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重读《呐喊·自序》

鲁迅和鲁迅文学是如此巨大的课题，如果只给十分钟时间来讲，我要讲什么呢？这是我在与鲁迅结缘的起点阶段曾经面临的问题和情境。那时候我没有做更多的考虑，很坦率地选择了面对自己的无知，讲述了无知之下的惊奇。时隔多年之后回头去看，我有点儿佩服自己的勇敢，也对当初的选择多了一分庆幸和珍惜。我想，或许正是那样一种勇于以朴素的状态面对鲁迅和自己的态度，才促使自己误打误撞之余，能在鲁迅的文学世界里走得更远，乃至有乐而忘返的态势吧！在其“提倡文艺运动”[1]之初，鲁迅曾对“朴素之民”及其“白心”寄予高度的推重和期许，以为乃“正信”“向上”之“本根”[2]。我不能自我吹嘘当初正是服膺于鲁迅的教导才如此这般，但也未能免俗，不免于此“暗合”小有得意、深感庆幸啊。

回想最初因为偶然的原因在复旦开讲鲁迅精读课的时候，为备课重新去读鲁迅的作品，在重读的过程当中，夸张一点说，我曾得到一个震惊体验。就是当我把《呐喊·自序》这样一个熟得不能再熟的文本，再读一遍，再去想的时候，发现竟然有那么多东西是以前没有注意到的。

我注意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这篇作品是鲁迅作为新文学作家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在他的人生历史上第一次回顾自己作为作家的成长史。这一个作为作家的成长史，我们从整体上去注意它，当然是因为它记载了鲁迅从不写到写的转折过程。我从里面读出来的反而是鲁迅对他自己的，不仅从不写到写这样一个大的范围，而且是他为什么要写，写什么，写的这些东西当中他记载了什么，对这样一些问题的一个非常老实的交代。比如《呐喊·自序》最后谈到他是在金心异的促动下做起小说来，做小说的目的，不是因为他又被金心异激动得热血沸腾了，而只不过是要“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聊以慰藉”这个说法里面我觉得就包含着鲁迅对他的创作效果的预期，这个预期显然是不高的。他从自己过去的经验中已经得出结论，自己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从他的表述中也可以看出来，他对自己现在勉强地去做出表达以后，会带来什么效果，或者推广一点说，对整个新文化运动会带来什么效果，他是没有绝对的信心的。而只不过，像我们从他后来的创作当中反复印证过的，他是在做着“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3]的尝试。那么这样的一种心态，落实到《呐喊》的具体的作品中，会呈现出什么样子？我首先注意到，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在正文和序之间有一个明显的断裂，就是说正文是一个狂人的白话，狂言呓语，它表达的思想是对整个中国文明的一个整体性的否定；而它的序是规范的文言，它表达的内容，是狂人对社会质疑以后，看似重新回到这个秩序当中去了。为什么会是这样？鲁迅在做出这样一个文本层面的安排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我觉得这就符合他对自己创作出发点的预期。很可能他觉得这个狂人也只不过就是在病的时候可以狂放一点，可以随便地说一说。说完了又怎么样？对这个社会没有用。最终结果是他被社会治愈，而不是他去治愈社会。在这个问题上，有理论素养的专家们也许可以借用福柯的关于疯狂史的理论研究，效仿去研究一下狂人的治愈过程，我想也会有很精彩的研究。我这只是一个朴素的感受。这是一个例子。

然后我要说的震惊体验的例子是什么地方呢？是前面，就是当我意识到《呐喊·自序》是鲁迅作为作家第一次回顾自己创作历程的文本之后，我想到了一个问题：鲁迅在回顾自己创作的时候，他首先想起来要说的事情是什么？这就是《呐喊·自序》第二段他少年时代的记忆。他说曾经四年多，出入于当铺和药铺，从一倍高的当铺柜台外递上家里的衣物，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同样高的药铺柜台去为父亲买药。这是一个孩童时期、少年时期的记忆，这个少年记忆呈现的是一种形象化的记忆：

两条柜台，一条柜台比他身高高一倍，一条柜台和他身高一样高。可能我孤陋寡闻，至少在当时的阅读范围中我没有看到过对这两条柜台的分析。分析什么呢？——这两条柜台对鲁迅意味着什么？对于鲁迅的创作意味着什么？他为什么在回顾自己创作的时候，首先就想起了这两条柜台？我尝试着去想这些问题，然后做了一个很粗浅的分析。我想柜台它首先是一个把人与人隔开的东西，柜台里外代表了一种权势的区隔，代表有一个阶级的位阶在那儿。而当一个孩子，他长年需要去一个象征权势的地方，象征着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象征着人与人之间的鸿沟的地方去体验他的生活，对他的内心感受会是很大的磨炼，就是说对于自身与外界环境的关系，会养成他的特殊敏感。使他从小就会特别地注意别人对他的态度，简单地说就是看人脸色。也许今天柜台上的人对他脸色好一点，他就高兴一点；明天这个柜台上的人特别不耐烦，他就觉得有非常沉重的失落感。这样的一种敏感所造成的痛苦，我想是导致了后来的鲁迅在作品当中，我们认为他眼光毒辣的一个来源。而且除了眼光毒辣以外，我还想，这个东西——两条柜台，可以让他记到超过四十岁，那么这两条柜台带给他心灵的创伤，和他对这种创伤的不愿意遗忘，程度一定是非常深的。

所以鲁迅一出手他的作品，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对于环境，他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人间环境，可以说他是出于非常悲观的心理去写，会突出它的恶，把它写得极坏。这种极坏可以举大家特别熟悉的例子——《孔乙己》。《孔乙己》现在被当成一篇故乡抒情诗。包括现在在绍兴——那时候的绍兴我还没去过，我看到别人描述，听到别人说，在绍兴街上，仿鲁迅的小说建了一座咸亨酒店，然后里面按小说的描述建了柜台，也有孔乙己的塑像在那。看上去好像是鲁迅作品给他的故乡涂上了一抹温情，大家去那个被叫作“鲁迅故里”的地方一看都觉得很正常，在绍兴这么一个地方，出现这么一个酒店，这么一个人，是一种人文风情，是一座人文风景的纪念碑。但我想想，按我的这个想法，从《呐喊·自序》开始的想法，再去读《孔乙己》的时候，内心是非常震动的。

我觉得《孔乙己》绝对不是一座温情的纪念碑，相反，它应该是一座耻辱的纪念碑，一座环境的耻辱的纪念碑。《孔乙己》，它从一个少年人的视角看过去，是一种少年视角的表达。这样的表达中，孩子看问题，社会上的阶级，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他可能意识不到。所以通过孩子的眼光，他把那些人间的对立冲突，做了朦胧化的处理，起到了柔化的效果。我们顺着孩子的思路和眼光去看，很多很尖锐的东西，它呈现出的可能反而是一个很温情的面貌。比如说，《孔乙己》里面经常出现的一句话叫作“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4]。这个快活的空气首先是孩子感受到的。这孩子怎么感受到的呢？孩子是一个12岁的小伙计，掌柜嫌他不伶俐，让他帮短衣主顾温酒——温酒是一种非常单调、非常无聊的职务。这孩子被掌柜约束着，被一种单调的工作约束着，他的生活感受也是很灰暗的。所以他（孩子加上好动，身体上的原因）特别期望快乐，特别期望能够得到身体的快感。所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首先是孩子感知到的一个“快活的空气”。其次它是怎样的一个空气？我对这个地方做了一点分析，感觉到鲁迅对鲁镇、对咸亨酒店、对绍兴，对他所描写的这个环境，其实是极端的痛恨，极端的厌恶。他给你写了一个人怎样被整个社会一个等级一个等级地挤到完全没有立身之地，完全丧失身份和人格上的尊严，彻底沦为大家的笑料的一个过程。孔乙己他是一个穿长衫的客人，他不为长衫客人所接纳，把他挤到短衣帮里面去。被挤到短衣帮里面去之后，按理说他应该从短衣主顾那里得到安慰吧？没有，短衣帮的人反而觉得你来到我们中间是不应该的，这个不应该是由于你的失败，你自己的无能，你自己的不像样造成的，所以你要加倍地受到嘲笑。所以短衣帮的客人拿他取乐。在短衣帮客人那里找不到安慰之后，从孔乙己的角度去想，他尝试向孩子去找安慰，希望能从孩子那儿感到人间的温暖。结果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所以到最后，在孔乙己的环境当中，这个环境对于孔乙己来说，就是绝对的冷漠，绝对的无情，是坏到底的一个环境。

而在《孔乙己》整个作品当中，唯一一个对孔乙己寄予同情的是谁？是不出场的鲁迅本人。所以在过去的解读中，《孔乙己》是对封建礼教弊害的批评，对科举制度的批评，我想这可能反而是次要的。我想从鲁迅的表达来说，最重要的是孔乙己被伤害，这个被伤害关联着鲁迅自己的身份认同。鲁迅少年时代的创伤记忆使他建立起一个身份认同，就是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身份认同。所以大家再去看鲁迅的其他作品，他的主人公一律都是生活的失败者，一律都是小人物，一律都是可笑的人物，就是按社会标准来说是可笑的人物。在鲁迅后来的工作中，他关注东欧弱小民族的文学，亲近俄苏革命的文艺，甚至到了晚年亲近中共领导的革命文艺，都是来自他的这个身份认同。

讲到这里，十分钟的时间差不多就用完了。我很庆幸，自己曾经拥有这样一个接近鲁迅、细读鲁迅和尝试走进鲁迅文学的内面的起点。从这里出发能够走向哪里，得到什么，是不必设想，也无须预计的。鲁迅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里不竭的源泉，浸淫其中，朝夕往还，惠人实多。我出身农家，论材质不过中人之资；寄食“现当代”，求学问已落“鄙视链”的最末端，正所谓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而能够在过去若干年间穷且益坚，流连忘返，实赖误打误撞进入“鲁研”园地之托庇也。这倒不是说“鲁研”在“领域内”先天拥有若何“学术权势”，而是说鲁迅文学本身是养人的，“鲁研”除了是一项专业技术工作，也是一项有益于在闹哄哄的“大时代”里立定脚跟、锻炼心智的活动。本书中将有不少机会谈到这方面的事例，在此不赘。作为序章，这里应该就全书的组织和命意略做交代。

本书基于著者近年发表的鲁迅研究讲稿和学术论文整理而成，重写、增补和订正了部分章节。但尽管如此，由于各章非成稿于一时，且最初各有针对，仍难免有材料翻讲、内容重合之处，这是首先要请读者诸君原谅海涵的。

序章如上所述，是从《呐喊·自序》中的“两条柜台”读入，重新定位鲁迅的底层认同和鲁迅文学的底层视角，进而为本书的观察角度和研究方法提供导引。一定程度上，本书可以视为鲁迅文学的心灵之旅，侧重讨论的是其中“心的探触”和“心的探险”，前者针对他者，后者面向自身，都是鲁迅披肝沥胆、从中见人的努力和开辟。

第一章源自对《狂人日记》发表一百周年纪念论述的回应，通过细读文本，尤其是作品正文结尾“救救孩子……”的“呐喊”之后的省略号，以及文言小序中的“候补”措辞和“狂人日记”题名等，对其立意做出新的阐释；进而通过梳理清末民初（即鲁迅留日时期和归国后“抄古碑”时期）的知识社会史，补强对鲁版“狂人”的来源及其内涵的认识，认为《狂人日记》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开山之作，其最大的典范意义根源于此，是中国版启蒙运动的示范之作。

第二章借鉴声景研究方法，重新分析《彷徨》的开篇之作《祝福》，详解主人公祥林嫂名字的社会文化含义及祥林嫂的声音（尤其是“灵魂三问”）的声景内涵及作用，认为鲁迅对祥林嫂的塑造，不仅是为了发表社会抗议，更是为了探讨弱者的抗议所体现的声景再造的可能性，这一案例，体现了鲁迅笔下的受苦人叙述的一般语法。

第三章讨论《野草·风筝》的改写，对照其与早期版本《自言自语·我的兄弟》的文本差异，研究了其中的“增饰与改写”和“抹除与隐藏”，认为在对这些艺术细节的修改中，包含了作者对家庭和个人伤痛的咀嚼和反省，从写作艺术上来说，是在原有基础上对题材的进一步开掘，赋予其更深层次的内涵。

第四章聚焦于《狂人日记》《风筝》等作品中的兄弟关系书写和大哥形象塑造，讨论了鲁迅文学的意义构造机制及所代表的中国新文学的价值立场。认为从《狂人日记》到《风筝》，鲁迅笔下的兄弟关系书写的变化表现为从“作为权威的大哥”向“作为问题的大哥”的转换，其根源在于文化紧张的内部化，其解决之道则在于寻求新的意义装置。《风筝》所体现的“大哥”的自我觉醒和痛苦，使鲁迅文学得以拓出探查和表达深度内心的新路，为中国新文学的后续发展开出了新的可能性。

第五章围绕《野草》《彷徨》《朝花夕拾》，讨论通称为“彷徨时期”的1923—1926年间鲁迅创作风格和作品面貌的转变，认为与这一时期其所经历的心理危机密切相关。危机的诱因是“兄弟失和”，心理动荡的内容则广泛关涉主观情志的自我安顿和进退出处，危机的克服倚仗自我提振，也得益于许广平的爱情。

第六章基于上一章提出的“1923—1926年鲁迅精神或心理危机假说”，详解《野草》，认为此书可以看作鲁迅个人生命历程中精神上最不稳定时期的记录，记录了意识危机的整个过程，其起点、发展、高潮及通过自我疗救所达到的平复，结构完整，线索清晰。作品执着于“肉身性感受”的表达，提供了从日常生活场景入于情绪、想象、幻觉、梦魇、哲思、灵感等的特异体验，以及从中挣脱，重回人间性的感受的场面宏大而撼人心魄的情景，是鲁迅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深湛的内在自我景观呈现，在同期世界文学史上别具一格。

第七章是《朝花夕拾》的专题导读，以《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为枢纽，分析了全书的结构、内容构成和写作手法，认为正文由十篇具有内在连贯性的散文组成，遵循记忆的法则讲述了作者从生命的起点出发，走进由知识的大门开启的未知世界和现实社会的完整求学/求索过程，通过双重视角下的重构和审视，对自身的自然生命和文化生命的塑造过程做了深入的批判性重写，从而进一步为自己的当下立场巩固根基。总之，这是作者在动荡中年的尾声对已逝青春的回望，也是在人生关键节点上对未来的眺望。

第八章尝试对鲁迅文学的思想基础和观念背景做出总结，认为在鲁迅对弱者和失败者的关注和描述背后，体现了鲁迅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思想基础已经完全现代化了，有一种对于个体生命价值根本性的觉悟和认识。

第九章进一步就鲁迅文学的内容、艺术、思想和价值等基本层面的特点提出界定，阐述了其作为“为人生”的文学、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的文学、个性的文学和内面的、自省的文学所体现的追求和创造性。认为从自身的切实感受出发，发而为文学，通过影响人而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是鲁迅的文学发生发展的基本逻辑。唯有认识到这些作品是来自于作者处理自身苦恼、立足于自身现实人生关怀的，读者才容易找到与自身关联的切合点。

第十章以巴金为例，讨论鲁迅文学的后续影响，具体阐述了鲁迅与巴金的私人交往和思想与文学关联，认为后者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二者在对新文艺和新文化的追求上一脉相承，共同实践了以文学方式促进社会进步的知识理想；二是鲁迅文学的复杂深邃性在巴金作品中得到了传承，尤其是后期的《随想录》，在新的时代里重新接续了以《伤逝》的自我反省为代表的鲁迅文学传统，使文学重新成为直面“新文化后果”、探触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社会的“现代性困境”的利器。

终章《文本细读的意义和可能》，不是理论观念层面上的讨论，而是结合著者在复旦大学和神户大学任教“鲁迅精读”课程的点滴收获和体会，以具体的细读例证，尝试对全书的讨论有所补强。本章中以较大的篇幅讨论了《故事新编》中的《铸剑》，通过研究全文结尾“大出丧”场景中出现的“人民”概念，反观作品的整体构架，对其立意和美学追求做出了新的界定，或有可取。

附录《复旦大学课堂上的鲁迅》也是对“教学经验”的一个总结，成稿较早，主要介绍了同学们的课程收获。承蒙上海鲁迅纪念馆主办的《上海鲁迅研究》和北京鲁迅博物馆主办的《鲁迅研究月刊》的支持，陆续发表了文中提到或没提到的多篇课程报告，篇目附在文后，对我而言是很有意义的纪念。这些同学中有多位后来走上了学术道路，回到母校，或去到其他国内外名校任教，令人欣慰；也有很多后来失去了联系。无论失联与否，也无论是否在这里留下印迹，希望曾修读课程的同学们在各自的人生中，偶尔也会回想起曾从鲁迅这里获得的感动和启迪，或者是另一面的，遭受挫折和折磨的记忆——要是那样的话，请接受我的歉意。

总之，全书正文十章，大致前七章侧重具体作品和作品集的“细读”，后三章尝试提出对鲁迅文学的总体面貌及后续影响的描述，即所谓“通讲”。但二者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限，“通讲”一词在本书中的直接来源是《〈野草〉通讲》，该讲所做的主要仍是文本细读。所以，将“细读与通讲”对举出来作为本书的副题，既不是为了在二者之间划界，使各自为政，更不是为了标榜通吃兼擅，而不如说是为了提示一种方法和境界上相得益彰的追求，即：

以“细读”为依托的“通讲”和以“通讲”为背景的“细读”。泛泛而谈“细读”读什么、“通讲”讲什么，都有点缺乏抓拿，无可措手，著者将这些散存在时间的荒野里的零零落落的“成果”整理出来，正是为了让自己对已经做过的事情看得更清楚一些，以寄望于日后能有所长进。书稿编完以后名之曰“鲁迅文学的内面”，也没有特别的用意，只是因为所谈多围绕文本、局限于文本、服务于理解文本，此外似乎别无所长，故只能老老实实插个草标吧！

连上头尾和附录，本书合计十三章，听起来是个有趣的数字，有点莫名喜感。那么好吧，喜感总是一件好事。去吧我的鲁十三！希望你的运气会比我好一点。

注释

[1]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9页。本章下引本篇原文同此版本，不另注。

[2]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第25—36页。

[3]鲁迅：《两地书·第一集·二》，《鲁迅全集》第11卷，第16页。

[4]鲁迅：《呐喊·孔乙己》，《鲁迅全集》第1卷，第4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