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摄像做起

2000年1月，我来到大连，应聘大连电视台的主持人。

在1999年的12月份，大连电视台在《北京青年报》上登出了招聘主持人的启事，高额年薪吸引了很多人，也包括处于失意状态中的我。先在北京某处经过了面试，之后不久，我就接到了去大连电视台进一步考试的通知，当然，交通和食宿都由电视台负责。

一共有18个人去大连应聘。

后来我们了解到，当时大连电视台刚刚换上来一位女台长，名叫王忠玲。王台长力主改革，首先就是要从外面吸纳人才，这才有了在国内高调招聘主持人这个举动。

我以前的好友，黑龙江电视台《新闻夜航》节目的主持人王跃军，也来应聘了。王跃军是一位优秀的电视新闻人，国内顶尖的好记者、好主持人，现在是央视新闻中心驻黑龙江记者站的负责人。只是，在2000年的1月份，他在黑龙江电视台也过得比较失意，这是他去大连台应聘的主要原因。

除了王跃军，那时候还有两个同去应聘的人跟我比较谈得来，一位是来自新疆乌鲁木齐广播电台的刘正举（白岩松的同班同学，后来进入央视，任《开心辞典》制片人，创办了《开门大吉》），还有一位是聪明可爱又漂亮的中国传媒大学大四女学生戴亚楠，小戴现在是儿童美育专家，出了一本书叫《生命合伙人》。

用王跃军的话来说，“大连也有高楼大厦，也很时尚，城市很漂亮”。同时大连人对自己的城市也感到很自豪。有个笑话说，在很多大连人看来，中国的大城市排名顺序应该是：北京、上海、深圳、大连。

是不是发达城市，不能仅仅取决于外在，还要看这个城市是否具有活力，是否具有强劲的软实力，尤其是能否吸引优秀人才。就像北京，为何能吸引全国的电视人才？就是因为中央电视台在20世纪90年代，由新闻评论部开始，率先推出了人事制度改革，有了聘任制，让各地人才看到了希望，所以大家才涌向北京。

我认为，在中国，说到改革发展，最好的步骤就是，先推出一个与时俱进的好体制，那么一切都会逐步发展起来。如果没有体制的保障，效果就不会很理想。

体制的改革，也是城市发展的推动力。

可惜，王忠玲台长的这次高薪引进人才的“大胆改革”，遭到了台内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最后以失败告终，那么大多数人才当然就不会留下来。古代“千金市骨”的故事，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学来的。

当然，一个城市电视台的改革是否成功，取决于很多条件，仅仅有一个有能力、有魄力的领导，还不够，还需要高层领导的支持，更需要基层员工的支持，需要合适的历史条件与环境。

另外，大连电视台一直在努力成为上星台，这个难度更大。

只有三个人留了下来，王跃军、小戴和我。王跃军想换个环境，呼吸一下外面的空气，小戴还在实习阶段，在这里就当是实习，何况大连是个不错的城市，电视台又包食宿。而那时的我还处于疗伤阶段，我在央视人脉少，很难找到工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是从广播电台改行到电视台，因此我需要一个低起点的电视领域的工作，能让我从头做起。

现在看来，我的性格比较急躁，想尽快把工作稳定下来，担心回北京后又是长时间不能找到做电视节目的工作，生活压力大。而在大连电视台，我的压力会比较小，我想尽快找回失去的自信。

有一位宽厚长者的话，让我记忆很深。他当时是大连广电局的人事处长，50岁左右，我来应聘时，认识了他。当我决定不了去留的时候，我就去看望他。他对我说：“宝海，我知道你在央视工作过，心气比较高，会觉得大连台比较小。可那是过去，人应该多往前看。前几年我刚来到大连广电局的时候，是团政委转业，我在部队是领导干部，很受尊重的。可是没想到刚来没几天，在大门口，来了一辆车，有人指挥往台里搬东西，车上下来的那个人也不认识我，就让我也搬几箱。我二话没说，马上就去搬。”

他的故事让我很有感悟，是的，应该多往前看。即使曾经有过辉煌，也不要太在意，接下来的每一步更重要。

当我对王忠玲台长表达留下的意愿后，她问我有何要求，我回答：“想从摄像记者做起。”

摄像记者，是电视台里从事最基层业务的岗位，我以前没有做过，我要从零起步，借大连电视台补上这一课。

“你去生活频道《21点直播室》吧，那是个民生新闻节目，做摄像记者。”王台长说。

新的生活开始了。

我到《21点直播室》报到了。

观察了两天，我选了一位性格比较和善的老记者徐威，主动对他说，愿意做他的学生，他采访的时候，我跟着他做助理。

他同意了。

我又让他教我熟悉摄像机。

有一天晚上，一位老记者主动找我：“宝海，大连市今天晚上要集中检查酒驾，你来做出镜记者吧。”他又补充道：“咱们栏目的记者，长相都拿不出手。”

当天晚上抓到了几位酒驾司机，报道还算成功，我第一次在大连台找到了自信。毕竟当初我北漂的第一梦想是做电视节目主持人，这次是北漂后的第一次出镜。真像《大话西游》那句台词说的，世事难料。我想到北京做主持人，结果在大连台出了镜。当然，过了几个月，我还真在大连电视台做了主持人，那是后话。

有一件事儿很有趣，《21点直播室》的一位记者结婚，全栏目组的工作人员都去参加了婚礼。以往婚礼上最辛苦的是摄像师，从头忙到尾，可是这次不是，因为大家都会摄像。所以说好了，等到婚宴开始的时候，每个人拍摄10分钟，然后换下来吃饭。另一位记者接着拍摄。

栏目组的主编老路，很受大家欢迎，老夫子型的人物，据说是北大毕业的。他性格很温和，也很有幽默感。他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大家改片子。不过就在这次婚宴上，老路喝了一点酒以后，发了脾气：“你们拍的都是什么玩意儿？”

他指的是大家平时拍的新闻。

大家不吱声，的确，很多片子质量不高，大部分都是对付了事。其实在电视台，多数人都把工作当成一种职业，也就是谋生的手段，真正把工作当成“事业”想做到出类拔萃的人，还是少数。

有一次我跟他开玩笑：“路老师，这个选题我准备做个30分钟的深度报道。”路主编眯着眼睛对我说：“你以为30分钟的就是深度报道了？”

这句话让我很受教育，到今天还记着，做深度报道哪能只是在时长上做文章。

在这个栏目组，我比较清闲，活儿不多，但是赚钱也比较少，每月只有500元（实习记者工资）。因为老记者都有新闻来源，而我没有渠道。好在台里提供宿舍，我不用交房租，而且台里给每人发饭卡，卡里的钱足够一日三餐的费用。这几百元就是每月的零花钱。

就在那段时间，原来同在《幸运52》工作的好友李隆、王旭东出差到大连，李隆约我见面。

我没有见他们。

这是令我最难过的回忆，我一直觉得有愧于李隆。

因为我的钱包里只有几十元钱，无法请他吃饭。或者说，简单请他们吃饭之后，我明后天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当然，我也没有银行卡。

而且我羞于向别人借钱。

现在，我还记得当时那沮丧难过的心情。

另外，当时我还欠李隆500元，也欠同是《幸运52》工作人员的赵志军1500元（在北京时借的）。

那真是一段艰难的时光。

多年后，我跟李隆表达了歉意，李隆很不满：“就我这种性格，你也不想一想，我找你吃饭，我怎么可能让你付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