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的研究专长是宏观经济学，不是经济史。尽管如此，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还是花费大量时间潜心研究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衰退，即现在大家所熟知的大萧条。我是美国大萧条研究爱好者，就像有些人是美国内战研究爱好者一样。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的人参与到美国大萧条研究中来，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像我一样热衷于研究美国大萧条。
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发生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戏剧性事件，例如股市崩盘、为买面包排长队、银行挤兑、货币投机盛行……战争的乌云笼罩着这一切。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面对这百年不遇的突发经济状况，虽绞尽脑汁、费尽心力，但仍手足无措、无所适从，老百姓顽强地应对着经济大崩溃所带来的各种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令人震撼的人物和事件，虽然其中绝大多数是悲剧，但是我认为，这是一段值得后人研究的特殊历史时期。
我喜欢研究美国大萧条，因为它是现代历史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从专业研究角度而言，我从对美国经济大萧条的研究中体会到很多经济运作的规律和本质。
有人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早已成为历史，这段尘封的历史与21世纪信息时代的经济之间没有什么关联。我建议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去看看现在的经济头条新闻：高失业率、银行倒闭、金融市场动荡、货币危机、通货紧缩……应该说，大萧条时期的种种问题和教训对当今世界仍然具有很强的警示意义。
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对我们掌握经济规律意义重大。它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影响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其规模之大，程度之深，影响之远，已经不言而喻。事实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经济剧烈波动，一些过去公认的对经济周期现象的解释不再合理或遭到质疑，例如过去通常认为，经济衰退是技术进步放缓的结果，但是大萧条的发生挑战和颠覆了这种认知。
当时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受到大萧条的影响，但所遭受的冲击程度不尽相同。因此，这一时期也为研究不同的经济制度和政策措施对相关经济体的影响提供了绝佳机会。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和杰弗里·萨克斯（Jefrey Sachs）等人强调，通过国际分析比较可以明显看出，较早放弃金本位制的国家可以更快地从大萧条中复苏。正如我在本书中所述，这一强有力的实证发现是我们准确理解大萧条的关键所在，也是深入理解货币政策和汇率制度的重要基础。
本书汇集了我与多位合著者共同撰写的9篇关于大萧条时期宏观经济学的论文。尽管这些论文是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陆续撰写的，但它们对大萧条的产生原因、蔓延路径等基本观点始终一致。
本书主要结构和脉络如下：
第一章为第一部分，是简介和概述。大萧条的特点是产出迅猛下滑，价格急剧下降，因此，总需求减少是导致大萧条的主要原因，这是全书的研究前提。这一研究前提引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什么原因导致了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全球总需求急遽减少？即“总需求之谜”的原因；二是为什么大萧条会持续如此长的时间？根据需求变化调整工资和价格等诸多常规的稳定经济的调控机制和措施为什么没能遏制总需求下降对经济的影响？即“总供给之谜”的原因。我在本书中阐明了对这些问题的见解。
第二部分（第二章至第四章）的三篇论文实证研究了大萧条早期阶段货币工具和金融工具导致总需求崩溃的情况。我在书中明确提出，已有充分证据显示，全球性货币供给收缩是抑制总需求的主要原因。货币机制之所以崩溃，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建的国际货币体系即金本位制度既管理不善，技术上也存在缺陷。这其实是巴里·艾肯格林提出的，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我的实证研究为这些论点提供了一些计量经济学研究论据。此外，非货币金融因素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银行恐慌和企业倒闭中断了正常的信贷资金流动，从而加剧了全球经济崩溃进程。
第二章是我1983年发表的论文，这应该算是全世界最早探索研究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影响的论文之一。如今，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问题已得到广泛关注，人们不仅深入研究美国大萧条时期发生的各类经济危机事件，还认真研究东亚及其他地区发生的金融危机。
第三部分（第五章至第九章）重点讨论大萧条时期的总供给问题，特别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功能。这部分的核心观点是，20世纪30年代世界各国为应对总需求下降调整了名义工资，但总体而言，名义工资调整速度极为缓慢，也没有调整彻底。雇主们只调整了工人每周工作时长和劳动强度，没有削减工人工资。很多国家的立法机构出台了旨在限制竞争的法律法规，不允许削减工资（和价格）。另一方面，正如第七章所述，工资调整极为缓慢导致大萧条时期失业问题长期存在。这一时期，世界经济体的总需求不断遭受重大冲击，导致失业率高企。这些负面冲击规模大，持续时间长，许多国家虽然试图通过调整工资和价格来稳定经济，但这些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后来，很多国家采取了汇率贬值或放弃金本位制等措施，总需求巨大下行压力才得以减轻，产出和就业随即迅速复苏。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本书中相关论文的合著者，如我的学生凯文·凯里（Kevin Carey）、伊利安·米霍夫（Ilian Mihov）和马丁·帕金森（Martin Parkinson），以及我的同事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和詹姆斯·鲍威尔（James Powell）。
特别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彼得·多尔蒂（Peter Dougherty）给予的大力帮助。我还要向首次发表本书中这些论文的期刊致以诚挚的感谢，感谢这些期刊允许我把这些论文汇集成书出版发行。
我还要把本书献给我的妻子安娜，感谢她给予我坚定不移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