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后忧思

赵国的邯郸距秦国国都咸阳有千里之遥，吕不韦携着大批行李长途跋涉，经过韩、魏等大国和一些小国，沿途关卡盘查，兵、匪骚扰自不在话下，辛辛苦苦地奔波了几个月，终于进入函谷关，来到秦国本土。

一进入秦国境内，吕不韦就感受到这里与关东地区迥然不同的风土和民情。他的车骑缓缓地走在华山脚下通往咸阳的“平舒道”上。左侧巍峨的华山耸立，右侧湍急的黄河在这里转弯向东流去，函谷关像一个瓶口控制住出入秦国本土的通路。极目向西望去，八百里秦川一片沃野，南山郁郁葱葱长满了檀、柘、松、竹，平原上种植着稻、麦、菽、稷，村落间鸡犬之声相闻，农田里阡陌井然有序。尽管吕不韦是个商人，也能看出秦国的关中地区是个土地肥美、物产丰富的地方。一路上，吕不韦所见到的秦国人，也都保留着先民周人的遗风，对种田、稼穑之事十分认真，这一点与他的老家濮阳和他到过的邯郸完全不同。秦人不像关东人那样浮华，也没有那么多人趋利去弃农经商，而是安分地固守本业，踏踏实实种地为生。仅从装束上观察，秦人也不像卫、赵等国那里的人们穿戴时髦、轻佻，一般百姓都相当朴素。刚刚从繁华、奢靡的邯郸来到这里的吕不韦，愈接近秦国国都咸阳，感受愈深。一路走来使他对秦国必胜的信心愈来愈坚定，从而对此次政治交易的成功愈来愈有把握。

其实，对秦国必胜的看法，不只是吕不韦一个人有，当时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都能看得出这个大趋势。尤其是秦国以外的关东人，亲自来到秦国本土实地观察，就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就在吕不韦入秦的前后，有一个著名的大学者、思想家赵人荀况也来过秦国考察，到咸阳后，见到正在秦国执政的范雎。因为荀况已是名扬各诸侯国的有名人物，范雎当以礼相待。会面时范雎不免问客人，来秦国后有何见闻和感想。荀况当即以其思想家的高度，概括地说出他对秦的观感：“秦国所处的地理位置相当好，又有山林川谷之利，物产丰富，这是一大优势。”荀况不慌不忙地侃侃而谈：“我到贵国后观察地方风俗，明显地感到这里的老百姓都很朴实，不尚浮华，从秦国流行的服装和音乐中，也强烈地感到，这里的人们不喜欢浮躁和轻佻。”荀况这样说显然是与东方的诸侯国特别是郑、卫、赵这些国土内的风俗对比而言的。这位老先生是严谨的学者，每句话都是有根据的。接着他又评论起秦国的政治：“秦国的老百姓对官府很害怕，都服服帖帖地听从政府官吏的摆布，遵守法令。而衙门里的官吏，则个个奉公执法，认真为朝廷办事，不偷懒，不营私舞弊。这样的官和民真是太理想了。”在荀况的政治理想中，上古的官民关系就应是如此，其实这仅是他个人的想象。不过，对秦国的吏治，老先生还是很满意的：“还有贵国的士大夫，也都守法奉公，出家门进官府，出官府就回家，从不结党营私、拉关系培植私人势力，每个人都识大体、顾大局。再看朝廷，处理政务简捷明快，绝无拖拖沓沓现象，也未见为烦琐细务纠缠扯皮的情况，真像恬然无治的样子。”“恬然无治”也是荀况最高的政治理想。最后，荀况得出这样的结论：“怪不得秦国不断取得胜利！这不是侥幸，是必然的结果啊！”

荀况不愧是一位大思想家，他观察、研究秦国社会制度、风土民情之后概括出来的结论，是相当正确的。当时的秦国不仅在军事上较关东各国强大，而且在内政上也建立起了一套适合社会发展的制度，在各诸侯国中是最先进的。秦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保障中央集权便利行使的官僚制度，为统一以后以至此后的数千年的官制奠定了基础。

咸阳是秦国的政治中心。这里在秦王以下有一整套中枢官僚机构：

中枢政治中心最高官吏有丞相和国尉（统一全国后称太尉）。丞相又称相国、相邦，有时亦尊称相君，秦武王时始置，负责协助国王掌万机，总揽朝政。分右、左二人，以右为上。国尉掌武事，为全国最高军事长官，昭王时已设。出征时他命将军统兵，下有尉、司马，等等。相国及其他大官皆有属官，一般的属官为“舍人”。

在相国、国尉之下的官吏有：

太祝。穆公时置，掌宫内礼仪。

大夫。穆公时置，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等等，多至数十人。

郎，或郎中。惠文王时已置。

谒者。掌宫内接待，昭王时置。

卫尉。掌宫门保卫。

典客。掌蛮戎事务，属官有“行人”。

尚书。主在殿中发书。

太医令。主医药。属官有侍医。

宦者令。掌宫内宦者，属下有宦者或称寺人、阉人。

佐弋。主弋射。

永巷令。掌宫人。

铁官长丞。掌铁专卖，商鞅变法后置。下有左采铁、右采铁客卿。

中尉。

太傅，或曰太子师、太子傅。

庶子，等等。

以上这些官员除无御史大夫外，基本构成统一后“三公、九卿”官制的基础。

在中央机构之下，全国各地设郡、县两级政权。商鞅变法时，全国普遍设县，成为秦国政权基本地方单位，郡只是边境之军事组织。随着地域扩大，郡才成为县以上的一级组织。不过，在吕不韦来秦之时，秦尚未统一中国，在秦国统治地区，郡县制尚未完全实行。至公元前262年（秦昭王四十五年）左右，秦国已设的郡有：

上郡，公元前328年（秦惠文君十年）由魏归秦。

巴郡，公元前314年（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始置。

汉中郡，公元前312年（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始置。

蜀郡，公元前311年（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始置。

河东郡，公元前286年（秦昭王廿一年）始置。

陇西郡，公元前279年（秦昭王廿八年）始置。

南郡，公元前278年（秦昭王廿九年）始置。

黔中郡，公元前277年（秦昭王三十年）始置。

北地郡，公元前272年（秦昭王三十五年）始置。

南阳郡，公元前272年（秦昭王三十五年）始置。

随着秦国领地扩大，郡数也逐渐增加，至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达到三十六郡。

郡的长官为郡守，亦称太守。郡以下设县，有县长或县令。县以下则有乡、里组织。乡、里以下又把百姓编为什、伍组织，五家一伍，十家一什。平时生产，战时出征当兵。

这一整套官僚行政机构，就将全国各地牢牢地控制在以国王为首的专制政权之下，为全国统一后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

为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秦国军事制度实行全民皆兵，凡成年男子皆须服兵役。故秦国的兵源充足。公元前262年（秦昭王四十五年）游说之士苏秦统计各国的兵力如下：

燕国：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

赵国：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

魏国：地方千里，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

楚国：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

秦国：带甲百余万。

这还是在吕不韦入秦前的情况，到吕不韦来秦时，魏国、楚国的军队实力远远小于上列数字，而秦国的兵员数已大大超过上列数目。

秦军的战斗力之强，已为各国所公认。当时人称：秦国车千乘，骑万匹，孔武强壮的“虎贲之士”在战场上不戴盔甲，挥舞刀戟，奋勇杀敌如入无人之境。秦国的良马，矫健的骑士，扬鞭奋蹄一跃九尺，驰骋疆场。这样精壮的战骑，多得不可胜数。这种形容绝不是没有根据的。

此外，在吕不韦入秦时，秦国已建立起水军。秦国的水军主要在巴蜀和汉中。惠文王时，大将司马错率十万之众，乘大船万艘，沿江而下伐蜀。

秦军之所以强大，原因之一是有充足的粮食给养，后勤补给相当丰裕。

秦国粮食积贮丰裕，源于农民生产热情高。而农民之所以具有极高的生产热情，乃是由于秦国实行土地私有制。在春秋战国期间，各诸侯国大多继续维持西周以来的土地国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无论从观念上还是从实际上，劳动者所耕种的土地都不属自己所有。尽管井田制破坏以后，春秋以来各国都有承认私田的改革，如鲁国在公元前594年实行的“初税亩”，秦国在公元前403年实行“初租禾”，按实际占有的土地征税，表示承认私人田产的事实。但真正将国有土地分给私人所有，乃是商鞅变法之后从秦国开始的。商鞅变法时为奖励军功，规定杀敌一甲首者除赐爵一级外，还赐田一顷、宅九亩。也就是说这一顷九亩地就由国家的公田变为私田。据统计，自商鞅变法以后，到昭王四十五年之前，可查到的秦军杀敌数已近百万人。若以其中百分之一为“甲首者”计，则有一万人。这就意味着一万九千顷国有土地变为私田，再加上其他途径出现的私有土地（如个人私自开垦荒地），则秦国的私有土地数量可观。而生产关系这样的变化，就会化为巨大的生产力，这是使秦军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

秦国的法律制度也是当时最先进、最完备的。自商鞅变法树立法的威信之后，历代国君无不重视立法、守法，依法治国。不仅商鞅时代有利于强国的法令，在以后的各代国君统治时期继续生效，而且不断建立新法。据现代出土的秦简资料可知，秦法到昭王时代就已相当严密，法律形式方面就有令、律、法律答问（法律解释）、爰书（法律文书格式），等等。在律令内容上，已经有田律、仓律、厩苑律、金布律、关市律、工人程、均工、徭律、司空、置吏律、效律、军爵律、行书律、内史杂、尉律、属邦，等等。从律名上看远远超出战国时魏国李悝始作《法经》时六律的范围。荀况说秦国是战国时法律最完备的国家，确是有根据的。

秦国的国君一贯重视依法治国，而不是仅凭君主的个人权力处理问题。就在吕不韦来秦之前，有一次秦昭王生病卧床。消息传出宫后，有的百姓买牛当牺牲为昭王祷告，祈祷保佑昭王早日恢复健康。大臣公孙述见百姓如此拥戴国君，兴冲冲地到宫中向昭王报告：“报告大王，百姓听到大王病重，都买牛为王祈祷，企望大王康泰。”他原以为会博得昭王欣喜、称赞，没想到昭王听到之后，不仅没表示丝毫称赞之意，反而下令：“凡买牛为我祈祷的人，罚二副甲。”接着，昭王解释要罚的理由：“秦国法令规定，不准私自杀牛。没有得到允许而杀牛为寡人祈祷，这固然是爱寡人。但因爱寡人就这样不顾法令，也因此而改法令，岂不是将法令破坏了吗？法不定，是亡国之道。不如对每个破坏法的人都罚二甲，而保障法的威信使国家立于不败之地。”众臣民听到昭王说的这个道理，更加心悦诚服地守法了。不过，昭王这样做，是为了维护法的尊严，绝不是什么替老百姓着想。

还有一年，秦国发生饥疫，许多百姓无粮。应侯范雎向昭王请求：开放国王宫内五苑，让饥民入内拾蔬菜、橡果、黍栗以度过灾荒。昭王坚决不准，他的理由也是不能因此破坏法令：“我们秦国法令规定：民有功受赏，有罪受罚。今天你要把五苑开放，让有功无功者都入内得到蔬果。这实际是破坏秦法，让他们吃点蔬菜果实是小事，从而把有功者赏、有罪者罚的法令原则破坏，这可是大事，不如不开放五苑而保持法令的严肃。”当然，百姓有无可食之物，昭王就不关心了。但由此可以看出秦国国君对法令的重视。这是秦国政治清明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秦国的政治制度在当时的各诸侯国中，具有极其明显的优越性。不仅思想家荀况看得很清楚，就是吕不韦也不可能不知道。他虽然没有荀况那样高度的概括能力，但当他运载着沉重的行李进入关中、走向咸阳的旅途上，一定也会得出荀子那样的结论。

吕不韦一路观察、一路思索，终于到达秦国国都咸阳。

咸阳，这座自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十二年），商鞅变法过程中建设起的国都，是一个有计划修建起的新兴城市。它地处渭水之滨，坐落在渭水两岸东西并行的大道交叉处。吕不韦的车骑沿着渭南的一条古道由函谷关、崤山直抵潼津（在今西安市临潼区）。一到这里就感觉到国都的气氛，尽管此地距咸阳城尚有数十里之遥，但秦王陆续修建的离宫别馆已列于大道两旁的渭北高原和南山脚下，而台榭陂池和陵寝、苑囿则分布于咸阳东西两方的数十里内。整座城市的布局甚具浪漫色彩：沿着北原高亢的地形营造殿宇，并以这些殿宇为中心，殿门向四个方向伸展开来，有如天上诸神之首的上帝所居的“紫宫”；滔滔东去的渭水穿过都城，恰似银河亘空，划破无垠星野；而横桥飞架，把南北的宫观阙廊连接起来，真像在满天星斗的苍穹里飞来的“鹊桥”，使牵牛、织女得以团聚。秦人崇尚神灵和吞并全国的野心在国都咸阳的布局中充分地展示出来了。不过，刚刚来到咸阳的吕不韦对这里的宽阔街道、整齐房屋和宏丽殿宇都没有多大兴趣。当他找到馆舍暂时住下来之后，就急急地寻找门径，设法面见华阳夫人。

在太子安国君的后宫，华阳夫人正侍奉着太子日夜宴饮，嬉戏游乐。不过，在宴饮、游乐之余，年轻的华阳夫人独自对镜时，也时时有一阵阵悲凉的忧思掠过心头，一种莫名的寂寞和空虚袭来，使她觉得似乎生活中还缺少点什么。而且，常常有一种恐惧感骚扰着她，尤其是在太子抚爱和温存之后，意兴阑珊之际，细细体味着受宠的欣快时，偶尔又夹杂着一丝丝失落感。这究竟是为什么？华阳夫人自己没有深想。反正日夜有多情的太子眷恋，餐餐有珍馐美味品尝，处处都能显示出比后、妃、夫人、妾、姬优越的地位，还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事呢？

身居深宫的艳丽王妃大概还不懂“居安思危”的哲理，不过对王室内部的倾轧和后妃之间的争斗，她不会没有体会。在得意之余隐隐地忧虑，在欢快之后淡淡地哀愁，这位工于心计的华阳夫人的心弦轻轻颤抖。这种莫名的心绪若不升华为理性的思考，并做出冷静的判断，则只能永远停留在她个人身上，属于与社会无关的少妇闺情或艳后宫怨之类的情愫。然而，因华阳夫人的特殊地位，这种完全属于个人情感上的因素，却又可以和严酷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甚至决定一代国君的命运。开启这位艳后理性之窗的不是别人，而是从邯郸匆匆赶来的濮阳大贾吕不韦。

千里迢迢地来到秦国国都咸阳，吕不韦唯一的目的就是向华阳夫人游说。然而，要面见深居后宫的宠妃谈何容易！只好在咸阳住下来，慢慢找寻接近华阳夫人的门路。

以其商人特有的钻营精神，吕不韦很快找到了门路。不用说，其携来的丰厚礼物必定起了作用。

一天，吕不韦去见新结识不久的阳泉君，这是他到咸阳后最重要的一次行动，因为阳泉君是华阳夫人之弟，也是能和华阳夫人说知心话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向阳泉君游说无异于面见华阳夫人。

“足下大祸临头，该判死罪。”吕不韦一见阳泉君的面，劈头就说出这样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难道还不知道吗？”

“……”阳泉君吓了一跳，不知说什么好，急于听下文。

“足下全家没有一个不居高位、当大官的。府上骏马多得没处放，后院美女数不过来。”吕不韦把早已准备好的话不慌不忙地说出来，“再看看安国君的儿子，家里的人却没有一个有权有势的。如果有一天安国君咽气离开人世，他儿子有了权，足下不是如同坐在火山口上，说完蛋就完蛋吗？”

“敝人有办法可使足下避灾得福。”像战国时期的游说之士一样，吕不韦也有一套煽动人的技巧，话头一转，“能让府上全家长保富贵，永无危亡之患。”

“请赶快告诉我吧！”阳泉君自然心急如焚地想知道怎样才能躲灾趋福。

于是，吕不韦将在邯郸与异人策划的方案如此这般地端了出来。阳泉君听后大喜，立即找到他和华阳夫人的姐姐，把吕不韦的话又复述了一遍。华阳夫人的姐姐也颇以为然，急急入宫找华阳夫人谈话。

“我听说，凭年轻、漂亮赢得男人宠爱的女人，一旦年老、不那么好看了，男人对她的宠爱也就差劲啦！”姐妹间说话十分坦率，姐姐开门见山，直接点到华阳夫人的要害。

聪明的华阳夫人经姐姐一语道破，立即明白了平日何以常常有莫名的惶恐袭来，在满足之余究竟是什么原因感到怅惘和迷茫。原来靠色相而取得宠幸的女人，其地位是极不保险的。岁月无情，无论多娇艳的女子使用任何“永驻青春”的方法，都不能阻止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变老，昨日黄花少女，明天白发老妪。这一浅显道理往往被人忘记，经姐姐一点，华阳夫人简直不寒而栗。

吕不韦的游说之所以一语中的，打动华阳夫人及其一家人的心，除了“以色事人不能长久，年老色衰就会失势”这个浅显的道理以外，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吕不韦来咸阳之前，前265年（秦昭襄王四十二年）宣太后离开了人世。

宣太后不仅是对秦国政局影响最大的一位王太后，而且是秦、楚间特殊关系的一个关键人物。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在和东方、南方的诸侯国以至四周的戎、狄的关系中，唯有和楚国的关系极为特殊。这种特殊关系不是表现在秦与楚之间时而伐攻、时而会盟友好，或是在友好期间也不断相互攻伐方面。这些和中有战、战中有和的现象在秦与其他诸侯国之间也不例外。特殊的是秦与楚两国在战争和友好的关系中表现出更多的感情色彩，也就是说，秦、楚两国王室成员之间个人恩怨的因素，在两国关系中占有极重要地位。当然，个人情感的因素在处理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中起一定作用，这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各诸侯国间皆无秦、楚间的关系突出。这首先表现在联姻的活动上。为加强联盟关系，国与国之间王室联姻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手段，秦与鲁、赵、魏、韩等国都有嫁娶之事。然而，联姻最多的一个诸侯国则是楚。自春秋开始以来，见诸文献记载的秦国自外娶妻十五次，其中来自少典之子、姚姓女、太戊女、骊山之女（以上均为传说时期）、申侯女、鲁、晋、韩、赵各一次，来自魏国的两次，而娶自楚国的女子则有四位。

秦国王室女子出嫁在外的共十三位。其中嫁给丰王、越王、燕、齐、赵的各一位，嫁给晋的两位，而嫁往楚国的秦女则多达五位。

可以看出，无论是秦王室女子出嫁国外，还是外国女子嫁给秦国王室，与楚的联姻都比与其他诸侯国多出几倍。这种显然超过其他诸侯国间的亲密关系，隐隐约约地透露出秦、楚两国历史上不同寻常的渊源。

秦、楚间有什么特殊关系呢？

如果追根溯源，可以清楚地发现秦、楚两国的祖先有极密切的血缘关系。据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撰的《史记》记载，秦、楚的祖先都是颛顼之后。这虽系传说，但也可看出秦、楚之间较秦人与周人、殷人之间的血缘更近。从《史记》中的记载来看，殷、周人的祖先与秦、楚人的祖先不同，乃是玄嚣、极。这种传说反映了秦、楚人和殷、周人来自两个不同的种族。此外，秦人嬴姓，楚人熊姓。古音嬴、熊相通。这就进一步证明秦、楚同祖的传说是有根据的。

直到公元前11世纪西周王朝建立之初，秦、楚和殷、周渊源的不同，人们仍相当清楚。西周王朝的统治集团，主要是姬、姜两姓氏族组成。周初大封诸侯，多系姬、姜两姓封国。贵族通婚也多限在两姓之内。这样就形成“家天下”的格局，天子为“大宗”，诸侯为“小宗”，周天子既为天下“共主”，又是氏族制中的大家长。这种宗法制维系着的西周王朝，延续了四个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西周王朝结束，历史进入春秋时期，周天子成为有名无实的“共主”，但对各诸侯国来说，他仍是“大宗”，是宗法制的“家长”。因为春秋时期有争霸实力的大国中，主要的仍是姜、姬两姓的诸侯。然而，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中，只有两个大国不属于姬、姜两姓，因而也不归于周天子的宗法系统，这两个大国就是秦国和楚国。

秦国和楚国在周天子宗法系统的诸国——例如齐、鲁、晋、宋、燕及后来的韩、魏等——眼中，始终被视为外族，处于被排斥、被蔑视的地位。在商鞅变法之前的秦，仍被视为“戎狄”，楚国则被讥为“南蛮”“荒蛮”。事实上，秦、楚两国立国也确实很晚，与西周立国时分封的诸侯不同。秦国长期处于原始社会不定居的游牧社会阶段，西周时代尚在西方边陲牧马，社会文明处于很低的阶段。

到西周末年，周王室衰落，秦人趁机发展，才勉强当上了附庸。所谓附庸就是没有资格直接向周天子呈送贡献，而将自己希望送给周天子的贡品附在其他诸侯贡品之中，请有资格呈贡品的诸侯带上。直到公元前770年，周王室被戎、狄赶出关中，西周灭亡。平王东迁，因秦襄公护送平王逃难有功，最后才指定已被戎、狄占领了的关中为秦人领地。秦从此才跻身于诸侯国的行列。可见秦立国很晚，也不像晋、鲁、齐、宋等国与周王室有宗法关系而立国；楚国的经历也与秦相仿：西周以前楚人散居在南方长江流域，被中原民族视为“蛮夷”。到周成王时，楚人的祖先熊绎才被周人封于蛮夷，其地位也不能与中原的诸侯国相提并论。其正式成为诸侯国的时间比秦还晚，公元前740年，熊通才自立为楚武王，之后，许多年内都没有得到承认。三十五年之后楚武王尚自称“我蛮夷也”，请求周王室承认他的尊号。秦、楚两国在中原各大国的统治者眼中，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外族人。而秦、楚这两族之间，则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除前面提到的传说中共同的祖先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自视与中原各诸侯国不同，以外族人自居。而这种心理状态，又促成秦、楚两国相互之间的接近和交流，从而在文化心理素质及价值观方面有更多的一致之处。在秦、楚早期历史上，两国的友好关系维持了绝大部分时间，而很少有战争的记录，就是在春秋时期秦穆公称霸期间，秦与各国间不断进行战争，也只同楚国发生了两次小冲突。其中一次冲突后两国痛定思痛结盟明誓，要世代婚姻、永通婚好。这种相互认同的关系确实保障了秦、楚两国间数百年内很少有大战爆发，而留下较于其他诸侯国更多的联姻记录。

到战国时期，秦、楚之间的战争次数增加，其激烈的程度一点也不比其他各国小。然而尽管战争是一样的，但秦、楚之间的战争显然带有极浓烈的感情色彩。这是别的国家所没有的。

秦、楚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在公元前312年（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楚怀王十七年）秦、楚之间的一场冲突中，由秦国所发的一封公文得以充分证明。

在这场冲突中，秦惠文王派兵伐楚之前，先到宗庙祈祷，并在祈祷词中罗列楚怀王“罪恶”，说明伐楚的正义性。在历数楚王罪该重惩的劣迹中，特别回顾秦、楚之间的亲密关系。在这一段温情脉脉的文字中，秦王指出，昔日我先君秦穆公及楚成王协力同心，两邦若一，用婚姻将两国的友好关系牢固地结合起来，并对天盟誓，保证子子孙孙世代不发生战争。接着又斥责楚怀王违背十八世之盟约，在国内暴虐无道，对秦国则兴兵侵略，发动战争。最后，祷词宣布：秦国即将倾全国兵众伐楚以自救，并祈神威之助，打败楚兵。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诅楚文》。

两国交战发檄文，指责敌国“罪行”，宣布我方出师的“正义”性，这并不奇怪。但《诅楚文》所不同的是在全文中特别强调“我先君”与楚国“同心”，和楚怀王之“背盟”，其文句幽幽怨怨似兄弟吵架，似夫妻反目，而不像两国交兵。这恰恰反映了秦与楚非同一般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两国间的联姻以及联姻中嫁娶双方在各国的政治生活中必然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秦昭王时代的宣太后之所以能长期控制朝政，不仅因她是昭王的母亲，是太后，更重要的是她来自楚国，是楚国贵族芈家的女人。而在当时的各大国中，除秦国之外，楚国是最强的一个诸侯国。战国末期“带甲之士”逾百万者，只有秦、楚两国而已。故而，尽管在范雎夺权代替魏冉专政以后，宣太后也随之显得失势，然而楚国仍是一个足以与秦国抗衡的大国，所以宣太后在秦国的势力并没有彻底消失，芈氏家族在秦国王室内的影响力仍不容小视。而吕不韦要说服的华阳夫人，正是宣太后所代表的芈氏家族中的重要一员。

简而言之，华阳夫人之所以得宠，一方面因她年轻美丽，更重要的是她与宣太后同出于楚国的芈氏。这一深层原因在当时人和后世人的心里是十分清楚的。她有宣太后为靠山，加上风流、艳丽，自然得宠于太子。即使姿色稍差，也有恃无恐。若宣太后一死，华阳夫人必定顿失靠山，从而也失去了与楚国联系的纽带，即使其青春永葆、风韵不减，失势的前景也是昭然若揭的。

吕不韦选择在宣太后去世之后向华阳夫人游说，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周详的安排，还是偶然的巧合？反正历史给了他成功的机遇，使他设计的关键一招顺利实现。

听了对自己现实处境及前景的分析，华阳夫人确实感到了危机。如何保持住受宠的地位，如何避免屡见不鲜的失宠后妃的凄惨、可怕的前景，是她迫切想要知道的。怎么办？只有通过姐姐、弟弟向吕不韦讨教。而吕不韦则适时地将早已策划好的夺权方案和盘托出。