进，有时又会干扰军事目标的实现。

第13章评估了美德和暴力在人类生活中都是如此显著这一悖论。结论并不那么简单，也不如我们所愿的那么道德：人类既不全善，也不全恶。我们同时向两个方向进化。我们的宽容和暴力都是适应性的倾向，这对我们进化到现在这一状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人性善良同时又邪恶的想法是具有挑战性的，大概我们都希望情况简单点。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杰拉德写道：“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看你能不能在头脑中同时存有两种对立观点时，还能有维持正常行事的能力。”“我必须保持平衡，”他接着说，“对于过去的死亡之手和未来的高尚意图之间的矛盾。” 我喜欢菲茨杰拉德的思想。我们祖先的道德矛盾不应该妨碍我们对自己的身份做出的现实评估。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仍然有可能对自身抱有很高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